风滚草

旅途素描

我做完彻夜祈祷归来。圣山修道院钟楼上的时钟响起一阵轻柔悦耳的乐声，算是序曲，然后敲了十二下。修道院的大院子坐落在圣山脚下顿涅茨河边，院子四周立着一栋栋作客房用的高屋子，像是围墙。此刻，在夜间，只有昏暗的挂灯、窗里的灯火、天上的繁星照着这个院子，看上去，这个地方就像是一锅沸腾的大杂烩，充满了活动和声音，处于最奇特的混乱中。整个院子，从这头到那头，一眼望过去，密密麻麻，挤满各种大车、带篷马车、带篷大车、双轮马车、大篷车，旁边拥挤着黑马、白马、竖起犄角的公牛。人们来来往往，穿着黑色长袍的见习修士在四处奔走。窗里投出来一条条亮光和阴影，在车子上、人头上、马头上移动。这一切在浓重的昏暗中显出极其离奇而且变化莫测的形状：时而一根立起的车杆照直伸到天空去了，时而马脸上现出火一般的眼睛，时而见习修士身上长出一对黑色的翅膀。……空中响着谈话声、马喷鼻子和嚼东西的声音、孩子的哭叫声、马车的吱吱嘎嘎声。新来的人群和迟到的大车纷纷涌进院门里来。

陡峭的山坡上生长着松树，重重叠叠，向客房的房顶弯下腰来，凝望着院子，如同凝望着深渊似的，带着惊讶的样子倾听着。在漆黑的密林深处，杜鹃和夜莺不停地叫唤。……瞧着这种纷乱，听着这种闹声，人就会觉得，在这种沸腾的大杂烩里，谁也不了解谁，大家都在找什么东西而又找不着，这许许多多大车、带篷马车、人，从今以后未必能逃出这个院子了。

每到圣约翰节和奇迹创造者圣尼古拉节，聚集到圣山来的人总有一万名以上。不但客房住满了人，就连面包房、裁缝铺、木器作坊、马车房……也都挤得满满的。凡是晚间到达此地、等着指定过夜地点的人，都聚在墙边、井旁或者客房的狭窄过道上，好比一群群秋天的苍蝇。那些年轻的和年老的见习修士不断地走动，无法休息，也没有换班的希望。白天也好，深夜也好，他们给人的印象永远像是一些正为一件什么事焦急不安、急着要赶路的人。尽管十分疲劳，他们的脸都一概显得活泼而殷勤，声调亲切，动作敏捷。……他们得为每个坐车或者步行来到此地的人找到住处，领他们去，供他们吃喝。对耳聋的、头脑不清的或者问个没完的人，他们还得冗长而不厌其烦地说明，为什么没有空房间，几点钟做祈祷，什么地方卖圣饼，等等。他们得奔走，送东西，不住嘴地讲话，此外还得客气，周到，极力使马里乌波尔城那些比乌克兰人生活得安逸的希腊人跟别的希腊人住在一块儿，不让巴赫穆特城或者利西昌斯克城那些装束“上流”的小市民跟农民们住在一起，免得惹他们生气。时不时地传来喊叫声：“神甫，劳驾给我点克瓦斯！劳驾给我点干草！”或者：“神甫，行过忏悔礼后，我可以喝水吗？”见习修士就得把克瓦斯或者干草送去，或者回答说：“太太，请您去问接受忏悔的神甫吧。我没有权力准许您。”跟着就来了新的问题：“接受忏悔的神甫在哪儿呢？”于是见习修士又得说明神甫的修道室在什么地方。……尽管这样忙忙碌碌，他们还得抽出工夫到教堂去做礼拜，到贵族客房去伺候，详细地回答有知识的朝圣者喜欢提出的一大堆无聊的和不无聊的问题。人瞧着他们一天到晚奔忙，很难理解这些活跃的黑衣人什么时候有空坐下来休息，什么时候有空睡觉。

我做完彻夜祈祷回来，走到那所指定我下榻的客房，门口正站着一个掌管宿舍的修士。他身旁台阶上，有几个城里人装束的男女挤在那儿。

“先生，”掌管宿舍的人拦住我说，“请您行行好，允许这个年轻人在您房间里过夜吧！劳您的驾！来的人很多，空地方没有了，真是糟糕！”

他指着一个身材不高、穿着薄大衣、戴着草帽的人。我同意了，我的萍水相逢的同室人就跟着我走。我打开房门上的挂锁以后，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每次我都得瞧见挂在门柱上、跟我的脸平齐的一幅画。画的名字是《默想死亡》，上面画着一个跪在地上的修士，眼睛看着一口棺材以及躺在里面的一具骷髅。修士背后站着另一具骷髅，个子大些，手里拿着一把镰刀。

“像这样的骨头是没有的。”我的同室人指着骷髅上应该生骨盆的地方，说，“一般说来，您知道，供给人民的精神食粮都不是头一流货色。”他补充说，鼻子里很长而且很悲凉地哼了一声，这大概是要叫我明白我要跟一个懂得什么是精神食粮的人打交道了。

我正在找火柴，点蜡烛，他又哼一声，说：

“在哈尔科夫城，我到解剖所去过好几次，看见过骨头。我甚至到停尸处去过。我没有妨碍您吧？”

我的房间又小又窄，没有桌子和椅子，整个房间里只有窗前的一个五斗橱、一只火炉和两只木头的小睡榻。小睡榻都靠墙放着，面对面，中间留出一条窄过道。小睡榻上放着褪了色的小薄床垫和我的行李。睡榻本来就有两张，可见这个房间原是规定住两个人的，我就把这一点对我的同室人说明了。

“不过等一会儿就要打钟做弥撒了，”他说，“我不会妨碍您很久。”

他仍旧认为他碍我的事，觉得别扭，就踩着负疚的步子往他那张小睡榻走去，负疚地叹一口气，坐下来。等到油烛那昏暗而没有生气的火苗不再闪摇，燃得相当旺，照亮了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才仔细看清他。他是个二十二岁上下的年轻人，生一张好看的圆脸和一对孩子气的黑眼睛，城里人的打扮，穿一身便宜的灰色衣服，从他的面色和窄肩膀看来，他不是个体力劳动者。他似乎是个很难定出身份的人。既不能把他看作大学生，也不能看作生意人，更不能把他看作工人。人看着他那张好看的脸和那对孩子气的亲切的眼睛就不愿意想到他是个油滑的流浪者，在所有那些供给膳宿的偏僻地方的小修道院里，这种人多得数不清，他们往往冒充由于追求真理而从宗教学校被开除出来的学生，或者冒充喉咙哑了的唱诗班歌手。……他脸上有一种富于特色的、典型的、极其熟悉的东西，至于那究竟是什么，我却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也记不起来了。

他沉默很久，在想心事。他发表关于骨头和停尸处的见解的时候，我没大在意，他就以为我生气了，对他在这屋里住下感到不高兴。他从衣袋里拿出一根香肠，放在眼睛面前转来转去看了一阵，游移不决地说：

“对不起，我要麻烦您一下。……您有小刀吗？”

我给他一把小刀。

“这香肠很糟，”他皱起眉头，给自己切下一小块，说，“此地的小铺里净卖些难吃的东西，可是价钱贵得吓人。……我本来想请您尝一点，可是您未必同意吃这种东西。您愿意吃一点吗？”

从他的口音也可以听出一种特别的味道，跟他脸上的特色很相似，至于那究竟是什么，我仍旧茫然不懂。我想使他相信我，表明我根本没生气，就把他请我吃的一小块香肠接过来。那块香肠果然难于下咽。为了应付它，必须生着那种品种优良、拴着链子的狗的牙齿才行。我们一面活动牙床，一面攀谈起来。我们一开头就互相抱怨教堂的礼拜太长了。

“这儿的规矩跟阿索斯山差不多，”我说，“不过在阿索斯山，彻夜祈祷通常是十个钟头，到了大节日就十四个钟头。您该到那儿去祈祷！”

“对了！”我的同室人说，摇着头，“我在这儿住了三个星期。您知道，每天都做礼拜，每天都做礼拜。……平常日子，十二点打钟做晨祷，五点钟做早祷告，九点钟做晚祷告。根本没法睡觉。白天唱赞美歌，有特别礼拜，有晚祷。……等到我做斋戒祈祷，我简直累得要倒下去。”他叹口气，接着说，“然而不到教堂去又不合适。……修士给你房间，供你吃喝，那么您知道，人就不好意思不去了。站个一两天也许还不要紧，可是站三个星期却太苦了！苦得很！您在这儿要待很久吗？”

“我明天傍晚走。”

“我却还要住两个星期。”

“不过照规矩，在此地似乎不能住这么久吧？”我说。

“是的，这话不错，凡是住得过久、老是向修士讨吃的人，是要被撵走的。您想想看，要是容许那些没家没业的人在这儿爱住多久就住多久，那么这儿就不会有一个空房间，整个修道院都要给吃光了。这话是不错的。不过修士为我破一次例，我想他们一时还不会把我赶走。您要知道，我是个新入教的。……”

“您这话怎么讲？”

“我是犹太人，改信教的。……不久以前我才改信东正教。”

这时候我才明白先前他脸上那种我怎么也不能理解的东西：那厚厚的嘴唇，说话时候扬起右边嘴角和右边眉毛的样子，眼睛里那种独特的只有犹太人才有的油亮。我也明白他那种特别的口音是怎么回事了。……从后来的谈话中，我还知道他叫亚历山大·伊凡内奇，从前叫伊萨克。他是莫吉廖夫省的人，从新切尔卡斯克到圣山来。他是在新切尔卡斯克改信东正教的。

亚历山大·伊凡内奇吃完香肠，站起来，扬起右边眉毛，对着神像做祷告。后来他在小睡榻上坐下，对我简略地叙述他很长的经历，这时候，他的眉毛一直那么扬着。

“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爱念书。”他开始说，那口气听上去不像是讲他自己，倒像是讲一个去世的大人物似的，“我的父母是贫寒的犹太人，做点小生意，您知道，生活得跟乞丐一样，肮里肮脏。一般说来，那儿的人都是又穷又迷信，不喜欢念书，因为教育，很自然，叫人远离宗教。……他们却是狂热的教徒。……我的父母怎么也不肯叫我受教育，希望我也做生意，除了《塔木德》以外什么也别念。……不过，您会同意，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一生一世为一小块面包挣扎，在垃圾堆里打滚儿，反复念那本《塔木德》的。有时候，一些军官和地主到我父亲的小酒店来，讲起许多那时候我连做梦都没想到过的事情。嗯，当然，那些事是引诱人的，弄得人满心羡慕。我就哭着要求把我送进学校去，可是他们只教我学犹太人的文字，别的什么也不教。有一次我找到一张俄语报纸，把它带回家，想用来做风筝，结果我为这件事挨一顿痛打，其实我并不懂俄语。当然，这种狂热是在所难免的，因为每个民族都本能地爱护自己的民族特性，可是那时候我不懂这个道理，因而颇为愤慨。……”

从前的伊萨克说完这句文绉绉的话以后，高兴得把右边的眉毛扬得更高，斜起眼睛瞧着我，如同公鸡瞧着谷粒似的，他那样子仿佛想说：“现在您总该相信我是个有学问的人吧？”另外他又讲到宗教狂热，讲到他那不可抑制的求知欲，后来接着说：

“这可怎么办呢？我就横下心，跑到斯摩棱斯克去了。在那儿，我有个堂兄，干镀锡的活儿，做白铁盒。当然，我就在他那儿当学徒了，因为我没法糊口，光着脚，衣服破破烂烂。……我心里这样盘算：白天干活，晚上和星期六看书。我就这样做了，可是警察发现我没有身份证，就把我押解回乡，送到我父亲那儿去了。……”

亚历山大·伊凡内奇耸起一个肩膀，叹了口气。

“这可怎么办！”他接着说，往事越是清楚地在他心头再现，他说话的犹太口音也就越重，“我父母把我惩治一下，就把我交给我爷爷去管教了。他是个犹太老人，狂热的教徒。可是我夜里逃到什克洛夫城去了。在什克洛夫城，我的叔父把我抓住；我就又逃到莫吉廖夫城，在那儿住了两天，又跟一个同伴到斯塔罗杜布城去了。”

后来这个讲话人在回忆中一一提到戈梅利城、基辅城、白教堂、乌曼城、巴尔塔城、宾杰雷城，最后他到了奥德萨。

“在奥德萨，我游荡了一个星期，找不到工作，挨着饿，后来有些在城里走来走去收买旧衣服的犹太人把我收留下来。那时候我已经会读书写字，懂得算术，会算分数，想进一个什么学校去读书，然而又没有钱。怎么办呢！我在奥德萨城里走动了半年，收买旧衣服，可是那些犹太人，那些骗子，不给我工钱，我一气之下，就走了。后来我坐轮船到彼列科普去了。”

“为什么到那儿去呢？”

“就这样去了。有个希腊人答应在那儿给我找个工作。一句话，十六岁以前我就一直这样漂泊，没有固定的工作，也扎不下根，后来到了波尔塔瓦城。那儿有个犹太大学生听说我想读书，就给我写了封信，让我交给哈尔科夫城的一个大学生。当然，我就到哈尔科夫城去了。那儿的大学生们商量一阵，开始帮助我准备考试，好让我进技术学校。您知道，我得对您说，我碰到的那些大学生真是好，我直到死也忘不了他们。且不说他们供我吃，供我住，他们还领我走上正路，教我思考，给我指出生活目标。他们当中有些聪明出色的人，现在已经出名了。比方说，您听到过格鲁玛赫尔吧？”

“没听到过。”

“您没听到过。……他在哈尔科夫城的报纸上发表过一些很有见解的文章，正准备做教授呢。嗯，当时我读了许多书，参加大学生小组，在那种小组上庸俗的话是听不到的。我准备了半年，可是投考技术学校却要学会中学里的全部数学课程，格鲁玛赫尔就劝我改考兽医学校，因为中学六年级的学生就可以投考那个学校。当然，我就开始准备。我并不想做兽医，可是他们对我说，念完兽医学校，就可以不经考试升到大学医学系三年级。我读完屈纳的全部著作，读了科尔内留斯·内波斯的书，而且一读就会，在希腊语方面几乎读完了库尔提乌斯的全部著作。可是您知道，一来二去……大学生们陆续走散，我的地位不牢靠了。同时我又听说我母亲来了，在全哈尔科夫城找我。于是我索性走了。怎么办呢？不过幸好我听说，这儿顿涅茨铁道旁边有个采矿学校。那么何不投考这个学校呢？您要知道，采矿学校的学生有权做监工，这倒是极好的职位，我知道有些矿井的监工一年挣一千五呢。好得很。……我就考进去了。”

亚历山大·伊凡内奇脸上带着敬畏肃穆的神情列举采矿学校教授的二十几门深奥难懂的学科，叙述学校里的情形、矿井的构造、工人的情况。……然后他讲起一件可怕的事，像是捏造的，可是我又不能不信，因为讲故事的人口气十分诚恳，他那张犹太人的脸上，恐惧的神情十分真切。

“我在实习操作时期，有一天出了事，”他扬起两道眉毛说，“当时我在顿涅茨区的一个矿井上。您一定见过人怎样下矿井。您记得，人扬鞭抽马，大门就活动起来，于是一个吊斗顺着滑轮降到矿井去，另一个吊斗升上来，等到第一个升上来，第二个就降下去，完全跟水井的两只吊桶一样。好，有一回我坐上吊斗，正往下降，可是您猜怎么着，我忽然听见：当啷！原来链子断了，我就随着吊斗和断了的一截链子飞到魔鬼那儿去了。……我从三俄丈高的地方摔下去，胸口和肚子朝下。吊斗比人重，比我先落地，我这个肩膀正好撞在它的边上。您知道，我躺在那儿吓坏了，心想必是已经摔死，可我忽然看见新的灾难又来了：原来另一个升上去的吊桶失去均衡的重量，哐啷一声直朝着我掉下来。……这可怎么办？我一看见这样的事，就贴住墙，缩成一团，等着吊桶马上带着全部力量砰的一声砸在我脑袋上，我想起父母，想起莫吉廖夫省，想起格鲁玛赫尔……我祷告上帝，不过幸好……连想起来都可怕呀。”

亚历山大·伊凡内奇勉强笑了笑，用手心擦一擦脑门。

“不过幸好它掉在我身旁，只轻轻碰着这半边身子。……我这半边的衣服、衬衫、皮肤都破了……那力量吓人呀。后来我就人事不省了。他们把我抬上来，送进医院。我住了四个月医院，大夫说我会得肺痨病。我现在老是咳嗽，胸口痛，神经也很不正常。……每逢我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我总十分害怕。当然，我的身体既是这样，我就没法做监工了。我只好离开采矿学校。……”

“那么现在您做什么工作呢？”我问。

“我已经参加过乡村教师的考试，及格了。现在我又入了东正教，就有权利做教师了。在我受洗的新切尔卡斯克城，人家很关心我，答应在教区学校里给我找一个位子。过两个星期我就到那儿去，再托托他们。”

亚历山大·伊凡内奇脱掉大衣，只穿着一件带俄罗斯式绣花衣领的衬衫，系着一条毛线织的腰带。

“现在该睡觉了，”他说，把大衣放在床头，打个哈欠，“您知道，直到最近我才信上帝。我原是无神论者。我躺在医院里的时候，想起宗教，开始思索这个问题。依我看来，有思想的人只能有一种宗教，那就是基督教。要是不相信基督，此外就没有什么可相信的了。……不是吗？犹太教过时了，它所以还存在，也只是由于犹太族的特殊性而已。等到文明传播到犹太人当中去，犹太教就会一点痕迹也不剩了。您一定已经留意到，所有年轻的犹太人都是无神论者。《新约》是《旧约》的天然的续篇。不是吗？”

我想弄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走出这么严肃大胆的一步，竟然改变宗教信仰。他却光是反复向我说明“《新约》是《旧约》的天然续篇”，这句话分明出自别人之口，是他学来的，根本不能说明问题。不管我怎样努力，怎样试探，还是一点也不知道原因所在。要是相信他的话，他确实像他所说的那样是出于信仰才接受东正教的，那么这种信仰究竟是什么内容，它的基础是什么，从他的话里却听不明白。如果推断他是出于贪利才改变宗教信仰的，那也不行：他身上穿着廉价的旧衣服，他靠修道院的面包糊口，他的前途很不稳定，这都不大像是贪利的表现。那就只能这样想：促使我的同室人改变宗教信仰的，就是他按通常的说法称之为求知欲的那种不安定的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才把他像一块小木片那样从这个城丢到那个城，使他漂泊不定。

我躺下睡觉以前，先走出门外，到过道上去喝水。等到我回来，我的同室人却站在房中央，惊恐地瞧着我。他脸色灰白，脑门上闪出汗光。

“我的神经又出了大毛病，”他嘟哝说，现出病态的微笑，“很厉害！神经错乱大发作了。不过，这也没什么。”

他又讲起《新约》是《旧约》的天然续篇，犹太教已经过时。他仔细挑选一句句话，仿佛极力要聚起他信仰的全部力量，用来压倒他灵魂的不安，对自己表明：他丢掉祖先的宗教并不是做了什么特别可怕的事情，而是按一个有思想的、破除成见的人行事的，因此他尽可以大胆地独自留在房间里，面对自己的良心。他正在说服自己，而且用眼睛向我求援。……

这当儿，油烛上结了一个又大又难看的烛花。天已经亮了。昏暗的小窗口变成蓝色，从那儿望出去可以清楚地瞧见顿涅茨河两岸和河对面的橡树林。现在该睡觉了。

“明天这儿会很有趣味，”等我灭了油烛，躺下去后，我的同室人说，“做完早弥撒以后，游行行列就要坐船，从修道院到隐修区去了。”

他扬起右边的眉毛，偏着头，面对神像做完祷告，没脱衣服就在他那小睡榻上躺下。

“哦，对啦。”他翻个身说。

“什么‘对啦’？”我问。

“我在新切尔卡斯克入东正教的时候，我母亲正在罗斯托夫城找我。她觉得我要改变信仰了。”他叹口气，接着说，“我已经有六年没到莫吉廖夫省去。我妹妹大概已经嫁人了。”

他沉默一会儿，看出我还没睡着，就开始小声说：谢天谢地，人家不久就会给他找个差事，他终于要有自己的家，有稳定的地位，有牢靠的每日口粮了。……我呢，带着睡意暗想，这个人永远也不会有自己的家，有稳定的地位、牢靠的口粮。他讲述着自己的幻想，把教师的职位说成了天国乐土。他跟大多数人一样，对流浪生活抱着偏见，认为那是一种奇特、反常、意外的事，就跟疾病一样，他总想过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认为这样才能得救。从他的口气里，可以听出他感到自己反常，感到惋惜。他仿佛在为自己辩白和表示歉意似的。

离我不到一俄尺远，躺着一个流浪者。在我们隔壁的那些房间里，在院子里，在大车旁边，在朝圣者中间，总有好几百这样的流浪者在等待早晨，而且，在更远的地方，要是人能够想象全俄国的话，这时候会有多少这样的风滚草，为了寻找比较好的生活，顺着大路和乡间土道走着，或者在客栈里，小酒店里，旅馆里，露天底下的草地上打瞌睡，等待黎明啊。……我一面昏昏睡去，一面暗想，要是人能够找出种种道理和话语来向他们证明，他们的生活像其他各种生活一样，并不需要什么辩解，那么这些人会多么惊讶，甚至也许会高兴呢。

我在睡梦中听见门外响起悲凉的钟声，仿佛在流着伤心的眼泪一样。见习修士喊了好几回：

“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吧！请大家去做祷告！”

等我醒来，我的同室人已经不在房间里了。阳光普照，窗外人声喧哗。我走出去，知道祷告已经做完，游行行列早已往隐修区走去。人们成群地在岸边徘徊，感到闲着没有事做，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时候他们还不能吃东西，喝水，因为在隐修区，晚祷告还没有结束。修道院的小铺，朝圣者素来喜欢拥进去打听各种东西的价钱，这时候还关着门。有许多人虽然已经疲劳，可是烦闷无聊，就信步往隐修区走去。我也走上一条小路，它从修道院通到隐修区，弯弯曲曲，像一条蛇似的，爬上又高又陡的岸坡，在橡树和松树中间绕来绕去，时而上坡，时而下坡。下面顿涅茨河闪闪发光，太阳倒映在水里，上面是白垩的陡峭岸坡，坡上的橡树和松树葱葱茏茏，一片碧绿。那些树一棵跟着一棵，倒挂在坡上，不知怎的，几乎就长在峭壁上，却能不掉下来。朝圣者顺着这条小路，一个跟着一个走去。人数最多的是从邻县来的乌克兰人，不过也有许多人是从远方，从库尔斯克省和奥廖尔省步行来的。在这杂色的行列里，也有马里乌波尔的希腊籍农庄主，都是些强壮、稳重、亲切的人，跟他们那些住满我们南方沿海各城的退化而瘦弱的同胞迥然不同。这里面也有裤子上着红色镶条的顿涅茨人、塔夫里达人以及从塔夫里达省来的移民。这儿有许多朝圣者是身份不明的人，跟亚历山大·伊凡内奇一样，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从哪儿来，单从他们的面容，从他们的服装，从他们的话语是认不出来的。

这条小路的终点是个小小的木码头。从这儿往左走，有一条狭窄的石子路，穿过一道山，通到隐修区。木码头旁边停着两条笨重的大木船，样子阴沉，好比儒勒·凡尔纳书中写的新西兰独木舟。一条木船上有长排座位，上面铺着毡毯，是供教士和歌手坐的，另一条船上没有毡毯，是给一般人坐的。临到游行行列坐船返回修道院，我发现我自己夹在勉强挤上第二条船的幸运儿中间。这条船上的人很多，船几乎行驶不动了，一路上有好些人只能一动不动地站着，而且要保护好帽子，免得被人挤扁。路上风光绮丽。一边的岸坡又高又陡，岩石发白，坡上长着倒挂下来的橡树和松树，人们沿着小路匆匆赶回去。另一边岸上，坡度不陡，有绿油油的草场和橡树林。两岸都浸沉在阳光里，显出幸福乐观的气象，好像多亏了它们，这个五月的清晨才这么美丽似的。太阳的映影在顿涅茨河的急流中颤抖，往四面八方扩散开去。太阳那长长的光线在教士的法衣上，在神幡上，在船桨拍起的水花上，跳动不定。复活节赞美歌的歌声啦，叮当的钟声啦，船桨的击水声啦，鸟雀的鸣叫声啦，种种声音在空中汇合成一片和谐温柔的乐声。载教士和神幡的木船走在前面。船尾上站着一个身穿黑衣服的见习修士，安稳不动，好比一尊塑像。

等到游行行列走近修道院，我才发现亚历山大·伊凡内奇也在那些人中间。他站在大家前面，高兴得咧开嘴巴，扬起右边的眉毛，瞧着这个行列。他脸上喜气洋洋，大概在这种时候，四周有那么多人，天色那么明朗，他就满意他自己，满意他的新信仰，满意他的良心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坐在房间里喝茶，他仍旧高兴得脸上放光。他的面容说明，他既满意茶，也满意我，十分尊重我的教养，而且如果谈起知识方面的什么问题，他自己也能应付，不致丢脸。……

“您说说看，我该看些什么心理学著作？”他文绉绉地谈起来，皱起鼻子。

“可是您为什么要读这种书？”

“缺乏心理学知识是不能做教师的。我在教小学生以前，先得了解他们的心灵。”

我对他说，要了解儿童的心灵，光读心理学的书是不够的，再者，对一个还没有熟悉语文和算术教学法的教师来说，心理学无异于奢侈品，就跟高等数学一样多余。他欣然同意我的话，然后他讲起教员的职务多么艰苦繁重，要想根除小孩子学坏和迷信的倾向，促使他们独立而正直地思考，把真正的宗教、个性和自由之类的观念灌输到他们的头脑里去，是多么困难。对这些话，我回答了几句。他又同意了。总之他很乐意赞同我的话。显然，那许多“文绉绉的问题”还没在他头脑里稳固地扎下根。

我临行前，我们一块儿在修道院附近闲步，消磨炎热漫长的白昼。他一步也不离开我。这究竟是因为他依恋我呢，还是因为他害怕孤独，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了！山坡上点缀着许多小花园，我记得我们走进其中的一个，在黄色金合欢的花丛下并排坐着。

“我过两个星期就要离开此地。”他说，“也该走了！”

“您步行吗？”

“从这儿起到斯拉维扬斯克城，是步行，然后坐火车到尼基托夫卡城。顿涅茨铁路有一条支线是从尼基托夫卡城开始的。我就沿着这条支线步行到哈采彼托夫卡城，然后有个熟识的列车长会带我坐上火车往前走。”

我想起尼基托夫卡城和哈采彼托夫卡城之间光秃和荒凉的草原，我想象亚历山大·伊凡内奇怎样走过那一带草原，心里怀着疑虑、对故乡的思念、对孤独的恐惧。……他在我脸上看出我烦闷无聊，就叹一口气。

“我妹妹大概已经嫁人了。”他说出他的想法，不过立刻又摆脱这些忧郁的思想，指指山岩的顶，说：

“在这个山顶上可以看见伊久姆城。”

我跟他一起步行上坡，不料他遭到一个小小的灾难：他大概绊了一跤，撕破了他那花条布的裤子，碰掉了一只鞋后跟。

“啧……”他说着，皱起眉头，脱掉皮鞋，露出没穿袜子的光脚，“真糟。……您知道，这可是个麻烦……真是的！”

他把皮鞋举到眼前，转来转去，好像不相信鞋后跟完全毁了似的。他皱了很久的眉头，不住地叹气，吧嗒嘴唇。我的皮箱里有一双旧的中筒皮鞋，然而样式时髦，尖头，有带子。我带着这双鞋原是以防万一的，只在下雨天才穿。我回到房间里，想出一句很婉转的话，把那双鞋送给他。他接过去，庄重地说：

“我本来应该对您道谢，不过我知道您认为道谢是一种俗套。”

他瞧着半高腰男皮鞋的尖头和带子，喜欢得像小孩子一样。他甚至变更了原来的计划。

“现在我不预备过两个星期到新切尔卡斯克去，只过一个星期就可以动身了，”他把他的想法说出来，“穿着这样一双皮鞋，我就不会不好意思去见我的教父。老实说，我没有离开此地，就是因为我没有体面的衣着。……”

等到马车夫把我的皮箱拿出去，就有一个端正的、脸上带着讥诮神情的见习修士走进来，想要打扫房间。亚历山大·伊凡内奇不知怎的着起慌来，脸色发窘，胆怯地问他说：

“我该仍旧住在此地呢，还是搬到别的地方去？”

他没法下决心让自己占据整整一个房间，显然不好意思再靠修道院的粮食生活下去了。他很不愿意跟我分手。为了尽量推迟孤独的到来，他要求我允许他送我一程。

从修道院出来，有一条往上走的路一直通到白垩质的山坡上，那是费了很大的劲才修成的。这条路在倒挂下来的严峻的松树底下，像螺旋似的在树根中间蜿蜒而上。……先是顿涅茨河在眼前不见了，随后修道院的那个院子以及成千上万的人，再后那些绿色房顶，也都不见了。……我往上走去，于是样样东西都像是落进了深渊，消失了。大教堂上的十字架被落日的光辉照得火红，在深渊里闪闪发光，随后也不见了。剩下来的只有松树、橡树、白路。不过后来我的马车走到平坦的原野上，那些树木和道路也都留在下面和后面了。亚历山大·伊凡内奇跳下马车，忧郁地微笑着，用他那对孩子气的眼睛最后看了我一眼，走下坡去，就此离开我，再也见不到面了。……

圣山的种种印象已经渐渐变成回忆，这时候我看见的都是新的东西。平坦的原野、淡紫色的远方、路旁的小树林、树林后面一个安着风车的磨坊，然而风车停着不动，好像因为这天是假日，人们不准它摇动翼片，它不免感到烦闷无聊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