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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儒家礼学，《礼记·曲礼下》给出过这样一种教诲：臣子规劝国君的过错，再三规劝而无效之后，臣子就应该出逃国外；儿子规劝父亲的过错，父亲就算执意不听，儿子也只能号泣着跟随父亲。
这就意味着，君臣之道并非天伦，彼此是可以选择的，父子之道则是天伦，彼此无可选择。这样的臣，显然属于孟子所谓的异姓之卿。如果换作贵戚之卿，与国君兼具血缘与政治上的双重关系，不知道该做如何选择呢？
后世伦理从来先国后家，宣扬诸如“大河有水小河满”“舍小家、为大家”的观念，而宗法伦理恰恰相反，先家后国，名正言顺地将家族利益摆在国家利益之上，将自己所属的诸侯国的利益摆在“天下”的利益之上，这恰恰符合儒家伦理中“齐家而后治国，治国而后平天下”一语的原始含义。
再者，今天我们讲“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家规不但远远弱于国法，更不能违反国法；而在宗法时代，家规不仅优先于国法，而且完全可以违反国法。在石碏的例子里，设若在州吁被杀之后，卫国的国法宽恕了石厚，石碏也一样可以执行家法杀掉石厚。
在春秋观念里，作为大家长，作为一族之宗主，首要之务便是维护家族。若为了这个目的而牺牲掉亲生儿子，在道德上无疑是正确的。《左传·文公十六年》中，宋国的公孙寿不肯做官，却安排儿子替自己做官，其理由是时逢政治乱局，做官太危险，不做官又无法庇护家族，若是让儿子来替自己做官，纵然儿子死了，总还可以保全家族，若是自己做官而死，整个家族都无法保全。
同样，獳羊肩的行为准则也不大容易被后人理解。石厚虽然可以被定性为乱党，但毕竟是国家大臣；从这层意义来看，獳羊肩分明是以家臣的身份，尊奉家长的命令，对一位朝廷大臣执行死刑。獳羊肩是石碏的家宰，本身并不在逐级分封的封建系统之内，也就是说，他既没有贵族身份，也不存在和石碏的血缘关系，他只是石氏家族的大管家而已。在春秋观念里，家臣的效忠对象只有自己的主君（大家长）。
譬如《国语·晋语八》，晋国权臣栾盈出奔楚国，晋国执政大臣范宣子下令禁止栾氏的家臣随行，违者处死，但栾氏的家臣辛俞不听禁令，还是追随栾盈去了。辛俞被捕之后，晋平公问他：“国家已经发布了禁令，你为什么胆敢触犯呢？”辛俞却理直气壮地答道：“我明明服从了禁令，哪敢触犯？执政大人下令说‘无从栾氏而从君’，是明令必须从君。我听说过这样的话：‘一连三代做人家的家臣，就该视家主人为君；两代以下做家臣的，就该视家主人为主。’事君以死，事主以勤，这是国君您的明令。当初我的祖父因为在晋国没有靠山，所以世代隶属栾氏，到我这里已经三代了，我怎敢不视主人为君？如今执政大人说‘不从君者处死’，我怎敢背叛君主以触犯死罪呢？”晋平公很欣赏辛俞的说辞，极力挽留他，又以厚礼相赠，但辛俞只是固辞，晋平公便终于放他走了。
在这段记载里，晋平公与范宣子在禁令中所谓的“君”无疑是指国君，即晋平公本人，辛俞却巧妙地偷梁换柱，阐明栾氏正是自己的“君”，所以违背禁令追随栾盈恰恰正是遵从禁令当中所谓的“从君”。晋平公是栾盈的“君”，但不是辛俞的“君”，虽然栾盈违背了晋平公，但辛俞完全不必考虑这些，更不必考虑对国家的忠诚度问题。作为累世之家臣，他的义务仅仅是服从自己的“君”。而面对辛俞的这番辩解，晋平公非但不发作，反而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认同和欣赏。
再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当时鲁国国政把持在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大家族手中，其中又以季孙氏势力最盛，国君鲁昭公为了除掉季孙氏而终于采取了军事行动。在这个局势不明、动辄得咎的紧要时刻，在叔孙氏那边，家臣鬷戾急忙召集手下人商量政治站队的问题。鬷戾率先表态：“我，家臣也，不敢知国。”——鬷戾这是在强调自己作为家臣的义务，即效忠叔孙氏，而鲁国的国事与自己无关。在摆出这个原则之后，鬷戾问大家：“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到底是有季孙氏对我们叔孙氏更有利，还是没有季孙氏对我们叔孙氏更有利。”大家都说：“没有季孙氏，就没有我们叔孙氏。”鬷戾说：“那就去援救季孙氏吧。”就在鬷戾出兵之后，一直观望战局的孟孙氏也加入进来，想来其理由亦与鬷戾的考虑无异。鲁昭公敌不过三大家族的联手反抗，只好逃出鲁国，从此在流亡中度过余生。
后来《韩非子·内储说下》以这件事作为历史教训，用以说明人臣之不忠根源于君臣利益之不一致。在韩非子的时代，政治结构已经日趋集权化，自然无法接受分封制下逐级效忠的观念了。
在严格意义上的封建制度下，作为家臣，若是把国家利益放在主君利益之上，反而是不道德的，因而会遭到君子的讥讽。譬如《左传·昭公十四年》载，季平子的家臣南蒯反叛主君，事败后逃到齐国，齐景公戏称他为叛徒，南蒯辩解说自己反叛主君是为了使公室强大，这番话立即招致了齐国大夫子韩皙的责难：“身为家臣却想使公室强大，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
南蒯虽然言不由衷，子韩皙却连他这一粉饰之词本身都不以为然得很。其时鲁国的形势是“三桓”渐次将公室架空，南蒯所服务的季孙氏正是“三桓”之中势力最大的一个家族。卿大夫的家族势力挤压国君的权力，这显然是非礼的，后来孔子在鲁国从政，一大事业就是压制“三桓”以使公室强大。但同样的话语，经孔子说出来就名正言顺，经南蒯说出来就罪莫大焉，原因就在于两人身份的差别：孔子服务于鲁国公室，南蒯则是季氏的家臣。家臣效忠主君而非效忠国君，这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这对于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视为天经地义的今人来说，确实要多做一些同情的理解。
这就可以看出，之所以儒家以血缘天伦为理论基石，并且把它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是因为儒学秉承周礼，而周礼建基于周代特定的宗法结构，国建立在家的基础上，政治结构建立在血缘结构的基础上。历任的周天子，首先是“天下”的大宗之主，其次才是最高政治领袖。也就是说，宗主身份优先于君主身份，父权优先于君权。若在这种认识之下回顾先前的两难问题，周公诛管叔的确存在一些可以被人指摘的地方，而大舜的窃负而逃和石碏的大义灭亲，虽然行为上南辕北辙，道德基础却不存在什么本质差别。
先秦百家之学，只有儒家的原创性最弱，很大程度上只是在“复礼”而已，即试图恢复周初宗法基础之上的礼制，所以其学说的宗法背景最强；而在秦汉之后，宗法制度瓦解，儒学却被推尊为官方意识形态，这便难免会有理论难题不时出现，让人正也不是，反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