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艺术:中国革命美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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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街三怪

城里西街上,居住着三位老人,人称“西街三怪”。他们是于老、杜老和黄老。于老外号“药罐子”,杜老外号“火锅子”,黄老外号“神算子”。他们的故事,琐屑荒唐,没什么意义;刊物约稿,记个梗概,讨人一笑而已。

药罐子

于老喜欢生病。——不,应该说是时常生病。他是食品公司的退休职工,按照规定,看病应到商业局诊所,或是县医院。但他生了病,从来不到指定的地方治疗,一定得请李先生。

于老生在富人家,早先是“永茂酱园”的少掌柜。他从小多灾多病,一直仰仗李先生:六岁肚里生虫子,请的是李先生;十二岁长秃疮,请的是李先生;二十一岁打摆子,请的也是李先生。李先生去世了,以后看病,还是请李先生——李先生的儿子也行医,也是李先生。奇怪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李先生戴了一顶帽子,他十年安然无恙,百病不生;新时期到来,李先生的诊所一开张,他的病就又来了:今天上火,明天肠干,伤风感冒不断,去了咳嗽添了喘,三天两头抓药、熬药,于是得了“药罐子”的外号。

于老个子小,嗓门高,禁不得半点病痛。身上稍有不适,便哼哼唧唧,大呼小叫,甚至还要嚷着给在西安工作的女儿拍电报。李先生一到,就更“蝎虎”了,脑袋一耷拉,说:

“哎哟,我不行了!”

“不行了”的病症,一剂“小柴胡汤”喝下便好,他就越发崇拜李先生了,硬说李先生是“东垣老人”的后代。人们不知“东垣老人”是谁,他便到处介绍:

“东垣老人,姓李名杲,字明之,晚号东垣,大金朝名医,咱县人氏!李东垣名扬天下,李先生错得了吗?你们看着李先生那相貌,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高鼻梁大眼睛,活像东垣!”

他好像还懂相法,又像真的见过李东垣!

李先生究竟是不是“东垣老人”的后代,街上无人真正知道。但是,李先生人缘极好,确是人人称道。晚上,尤其是冬天的晚上,他的小诊所里总是歇半屋子人,谈天说地,十分热闹。李先生从来不嫌麻烦,白开水满足供应,和大家又说又笑。

一天晚上,大家正谈得热闹,“阿嚏!”——一个大喷嚏,于老来了。他穿得很厚,戴一顶皮帽子,围一条毛围脖,一个大口罩上面,只露着一对小眼睛。他说他又不行了,喉咙发干,四肢无力,浑身冷紧紧的。李先生赶忙给他倒了一杯开水,让他坐下,然后打开药橱,用小勺取出一粒药,放在桌上让他吃,服务热情而又周到。

李先生也很喜欢于老,称他是“模范病号”。平时看病,李先生怎么说,他就怎么办,一点也不含糊。李先生说“不要着凉”,夏天也得烧烧炕;李先生说“多喝白开水”,他一定得问清楚一天喝几壶才好。至于吃药,更是一丝不苟,谨遵医嘱。可是,今天却有些反常,相面似的瞅着那粒药说:

“这是什么?”

“‘康泰克’,一种西药。”李先生告诉他。

“我不吃西药!”他说,“我这辈子,凡是挂‘西’字的东西都不吃,西药治标不治本!”

说着,鼻子一皱,“阿嚏!”——又是一个大喷嚏!卖烧饼的老温吓了一跳,说:

“好家伙!听这声音,真是‘不行’了!”

大家都笑了。

外号“火锅子”的杜老也在这里歇着。杜老爱抬杠,听出漏洞,当仁不让地说:

(插图:李小柱)

“老于,西瓜,吃不吃?”

“吃!”

“西红柿吃不吃?”

“吃!”

“西葫芦呢?”

于老知道上了当,不再言语。杜老看看大家说:

“我听人说,西瓜来自非洲,西红柿、西葫芦来自南美洲,西红柿又叫‘番茄’,西葫芦又叫‘美国南瓜’,都是挂‘西’字儿的!”

大家又笑了。

李先生也笑了,像哄孩子似的,给他讲了一番道理。他说中、西两医,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不能妄加褒贬;又说中医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并非千古不变。东垣老人熟读《内经》、《难经》,但又结合医疗实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创造了许多著名方剂。假如人云亦云,陈陈相因,怎么会有“内经说”、“脾胃论”?哪来的“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沉香温胃汤”呢?他的“小柴胡汤”也是因症配伍的,君臣佐使,不断变化。所以,医家和病家,也应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不可拘泥一法,死认一门……

于老喝着水,望着李先生说:

“试试?”

“试试吧!”老温说:“这种药不错,电视上说了,打喷嚏流眼泪,一吃就好!”

“这种药是不错!”木匠老杨说:“今年春天,我们老爷子闹感冒,吃了一粒,立时见效。老爷子吃馋了,如今身上一不舒服,就吃‘康泰克’,不吃别的药了!”

“那也不好。”杜老笑着说:“我们不能迷信旧东西,但也不能盲目崇拜新东西。盲目崇拜新的,就会迷信旧的。李先生说是不是?”

“极是!”李先生说,“天下万物,无旧不成新,无新不变旧嘛!——老于,吃了么?”

于老看看桌子上说:

“吃了!”

“喝水!”李先生又给他倒了一杯水,然后分析“康泰克”的好处。他说这种药研制得很科学,一个胶囊里面,既有速释小药丸,又有缓释小药丸,速释药丸可以很快发挥作用,缓释药丸可使药效持续十二小时。于老越听越科学,颇有兴趣地问:

“这种药是哪儿出的?”

“天津,中美史克制药公司。”老杨说。

“多少钱一粒?”

“六毛!”老温说,“一粒药,顶三个烧饼!”

“噢,怪不得呢!”于老站起来,突然嚷了一声。李先生问他感觉如何,他嘿嘿一笑,眉毛也舒展了,眼睛也亮堂了,模仿着电视广告说:

“不错,‘确实好多了’! ”

大家望着他那焕然一新的样子,好像打了个胜仗,一齐笑起来。李先生也笑了说:

“好好睡一觉,效果更好。”

“睡两个钟头行不行?”

“行。”

“睡三个钟头呢?”

“也行,你看着睡吧!”

李先生把他送到院里,人们又听见他说:

“不错不错,科学就是厉害!”

走到街里,又说:

“妈的,到底是中美史克!”

李先生送他回来,大家又有一番议论。老温说,“药罐子”相信了“康泰克”,真不容易;杜老说,李先生不仅治好了他的病痛,而且解放了他的思想,真是回春妙手!李先生呆呆望着桌子底下,好像发现了什么重要情况,怅然一笑说:

“唉,我在他心目中,也不过是一粒‘康泰克’! ”

说着,从桌子底下捡起一个什么东西,让大家看。

大家看清了,哈哈笑了——于老喝水的时候,那粒药滚到地下去了,根本就没吃到肚子里。

火锅子

于老爱吃药,杜老爱吃饭。

杜老和于老同岁,虽是种田人,长得却富贵:高高的身材,圆圆的肚子,浑身上下都很丰满。个子虽大,干活却没力气,土地集体耕种的时候,一天挣八分半,顶个妇女劳力。

那时候,种田人吃不饱饭,他却不断“吃‘火锅子’”——和于老一起“吃”。两人一见面,便说:

“老于,吃了么?”

“吃了。”

“吃的什么?”

于老知道他爱吃,也爱吹,便和他吹起来了:

“唉,这年头儿吃什么呀,半斤猪头肉,二两酒呗!”

“我不吃猪头肉,我嫌太凉。我吃的是‘火锅子’……”

“我也是。我中午吃猪头肉,晚上吃‘火锅子’——一个小铁锅儿,朝小火儿上一坐,白菜、豆腐、粉条一咕嘟,哎哟,美死了!”

“我吃‘火锅子’,光有白菜、豆腐、粉条不行,还得切几片儿红烧肉。开了锅,夹一片儿,颤悠颤悠的,用嘴一吸溜,哎哟,香死了!”

“我吃‘火锅子’,光有红烧肉不行,还得撒一把虾仁儿,哎哟,鲜死了!”

“我吃‘火锅子’,光有虾仁儿不行,还得放点儿海参,哎哟……”

于老摇摇头,甘拜下风:

“行了行了,我的‘火锅子’,不如你的‘火锅子’! ”

因为“吃‘火锅子’”,两人挨了一次批判:大家忙着革命,你们吃“火锅子”!一人请“神算子”写了一篇检查,才算完事。

从此以后,再也不“吃‘火锅子’”了。

如今天下太平,杜老什么都不怕了,随心干活,大胆吃饭。他没有儿子,只有两个闺女,大闺女做了随军家属,二闺女招了个上门女婿。闺女、女婿心眼好,老伴也贤惠,每天都要给他做差样儿的饭:家里人吃馒头,给他烙饼;家里人吃青菜,给他炒鸡蛋。最近,每隔几天,女婿还要给他买两个猪爪子吃。女婿说,猪爪子含胶质物,吃了可以软化血管,还可以美容。吃了一阵,血管虽然不见软化,但他心里却十分温暖,无比幸福!

吃罢早饭,他喜欢上街转一转。碰见熟人,总要问人家一声:

“吃了么?”

“吃了。”

“吃的什么?”

“小米粥、油条。”

“我家吃的也是小米粥、油条。——不过我那油条,是用豆腐皮儿裹了吃的!”

“噢,你比我强!”

他便乐了。

吃罢午饭,喜欢在门口站一站。熟人过来,也好问问他:

“吃了么?”

“吃了。”

“吃的什么?”

“面条儿。”

“一锅饭?”

“一锅饭。——不过我那碗面条儿里面,藏了两个白果儿!”

“什么叫白果儿?”

“鸡蛋。”

“嘿,你比我强!”

他又乐了。

吃罢晚饭,喜欢到李先生的诊所里坐一坐。人们知道他的毛病,故意把自己的晚饭向好处说:包饺子、炸酱面、炒肉丝儿、大米饭……他听了,笑眯眯地说:

“你们猜我吃的什么?金黄的玉米面儿、蒸了几个窝头儿,一碟小葱拌豆腐,一碟水萝卜丝儿,一碗杂面。”

“嘿,真素净!”

他又乐了——还是比别人强!

其实,在西街上,杜老是生活水平比较低的人家。街上的种田人,除了种田,几乎都做小买卖。他不做,也不让闺女、女婿做。闺女、女婿时常在他面前念叨:卖烧饼的老温发财了,卖凉粉的老吴发财了,卖豆芽的叶大嫂也发财了……杜老虽然粗俗,但在“政治夜校”学过哲学,晓得从两方面看问题。吃饭时,便给老伴讲他的“哲学”,其实是让闺女、女婿听的:

“如今的年轻人,眼皮儿太薄,比这个比那个,甚至还比外国人!说什么外国人的生活水平高,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低;还说什么外国人生活节奏紧张,中国人自由散漫……扯淡!知足常乐,自由散漫也是一种享受,咱要那么紧张干什么呀?”

杜老一如既往,每天到畦子里转一转,然后喝茶、聊天,吃闺女做的“差样儿饭”。

可是,一到春节,他便有些反常。整天少言寡语,食欲也明显下降。如果有人问他吃的什么饭,便说:

“正月里,吃什么饭!”

听那语气,便是受了虐待似的!

女婿怀疑他得了什么病症,便到诊所去问李先生。李先生听了,朝给病人扎针的小床上一指,笑着说:

“这得请教黄老先生!”

黄老先生就是“神算子”。他闭着眼睛坐在小床上问:

“你们平常吃什么饭呀?”

“家常便饭呗。”

“他呢?”

“他老了,我们做小的总得给他弄点差样儿的东西吃,也就是炒个鸡蛋、买个猪爪子什么的……”

“正月里,还给他炒鸡蛋吗?”

“不啦。”

“还买猪爪子吗?”

女婿摇头笑了说:

“正月里,又是鱼又是肉,又是鸡又是鸭的,还炒什么鸡蛋,买什么猪爪子呀?”

“问题就出在这儿了。”黄老说,“你那老泰山,有一种心病:口说知足常乐,心想高人一等。平常和你们吃的不一样,他就高兴;现在一样了,他就不高兴了。神州大地,芸芸众生,或轻或重都有这种心病。所以社会主义是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实现大同,早着哪!”

李先生哈哈笑了说:

“黄先生有什么妙方不?”

“有。”黄老睁开眼睛,捋着胡须想了一下,对杜老的女婿说,“你们吃饭时,不要叫他。你们吃饱了,把剩下的菜呀、肉呀,朝锅里一倒,热了给他吃。”

女婿愣了一下说:

“让他吃剩菜?”

“不是剩菜,那叫‘折罗’。”黄老一再叮嘱,“记住,得说‘折罗’! ”

正月十五晚饭,闺女、女婿如法做了,杜老果然吃得高兴!晚上观灯,于老碰见他问:

“老杜,吃了么?”

“吃了!”

“吃的什么?”

“你猜!”

“包饺子?”

“不对!”

“大米饭?”

“不对!”

“莫非摆酒席了?”

“也不对!”他呵呵一笑,说,“‘火锅子’!‘折罗’! ”

于是,“火锅子”的外号就又叫起来了。

神算子

黄老是西街上的知识分子。早年卖字画,后来坐在邮局门口代写书信。他读过不少古书,很有学问,可惜生不逢时,一直没有施展的机会。到了“不惑”之年,一颗明珠才放出光彩,引起了人们的注目。

那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全县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刚刚实现人民公社化,村村街街又办起了公共食堂;县委召开了“学河南,赶河南,超河南”的誓师大会,提出了鼓舞人心的高产口号;城里城外到处是炼铁的高炉,东西南北天天有报喜的锣鼓声音。黄老不是农业人口,除了到街道食堂吃饭,不受别的拘管,仍然坐在邮局门口代写书信。街上几个闲人,不断凑到他的摊子前面,谈论一些新闻:

“北关的麦子,一亩地打到两千斤了!”

“你猜西关是多少?六千!”

“东关里八千了!”

闲人们大惊小怪,黄老却说:

“不行,太低。”

果然,过了几天,闲人们又得到消息:南关的小麦亩产超过了一万斤!黄老听了,仍说:

“不行,低。”

果然,秋天,西街上放出一颗更大的“卫星”:粮食亩产三万斤,棉花亩产一千六百一十五斤,得了一台拖拉机,一面大红旗,敲了半天锣鼓,放了半天鞭炮!黄老听了,轻轻一拍手说:“好了!”人们不解其意,他说:

“好便是了,了便是好。”

果然,那年冬天,县委派来工作组,开会反“五风”。西街上的粮食亩产仍然是三百一十九斤,棉花亩产仍然是三十九斤——果然是一“好”便“了”。

黄老说话有准,开始有了威信。晚上,他的小茅屋里,时常歇着几个面黄肌瘦的人,谈论生死大事:

“黄先生,咱街上饿死人了!”

“饿死几个?”

“饿死一个还不行?”

“不行。”他说。

果然,过了几天,街上一下死了三个人!大家惊慌失措,他却镇定自若,仍说:

“不行,定数未满。”

“死人还有定数?”

“天地之间,什么没有定数?”

果然,上级虽然采取了很多措施,但终未能改变定数。有一天,西街上死了十一个人,其中还有这样一个情况:儿子埋了父亲,从坟上回来也就死了。黄老又说了一声“好了”,没过多久,食堂便散了,各家的屋顶上又升起炊烟!

消息传开,全街轰动,他便得了“神算子”的美名。人们说,黄先生开了“慧眼”啦,能看到未来的事情,人家知道粮食亩产到了三万斤,棉花亩产到了一千六百一十五斤,就该反“五风”了;又说人家早有预言,食堂要散,街上一天得死十一个人,多一个也不行,少一个也不行……

有了这样的名声,“文化大革命”中必然有事。他不是地主,不是富农,也没什么破坏活动,定个“牛鬼蛇神”正好。他戴了十年帽子,扫了十年街道,吃了不少苦头。好在批斗他时,人们只是比划一下,并不真斗——人们不知哪位神仙附在他的身上,怕斗狠了,于自己不利。

木匠老杨说,黄老戴着帽子,还显过一次灵异。那时老杨才二十多岁,偷做木匠活。公社革命委员会的主任让他做了一套家具,既不给工钱,也不给料钱。快过年了,老杨去要账,那位主任又升到县里了,人也见不着。大年三十黑夜,老杨憋着一肚子气,偷偷去找黄老,一进门就说:

“黄先生,你说这叫什么世道,坏人上天,好人入地!”

黄老问他谁又上天了,他便攻击那位主任,历数那位主任的劣迹。黄老一点也不生气,拿出两个爆竹,让老杨去放。他说这种爆竹很别致,地下一响天上一响,同时还散一片烟花,十分美丽。老杨没有心思放爆竹,他便自己放。“砰,啪!”——果然散了一片烟花!他朝天上一指,刚刚说了一句:“响亮辉煌处——”吧唧,炮皮落地了,又说:“便是落地时。”果然,不到一年,中央出了事,揪出四个人,那位主任也“落地”了。

老杨这么一传,黄老很快就摘了帽子。街干部说,这得算点儿事迹!

黄老真正受到人们的重视,是在人们刚刚分到责任田的时候。人们穷怕了,一举一动都想卜个吉凶。例如:今年地里种什么好,政策会不会变,做买卖朝哪个方面走顺利,都要问问他。他开始很惊讶,忙说自己不善此道。人们便说黄老别客气,时代不同了,我们需要你。他心里一高兴,便“开放”了:玄门真言、禅门偈语、毛主席教导、阴阳八卦,熔百家于一炉,给人们指示方向,解难析疑。先是无偿服务,后来变成有偿服务了。

自从变成有偿服务,他的打扮便有些怪异:一件破褂子,一把破扇子,故意趿拉着鞋。没人找他的时候,他便四处转悠。看见谁家盖房子,便说:“哎呀,这房子怎么这么盖?”看见谁家娶媳妇,便说:“哎呀,谁看的日子?”说罢哈哈一笑,扬长而去。人们渐渐讨厌他了,常常望着他的背影说:

“别理他,半疯子!”

首先对他这套发生怀疑的,竟是于老。一天晚上,大家正在李先生的诊所里歇着,他来了,于老便问:

“老黄,你什么时候学会算卦了?”

“哪个算卦了?”他说,“我那一套,全是哲学!”

大家哈哈笑了,杜老说:

“哲学家,你看我的晚运如何?”

“你三十挨刀,四十挨炮,五十遭雷打,六十被火烧!”

“哎哟,我今年都六十四了!”

在一片笑声中,他灰灰地走了。大家想起昔日的黄老,觉得很惋惜:黄老那么有学问,如今怎么变成这样一个人了?于老皱着眉头想了一下,说:

“我看都怨大家!”

“怎么怨大家?”

“老黄本来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智慧也不小。他过去预言的那些事情,自有他的道理——‘物极必反’嘛!后来大家一捧他,他便忘乎所以了,自己把自己弄得妖里妖气,结果也落了个‘物极必反’! ”

“嘿,于老也是个哲学家!”木匠老杨说,大家又笑了。

“我看不能怨大家,首先得怨他自己!”杜老说,“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嘛!李先生说是不是?”

李先生点点头,看看于、杜二位,也笑了说:

“唉,咱街上净出怪人,又净出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