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寻找地景：试探物质与文化之间的土地景况
In Search of Landscape: Explore the Condition of the Ground between Material and Culture
生活中偶尔会看到“景观步道”“景观阳台”这样的告示牌。对照告示牌周围的实际环境，告示牌的字里行间对于“景观”二字所抱持的美好想象，时常不禁令人露出会心的微笑。在日常语言中，景观似乎并不是平凡环境的一部分，而是带有一份特殊的光环。然而在看到不动产市场中对于公寓、住宅大楼和景观宅这类的等级区分，或是在整版房屋销售广告中大方出现“景观=价值”这样字眼的时候，先前会心的微笑却变成苦笑了。当然，景观越过设计学院的围墙并不是坏事，发生在市场经济中可以为设计专业的人提供工作机会，更重要的是它同时也成为跨领域研究的“交通枢纽”。如人类学中的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和地理学中的地景研究（Landscape Studies）等研究方向，都成为建筑、艺术、环境、文学、社会学等分散领域的整合力量。除了小区营造和行动主义之外，近来政策和研究中对于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的关注，也成为串联“象牙塔”围墙内外的重要利器。然而对景观专业内部的系统性讨论（评论和历史）却尚未成为普遍风气。文化景观和景观设计两者的论述和教育方式，也仍然存在着清楚可见的隔阂。
我们看到景观建筑（Landscape Architecture）这门专业在美国首先成立后的一百多年间扩散到世界各处，成为规划、使用和保护环境的重要领域。景观相关科系在许多院校中成为独立科系，社会大众的环境意识增强了，对于地景的关怀扩大了，专业人士中的“关键性少数”（Critical Mass）也悄然形成。然而，景观建筑这个行业也面临许多挑战。除了实务界的盈亏明显随着经济起伏而受影响之外，所谓的“景观师”的职业范围仍然模糊：即使在有景观建筑师证照制度的国家中，也难以界定不同环境专业的管辖范围。学术研究和设计课程的整合不容易，实践中也较难摆脱短期效益的模式。在今天新自由主义经济和全球气候变迁的夹击之下，我们不断承受贫富差距的加剧和司空见惯的天灾所造成的双重焦虑，也不禁令人怀疑所谓的人类文明正把世界带往何方。在诸多复杂且急迫的问题中，适逢《寻找地景——地域性文化景观设计实践》的出版，笔者很粗略地从两个方向出发，即由下而上的文化地景以及由上而下的地景文化，借此园地提出几点个人的思考供读者参考。
文化地景的体现（The Embodiment of Cultural Landscape）
20年前在大学求学期间，时常见到许多学生论文都以“工商发达”作为景观相关行业受到重视的缘由，这样的观点自然有其局限性。这类的景观定义经常建立在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上，认为人类的行为动机有先后顺序，依次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按照这样的观点，景观是人类解决温饱之后，行有余力才能追求的精致文化。在今天文化景观日渐受到重视的时刻，我们知道即使是工业和商业的景观，也是人类在生理、安全和社交层次的物质体现。不论是群居的组织阶层，或是趋吉避凶、追求舒适的生物本能，都是景观中的重要成分，也时常构成充满力量的文化景观。当然文化这个词和景观一样模糊，也同时有精致文化和大众文化两种可能。然而取其系统特性来看，即使是一般所谓美的景观设计，通常也都难以摆脱累世更迭的底层文化人影响。
关于何为地景（Landscape）或许众说纷纭，然而人文地理学者曼宁（D. W. Meinig）曾经对环境和地景两者进行了清楚明确的区分：“地景环绕着我们。它与环境相关，但又不完全相等。环境支持的是作为生物的我们，地景展现的是作为文化的我们。”（Environment sustains us as creatures, landscape displays us as cultures.）由此看来，文化与地景几乎是同义词了，只是前者抽象不可见，后者同时关乎观念和物质。然而精致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别，不只是狭义或广义的词汇定义问题，也牵涉到本质认定的不同。景观建筑教育家与理论家凯瑟琳·哈维特（Catherine Howett）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曾经明确批判景观专业中的视觉优位性（Visual Primacy）。她引用哲学家卡尔森（Allen Carlson）讨论土地伦理的观点，以“风景模式”（Landscape Mode）对自然环境进行评估，就好比将自然环境视为平面风景画，这幅画又进一步“被分割成一幕一幕，或是一块一块的景（Scenery），让观赏者从特定点观看，观赏者与环境之间被适当的空间距离（以及情绪距离）隔开。”环境学者艾文顿也认为：“询问观赏者哪种景观比较美，其实是在问，哪种景观属于文化传统所定义的美的类型。”这些风景的文化观念，在我们成长过程中通过各种海报、月历、明信片乃至于计算机屏幕的桌面，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审美判断。无论我们如何追求创新，那个文化所定义的风景框架还是存在我们的内心。更精确一点来说，多数人并没有察觉，今日成为统计学中的“美质”和“偏好”仍然无法摆脱18世纪英国文人眼中的秀美、崇高和如画式（Beautiful, Sublime, Picturesque）三种风景美学原型。
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风起云涌，连带让美学遭受社会学和生态意识的质疑。从风土建筑和人文景观出发的文化地景论述，正是从底层文化出发进而关注地方特质，其中也隐含道德的诉求。比如创立《地景杂志》（Landscape Magazine）并长期担任编辑的杰克逊（J. B. Jackson），从个人身边的环境去体察美国传统聚落和现代城市，以及技术、文化和居民生活如何和环境产生互动。除了对文化的关心之外，从地理学同时也是一种实证的科学角度，拒绝了先入为主的先验理论，而从感官所得的信息来取得分析数据，从而进行演绎或归纳的理性分析。人文或实质地理学意义中的地景研究（Landscape Studies），都是从田野（The Field）出发，关心的不是地标或“亮点”，而是土地的联结组织；不是旅程的终点，而是行经的路途；不是个人的特例，而是集体的常态。这里的难题在于文化和地景这些概念的模糊本质。地理学者路易斯（Peirce Lewis）探讨人类如何“阅读地景”的时候，便曾经提出“地景模糊”的公理（The Axiom of Landscape Obscurity），这个模糊性又关联到另一项公理：文化的整体性和地景的平等特质（The Axiom of Cultural Unity and Landscape Equality）。他进一步解释道：“人类地景中几乎每件物品都可以是文化的线索，所以每件物品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根据这个平等特质，他提出以下三点：
a．如果某件物品很独特，它或许并不具有太多意义，要不就是它的创造者既有钱又疯狂。
b．不要太快断定某件物品的独特性。
c．虽然所有的物品都同等重要，但这不代表对它们的研究和理解也很容易。
这样的文化地景论述，取的是大众文化的意义，带有反美学的态度——所谓“世人皆曰美之为美，斯恶矣”——也使它容易和社会史联系在一起。事实上现代都市形成的历史轨迹中，公园绿地的存在和房地产的投机炒作（Boosterism）原本就密不可分，其中也包含成文和不成文的阶级隔离意义。“精英文化”意义中的景观不仅成为装点生活环境的额外奢侈品，更因为资本的累积而成为一种对奇观的追寻。左翼学者米歇尔（W. J. T. Mitchell）便曾经批判如此的风景意识形态：
我们知道自从John Ruskin的年代开始，风景作为一种美学的对象，从来就不是自我满足或不受打扰的沉思的场所；相反地，它必然是历史、政治和美学对于写在土地上的暴力和罪恶的警醒焦点，经由凝视的眼睛而投射在外。我们知道，从J.M.W.Turner或者John Milton的时代开始，这只邪恶眼睛的暴力就与帝国主义和国族主义紧紧相连。我们现在知道的是，风景自身就是遮掩和自然化（Naturalize）这些罪恶的介质。
如此的控诉对照今日不平均的财富分配更令人触目惊心：2012年的“赋税正义网络报告”指出，世界上最富有的前5%的人口坐拥了全球财富的半数以上，这样的比例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最高峰。“可负担住宅”（Affordable Housing）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Design Corps负责人贝尔（Bryan Bell）曾经提到，从设计学院毕业后的建筑师服务的对象只占了美国人口中的2%，其他都是经由建筑商（Builders）按照既定的住屋样式所建成。这也呼应了建筑理论学者奥克曼（Joan Oackman）的呼吁，她认为大多数人在生活中所接触的未经设计过的建筑其实是“主要（多数）建筑”（Major Architecture），而学院派建筑师经手的设计则应称为“次要（少数）建筑”（Minor Architecture）。人类觉得自己是特殊的，但其实我们都只是自然的一部分。
事实上建筑史家俄普顿（Dell Upton）于20年前的《建筑史或地景史》一文中就曾经指出，建筑史和地景史并不是两个不同的领域，而是面对环境时两种不同的态度。当时同样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考思托夫（Spiro Kostof）曾以仪俗和情境（Ritual and Setting）来界定建筑史。俄普顿进一步提议以地景史的系统性视野来取代建筑史以对象为主的取向。在他看来这不是从单选题变成多选题的包容性问题，而是牵涉到建筑本质的不同认知。在现代社会的专业形成过程中，历史和品位成为设计师的武器，他们也希望借由科学知识的普遍性来超越地方工匠。在这种形势下，历史成为工匠设计手册（Pattern Books）中必读但是片段不全的篇章。长期下来，所谓建筑史的正当材料，也就经由设计师而不是史学家来定义，地方知识和工匠传统进而受到贬抑。也因如此，即使是对所谓乡土建筑（Vernacular Architecture）或非西方建筑（Non-Western）的研究，依赖的也是类似的视觉标准，也有自己的一套受欢迎的纪念性建筑系谱，比如美洲西南方的陶城帕布罗（Taos Pueblo）原住民土砖住屋群或弗吉尼亚州的培根城堡（Bacon's Castle）。俄普顿认为，更细致的地景史必须超越“作者/作品”这样的主客关系所形塑的大师论述，进而超越设计师的企图，让观赏者和使用者来界定建筑或地方的意义。也就是说，设计师对于设计中的社会现象或是感官联想能够控制的部分其实不多，地景会以不预期的方式回应我们。因此他表示：“建筑中大部分的重要意义，都是不经意产生的。”（Most of what is important about architecture is unintended.）当我们体认到文脉（Context）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作品（Text）本身之后，也就打开了整个文化地景的“潘多拉的盒子”。人类的建筑故事不再是作者和对象之间的故事，当中也包含了人类的行动和仪式。因此俄普顿对于文化地景下的操作性定义为：“地景中的所有居民在建构和诠释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是实体结构和想象结构的融合。”
地景文化的物质诠释（Interpreting the Materiality of Landscape Culture）
注重文脉更甚于作品，是否必然限制设计的思考和创新？在当代多样的设计文化中，这里提出的“基地的阅读与诠释”可以作为操作思考的一种可能。因为前述奥克曼倒置了我们一般习惯认知中的主要建筑和次要建筑，她在整理二次大战后25年间的建筑设计文集时，以“建筑文化”而不是以“建筑理论”作为书名。借用这个说法，我们在对景观设计的讨论日渐频繁之后，是否也有可能形成地景文化，同时试探景观设计美学的可能性？我回避一般常用的理论（Theory）一词，因为它源自“观看”（Theoria）这个希腊字源。前述哈维特所质疑的视觉支配性，追根究底就是人类对于理性价值的深信不疑，以及连带对于不能证实的事物心存怀疑。苏格拉底把园艺和文学一同驳斥为无益的消遣，在他的门徒柏拉图眼中，诗人也只能追逐世间表象阴影，在哲学家称王的理想国中并没有一席之地。然而设计毕竟也是物质的体现，人类各种把玩物品并不必然丧失志气，有时也能成为生活中必需的情趣。比起文字和图画，物质环境更能够清楚传达各种观念和体验。各地的历史庭园在建构戏剧场景的过程中传达了人类的思辨和道德价值，以及古典史诗和神话的典故内容。而诗学中的象征和隐喻、科学知识中的生态、地形学、艺术中的抽象和色彩，都成为庭园和风景的成分，也是我们观看时习惯寻找的东西。
现代艺术和现代建筑曾经具有深刻的批判和反叛精神，最终却仍然无法脱离实证理性的误用。19世纪的巴黎诗人波特莱尔曾经给现代艺术下过最犀利的定义：“对现代生活最批判的人，最需要现代主义，因为它显现了我们从哪里来，以及我们如何改变我们周遭的环境以及改变我们自己。”艺术和建筑中的现代运动，以一种偶像破坏者的姿态睥睨20世纪。从最初少数欧洲艺术家的边缘抵抗姿态，到市场化的作品价格炒作，乃至于进入学校成为学院派的论述。现代建筑的倡议者如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等人选择凸显的是去除装饰和历史的清教徒式的理性美学。如今教育过程中注重基本造型而非古典柱式、基地分析多于渲染表现、空间计划多于比例构图、评图制度而非沙龙展示等，都是现代主义的遗绪。根据艺术断代的演进故事，设计师习惯从现代艺术中的众多流派和现代建筑的空间感中来源撷取灵感，让设计更加“诚实”，同时也更加理性、实用、合理，乃至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极简主义（Minimalism）和观念艺术（Conceptual Arts）的精简语汇也融合在景观设计的语汇中。然而现代建筑（以及某种程度上，现代景观建筑）承袭了柏拉图的理性思维，习惯从远处观赏隔离后的自然，进而把身旁的基地当作空白的画布以供设计师摆弄布置。以我们面对基地的态度来说，不少现代主义的景观设计观，如建筑学者伯恩斯（Carol Burns）所批判的“理清基地”（Cleared Site）所代表的意识形态：
理清的基地只会以确切的状况存在。它是一个梦幻、诗意或神秘的角色，也是人类为了征服空间和时间而创作的虚构故事。理清基地的观念假定我们可以捕捉时间、谴责实体性，试图拒绝它在人类构筑的起源。它利用一种遮掩的企图，试图把自己从人类状况中移除。
“理清基地”体现的是自给自足的美学，也是放诸四海皆准、永恒的、去除时间的理想。相对于此，伯恩斯主张土地的关切必须回归基地本身，不仅是工具性的“敷地计划”。类似于俄普顿的观点，她提醒我们文脉即是地景。在她的定义中，文脉（Context）和环境相似，两者都关系到尺度（Scale），因此地方文脉的特殊性可能与广大的区域文脉相互冲突。文脉的内容也是相对的：“有人可能认为营建材料重要，另一些人认为构件和材质的关系很重要，公务员可能只会关心分区、体量和退缩的规范。”在伯恩斯看来，文脉不应该只是设计的限制因子，或是设计中必须被动反映的内容，文脉也可以是主体，甚至作为设计的生产者。这样的观点也是她所谓的“构筑的基地”（Constructed Site）。她选择了“构筑”这个词汇来同时包括人类和自然的营力，以此回避“人工”和“自然”的二分法。然而这样的说法还有更深刻的意义，因为它强调的不是将基地作为机能容器的工具性思考，而是基地上伸手可触的感官特质。也因如此：
“构筑的基地”和“理清的基地”在观念上是相反的。它强调土地和建筑的可见的物质性、形态学的特质和既存状况。“构筑的基地”这个观念把土地的自然形式和建筑的构筑形式联结在一起，同时暗示了如此观念之下的建筑必须从实体的角度来理解——明显的物质过程形塑了建筑和环境。
这里的构筑者不只是人类，同时也包括了自然界的力量，因为不论人工或自然所造成的改变都带有营造的性质，造成改变的这些力量也都是环境中的“施为者”（Agent）。当我们的焦点不再是人工或自然的标签之后，我们便能开始思考两者之间的整合，进而关切施为者（Agent）和过程（Processes）之间的相互关系，借由这些改变的力量来思考未来的可能性。由于“构筑基地”重视每个基地的独特性，我们认识到世上没有基地是完全中立的，就像世上没有所谓完全客观的价值中立这件事一样；每个基地都是一个政治事件，和我们每个人一样，也都有他自身的状况和特性。
把景观设计视为政治事件也承袭了现代艺术的批判观点。这样的政治性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美国设计界对于奥姆斯德（Frederick Law Olmsted）的重新理解中更加清晰。现代景观建筑和现代建筑类似，有自己的大师系谱。现代景观建筑的起点不同于多数建筑师面对自然时保持的疏离态度，其主要论述者倡议的是“众人的花园”和“生活的地景”。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对于“众人”（The People）的定义仍然略显笼统，在战后年代的实验氛围中，也不易脱离理性思维对自然的疏离感。20世纪60年代末期，艺术家亟欲挑战绘画和雕塑的物体性的时候，从事概念艺术和地景艺术的史密森（Robert Smithson）才帮助设计师重新定义了景观建筑的源头。1973年纽约举办中央公园成立100周年的回顾展，在展出的历史地图、施工照片和报告文件中，史密森在奥姆斯德身上看到了“美国第一位地景艺术家”（Earthwork Artist），也发现他们共同关切的不只是基地上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来的独特风景，而是基地本身的质地和纹理。比如奥姆斯德在布鲁克林展望公园（Prospect Park）的报告中说道：
经验告诉我们，某些景致在城市公园内最令人满意，这些景致需要元素的深广累积（Extensive Aggregation）。这样的累积，以及随之而来想要借由它们产生的印象，必须经由另外两项考虑加以限制：趣味的多样性，以及让所有景致都能够借由沟通而让公众满意的目标。该艺术目标，还会受限于土壤和日照的状况，以及岩石和水泉的限制。这些限制要如何克服，例如经由爆破、排水、整地、屏蔽、施肥以及其他过程——每一项都必须经过特殊研究，而规划的艺术目标必须在每个部分都受到研究结论的影响。
爆破、排水、整地、屏蔽（Blasting, Draining, Grading, Screening），奥姆斯德眼中的地景不是名词，而是动词。在他眼中，位处现代纽约都市中的中央公园，为了实现如画式的林地和秀美的开放草原，必须具有长4千米、宽1千米的深度，还需要382万立方米的挖填方工程、种植500万株树木，同时铺设100千米长的排水管线、80千米长的人行步道、7千米长的马车道和四条穿越基地的都市道路。奥姆斯德将风景范型转移到都市的同时，不曾失却的是尺度的重要性，也就是以广大深远的空间与人类渺小的身体形成对比，再借由车道和步道系统来串联身体移动中的流畅风景体验。建筑师文丘里（Robert Venturi）于1966年写的《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开启了古典与现代、室内与室外、文本与文脉等诸多价值与现象之间的相互辩证关系。景观建筑师直到近十多年才开始理解史密森在1973年撰写的短文《奥姆斯德的辩证地景》（The Dialectical Landscape of Frederick Law Olmsted）的重要性，以及打开风景论述中所包含的城镇与乡村、崇高和秀美、创造和毁坏、艺术与自然等二元对立之后可能产生的对话。史密森在阅读中央公园和奥姆思德著作的过程中认识到，风景美学需要土地结构的支撑，土地结构则需要风景美学的灵秀点化。他也让我们了解到属于“如画式”美学（Picturesque）的创造共生与破坏互灭的互动过程，以及物种和物种之间，物种和土地之间千思万缕的关系如何开展。“关系千万重”不仅是生态学的基本问题，也是景观建筑这门既古老又新兴行业关注的重点。因此史密森本人的地景艺术（如1970年的《螺旋状防波堤》）很难称得上是美丽，也不会太好看，因为他企图揭开光鲜布景背后不可见的历程（Processes），也重新定义了“风景”。前述的伯恩斯和史密森对基地的重新检讨，企图超越理性空间机能的工具性思维，同时重视系统（System）、历程（Process）和文脉（Context），也影响了新一代景观建筑师对于土地的思考。
田野中的行动（Playing in the Field）
“你不是这里的人吧？你的行为如此仓促。”贾斯汀和赛弗里德主演的电影《时间规划局》（In Time）中，科技进步使得人类不再老化，然而贫富的差距仍然存在。只是每个人的财富并不是由金钱来定义，而是由手腕上的装置所记录的时间多寡来决定。富豪得以长生不老，穷人则随时担心性命终结。出身贫穷的主人翁某日得到一笔意外之财，却不改匆忙的行为习惯。铭刻于身体行为中的阶级信息，让富豪世家的女主角一眼就看穿。从“习惯”出发的日常生活理论——如杜威的情境学习法（Situation Learning）或二次大战后法国的情境主义（Situationism）——也认为艺术经验和社会息息相关。杜威甚至认为一旦我们缺乏这分“田野意识”，将导致一种机械性、无生命、只重结果而忽视过程的社会：
我们和他人的契约关系中，绝大多数是都是外在而机械性的。这些契约的发生存在于田野（场所）中，由法律单位和政治机关所界定并维持的田野。但是这个田野的意识并没有进入到我们的集体行动中，使它成为整合和控制的力量……各方都有互动，但是多半是外在而局部的，我们获得了结果，但是却无法把它们融入成为体验。
要给好的艺术或设计作品贴上左翼或右翼的标签是危险的，因为它们本身经常是多元而有歧义的。然而自从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之后，冷战结束的欢庆氛围掩盖了左翼的批判性力量，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自由市场神话也让设计规划专业进退失据，或是随着市场的起伏而随波逐流，或是迷失在公部门的繁文缛节中。对比之下，此文以简短的偏见来回顾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地景研究和设计论述，其中的论者都试图以物质的设计或规划作为有意识的文化实践。文化地景和地景文化，前者从民族志和地方志出发，后者来自设计美学进行的讨论；两者的取向和目的或许不同，但是都希望从模糊的整体中寻求思想、物质和行动的相互影响，同时形成新的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关于模糊、流动、变异的地景，已有诸多讨论，当代设计理论喜欢使用德勒兹的“地下块茎”（Rhizome）等后结构主义理论来验证一种“去层级化”（Non-hierarchical）的组织观念，“都市地景主义”（Landscape Urbanism）或“参数式设计”（Parametric Design）都是值得深入探索的课题。时下政策和理论中对于基础设施本身的着墨，不再将地景视为装饰用的额外奢侈品，而是“基础设施”（或曰绿色基盘）的观点改变，也有机会成为私人利益和公共领域、人类和自然等多方的联结点。地景的创造可以是一种体验的美感，同时也可以是社会体制和设计过程，其来源则是多元开放的生活体验和想象。
然而许多设计追逐奇观和视觉焦点的欲望，却时常成为规避地方文脉与历史意义的糖衣。形式上的流动感，未必等同社会或生态的流动性；不少设计流于琐碎片段，因而缺乏和基地或土地之间的联结。我们一方面需要更深入的设计思考和更具挑战性的探索，另一方面也期望能促成设计文化的“白话文运动”。这个“共同语言之梦”或许显得有点奢侈，然而远离“通天塔”之后所产生的对话和交流，才有助于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体验。和地景本身的开放性一样，这里也只能以开放性的提问来权充尾声。我们的设计过程如何从视像转换到叙事——由设计者和游访者所共同述说的故事？设计师是否有足够的社会意识，也能将它融入形式和空间的操作中？创意是否必须来自个人才好？集体的地景塑造是否可能？在努力维持业务营运的同时，我们如何重新想象公共性和公共领域的可能性？对于基础设施、对于城市和地景中可见和不可见的形塑历程，货币、物种、能量的流动和交换，我们的努力是否足以生成新的地景文化？
1 “地景”和“景观”经常交互使用，加上旧有“风景”一词的存在，这些词汇因为语境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意义。这个现象并非本书讨论的重点，但为了讨论方便起见，它们在书中出现的时候皆可视为Landscape的中译。
2 D. W. Meinig, "Introduction, "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Ordinary Landscapes, ed. D. W. Meini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3.
3 Allen Carlson, "Appreciation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37, no. 3 （Spring 1979）: 270．引自Catherine Howett,"Systems, Signs, Sensibilities: Sources for a New Landscape, " Landscape Journal 6, no. 1 （Spring 1987）: 4．卡尔森的观点亦见Allen Carlson, Nature and Landscape: An 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这里指出的无疑是以英文世界为主的风景观念。关于跨文化的风景观念议题，由于过于庞大，本文不得不回避，但是关注者可以阅读冯仕达（Stanislaus Fung）的诸多论文。
4 Neil Evernden. “The Ambiguous Landscape, ” Geographical Review 71, no. 2 （April 1981）: 151．引自Howett, “Systems, Signs, Sensibilities: Sources for a New Landscape, ” 4．艾文顿的观点亦见Neil Evernden, The Social Creation of Nature （Baltimore, M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of Press, 1992）.
5 John Dixon Hunt, Gardens and the Picturesqu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92）.
6 Peirce Lewis, "Axioms for Reading the Landscape, "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Ordinary Landscapes, ed. D. W. Meini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19.
7 W. J. T. Mitchell, “Introduction, ” in W. J. T. Mitchell ed., Landscape and Power,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引自James Corner, "Introduction: Recovering Landscape as a Critical Cultural Practice, " in Recovering Landscape: Essays in Contemporary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d. James Corner.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1.
8 Tax Justice Network, “The Price of Offshore Revisited, ” July, 2012. http://www.taxjustice.net/cms/upload/pdf/Price_of_Offshore_Revisited_120722.pdf
9 Bryan Bell, Good Deeds, Good Design: Community Service through Architecture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2004）.
10 Spiro Kostopf,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Rituals and Setting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1 Dell Upton, "Architectural History of Landscape History, " Journal or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August 1991）: 195-199．俄普顿关于风土建筑研究的最近观点，亦见于Dell Upton, “The VAF at 25: What Now? ” Perspectives in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13 no.2 2006/2007, 7-13.
12 Joan Oackman, Architecture Culture 1943 - 1968: a Documentary Anthology （New York: Rizzoli, 1996）.
13 Robert Pogue Harrison, Gardens: An Essay on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14 Marshal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2）: 128.
15 Carol Burns, “On Site: Architectural Preoccupations, ” in Drawing Building Text, ed. Andrea Kahn.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91）:153.
16 Carol Burns, "On Site: Architectural Preoccupations, " 158.
17 Carol Burns, "On Site: Architectural Preoccupations, " 153.
18 “Gardens Are For People”和“Landscape for Living”正好是彻吉（Thomas Church）和艾克伯（Garrett Eckbo）两位现代景观建筑师的立论之作。详见Thomas Church, Gardens Are For People: How to Plan for Outdoor Living （New York: Reinho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55）; Garrett Eckbo, Landscape for Living （New York: Duell, Sloan, & Pearce, 1950）.
19 Robert Smithson, “Frederick Law Olmsted and the Dialectical Landscape, ” in The Writings of Robert Smithson, eds. Nancy Holt.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9）.
20 Olmsted, Vaux & Co., "Preliminary Report to the Commissioners for Laying out a Park in a Brooklyn, New York: Being a Consideration of Site and Other Conditions Affecting the Design of Public Pleasure Ground, " 1866, reprinted in The Papers of Frederick Law Olmsted Supplementary Series （Volume 1）: Writings on Public Parks, Parkways, and Park Systems, eds. Charles E. Beveridge and Carolyn F. Hoffma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90.
21 Robert Smithson, “Frederick Law Olmsted and the Dialectical Landscape; ” Robert Venturi, 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 （New York:Museum of Modern Art, 1966）.
22 关于基地阅读与诠释的较新观点，可见于伯恩斯与康恩所编辑的文集Carol Burns and Andrea Kahn, Site Matters: Design Concepts, Histories, and Strateg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5）．特别是其中Elizabeth Meyer的文章“Site Citations: The Grounds of Modern Landscape”启发笔者良多。
23 John Dewey, Art as Experience （New York: Minton, Balch & Company, 1934）, 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