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只有翊坤宫知道：断发皇后被废之谜

那拉氏的奋斗史

翊坤宫是紫禁城的西六宫之一，位于储秀宫之南、永寿宫之北、长春宫之东。光绪年间，慈禧太后为过五十大寿，将翊坤、储秀二宫打通，连成一片，形成了四进院的格局。我们现在看到的场景就是对慈禧太后当时生活的复原。不过，在此之前，翊坤宫还居住过一个因剪发而知名的女人，正是被童年神剧《还珠格格》严重丑化的那位皇后。今天我们就要在故纸堆的边边角角中，拨开历史沉积层的重重迷雾，还原她本来生动丰满的面貌。

她是乾隆的第二任皇后那拉氏，因而又被称为“继后”，和历史上大多数后宫女眷一样，她的真实名字并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清史稿》等一些文献把那拉皇后写作“乌拉那拉氏”，其实是一个讹误，因为《清史稿》是尚未成书的稿件，所以未经订正的错误会比较多。参考早在乾隆九年刊行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书中就很明确地记载了继后家系辉发地方那拉氏，满洲镶蓝旗人，除了父亲讷尔布和先祖莽科赫然在册之外，族中其他男性成员的名字与职务也都一目了然。而所谓辉发与乌拉都属于地域名、部族名，那拉才是姓氏。比如我们熟悉的慈禧太后，就是叶赫地方那拉氏的后裔，所以又称叶赫那拉氏。这就像同为姓张的人家，但有北京张氏、天津张氏之分，虽然并不十分贴切，但大致是这么个情况。同理，辉发那拉与乌拉那拉虽同为那拉氏，却完完全全是两个不同的家族。

继后的家族在入关以后虽然算不上头等世家，门第也不低，与慈禧太后娘家的情况很相近，一直是中等世家，并且家里的亲戚也大多是中级官员。雍正十二年，那拉氏参与了三年一度的八旗选秀，被雍正相中，指婚给当时的宝亲王弘历做侧福晋。其实，从清代八旗世家间的婚姻状况来看，按他们家的条件，那拉氏就是给王爷当福晋也并不为过。比如清代最后一位肃亲王善耆，他的嫡福晋赫舍里氏，家庭情况与这位那拉氏不相上下，而善耆的四位侧福晋都是什么样的出身呢？第一侧福晋是福晋的陪嫁丫头，第二侧福晋是王府坟地上的包衣，第三侧福晋是王府旗地上的包衣，第四侧福晋则是从民间买来的。当然，像肃亲王这种远支王公和皇子还是不一样的，更何况既有皇帝做主，又许给了最受宠爱的宝亲王，也就不显得那么委屈了。

那拉氏在雍正十二年入宫，一年后，雍正帝晏驾，她成为乾隆帝的娴妃，之后的十几年里，一直过着比较平淡的日子，也未曾产下一子半女。虽说后宫的女人没有子嗣并不代表皇帝肯定不喜欢她，但与那拉氏后来的高产相比（四年生下二子一女），可以看出这段时间乾隆对她实在平平。皇上给予她的无非礼貌性的恩宠，以示雨露均沾，搞搞人心上的平衡罢了，若说真正的恩宠，与皇后富察氏、贵妃高氏、纯妃苏氏、嘉妃金氏以及后起之秀令妃比起来都是无法企及的。唯一特殊的是，从赏赐档案中的一些记录来看，乾隆会赏给她一些书画作品。要知道，宫里的女人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很多人以礼佛诵经为毕生事业，像慈禧太后就曾经着力标榜自己的才能，以示她与那些只会念经的女人不一样。故而皇帝对后妃的赏赐常常是各种版本的佛经。我们上文已经提到，那拉氏的家庭条件比较优越，在文化修养方面可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这就使她在后宫的众多女性中显得卓尔不群。饶是如此，也并没有能得到乾隆的更多青睐。谈过恋爱的人都知道，男女之间有共同语言才会使彼此的情感基础更加牢固，可这一点在乾隆与那拉氏身上几乎全无体现。反观那位宫女出身却迅速得宠的令妃，乾隆给她的满语封号是（拉丁文转写为mergen），也就是“机智、聪明”的意思，可见乾隆情感的兴趣点并不在于文化水平上的高低，而在于这个人是不是跳脱有趣。或者我们可以做一个更大胆的猜想，乾隆对书画的爱好，其实更多的只是附庸风雅，那么他们之间所谓的“共同语言”自然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有人会问，既然乾隆并不看好那拉氏，那么在孝贤皇后去世后，为什么还要让她继任皇后之位呢？其实很简单，选皇后不是要选最爱的，而是要选条件最合适的。此时再立新皇后，一是看她的出身门第，二是看她在后宫的资历。皇后嘛，自然还是要讲家族门第的，毕竟关乎皇家体面。论出身，当时以舒嫔家的门第最高，舒嫔是康熙朝大学士明珠的后裔，但在乾隆六年方才入宫，资历太浅，倘若以嫔位直接晋为皇贵妃或皇后，实在没有先例可循，更何况乾隆对她也没那么喜欢，犯不上为了她而破例。论资历，当时后宫里位分比较高的有纯贵妃、娴贵妃、愉妃、嘉妃，四人都属于早年的潜邸旧人。但愉妃、嘉妃都出身内务府包衣，身份比较卑微，纯贵妃更是江南的汉人，到乾隆四年才以包衣入旗。这三位当贵妃似乎还可以，没毛病，可封后就实在有点上不得台面了。两相比较，娴贵妃那拉氏才脱颖而出，既有中等世家的出身，又已经居贵妃之高位，还有潜邸旧人的老资格，理所当然地成为继后第一人选。当年乾隆给她的封号为“娴”，满文释义为（拉丁文转写为elehun），即“心宽、度量大”之意，可见那拉氏的性格也比较适合做皇后。

乾隆十三年，孝贤皇后在东巡途中突然去世，正值壮年的皇帝需要再立一位皇后，以彰母仪天下之事，皇太后也需要一位儿媳妇来管理后宫，那拉氏成为条件最合适的人选。乾隆十四年，她被晋为皇贵妃，乾隆十五年被册封为皇后。

那拉氏之前大概没敢想过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大清的皇后，管理六宫，行使掌管后宫各项礼仪、祭祀之权力。尽管这个后位乾隆给得并非那么情愿，但他们还是在四年内生下了三个孩子，这也许和乾隆素来的“嫡子情结”关联更大，倒不能说明二人的感情就一定有太大的改善。乾隆十六年，孝贤皇后三周年忌日那天，乾隆一首悼亡诗的其中一句写道：“岂必新琴终不及，究输旧剑久相投。”很明显，“新琴”寓指继后，“旧剑”寓指孝贤，一番自问自答下来，终究还是新不如旧啊。但他没有因此就过分冷落那拉氏，起码在一切关乎礼仪的场合下，都给予了她与之身份相匹配的体面和尊重。对于性格恬静的那拉氏而言，与皇帝丈夫还算相敬如宾，又有子女承欢膝下，加之凤冠所承托的强烈仪式感，她未来的皇后生涯似乎与历史上其他的皇后一样可以一眼望到头。

直到乾隆三十年，帝后南巡途中，看似风平浪静的后宫一夜变了天。皇后突然闹出“剪发事件”，被提前送回京城，紧接着令贵妃很快被册封为皇贵妃，而继后也没有再出席她应该参加的各项礼仪性活动，一年多后，撒手人寰。

平地惊雷的剪发事件

那拉皇后的“剪发事件”是清代后宫中极为神秘的一件大案。说它神秘，主要是整个事件实在蹊跷，事前太过平静，毫无征兆；事后风浪却太过剧烈，波及甚广。官方给出的说法又总是含糊其词，遂引来了后世无尽的猜测。

乾隆三十年早春，皇帝开始了他第四次南巡，此次江南春游，除了陪伴太后外，随驾的有那拉皇后和令贵妃、庆妃、容嫔、永常在、宁常在。从所有记载来看，南巡一开始的时候，乾隆与继后的关系没有任何异常，途中赶上了皇后的生日，由于出门在外，条件有限，没像往常一样大操大办也合情合理，并且皇帝在行程中，每顿饭时都会给皇后赏菜，直到“剪发事件”的前一天，即闰二月十七日，早膳赏了她一份“燻炸板筋”，晚膳赏了她一份“攒盘肉”。总之，所有事情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按乾隆的话说，真是一派“承欢洽庆”的景象。总而言之，从所有的记载中都看不出他们有矛盾的迹象。

可就在闰二月十八日，皇后“性忽改常”，如晴空霹雳一般爆发了剪发事件，做出了满人最忌讳的举动，皇帝迅速地做出了处理，收回皇后的宝册，将那拉氏圈禁，让她成为名存实废的皇后，并紧急册立令贵妃为皇贵妃，将大部分皇后的职权进行移交。所有事情都是秘密地进行，外人知之甚少，紫禁城依旧保持着表面上的风平浪静。

一年以后，即乾隆三十一年的中元节前夜，那拉皇后在翊坤宫去世。如何处理其身后事成了一件麻烦事。那拉氏生前一直被圈禁，但并未对外宣告，位分已是名存实废，死后自然不能按皇后的标准举办丧仪，可皇后的葬礼若不合乎制度，后宫的巨大变化就要对外界说明，那么相关的一系列事件都会渐渐为外人所知，并附会成各种传闻，皇家的颜面必将受损。若完全按标准制度进行，乾隆又咽不下这口气。最终，皇帝选择了宣泄愤怒，以一系列不近人情的手段对待那拉皇后的身后事和她的家人。

第一，按皇贵妃礼下葬。宫廷的一切待遇都是和等级挂钩的，礼仪上的降等，是首要的处罚。

第二，不上谥号。皇后去世，有一项重要的待遇，即上谥号，谥号是对亡人一生的评价，比如乾隆的母亲孝圣皇后，圣就是对她的评价，再如孝贤皇后，贤亦是对她的评价，而皇贵妃以下，则不予上谥号。不给那拉皇后上谥号，一方面是对她待遇的降等，另一方面也是皇帝对她不想评价，而这不想评价更是最愤怒的评价。

第三，那拉皇后没有自己的墓穴，而是葬于纯惠皇贵妃的园寝，也不享受任何祭祀供奉。那拉皇后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乾隆对她的这些处置，就等于让后世子孙感觉不到她的存在。

第四，剥夺了那拉氏家族的世管佐领。后宫事件，无论妃嫔罪有多大，一般不太会牵涉其家人。那拉皇后家族曾在入关时立有大功，被赐予了世管佐领的特殊待遇，也是他们家成为中等世家的保证。什么是世管佐领？佐领是八旗基本组织单位的长官，位居四品，与地方上的知府大致相当，而世管佐领就是说，这个单位世世代代都由你们家人来当领导，在清代八旗中具有很高的地位，是一个家族地位的标志，这一点有时比官位品级还重要。皇后获罪，殃及家族，此时她的父兄已死，侄子讷苏肯被一撸到底，世管佐领又划归宫中佐领，由中央派遣流官管理，他们家得以支撑世代身份、地位、财富的来源也被剥夺，由此从一个中等的军功世家变为平民。这一点其实是很过分的，清宫以诸多制度将后妃与她们的原生家庭剥离，只要把闺女送进了宫，他们家几乎就算没这个女儿了，反之，后妃在宫里获了什么样的罪，自然也没有道理去追究她的家人。乾隆对那拉氏家族如此严厉的打击，在清代后宫事件中，是极为罕见的，也更凸显他对那拉皇后的愤恨之深。

有多深呢，如果对清代宫廷美术史有所了解的话，会发现继后的形象被人为地统统抹去。不仅单独的画像被销毁，就连在各种庆典图、行乐图这样的长卷里，她的形象也悉数被涂改成他人。很明显，乾隆的意思就是要权当这个人根本不存在。可以想象，他对那拉氏的厌弃之情到了何等地步。

越抹越黑的官方解释

皇后的身后事有如此剧变，官方自然要给出一个说法，以弹压舆论，尽可能地遏制人们对后宫的各种猜想。按《清实录》的记载，在皇后去世后的第二天，乾隆发了一道上谕：

皇后自册立以来，尚无失德。去年春，朕恭奉皇太后巡幸江浙，正承欢洽庆之时，皇后性忽改常，于皇太后面前，不能恪尽孝道，比至杭州，则举动尤乖正理，迹类疯迷，因令先程回京，在宫调摄。经今一载余，病势日剧，遂尔奄逝，此实皇后福分浅薄，不能仰承圣母慈眷，长受朕恩礼所致。若论其行事乖违，即予以废黜，亦理所当然，朕仍存其名号，已为格外优容。但饰终典礼不便复循孝贤皇后大事办理，所有丧仪止可照皇贵妃例行交内务府大臣承办。

大意是说：皇后这个人向来没犯过什么错误，去年南巡的时候，一切都好好的，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疯了，在皇太后和我的面前做了一些让人不能理解的忤逆之事，我就让人送她先行回京了，没想到在宫里调养了一年多，不见好转，反而溘然长逝，这也是她福薄命浅。按她去年的行为，就是把她废了也不为过，但我已经格外施恩，依然保存她皇后的名号。如今她已死，但要按照孝贤皇后葬礼的先例来处理就不可以了，就参照皇贵妃的规格让内务府去办吧。

这份谕旨有两个问题：一是乾隆掩盖了皇后被圈禁的事实；二是事件交代未清，何以受此重责？皇后为什么“性忽改常”？又做了什么样“尤乖正理”的举动？都没有给出解释，只是说她“迹类疯迷”，这就很值得玩味了。

直到乾隆四十三年，皇帝才说出皇后“乃至自行剪发则国俗最忌者”。按满洲习俗，女人在长辈或丈夫去世的时候，会剪下一绺头发以表达哀思。乾隆三十年，那拉氏的父母早丧，随皇帝和太后南巡，在途中剪发，实际上就是提前给你戴孝，当着你的面，提前把为你祭奠的祭品送到你面前，这手段也是够狠。这是以极端的方式诅咒皇帝和太后（有可能只是诅咒其中一人）。可究竟是何原因让那拉氏做出如此激烈的剪发举动？乾隆却闭口不提，不做任何解释。所以在世人眼中，关于此事的官方说辞总是因没有前因后果而难以服众。

宫闱秘事，最忌讳的就是有外臣议论，乾隆的意思是，既然我已经官宣，就不许你们再妄言，所以他对这件事呈高压打击之势，若有人稍有异议，就会遭严惩。比如《清实录》记载，御史李玉鸣向乾隆上疏：“内务府办理皇后丧仪，其上坟满月，各衙门应有照例齐集之处。今并未闻有传知，是否遗漏？”他是依照《清会典》中关于皇后丧礼的制度，试探性地向皇帝谏言，没想到乾隆大怒，直接就把他发配伊犁了。

再如，《啸亭杂录》和《李朝实录》记载，身为宗室的刑部尚书阿永阿为那拉皇后的遭遇鸣不平，向乾隆冒死力谏，却被直接发配黑龙江。可事实上乾隆对阿永阿的处罚，比这两个文献所记载的处罚要重得多。近两年有学者发现了一条当年处置阿永阿的档案，从档案的记载来看，阿永阿不仅被发配黑龙江，而且还被革除了宗籍和旗籍。所谓革除宗籍，就是把他开除出整个爱新觉罗家族，不再享有皇族的各项优厚待遇。革除旗籍，就是他和他的后代永远不再享有八旗的各种待遇。更有意思的是，这段历史仅记载于此条档案，未见于官方史书。我们都知道，明清两代的《实录》，都是新登基的皇帝依据档案史料来修上一朝，也就是其皇父时期的历史。当嘉庆皇帝看到这条档案的时候，都觉得乾隆做得太过分了，本着为尊者讳的原则，对于阿永阿的事迹不予入史。一般来说，清代对于多么机密的档案，都不会篡改和销毁，但外人几乎是看不到档案的，阿永阿之事只见于档案，不见于官书，就是说嘉庆帝为了朝廷的脸面，强行将这桩案子在《实录》中“404”了。而《啸亭杂录》和《李朝实录》这样的笔记与外国史料，不在皇家管理之内，也就将这一听闻来的故事片段，记载流传下来了。

此外，为皇后事向乾隆上疏的生员金从善，被处以极刑；“严譄私拟奏折请立正宫案”被打成了文字狱。总之，凡涉及那拉皇后一事的舆论，皇帝都以极严酷的手段来处理。

那么问题就来了，对皇后的身后事处理得非同寻常，官方的说法又总是遮遮掩掩，尤其是对相关舆论出乎意料的严控，最终使得这一事件显得格外扑朔迷离，引起世人纷纷猜测。以至于后世的野史杂说对此不断进行演绎，帝后反目演变成清宫极为吸引眼球的疑案，影响之深远，时至今日仍未消弭。

有乾隆私幸民女之说。比如《清鉴辑览》记载乾隆在南巡杭州的时候，曾经微服登岸与民女私会，皇后劝阻，结果被皇帝以疯病发作为名送回京城。有乾隆欲立妃之说。乾隆朝有个文字狱，叫“严譄案”，严譄在乾隆三十年的时候，在山西就听说了皇后事件，并说是由于皇帝想立一个妃子，皇后不依，皇帝不听，结果她将头发剪去。甚至于《清朝野史大观》中，还有更离谱的皇后出家为尼的说法。

皇后真的疯了吗？

以往有前辈学者对剪发事件进行过一些研究，从主流的观点来看，是比较倾向于皇后病变而致剪发的，也就是说皇后是真的疯了。毕竟，从事发的历史时期来看，帝后正处在一个没有太大利益冲突的时期，几乎没有明显的矛盾点可以引发这么激烈的事件。皇后也不会因为喝不上半碗杏仁茶就跟皇帝寻死觅活的，能导致帝后之间巨大矛盾的利益冲突，大致就两点：一是争宠问题，二是立嗣问题。当然，朝鲜《燕行录》中记载有一则“盗珠案”，可能关乎帝后关系的问题，但此事全无旁证，而且朝鲜使臣在京时会受到朝廷的诸多限制，他们有关宫廷事件的信息往往只来自胡同口的老大爷，很不可靠，所以在此我就不予讨论了。

先说争宠。从实际情况来看，那拉氏剪发前后的两三年内，只有令贵妃一人得到晋封，可从皇贵妃相对简陋的册封典仪来看，明显是匆促中决定并执行的，也就是说皇贵妃的册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突发了皇后的剪发事件，皇帝需要一个人摄六宫事。况且上文已经提到，那拉皇后原有的封号“娴”，其满文系“心宽”之意，她与乾隆相安无事多年，从未得享盛宠，对争宠之事也比较淡然，不大会因皇帝偏爱于谁，就做出如此激烈的举动。而野史中提到的乾隆因私幸民女为皇后所劝阻而引发矛盾，就更是外界不懂宫廷生活的胡乱猜测。高宗后宫以民籍入宫的后妃并不少，如纯妃、怡嫔、容妃、庆妃，都是那拉氏熟识的，这事一点也不新鲜，而且皇帝有织造官为他专门安排，人家有自己的渠道，根本无须特意在杭州私会。

再说立嗣。前文已提到，乾隆有嫡子情结，那拉氏又已有十二阿哥，在剪发事件之前，皇帝从未对永璂表示不满，包括后来嘉庆帝也有诗文纪念他的十二哥，称赞其向有文才，立他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皇后没有什么理由为自己的儿子对皇帝做出如此极端的举动。而她这一番操作下来，反而连累了儿子。若说是乾隆看重五阿哥永琪，可事发当年，永琪常年多病，最后还死在了皇后前头。若说乾隆偏爱令妃，欲立十五阿哥永琰为嗣，但此时永琰尚小，储位继承人也是直到乾隆三十八年才被写入密函之内。总之，各种矛盾都不应该发生在这个时间点上。

《清代宫廷史》一书就曾提出那拉皇后更年期病变的说法。乾隆三十年，继后已年近五十，正处于更年期，“最易激怒、多疑”，清宫生活又确实比较沉闷，在宫内时，常年被各种宫规及事务缠身，压力大、责任重，皇后的身份令她对外不敢也不能流露出任何情绪，长此以往很有可能积郁成疾。而南巡时，很多礼仪均从简，仪式感突然降低，不免会产生情绪上的波动，遇到些许刺激，从而诱发更年期的病症，失去了理智，遂做出剪发这样激烈的举动来，但那个时代的人对更年期是没有认知的，所以乾隆会觉得她“尤乖正理，迹类疯迷”。这是我以往比较倾向的观点，但近两年有新的有力证据出现之后，我的认识也有了一些转变。

在2017年底南京博物院举办的“走进养心殿”展中，两份看似平常的“请安折”却让我们更接近了那拉皇后剪发的秘密。原本只是皇子皇孙请安问好的折子，一般的回应只是一句“知道了”。可万万没想到，平常到不能再平常的“请安折”，却勾出了乾隆连篇累牍的回复；更没想到的是，这些朱批回复的正是皇后剪发事件之后，皇帝对她的处置安排。

从乾隆的朱批原文来看，对皇后的安排大致有五项：

①将皇后按指定路线送回翊坤宫，圈禁于后殿。

②使皇后与宫内其他人隔离，统一言论，所有有关她的消息，由太监潘凤对后宫发布。

③任命太监开齐礼为翊坤宫首领太监，同时削减皇后的生活待遇。

④发落了皇后原有的宫女和太监。

⑤仔细搜查皇后在宫内和圆明园的住处，封存她的一切物品。

皇后“自行剪发”已经确认无疑，对她进行圈禁，降低生活待遇，也都在意料之中，但那拉氏为什么剪发，乾隆似乎提供了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皇帝在朱批中说“皇后疯了”，皇后剪发的行为被他判定为疯病所致，按俗语说，就是“被病拿的”，是意识不清时的举动，这与《清实录》中记载的“迹类疯迷”比较吻合，基本属于一种无罪推定，那么那拉皇后的罪责并不大。此外，在《上谕档》中另有四份满文档案，是护送皇后回京的四额驸福隆安的奏折，都是向皇帝汇报那拉皇后行程中的健康状况。对照之下，这三种文献材料似乎都说明皇后是真的病了。

第二种可能性出现于朱批里皇帝的另一个说法：“皇后此事甚属乖张。如此看来，他（她）平日恨我必深。”也就是说，乾隆判定皇后的举动之所以“甚属乖张”，是因为她恨自己，而且从行为的激烈程度来看，应该恨得很深，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合乎逻辑的行为，与“疯了”不同，这属于有罪推断，当面谤君，知法犯法，那拉皇后的罪责可就深重了。

同一份档案里，有罪和无罪，都让乾隆说了，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朝令夕改，这样的前后矛盾还合乎逻辑，但同一篇谕旨里的矛盾就不能不说明问题了。如果皇帝认定皇后疯了，那基本就属于无罪推断，隔离养病也算不为过，但如上文所述，乾隆之后对她一系列极不近人情的处置，就有点说不通了。我们再进一步仔细揣摩一下朱批里的内容，从字里行间还是能看出一些问题的。

朱批里说：“宫外圆明园他住处、净房，你同毛团细细密看，不可令别人知道，若有邪道踪迹，等朕回宫再奏，密之又密。”他令人检查的“邪道踪迹”，应该指的是一些巫蛊之术，这有两种可能，巫蛊之术有可能是针对皇后的，也有可能是针对皇帝的。如果乾隆怀疑皇后被人下了巫蛊，他很可能是在求证皇后为什么疯；如果他怀疑皇后对自己下蛊，更像是在已经确定皇后因恨剪发后，进一步调查她的罪证。

从朱批的内容来看，首先皇帝明显地将皇后对他的恨与调查“邪道踪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给王成的谕旨说：“如此看来，他平日恨我必深。”之后便责令王成和毛团去圆明园皇后的住处搜查“邪道踪迹”。按照这样的逻辑关系，乾隆似乎比较明显地认定皇后是因恨剪发，并怀疑那拉氏还有一系列对他不利的行为。

朱批中所说的“皇后疯了”则是皇帝给潘凤的谕旨，并让潘凤将那拉氏“送到宫时在翊坤宫后殿养病，不许见一人。阿哥公主请安只许向潘凤等打听”，潘凤又是宫内对皇后状况负责的唯一官方发言人，而且皇帝告诉他的是“在翊坤宫后殿养病”，只是“不许见一人”，但他在给别人传旨时，则明确地说“把后殿锁了”。后殿养病和锁在后殿，这两者的区别可就大了，作为发言人，只要明确皇后“疯了”，在后殿养病就可以了。所以，所谓“疯了”更有可能只是对外官宣的一种说辞，是对外掩饰剪发事件真相的障眼法。

朱批中的另一处也显得比较蹊跷：

跟了去的女子三名，当下你同福隆安审问他们十八日如何剪发之事，他们为何不留心，叫他们出去他们就出去吗？要寻自尽难道他们也装不知道吗？问明白每人重责六十板发打牲乌喇（拉），着阿哥公主福晋并他本人都看着。

可以看出，皇后应该是让宫女出去之后独自剪发，并非宫女不尽职，但乾隆却要强加罪责，所谓“叫他们出去他们就出去吗？要寻自尽难道他们也装不知道吗？”，实在是欲加之罪，主子让侍女出去，侍女岂有不出去之理？而且皇帝对宫女的责罚也格外严厉，一般来说，清代宫女犯罪，比如偷窃、不敬，往往就是打上几板子送出宫了事，涉及自尽这样的重罪，才会受到重责六十发往打牲乌拉这样严厉的处罚。所谓“发往打牲乌拉”，基本上与我们在电视剧里常看到的“发往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的处置相似。欲加之罪，还受此重责，更为过分的是，要让皇后在众人面前看着打，这每一板子不都是打在那拉氏的脸上吗，打击她那颗已经对皇帝悖逆的心。这明显是皇帝对她进行报复，借宫女之身，泄己之恨。如果皇后是真的疯了，即便是处置宫女，乾隆的手段恐怕也不会如此毒辣。

由于两份朱批档案的出现，我们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确知剪发事件以后乾隆对皇后的处置，剪发事件的很多线索也就更明朗了。从乾隆的观点来看，是那拉氏对皇帝的“恨”，促成了她的极端举动，这是目前所见材料中最具可能性的动因，而“皇后疯了”更像是掩人耳目的说辞。《清代宫廷史》里的病变说其实是不无道理的，但那些都只能是她剪发的基础诱因，势必会有一个关键事件的刺激，才能导致她不可自控地爆发。而两个当事人，一个生前就被封了口，另一个带着秘密进了坟墓。究竟是什么让她会对皇帝有如此之怨？剪发的诱因又是什么？何以继后的画像，几乎尽被乾隆销毁？这些问题尚属历史之谜，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