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唐梵参会”：“《大衍》写《九执》”一案中的“学术现场”

1.2.1 《神龙历》

为了全面解读“《大衍》写《九执》”一案，还需要设法还原当时天文历算的“学术现场”。前文提到一行的历法知识是“唐梵参会”的，在此我们再来分析南宫说的历法知识构成。南宫说的早期天文历法工作无疑以《神龙历》为其代表作。《新唐书》志第十六历二载：“中宗反正（705），太史丞南宫说以《麟德历》上元，五星有入气加减，非合璧连珠之正，以神龙元年（705）岁次乙巳，故治《乙巳元历》。……其术有黄道而无赤道，推五星先步定合，加伏日以求定见。他与淳风术同，所异者，惟平合加减差。既成，而睿宗即位（710），罢之。”《新唐书》此处说《神龙历》与《麟德历》大同小异，但这小异之处却是十分令人瞩目的。中国传统历法系统是以赤道为主要特征的，而《神龙历》“其术有黄道而无赤道”，这充分说明了《神龙历》有异于传统历法的重要改变。这个改变的动因很可能来自域外天文学的影响，因为希腊、巴比伦和印度天文学正是以黄道为主要特征的。

又《旧唐书》志第十三历二“略载其法大端”时给出《神龙历》的第一项历法常数是“母法一百”，这就是说，《神龙历》中其他历法常数如回归年、朔望月等的分数部分都以100为公分母。这种做法是十分反常的，此前中国传统历法的常数都以一个复杂的数字作为分母，而且往往有神秘主义的解释。这种以100这样简易的数字为公分母的做法正是被后来官方历算家蔑称为民间小历的做法。而所谓的民间小历，大多是传自印度的历法。比如唐建中年间（780—783）术士曹士蒍的《符天历》，便是这样一部源于印度的民间小历，该历以雨水为岁首、万分为分母和以显庆五年为上元等做法，与中国古代传统历法迥然不同。

《神龙历》中还有一个很隐蔽的异于传统历法的特征。对于月亮，早在汉代人们就发现了它的视运动是不均匀的，并认识到这种不均匀性“乃由月所行道有远近出入所生，率一月移故所疾处三度”，于是有了近点月的概念，即月亮两次经过轨道速度最快之处的时间间隔。中国古代历法的传统做法就是以月亮轨道速度最快之处即近地点作为近点月的起算点。然而在《神龙历》中，却是以远地点作为近点月的起算点。《神龙历》之前除了后秦姜岌的《三纪甲子元历》外，近点月全都以近地点为起算点。而以天体轨道的远点作为计量该天体视运动的起算点的做法，正是希腊天文学本轮、均轮体系中的标准做法。希腊天文学于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开始传入印度、印度本土天文学也从东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在唐代达到高峰，其中夹带着希腊天文学内容。因此《神龙历》中近点月以远地点为起算点的做法很有可能受到了外来天文学的影响。

以上《神龙历》中三点不合传统的做法，即有黄道而无赤道、以百分为分母和以远地点为近点月起算点，充分说明了南宫说的历法知识体系中包含有超出传统历法知识的成分。对于这些历法知识成分的来历，尽管史籍几乎没有什么记载，但仔细分析相关史料，也不是不可考查的。

《旧唐书》志第十二历一载：“天后时，瞿昙罗造《光宅历》；中宗时，南宫说造《景龙历》，皆旧法之所弃者，复取用之。徒云革易，宁造深微，寻亦不行。”从这条记载可知，一、《光宅历》在《景龙历》之前就试图取代《麟德历》；二、《景龙历》和《光宅历》都有标新立异之处，但都没有得到后代史官好评，并被指责为“皆旧法之所弃者”。

瞿昙罗作《光宅历》事又见于《新唐书》志第十六历二：“神功二年，司历以腊为闰，而前岁之晦，月见东方，太后诏以正月为闰十月。是岁，甲子南至，改元圣历。命瞿昙罗作《光宅历》，将用之。三年，罢作《光宅历》，复行夏时。”由此可知《光宅历》始作于武则天圣历元年（698），罢作于圣历三年即久视元年（700），比始作《神龙历》只早5年时间。《神龙历》在景龙（707—709）中便告完成，只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要制定一部全新的历法，这点时间是不够的，所以《神龙历》很可能在《光宅历》基础上修改而成。事实上，《新唐书》志第四十九艺文三历算类著录有“南宫说《光宅历草》十卷”。所谓“历草”就是根据历法术文进行推算的过程，可见南宫说对《光宅历》是十分熟悉的。而《光宅历》出自一位仕唐的印度天文家族成员瞿昙罗之手，可以推测其中必定带有一定的印度历法成分，薮内清便推测《光宅历》“是根据印度天文学计算天象的一种天文表”。因此，南宫说接触印度天文历法的途径是很畅通的。

《全唐文》卷二百四十七收录有李峤（645—714）所作之《神龙历序》，虽然大多是谀辞套话，但因未见前贤提及过该篇，其中所列参与修历之人物也很耐人寻味，故不避其繁，引述如下：

昔者龙负河图，八卦列明时之象；龟呈洛字，九畴开叶纪之文：青岩启而六甲飞，黄壤堙而五行缺。故知乾□远，坤符灵，秘法效用，常邀乎圣期；研几测深，必贯於神道：皇轩於是乎合而不死，帝□於是乎推而致福。自重黎并命，叔仲分官，理八节而调四时，部三元而齐七政。权衡度律，在虞夏而兼修；正朔阴阳，及殷周而备举。既而王风版荡，战国纵横，瞽史忘三家之言，畴人失二官之业：履端阙而归馀坏，摄提差而孟陬珍。废时乱日，非直羲和湎淫；亡甲丧子，岂唯商辛暴虐？汉兴草创，肇谋纪纲，而方士异词，天官横议。张仓从甲乙之术，未叶变通；邓平用丁丑之元，旋闻疏阔。当涂圯隔，典午陵迟，戎狄升僭伪之坛，□县乏神□之主。三辰九野，压析景而分躔；二象七衡，孰当期而合度？建元高而不竞，沿木火而无讥，兴百代之阙文，复千龄之大统：匪我昌运，畴能离此？

国家草昧区夏，权舆品物，万方同会，狱讼之往南河；五纬运谋，神灵之入东井。然元□受命，紫□登枢，回玉斗而察□玑，把珠囊而膺历数。勤於水土，大禹之平涤山川；礼乎方圆，高辛之迎送日月。应天神龙皇帝大横綦极，元良继体，乃神乃圣，三王接袂而扶毂；允武允文，五伯连衡而拥□。於是乎东明捧日，西掖占风，南震雄王之廛，北清骄子之落。粟同水火，人类胥庭，犴圄徒施，□戈不用，上庠讲道而宣化，比屋□井田而凿井。功成理定之业，协律登歌；畴德瑞圣之符，陈郊谒庙。万官咸事，百度已康，犹且存省阙遗，徵求典故。以为钦若历象，哲后之恭天事神；敬授人时，明君之劝农辟土。自麟德创纪，四十余年，虽总裁宪未移，而浑仪渐变，蔡伯喈所谓术无恒是，洛下闳所谓历后当差。昔太禄肇规，便易高皇之制；元和新造，旋移孝武之法：因时通变，厥有前闻，爰命典司，更从刊正。

金紫光禄大夫行秘书监驸马都尉上柱国杨慎交，锺鼎贵游，山河宝气，赤泉疏社，轩裳接於五公；朱轮赠言，翰墨连於七子：资玉环之旧德，拥金埒之新庆。箫吹凤管，朝□乌鹊之楼；渐阅龙章，暮下麒麟之阁：临西山典籍之府总东壁文章之事。九源百氏之说，尽入胸襟；六家三统之书，咸归掌握：永言董率，实伫详明。左散骑常侍兼修国史上柱国陈留县开国公柳冲。望重簪缨，才高瑚琏，家风推其直道，帝范藉其谟明，吐白凤而草元言，垂紫貂而步黄阁，参司国典，时望允谐；副掌天书，朝极□在。镇国大将军右骁卫将军知太史局事迦行志、中散大夫守礼部侍郎上骑都尉严善思、正议大夫行太史令上护军傅志忠等，或礼ト兵钤，以贤才而入用；或天门地理，缘道术而见知：皆学富偃韦，艺超甘石，穷神尽智之妙，暗落铜丸；测远穷高之方，悬裁玉表。朝请大夫行太史局令瞿昙悉达、朝请郎行司历徐保文、承议郎行司历南宫说等，或善分天部，或工言算法，稽长短之效，无烦於验识披图；察休咎之徵，非假於登台上库。凡此众哲，各承朝委：悉达等则专司课务，据□其真；志忠等则监共讨论，用裨其阙：虽异体而各术，并同心而合契。

於是精研六位，通考十端，立东西之定仪，采南北之遗事，数於天九地十，起元於子二丑三。追日暮之行，按星分之度，以推四时之发生，以步三元之盈缩。然后分至启闭，无愆於玉衡；弦望躔离，必应於铜史。才窥幽室，已见飞灰；杂候清台，仍看合璧。追论古法，师验前章：八十一寸为日分，徒言精密；六百八年为岁纪，终非允当。历祀之所纰缪，异端之所穿凿，莫不裁之绳准，格以铨衡，究天道之精微，开日官之轨宪。容成再出，不能参黍累之功；寿王重生，无以议分毫之失。岂比夫时乖两闰，始载邹人之语；亥有二首，方闻绛老之年？序临安宁，岁次强圉，皇帝抚天下之三载也，珍图改御，宝历初调，授以丹凤之官，颁以元鸟之署。候耕耘之节，非藉杏花；□昏夕之期，讵须□叶？参幽明而制术，迈古今而垂范。玉仪既正，金镜逾明，知圣祉之无疆，识怀生之永泰。元符允合，可以观天地之心；能事毕甄，可以为帝王之式。盛矣美矣，无得而称，纪次勒成，名曰《大唐神龙历》云尔。

在第三段交代的这份修历班子名单中的迦行志应是迦叶志忠。从《神龙历序》中可知，迦叶和瞿昙两大仕唐天文家族的要人都位列于修《神龙历》的人物名单中，而且显然还在某种程度上实际参与了历法的制定，所以《神龙历》中包含有域外天文学知识，是十分自然的，而南宫说作为这部历法的实际编撰者，对这些域外天文学知识显然也是能够掌握并接受的。根据序文中提到的“皇帝抚天下之三载也”，李峤该文作于神龙三年（707），其时《神龙历》应当初步完稿。

南宫说天文历法知识中含有印度成分的另一个证据见于前文所引《唐会要》卷四十二“浑仪图”条，其中有南宫说于开元八年（720）修成《九曜占书》的记载，而所谓“九曜”就是日月五星加上罗睺、计都两个隐曜，是来自印度的天文和星占概念，所以这部占书毫无疑问具有印度渊源。与此形成有趣对比的是瞿昙悉达在大致同期奉命编撰了《开元占经》一百二十卷，除了第一〇四卷载录印度历法《九执历》之外，其余内容是对中国传统星占学文献的一次大汇编。由此可见，当时融中外天文学知识于一身对于在官方天文机构任职的中外籍天文学家来说，是相当普遍的，恐怕也是必需的。李峤《神龙历序》中“虽异体而各术，并同心而合契”一语很明白地说明了当时中外不同历术一同服务于官方天文学机构的局面。

由此可见，当时的印度天文历法在官方天文学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像南宫说这样的官方天文学家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一些印度天文历算之学。

1.2.2 《九执历》

唐朝从武则天命瞿昙罗修《光宅历》开始，一直在酝酿改历，终因帝位频繁更替而未果。而《麟德历》推算日食接二连三地出差错，所以改历势在必行。开元六年（718）玄宗命瞿昙悉达翻译《九执历》可以看成是朝廷希望利用印度的天文历算之学来提高当时唐朝官方天文历算机构的历法推算水平、并为编制新历做准备的重要举措。唐玄宗这些举措想必还引起了周边邻国的注意。开元七年（719）六月吐火罗国支汗那王帝賖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阇”，称“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并要求玄宗准许“依本教供养”。这是摩尼教利用进献精通天文的高级神职人员来走传教的“通天捷径”，这与唐玄宗拨乱反正之后施行文化振兴策略，启动历法改革必有一定联系。次年即开元八年（720）二月，“罽宾国遣使来朝，进天文经一夹，秘要方并蕃药等物”，这也是试图通过进献天文学知识为唐代的历法改革贡献力量以求通好。

《九执历》全文保存在由瞿昙悉达编集的《开元占经》中，《新唐书·历志四》载有一段对《九执历》的简单介绍和几句非常负面的评价：

《九执历》者，出于西域。开元六年（718），诏太史监瞿昙悉达译之。断取近距，以开元二年二月朔为历首。……周天三百六十度，无余分。日去没分九百分度之十三。二月为时，六时为岁。三十度为相，十二相而周天。望前曰白博义；望后曰黑博义。其算皆以字书，不用筹策。其术繁碎，或幸而中，不可以为法。名数诡异，初莫之辨也。陈玄景等持以惑当时，谓一行写其术未尽，妄矣。

从《新唐书》这一段对《九执历》的简单描述和评价，至少可以看出这样三点：一、《九执历》确实有很明显的不同于中国传统历法的“印度特征”，譬如它使用近距历元，周天分为360°，一年有六个季节，月分白月和黑月，使用印度数字进行书写计算等等；二、到了修《新唐书》的北宋时代，当时学者对《九执历》的评价相当负面；三、从“初莫之辨也”一语可知，在唐朝《九执历》还是很受历算学家们的重视，所以陈玄景等能够“持以惑当时”。事实上，《九执历》在当时可以看做是为修新历而准备的“指定参考书”。

对于以上第二点说明，如今在使用《新唐书》中的记载时需要消除《新唐书》修纂者在陈述这一事件时所附加的主观评论。北宋学者如欧阳修、刘羲叟等对域外天文学知识采取了相当排斥的态度，这可以从他们所修的史书中随处体会到。譬如在《新五代史·王朴传》中有这样的记载：“显德五年（955）诏朴校定大历，乃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经之学，……为《钦天历》。”《符天历》是流行于民间的印度历法，被欧阳修等视作“流俗不经之学”，而《九执历》则被称为“名数诡异”、“不可以为法”。

欧阳修等在修史时显然时刻警惕着这等夷夏大防，譬如对于张说和陈玄景修订一行草稿后奏上的定稿，《新唐书·历志三上》的记载只见“《历术》七篇、《略例》一篇、《历议》十篇”，而《唐会要》卷四十二则载有“经章十卷、长历五卷、历议十卷、立成法天竺九执历二卷、古今历书二十四卷、凡例奏章一卷、凡五十二卷”。《全唐文》卷二百二十五所收录之张说《大衍历序》中也载有“经七章一卷，长历三卷，历议十卷，立成法十二卷，天竺九执历一卷，古今历书二十四卷，略例奏章一卷，凡五十二卷”。

《唐会要》和《全唐文》所记张说奏上《开元大衍历》总卷数均为五十二卷，但具体各部分卷数有出入。这里需要关注的是，《唐会要》所记张说所献有“立成法天竺九执历二卷”，而《全唐文》所记为“立成法十二卷、天竺九执历一卷”，两者不同。如果按照前者所记，一行的历法草稿中有两卷按照《九执历》历法原理进行推算而得的数表。但不管如何，都说明一行曾对《九执历》下过一番功夫，所以《九执历》并不是被陈玄景等“持以惑当时”的“歪门邪道”，而《新唐书》的作者似乎不愿意看到这点。

因此，透过欧阳修等人所做出的主观评论，从还原了的天文历法学术现场，可以看到《九执历》在开元年间原来拥有相当强势的地位。其实这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九执历》是奉旨翻译的，本来就是为改历准备的“指定参考书”，而且一行也确实参考了。

至此，我们再来看瞿昙譔和陈玄景所指控的“《大衍》写《九执历》，其术未尽”，就能体会出更深一层意思。其实瞿昙譔等的指控重点不在于《大衍历》抄袭《九执历》，而是在于写“其术未尽”！一本奉旨翻译的参考书，对于其中的先进内容，本来应该尽量吸收，但是《大衍历》没有做到这一点；或者说一行采取了一种更为融会贯通的方法吸收了部分印度历法知识。有学者研究指出，“《大衍》写《九执历》，其术未尽”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算法不全，二是数据不精。”因此，瞿昙譔等提出控告的真正原因是《大衍历》没有完整地“抄袭”《九执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