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当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财富质量理论

当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财富质量理论集中体现为对财富结构和增长关系的研究，其研究成果主要从以下三大视角出发：公共—私人财富的比较视角、公共资产—公共债务的比较视角和继承性财富—创造性财富的比较视角，分别代表了国民财富质量、公共财富质量和私人财富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一、国民财富的质量：基于公共—私人财富的比较视角

国民财富从所有制结构上可以分为公共财富和私人财富，因此，国民财富的质量可以用公共—私人财富的相对比重去衡量。在公共—私人财富的相对比重的研究中，皮凯蒂（2014）以资本—国民收入比作为财富存量的计量指标，通过绘制英、法等发达国家19世纪末期到21世纪初期公共财富与私人财富存量的时间序列图，发现私人资本在国民总资本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表明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发达国家中，私人资本的经济效应对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公共—私人资本相对比重的运动与历史上数次经济周期和不同经济阶段紧密相关，在危机时期，公共—私人资本比会通过“国有化”运动上升，在平稳时期，“私有化”运动会导致公共—私人资本比的下降，“国有化”与“私有化”的矛盾运动直接影响了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国内学者对公共—私人财富比对增长影响机制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关系的研究上，最终上升到对政府—市场职能分配与增长关系的探讨。杨春学和杨新铭（2015）系统地总结了国企—民企关系对经济作用的主流观点：坚守马克思原教旨主义的学者反对“国退民进”，因为过大的私有制资产比重不仅会动摇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而且其中存在大量的剥削行为，这势必会加大贫富差距，最终影响经济稳定发展；坚持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学者支持“国退民进”，认为国有企业所占比重仍然太高，所占用资源过大，不符合建立高效率的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最终会导致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因此国有资产应转化为更高效率的私人资产。针对两派针锋相对的观点，他们通过比对中国国有企业比重和经济增长率的历史数据，并参考西方发达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经验，得出了“只有依国情而定的国有经济比重才能既保证效率又关注公平，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结论。王昊（2014）在国企—民企关系中讨论了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认为国有资产与私人资产之争会决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从而影响经济运行的效率，最终决定生产力的发展。他同时建议应当转变政府职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才能确保经济的高效运行、促进经济增长。胡梅玲（2016）梳理了国企与民企关系的发展历程，从三个历史阶段探讨了国企和民企间相互促进和制约的作用关系，认为国企与民企之比只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中间变量，两者所处的政策、市场环境才是决定因素，只有为国企与民企营造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才能决定适度的国有—私人资产比，最终维持经济稳定、确保经济平稳发展。

由此可见，可以如下总结国民财富质量的影响机制：公共—私人财富比是衡量国民财富质量的指标，通过作用于政府—市场职能相对强弱关系来影响经济运行效率，最终决定增长率的大小。其政策启示是应控制公共—私人财富比在合理范围之内，以平滑经济周期带来的波动性影响，维持经济运行的高效率。如果是处于危机时期，通过“国有化”运动可以提高公共—私人财富比，强化政府的职能，以政府短期内的干预来克服危机，消除市场失灵的弊病；如果是处于平稳时期，通过“私有化”运动可以降低公共—私人财富比，充分调动市场的配置效率，发挥市场高效的职能，有利于经济长期的增长。

二、公共财富的质量：基于公共资产—公共债务的比较视角

公共财富的内部质量问题主要表现在公共资产与公债的相对比重上，公共财富的质量决定政府职能的效率，因此，相应的理论研究集中表现在对政府公债效应的研究上。

在政府公债效应理论中，刘忠敏、李双等（2018）归纳了历史上典型的公债理论，认为主要包括长期经济增长效应和短期增长效应理论。长期增长效应理论中主要包括无限期界模型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理论，认为公债分别作用于净财富积累和技术进步，最终影响增长率；短期效应理论中认为公债有消费效应、投资效应、进出口效应和分配效应四种效应，通过决定有效需求的形成来影响经济增长，与之相对应的理论有李嘉图等价命题和凯恩斯命题、“挤出效应”和“挤进效应”理论、公债分配效应理论等。丁有钢（2017）也总结出了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认为存在隐性公债与显性公债两种作用机制：隐性公债效应即国有企业债务—国民企业收入比的影响，直接与国有企业效益大小相关，其效应主要通过国有企业的资金利用率来传导；显性公债效应为政府债务与GDP比率的影响，但对具体作用机制没有给出理论解释。对于公共资产—公共债务比作用效应的变化规律，主要的理论是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及相关学者提出的“阈值论”。该理论认为，当政府债务／GDP比率低于阈值时，公债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当处于较高水平时，则会抑制经济增长。其比率与增长率的图像应呈现出“倒U”形曲线形状，存在一个作用效应最佳的公债阈值。

在实证方面，公债相对比重效应的研究集中在对公债的适度比重的测度上，Reinhart和Rogoff（2010）针对“欧债危机”，开创性地分析了公债的适度比重，发现政府债务—GDP比超过90%就会阻碍经济增长，但该结论受到包括Krugman在内的大批学者的强烈质疑，引发了当前围绕高债务与增长的一场大辩论。国内学者张启迪（2015）研究了1970—2012年欧元区16国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证明了公债“稳健阈值”的存在性，认为公债阈值应处于54%～78%。丁有钢（2017）则从中国政府债务的省际数据出发，发现政府显性债务占比与国民收入的变动规律与“阈值论”描述的“倒U”形曲线相符，并认为中国的显性公债占比的阈值在3.4%左右。同时他还发现隐性公债，即国有企业总负债量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与平均增长率呈反向变动关系，但是没有得到隐性公债占比的阈值。

因此，公共财富的质量理论主要与政府公债效应理论相关，公共财富内部质量主要表现为对公共资产和公共债务的相对权衡，故可以用公共资产—公共债务比来衡量。首先，对于其作用机制来说，度量公共财富内部质量的公共资产—公共债务比率会通过作用于国有经济资金利用效率和公共资产、公共服务数量等因素，产生消费、投资效应，影响总需求的形成来决定国民收入的大小。其次，对于其作用效应的变化规律来说，公共财富的质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二重性，随着公共负债比率的增加，公共财富的增长效应逐渐由正转负，存在公共资产—公共债务的最佳比重——公债阈值，在这个比重上公共财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效果最好。所以确定公共资产—公共债务的最佳比重对于提高有效需求以及推动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三、私人财富的质量：基于继承性财富—创造性财富的比较视角

理论界对私人财富结构的研究集中在对家庭资产配置结构及其经济效应的研究上，通常按照资产流动性将私人财富划分为固定资产与金融资产。但笔者认为，比起家庭资产流动性结构对增长的影响，研究财富来源方式与增长的关系在中国更具现实意义，因为财富继承是中国家庭的头等大事，继承财富在个人财富中的占比将对个体实现财富增值的路径选择产生影响，进而决定家庭资产结构和个体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影响实体经济发展和创新活动，最终影响经济增长。沿着这一思路，笔者总结了理论界提出的有关继承性—创造性财富相对比重对个体经济行为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为私人财富质量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皮凯蒂（2014）突出强调了研究继承财富的现实意义，他认为当资本收益率长期明显大于经济增长率时，继承财富必然会变得比创造财富更受人们欢迎，因为过去积累的财富不仅无须劳动即可自我增长，而且其增速还高于工作挣来的用于储蓄的财富。如果联合国对人口增长预测的中位数准确，则在21世纪全球各地都会出现增长放缓的情况，继承财富的重要性在全球都会得以提升，况且统计显示，法国“继承财富占个人全部财富比重”正在迅速上升，2010年已经接近70%的水平。因此，在当代，财富继承的重要性将会重新显现，势必会对个体行为选择和经济运行产生深远影响。

继承财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主要可分为三类：首先，关于继承财富对创新活动的作用机制，制度学派的凡勃仑（1889）在其著作《有闲阶级论》中指出，继承性财富多的个体往往表现出“有闲阶级”特征，他们通常由于自身丰厚的遗产而倾向于避免有效劳动，所以其创造的财富比重往往低于平均水平，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继承性财富少的个体往往敢于冒险和创新，其创造的财富比重往往较高，所以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加突出。其次，关于继承财富对知识溢出的作用机制，刘易斯（1996）讨论了财富来源途径对知识和创新的扩散作用，他主张知识和创新的扩散作用取决于社会阶层的流动性，首先接触到新知识和新产品的是上层阶级的人，只有当下层阶级能够向上层流动时才能接触到新产品和新知识，从而促进知识和创新的扩散。当积累性财富占据主导时，社会阶层流动性较强；当继承性财富占据主导时，社会阶层流动性较低。所以当继承性财富取代积累性财富时，社会阶层流动性较低，知识和创新的扩散受到抑制，最终不利于经济增长。最后，关于继承财富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机制，陈晓君（2017）认为财富的流动性越高越有利于财富积累，并且从财富的来源来看，继承性财富占个人财富比重高的群体主要是富人，财富主要以资本形式落在他们手中，且富人由于倾向于风险规避，风险在其手中沉淀，财富的流动性低，所以不利于财富增长；而创造性财富占比高的群体主要是平民，财富增值的渠道主要来自收入，且主要用于日常消费与储蓄，所以财富的流动性高，有利于财富增长。任保平（2015）指出，通过财富流动个体可以在交换中取得相对优势价格，从而激励个体创新和技术进步，最终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如果财富总是通过遗产继承聚集于既得利益集团或者垄断部门，不仅大部分民众无法共享改革红利，未来财富的再生产也会因为效率低下而受到阻碍。

因此，随着继承性财富在个人财富中占比的提高，继承财富的重要性将重新显现。同时，继承性财富和创造性财富的相对关系对创新活动和资源配置有着深远影响，所以私人财富质量可以用继承性财富—创造性财富比来衡量。

综上所述，基于传统增长理论的不足以及当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财富质量理论，本章试图提出一个财富质量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理论框架，以系统化地阐释财富的结构性问题对当代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理论框架由国民财富质量作用机制理论、公共财富质量作用机制理论以及私人财富作用机制理论三部分构成，其层级关系和作用路径分别如图1-1和图1-2所示。

图1-1　国民财富质量、公共财富质量和私人财富质量的层级关系

图1-2　国民财富质量、公共财富质量和私人财富质量的作用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