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东亚三国对西方入侵的应对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洋务运动

通过两次鸦片战争，条约体制逐渐形成。在此过程中，中国出现新变化。1861年，咸丰皇帝批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理衙门），作为办理洋务及与西方各国外交事务的中央机构。此后，以汉人官僚为核心开展了洋务运动。洋务派官僚最先在军事方面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他们开始着手修建铁路、制造轮船，还将投资领域逐步扩大到军需产业和民用产业。此外，还根据《北京条约》，被迫改善与西方各国的关系，包括允许各国外交官常驻北京，并设立公使馆，开放通往北京的门户天津等。

值得关注的是，清朝对于签订新条约的西方各国事务由总理衙门负责管理，但东亚各国间事务仍由礼部来负责。这表明，条约关系只针对西方各国，限定在非东亚地区的国家。

1863年9月，当时任美国驻华领事馆翻译的传教士丁韪良（W.A.P. Martin），携带惠顿（H. Wheaton）撰写的《国际法原理》汉译本《万国公法》手稿，与美国公使蒲安臣（A. Burlingame）一起，走访清朝总理衙门。起初，总理衙门对该书的发行比较消极。但是，恰巧1864年普鲁士和丹麦的纠纷，波及中国领海，并由此引发普鲁士船舰在大沽港劫持三艘丹麦商船的事件。总理衙门以丁韪良提供的《万国公法》为依据，指出外国军队在中国沿海范围劫持他国船舶，是侵害清朝主权的行为，并向普鲁士公使问罪。结果，普鲁士公使释放丹麦三艘商船，还向清朝支付赔偿金1500美金。以此事件为契机，总理衙门出资500两白银印行丁韪良的《万国公法》汉译本300册，将其分发给各级官员学习。总理衙门的外交政策取得这番成就后，洋务派思想家郑观应认为，清朝凭《万国公法》便可充分确保其自身权益。这表明，部分洋务派人士已摒弃基于华夷思想的传统世界观，开始接受基于基督教文明和为西方列强侵略提供合理依据的《万国公法》式世界观。

在此背景下，随着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之改订日期愈加临近，为商讨条约改订，总理衙门于1868年首次正式向西方国家派出外交使节，以前美国公使蒲安臣为代表的清朝官员一行正式访问美国和欧洲。蒲安臣使节团如期拜访各国元首，又与美国签订了较为平等的修订条约。但是，诸如传教、通商、铁路和电信建设、鸦片贩卖、治外法权及中国内陆航运等一系列颇为棘手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1870年，英国下院否决了与清朝签订的“条约改订协商案”。在中国，由于一些传教士在治外法权的庇护下多有种种不法行为，激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因而导致了袭击天主教教堂杀害相关人员的事件，例如“天津教案”。西方列强再次加强了针对清朝政府的外交攻势。此后，处理“天津教案”善后事宜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成为清朝对外交涉的中心人物。

尊王攘夷运动与明治维新

日本幕府在并未得到天皇允许的情况下，与美国签订了《美日通商条约》，由此导致“尊王攘夷”运动高涨。因“安政大狱”，幕府镇压“尊王攘夷”运动，所以更是激化了“尊王攘夷”运动，运动随即增添了反幕府色彩。

长州藩尊王攘夷派与掌握该藩主导权的京都公家联合，强迫幕府攘夷。于是，幕府答应以1863年5月10日为实施攘夷之日。5月10日，长州藩向途经下关（即马关）海域的外国船舰实施炮击。但这时朝廷内的反对派公家与萨摩、会津两藩开始反悔，于是，幕府从京都流放了尊王攘夷派公家及志士。对此，长州藩欲展开对抗，并向京都挺进，但最终被镇压。天皇下达攻击长州藩之命，与此同时，英国、法国、美国、荷兰军舰也联合出击，以报复此前长州藩炮击外国船。在此过程中，长州藩处罚尊王攘夷派，并向幕府赎罪，收拾残局。此后，长州藩尊王攘夷派认为，现实不容开展攘夷路线，继而将其方针转为开国和讨幕。

1863年，因英国人曾被萨摩藩杀伤，英国向鹿儿岛发动攻击。以此战争为契机，萨摩藩改变方针，转为讨幕。1866年1月，为了讨伐幕府，萨摩藩与长州藩正式结盟。此后，他们之间的政治对立，主要围绕是幕府拥护天皇与朝廷主导政局，还是讨伐幕府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新政权问题展开。1867年12月，发生“王政复古”政变，反对派通过政变掌握权力，并建立了新政府。

直到1869年5月，在与幕府旧势力的交战中，新政府最终获胜。此后，新政府用“开国亲善”路线来代替之前一直作为打倒幕府之口号的“攘夷”路线，并积极推行；同时宣布，在“万国对峙”国际秩序中，因为天皇亲政才得以扬国威。这便意味着宣布，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近代国家体制。在日本，为消除幕府支配体制，建立近代国家所进行的政治、社会改革，历史上称之为“明治维新”。

明治新政府需要解决的对外课题，是修订幕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恰好幕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条约修改日期是1872年5月。1871年11月，明治政府派以岩仓具视为代表的大规模使节团前往美国和欧洲，其人员构成中包括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当时政府要员46人，加上留学生及随行人员60名，其规模超过100人。此次使节团的目的是：第一，向签订条约国元首传递外交文书；第二，提前为修改条约进行协商；第三，调查西方各国制度和文化。其中，为修改条约事先开展的协商，从访问的第一个交涉国美国开始，就已宣告失败。使节团历经两年多时间，相继寻访美国和欧洲各国，实地考察当地近代化政策走向，然后返回国内。

在此背景中，日本出版多种介绍西洋的书籍。由福泽谕吉编著的《西洋事情》（1866）首次发行后，就创下15万余册的惊人记录，可见其极高人气。这一数字表明，近代日本的历史认识，从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观，开始向以西方为中心的“文明”进步和发展这一方向，发生巨大转变。这本书明确提出文明史观，将世界史发展解释为从“混沌”经过“野蛮”和“未开化”走向“文明开化”。随着明治政府将“文明开化”作为主要国家政策，更加速了这种历史认识的转变。

高宗亲政与对外政策变化

因西方列强入侵朝鲜，兴宣大院君开始强化拒绝通商外交政策。其时，日本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新政权，并向朝鲜通告王政复古，要求建立两国外交关系。但是，日本1868年12月发给韩国的书契中包含有“皇、敕”等与天皇有关文字，朝鲜以这有别于以往传统外交文书格式为由，未予接受。对朝鲜而言，接受这类格式的“书信”，就意味着从两国之前的平等关系变为上下关系。即便朝鲜多次提出要求更改“书信”格式，但日本坚持原来立场。日本的立场是，朝鲜国王与江户幕府时历代将军是同一级别，幕府将军是天皇之臣，因此朝鲜国王对日本天皇应备臣之“礼”。1869年12月，日本因与朝鲜建立外交关系困难重重，于是派外务省官员佐田白茅前往朝鲜。但是，所有努力终归失败。第二年3月，佐田回国，由此得出日本不可能与朝鲜建立外交关系的结论，并向政府提议“征韩论”。此后，日本政府高层领导间围绕“征韩论”问题展开了讨论，通过制定方针决定再派使节前往朝鲜进行交涉，提出建立国交关系之要求，如果朝鲜不予以采纳，就派兵以武力解决问题。在岩仓具视使节团尚未返回的情况下，日本于1873年8月做出了向朝鲜派遣西乡隆盛使节的决定。同年10月，岩仓使节团考察西方国家后归国。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人强制推翻原来派遣使节的决定。对此，西乡隆盛等征韩派人士抱有不满，从而愤然退出政界（征韩论政变）。然而，这并不意味岩仓等人反对出兵朝鲜。征韩论政变后发生的进攻台湾及江华岛事件，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日本发生征韩论政变约一个月后，朝鲜内部也发生政治变动，高宗取代原摄政的兴宣大院君，开始亲政。为稳定政权，高宗修改兴宣大院君执政时期的政策。在此过程中，以前在“倭洋一体”名义下，拒绝日本书契的对日政策，也开始发生转变。其中，高宗的对外认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兴宣大院君严格实施拒绝门户开放政策时，通过前往清朝的使节，高宗听取了有关东亚国际情势变化的报告。在听取西方国家与清朝之间并非册封朝贡关系，以及日本也与清朝建立对等关系的相关报告后，高宗看到了东亚地区秩序发生的改变。同时，除朝鲜外的周边其他国家与西方国家通商，并通过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正实现富国强兵，相比之下，高宗对朝鲜的孤立状态深表忧虑。

在此对外认识前提下，高宗亲政后，派朴定阳到东莱府，调查朝鲜过去与日本交涉开展外交的过程。朴定阳更换或处罚包括负责对日外交事务的庆尚道观察使，及东莱府对日外交官员负责人在内的所有相关人员，与此同时，还与驻釜山倭馆日本官员进行接触。1875年2月，高宗在亲自主持议政府会议时，现场接受日本外交文书，主张积极开展对日外交关系。因群臣百官反对，虽然高宗的这个主张没有实现，但却表明高宗亲政后对日政策出现了变化。日本在觉察到朝鲜的这种对日政策变化后，为了通过更有利自身的条件开放朝鲜，便仿效西方列强用在东亚地区的炮舰外交方式，适用于朝鲜。1875年9月，日本出动云扬号军舰，向朝鲜开展武装示威。

栏目

中日韩三国对《万国公法》的认识

18～19世纪，西方近代各主权国家，通过签订平等关系的国际条约，构建了国际法秩序。但是，西方国家通过这个国际法对非西方国家实施差别化对待，同时对不平等通商条约做出了合理解释。这个国际法被称为万国公法，也广泛波及东亚。中国清朝政府、日本、朝鲜（大韩帝国）政府，通过不同的方式，引进了万国公法。

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后，为了与西方国家展开交涉，清朝开始积极利用《万国公法》。1864年，清政府资助出版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汉译本。然而，清朝政府并没有完全照搬万国公法内容，而是以建立同西方平等的国际关系作为前提，没有对领事裁判权、贸易关税权、最惠国贸易条款等不平等条约作出修改，试图既维持现存华夷秩序，又只承认公法中规定的条款，由此不给西方国家提供侵略中国的借口。

汉译版《万国公法》问世后，日本很快引进并出版。此外，由留学荷兰的西周于1868年再次出版《万国公法》。明治政府视公法为一种基本的国际规范，进而用来合理化其开国正当性，还用作与西方各国修改条约，以恢复平等国家身份的依据。1876年，明治政府在与朝鲜进行开港相关交涉时，为使朝鲜摆脱清朝政府的影响，依据《万国公法》，强调朝鲜的独立国家地位，并与主张朝鲜为属邦的清朝政府展开争论。

1882年后，在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列强签订通商条约时，朝鲜通过《万国公法》中规定的主权，及列强间相互保障相关条款来维护主权。1885年，英国占领巨文岛，清朝也介入朝鲜事务，朝鲜的主权受到侵犯，于是朝鲜便开始对万国公法的效力产生怀疑。但是，1897年，当大韩帝国宣布成立之时，却又以布伦（J.C.Bluntschli）的《公法会通》作为强化皇权及对外独立的依据。

可见，中国引进《万国公法》，是为了既维持华夷秩序，也是为了驳回西方列强侵略之正当性。日本则出于为掌握东亚地区的主导权，及侵略各国之需要，才积极利用《万国公法》。但是，朝鲜欲通过《万国公法》，让国际社会承认其政权独立性，却未能收获明显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