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与变迁:明清楚雄地区社会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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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物财政的运行

明初税制沿用唐宋以来的“两税法”,每年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秋二税,与隋唐的“租庸调”无异。正如明人顾清所云,“今之夏秋二税,即古所谓粟米之征,唐之所谓租;农桑丝绢,即古所谓布缕之征,唐之所谓调;今之甲首均徭,即古所谓力役之征,唐之所谓庸。租出于田,调出于家,庸以身计,不相侵越者也”(118)。换言之,明初的赋税体系,仍然是以传统的实物税为基础,货币税的比重并不为多。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中原地区也是如此。植根于传统小农经济体系的田赋,仍然构成赋税的基本内容。史载明太祖“即位之初,定赋役法,一以黄册为准。册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租曰夏税,曰秋粮,凡二等。夏税无过八月,秋粮无过明年二月……两税,洪武时,夏税曰米麦,曰钱钞,曰绢。秋粮曰米,曰钱钞,曰绢”(119)。依云南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更是如此。

《万历会计录》卷一三载:

嘉靖二十九年,巡抚顾应祥题:该省国初设立土官原无赋役,止将所属人户任役应差出办金、银、米、帛、牛、马、海贝之类,岁有定额,谓之差发。后渐改设流官,增立里甲、均徭、税粮、驿站,而差发之征仍前;甚有人户故绝或地基典卖与人已十余辈,犹存初主之名照数督并;其土官夷民又多恃顽,十无一完,独苦内地夷民。乞与除豁。本部复:令勘议仍督催外地夷民上纳,不得独累内地。(120)

上述史料表明云南在明初延续土官治理,并不承担赋役,只任土作贡,谓之差发。而改设流官后,不仅征收税粮,还征发里甲、均徭、驿站等役,而贡赋仍旧。实际上,明初云南并未完全延续土官治理模式,如前述直隶徐州人朱守仁于洪武十五年(1382)出任楚雄知府。亦并非只任土作贡,如洪武十七年(1384)十二月,“云南布政使司,自十四年至十六年多被霜灾,田租一十一万九百五十石,无从征纳,诏皆免之”。左布政使上奏“今后秋租,请以金、银、海贝、布匹、朱砂、水银之属折纳,诏许之”(121)。可见,明太祖平定云南不久,即征收赋税于斯。只是征收赋税区域,多在流官施政处。“贡课或非任土所以有,则以折征。”(122)税粮不能完纳,即以他物替代。与中原省份相比,云南所纳田赋甚低,“通省税粮,不及中州一大县之半”(123)。至正统九年(1444),云南税粮一十二万有零,仍征收银两、牛马等货。(124)

于明代而言,税粮,即田赋,乃是夏税秋粮之简称,是国家正税;而差发,是任土作贡,是各府州县向皇室和中央机构无偿提供的物品,是杂税。由于云南特殊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国家正税一般存留本省使用。(125)而差发杂税,即土司向中央政府直接缴纳“贡赋”,并不通过布政司。明代云南土司一般三年一贡,史载“湖广、广西、四川、云南、贵州腹里土官,遇三年朝觐,差人进贡一次。俱本布政司给文起送,限本年十二月终到京庆贺”(126)

明代典籍亦鲜见田赋征收之事例,而多有赴京交纳贡赋之记载。如洪武二十六年(1393)正月,“楚雄府同知……遣使贡马及方物……诏赐宴于会同馆,仍各赐文绮、钞有差”(127)。同年七月,武定军民府女知府商胜贡马。(128)宣德元年(1426)四月戊寅,“广通县故土官主簿段玺子时春等来朝,贡马”(129)。庚寅,“赐广通县土官舍人段时春乌思钞、彩币,表里有差”。(130)正统元年(1436)二月,楚雄府定远县来朝贡马,赐给彩币等物。(131)正统十一年(1446)十二月,武定军民府把事李英、楚雄府沙矣归巡检司李文广等人来朝贡马,同样赐给彩币。(132)

为了维持行政系统的运转,云南按照中央诏令,也在流官治理地区征发赋役。洪武十七年(1384)十二月,明廷诏令“云南布政使司,自十四年至十六年多被霜灾,田租一十一万九百五十石,无从征纳,诏皆免之”。此后至正统九年(1444),尚书王佐称云南“省税粮一十二万有零”,征收为实物。而在土官治理地区,所属民户并不承担赋役,只任土作贡,岁有定额。如前述嘉靖二十九年(1550),巡抚顾应祥的题奏,“该省国初设立土官原无赋役,止将所属人户任役应差出办金、银、米、帛、牛、马、海贝之类,岁有定额,谓之差发”(133)

从折征和差发的内容来看,两者皆为云南地方特产,区别在于前者折收物品是面向云南全省的,不仅量大,而且分布广泛;后者更具各府州县地方特色,而金银成为两者的主要内容,不过此时金银的本质并非货币,与马牛、布匹、宝石等方物并无二致。盖因云南乃明代最主要的金银产地,而楚雄则为主要银产地,彼时楚雄府财政的本质特征仍是实物财政。在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的明初,即使以实物折征货币,本身仍是实物财政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134)

另外,如前所述,明代前期以盐为币的现象尚比较突出。史载楚雄府“黑盐,煮黑、琅等井滷泉为之,块重二两,军民交易皆用之”(135);武定府“土人懋迁有无,惟以盐块行使,不用海(136);姚安府“交易用盐米”(137)。盐块等实物货币大行其道,说明此时离货币财政的产生还有相当的距离。


(1)康熙《楚雄府志》卷二《建设志》,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58册,凤凰出版社2009年影印本,第372页。

(2)康熙《楚雄府志》卷一《地理志·形势》,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58册,凤凰出版社2009年影印本,第344页。

(3)[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一六《云南四·楚雄府》,中华书局2005年标点本,第5127-5128页。

(4)康熙《武定府志》卷一《形胜》,收入《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武定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标点本,第36页。

(5)康熙《姚州志》卷一《形势》,收入《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姚安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标点本,第36页。

(6)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元·明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78-79页。

(7)《彝族简史》编写组:《彝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页。

(8)《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2991页。

(9)《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2997页。

(10)[元]李京著,王叔武校:《云南志略辑校》,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标点本,第68页。

(11)杨玉华:《楚雄地区文人文学述略》,收入《滇文化散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

(12)[唐]樊绰著,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卷六《云南城镇》,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2-135页。

(13)[元]李京著,王叔武校:《云南志略辑校》,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标点本,第84页。

(14)[民国]《新纂云南通志(一)·序》,李春龙审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点校本,第3页。

(15)郭思九、陶学良整理:《查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

(16)阚勇:《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及其研究》,收入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人类起源与史前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页。

(17)吴保良、马飞:《中国民间禁忌与传说》,学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6页。

(18)聂鹏:《彝语稻作词汇及其文化现象》,《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增刊,第125-131页。

(19)卢勋、李根蟠:《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20)[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齐鲁书社2000年标点本,第55页。

(21)[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齐鲁书社2000年标点本,第58页。

(22)阚勇:《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及其研究》,收入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人类起源与史前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0页。

(23)楚雄彝族自治州博物馆:《云南永仁永定镇石板墓清理简报》,《文物》1986年第7期,第32页。

(24)云南省博物馆工作队:《云南省楚雄县万家坝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10期,第3页。

(25)《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2991页。

(26)[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收入《二十五别史》,齐鲁书社2000年标点本,第53页。

(27)《三国志》卷三五《蜀书五·诸葛亮》,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1年标点本,第919页。[元]李京著,王叔武校:《云南志略辑校》,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标点本,第69页亦载诸葛亮平定南中后,“悉收豪杰以为官属,出其金银、丹漆、牛马,以给军国之用。终亮之世,夷不复反”。

(28)方铁:《元代云南行省的农业与农业赋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59页。“双”指云南等地少数民族计算田亩的单位。

(29)[元]李京著,王叔武校:《云南志略辑校》,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标点本,第88页。

(30)《明史》卷八〇《食货四》,中华书局1974年,第1931页。

(31)《圣朝混一方舆胜览》中卷,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2册《史部·地理类》,书目文献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第84页。

(32)康熙《黑盐井志》卷一《盛景》,收入《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禄丰卷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标点本,第599页。

(33)云南省禄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禄丰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页。

(34)黄培林、钟长永主编:《滇盐史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25页。

(35)六井为黑盐井、白盐井、瑰盐井、丽江井、老姆井、弥沙井。

(36)[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一六《云南四·黑盐井》,中华书局2005年标点本,第5132页。

(37)[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齐鲁书社2000年标点本,第58页。

(38)张学君:《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食盐贸易》,《盐业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27页。

(39)《三国志》卷四一《蜀书十一·王连》,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1年标点本,第1009页。

(40)汤国彦主编:《云南历史货币》,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41)云南省博物馆:《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第64页。

(42)参见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第2期,第97-156页。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呈贡天子庙滇墓》,《考古学报》1985第4期,第507-545页。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剑川鳌凤山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第239-265页。

(43)王大道:《云南出土货币初探》,《云南文物》1987年第3期称“其中部分海贝分布于我国与东南亚、南亚接壤的边境地区外,大多都是沿着‘南丝路’的主干线,分布在曲靖、昆明、晋宁、楚雄、大理、腾冲等地区”。

(44)方国瑜:《云南用贝做货币的时代及贝的来源》,《云南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第32页。

(45)赵小平:《试论元代云南金银货币与实物货币的流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1期。

(46)《元史》卷一二五《列传第十二·赛典赤瞻思丁》,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3065页。

(47)《元史》卷一二《世祖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246页。

(48)[元]李京著,王叔武校:《云南志略辑校》,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标点本,第88页。

(49)[唐]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卷七《云南管内物产》,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190页。

(50)赵小平:《历史时期云南盐币流通探析》,《盐业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3-14页。

(51)《马可·波罗游记》第二卷第四十七章,李季译,上海东亚图书馆1936年版,第193-194页。

(52)[元]李京著,王叔武校:《云南志略辑校》,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标点本,第93页。

(53)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楚雄府·土产》,《续修四库全书》第六八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73页。另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二《武定府》亦有类似记载。

(54)方国瑜:《云南用贝作货币的时代及贝的来源》,《云南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第32页。

(55)《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3049-3050页。

(56)杨甫旺主编:《云南彝族土司史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57)高薇:《云南彝族土司的典章制度研究》,收入杨甫旺主编《新彝学》第一辑,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51页。

(58)《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七下》,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119页。

(59)王文光、段红云:《元代云南行省的政区设置及“乌蛮”的发展》,《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第55页。

(60)《元史》卷六一《地理志》,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1460-1461页。

(61)《元史》卷六一《地理志》,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1481页。

(62)《元史》卷六一《地理志》,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1462页。

(63)龚荫:《中国土司制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64)王文光、段红云:《元代云南行省的政区设置及“乌蛮”的发展》,《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第59页。

(65)《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1345页。

(66)《元史》卷六一《地理志》,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1457页。

(67)《元史》卷六一《地理志》,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1460-1461页。

(68)《元史》卷六一《地理志》,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1462页。《大明一统志》卷八七《武定军民府》亦云:“至元中,并仁德、于矢二部入罗婺,更置北路总管府,寻改武定路。”

(69)《元史》卷六一《地理志》,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1481页。

(70)[明]李贤等纂修:《大明一统志》卷八七《姚安军民府》,台联国风出版社1977年影印本,第5343页云:“姚州,元立统矢千户所,至元间,改置姚州,属大理路,天历间,升为姚安路。”

(71)《元史》卷九一《百官志》,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2308页。

(72)王文光、段红云:《元代云南行省的政区设置及“乌蛮”的发展》,《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第57页。

(73)《明史》卷三一〇《土司》,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7981-7982页。

(74)武定女土司商胜原为武定路总管,洪武十五年(1382)归顺明朝后被授予土知府。洪武二十六年(1393),商胜因病不能任事,请以子海积袭职,得到批准。

(75)隆庆《楚雄府志》卷一《沿革志》,收入《日本藏罕见中国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标点本,第10-11页。

(76)万历《云南通志》卷一《地理志第一·地图》,收入《西南稀见方志文献》,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第11页。

(77)《明史》卷一三八《朱守仁》,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3972页。

(78)万历《云南通志》卷一《地理志第一·地图》,收入《西南稀见方志文献》,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第13页。

(79)[明]李贤等纂修:《大明一统志》卷八七《姚安军民府》,台联国风出版社1977年影印本,第5352页。康熙《武定府志》卷一《沿革》,《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武定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标点本,第31页称“武定军民府,领州二:曰和曲、曰禄劝,县三:曰元谋、曰石旧、曰易竜,后废石旧、易竜二县,设石旧、武定二所”,记载有所不同。

(80)万历《云南通志》卷一《地理志第一·地图》,收入《西南稀见方志文献》,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第15页。

(81)[明]高岱:《鸿猷录》卷六《廓清滇南》,收入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69页云:“云南自元世祖至今百有余年,屡经兵燹,图籍不存,兵数无从稽考,但当以今要害量,宜设卫戍守耳。”

(82)《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三,洪武十五年闰二月甲午,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影印本,第2245页。

(83)[明]刘文征:天启《滇志》卷五《建设志》,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六八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387页。

(84)《明史》卷四六《地理志七》,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181-1182页。

(85)[明]刘文征:天启《滇志·地图总论》,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六八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207页。

(86)嘉靖《吴江县志》卷一〇《食货志二·差役》,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524页。

(87)万历《明会典》卷二〇《黄册》,中华书局1989年标点本,第133页。《万历会计录》卷一三《云南布政司田赋沿革事例》,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2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457页亦载:“洪武二十四年奏:准云南攒造黄册,除流官及上官驯熟府分依式攒造外,其土官用事边远顽野之处田甲粮,不拘定式听从实编造。”

(88)梁方仲:《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90页。

(89)嘉靖《寻甸府志》上卷《食货志》,收入《宁波天一阁明代地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影印本,第33页。

(90)[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一六《云南四·楚雄府》,中华书局2005年标点本,第5128-5135页。

(91)[明]李贤等纂修:《大明一统志》卷八七《姚安军民府》,台联国风出版社1977年影印本,第5343-5344页。

(92)[明]李贤等纂修:《大明一统志》卷八七《姚安军民府》,台联国风出版社1977年影印本,第5352页。

(93)康熙《定远县志》卷五《食货志·里甲》,收入《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牟定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标点本,第35-36页。

(94)万历《明会典》卷一八《户部五·屯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9页。

(95)[明]陈用宾:《陈言开采疏》,天启《滇志》卷二二《艺文志》,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六八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247页。

(96)[明]何孟春:《何文简疏议》卷六《议国科疏》,收入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五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4页。

(97)《明太祖实录》卷一五四,洪武十六年五月庚申,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影印本,第2407页。

(98)[明]高岱:《鸿猷录》卷六《廓清滇南》,收入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69页。

(99)《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九,洪武十九年八月庚申,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影印本,第2709-2710页。

(100)[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五《诏令杂考一·大理战书附》,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27页。

(101)《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四,洪武二十年八月乙亥,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影印本,第2772页。

(102)《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五,洪武二十年九月辛巳,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影印本,第2776页。

(103)《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七,洪武二十年十一月壬午,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影印本,第2798页。

(104)《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七,洪武二十年十一月丁巳,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影印本,第2805页。

(105)《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五,洪武二十九年三月丁亥,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影印本,第3558-3559页。

(106)正德《云南志》卷九《姚安府》,收入《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七〇册,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408页。

(107)正德《云南志》卷一〇《武定军民府·风俗》,收入《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七〇册,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446-447页。

(108)万历《明会典》卷一八《户部五·屯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9页。

(109)[明]俞汝钦:《议处屯田呈》,隆庆《楚雄府志》卷二《食货志·赋役》,收入《日本藏罕见中国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29页。

(110)康熙《楚雄府志》卷一《风俗》,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58册,凤凰出版社2009年影印本,第356页。

(111)《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四,洪武二十年八月癸酉,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影印本,第2771页。

(112)[清]师范:《滇系》卷三之一《事略》,嘉庆十三年修,光绪十三年重刊本,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135页。

(113)宣统《楚雄县志》卷二《地理》,收入《中国方志丛书》第39号,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第32页。

(114)宣统《楚雄县志》卷二《地理》,收入《中国方志丛书》第39号,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第29页。

(115)光绪《武定直隶州志》卷三《户口》,收入《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武定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标点本,第363页

(116)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楚雄府·风俗》,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六八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73页。

(117)正德《云南志》卷二《云南府·屯田》,收入《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七〇册,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123-124页。

(118)[明]顾清:《傍秋亭杂记》卷上,收入《涵芬楼秘籍》第四集七种八册一函,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影印本,第6页b。

(119)《明史》卷七八《食货二·赋役》,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893-1894页。

(120)[明]张学彦等:《万历会计录》卷一三《云南布政司田赋沿革事例》,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2册,第459页。

(121)《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九,洪武十七年十二月壬子,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影印本,第2577页。

(122)万历《扬州府志》卷三《赋役志上》,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5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第58页。

(123)[明]陈用宾:《陈言开采疏》,天启《滇志》卷二二《艺文志》,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六八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247页。

(124)《万历会计录》卷一三《云南布政司田赋沿革事例》,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2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457页。

(125)《万历会计录》卷一三《云南布政司田赋沿革事例》,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2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459页载:“云南岁额多系存留,故其赋易共,□是差发之征,随地定等。”又第444页称云南“夏税麦实征35567.26石,留存;秋粮米实征107123.37石,留存”。

(126)万历《明会典》卷一〇八《礼部》,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83页。

(127)《明太祖实录》卷二二四,洪武二十六年春正月丁未朔,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影印本,第3273页。

(128)《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九,洪武二十六年七月乙卯,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影印本,第3346页。

(129)《明宣宗实录》卷一六,宣德元年四月戊寅,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影印本,第435页。

(130)《明宣宗实录》卷一六,宣德元年四月庚寅,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影印本,第442页。

(131)《明英宗实录》卷一四,正统元年二月壬戌,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影印本,第271页。

(132)《明英宗实录》卷一四八,正统十一年十二月甲辰,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影印本,第2908页。

(133)《万历会计录》卷一三《云南布政司田赋沿革事例》,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2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459页。

(134)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4页。

(135)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楚雄府·土产》,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六八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73页。

(136)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二《武定府》,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六八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51页。

(137)正德《云南志》卷九《姚安府》,收入《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七〇册,上海书店990年影印本,第4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