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解构主义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具体操作

伴随着学术界对解构主义的介绍与翻译，运用解构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后新时期以来的先锋文本甚至传统文本进行有效的阅读与阐释的文章也不在少数。不仅如此，解构主义对于当代一些批评者的理论话语的建构也起着不可低估的背景和主导作用，而对于当代作家知识者的危机阐释，一些论者从解构主义入手，更得出了并不乐观的结论。

正如有的论者所言，解构主义更多的是被视为一种文本（或文体）策略或者阅读技巧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领域中加以运用的，如方克强的《叙事态势：建构与解构——评李其纲的中篇近作》、张京嫒的《解构神话——评王安忆的（弟兄们）》、王富仁的《贾岛‹寻隐者不遇›的解构主义批评》、李以建的《叶兆言小说的建构与解构》、张向东的《阐释与解构——先锋文本的文体启示》等便是如此。运用解构主义对文体解构现象及对先锋文本的存在状态进行解读，则首先体现了解构主义的操作特征。如有的论者对文体解构现象的解释：既然文本是文体的具体呈现，文本又是由语言构成，那么，我们就无法否认文体同样存在一种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文体的这种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状态只不过隐蔽得更加充分，而先锋文本则暴露得更加具体而已）。因此，文体意义与语言意义和文本意义一样，都时常难以通过可信的解读来进行准确的描绘。

一种文本之所以不能准确唯一地划入某种文体之中，说明文体与语言和文本一样具有不可化约和不断增生的多样性。在这一点上，动态的、差异的、非稳定性的文体解构不同于静态的、共时的和稳定的文体模式，它更能解释这一多样性现象。文体解构就其本质意义来说，就是指文体早已在无论是否知道的情况下消解了它的基础，以此使文体赖以屹立的基础化为消解状态。文体解构不是拆散文体结构，而是指它本身早已自行拆除了文体解构。⁽⁴⁾不仅如此，对于从20世纪80年代末产生的一批带有实验性质的先锋文本，一些批评家不仅纷纷倡言用解构主义进行解读，而且投入到具体实践中去了，如李陀的《昔日顽童今何在》中就论述了操持传统理论话语的批评家如何面对文坛出现的实验的先锋文本而“望文兴叹”之态。而张颐武亦认为，对于这种实验文体，解构主义正是其用武之地。事实上，西方解构理论得以产生的一个社会基础，是它确实迎合了当代西方的一批实验性作品的阐释需要，对于西方的一些超小说、反小说、新小说等，似乎也只有用解构主义的方式才能对其加以阐释。所以国内学者用解构主义的方式对实验的先锋文本的解读也实属对症下药。

除了上文所提的几篇文章之外，论述最精当的便是陈晓明的长文《暴力与游戏：无主体话语——孙甘露与后现代话语特征》和傅翔的《伊甸园之门：新时期小说的空间透视》。陈文用解构主义无主体的话语陈述方式，分析了孙甘露的后现代话语特征，即叙事的能指化、多重文本、主体的失落、无底的游戏等。对于孙甘露的话语分析，陈文堪称全面，陈文的话语风格与孙甘露的文本可谓相得益彰。傅文可以说是对先锋的实验文本的一个整体透视，作者认为先锋文本无疑是一次完全意义上的小说变革，在这次变革的背后，有着后现代主义话语的坚固支柱。殊不知，作者本身所操持的批评话语更有着解构主义的底蕴。

作者在分析中说，叙述游戏在不同的层面上对叙述权威和深度模式进行最无情的解构，读者面对文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任意解读，从而使小说呈现出多种意蕴。有的论者则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这种任意解读，在很大程度上有滑向相对主义的危险。其实对于这种危险大可不必担心，因为如上文所述，在理论层面上趋向于同构的传统文本解读与解构式阅读存在不同，所以在实践层面上，二者也必然存在差异。正如传统的文本解读存在绝对主义的倾向一样，解构式阅读也必然存在相对主义的倾向，由于传统的文本解读以文本为本位，为了弄清楚文本的确切含义，它往往侧重采取一种分析式的解读方式，而解构阅读以阅读本身为目的，更多地体现了接受主体在文学作品完成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它往往侧重采取一种感受式的阅读方式。分析式的文本解读方式是指在传统的文本解读过程中，接受主体要想对文本进行正确把握，必然要充分调动自己的解读积极性以及头脑中积淀的各种信息，要求接受者进行细致的观察，重视每一个精细的情节，搞清每一个人物、事件、情节如何发生及发展的过程，甚至读懂每一个标题、每一句话、每一个标点，虽然这种分析式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体现接受主体的能动过程，但这种分析的结果最终是不可能超越文本本身的。从解读的开始到最终的结束，自始至终都被控制在文本的范围之内，而文本本身既提供了阅读的对象，又成为限制读者的巨大障碍。而对于感受式的解构阅读来说，文本只是提供了一种阅读的契机。它从最初就以接受主体为基本出发点，因为感受毕竟是接受主体的感受，这种感受可以完全脱离文本的制约。它充分体现了接受主体作为主体的存在价值，在这种存在价值的基础上，接受主体将表现出无限的创造性，虽然有时这些创造性也可能被漫不经心地一带而过或心不在焉的一目十行所埋没。确切地说，感受式的解构阅读是指接受主体在解读中抛弃了以往文本的神圣化观念，把接受主体的自我放在第一位，完全凭自我的兴趣进行阅读，对作品中的人物命运和事件，采取随感式的多角度、多层次的解构与延伸。比如对于格非的《褐色鸟群》的阅读就可以体现那种随感式的特点。在文本阅读的开始，你可以感受到这是一篇“性诱惑”的小说，却又感觉似乎是逃避诱惑，而逃避的方式可以是叙述人的方式，又可以不是。随着阅读的深入，又可以感觉到一种“关于生存论”的形而上学的思考蕴含在里面，这种形而上学的思考又能够引申为关于“时间”“回忆”的重复。顺着这样的思路又可以往下延伸，这种感受式的解构阅读就是这样，往往通过对文本中的某一个因子进行感受和联想，然后逐渐生发开来。有时生发的结果完全脱离文本本身，甚至与文本本身截然相反；有时这种生发也不需要有什么结果和答案。感受式的解构阅读时断时续，时快时慢，完全受阅读的情绪支配。在这种阅读方式中，由于语言意义与文本意义的非确定性，不同的阅读者在阅读中可以获得不同的感受，更可以赋予其不同的、确定的或非确定的意义，甚至相同的读者由于阅读的情绪和环境不同，每一次阅读都可能获得或赋予原文本以不同的意义，并且这种意义也可以是不确定的。这种解构阅读不仅突破了文本本位，而且最大限度地解放了读者，而解放读者正是解构阅读的目的。

在当下一些较有实力的年轻批评家的理论话语中，他们不仅对于文学个案的具体分析采用了解构主义的理论与方法，而且纵观整个理论建树，也可看出解构主义的重大影响。张颐武在他的著作《在边缘处追索》中，承认借用解构主义的方法论，把以往用西方理论对中国的研究加以消解，指出其理论的局限和无能之处，这也就重新拯救了传统的存在。他认为只有借助解构主义“打破”原有等级次第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展现出第三世界文化及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及创造性，而后才有可能加入新的语词，变换新的视角和方式，使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在新的“对话”中获得不同的话语。因此，解构主义对西方文化话语中的中心、边缘模式进行破坏的方法论，对我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进一步认为，“解构化”的文学批评是第三世界文学批评最为显著的特征，“批评的解构化”一方面去除了“西方中心”的批评神话，另一方面创造了一种新的理论，使我们能够与西方理论进行对话，提供来自第三世界的理论参照。⁽⁵⁾

可见解构主义是张颐武理论建构的核心所在，他声称德里达的“瓦解中心”“消解二元对立”不够彻底，因为德里达并未提出要消解“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对立，这是德里达的失误。其实德里达的“消解中心”，从最初的语言就已经开始了。按解构主义的观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对立，究其根本是语言的对立，而这早在德里达的消解之列。张颐武的真正目的是在消解西方的同时，再确立一个名为平等对话的“东方中心”，这与近期一些学者所提出的“中华性”如出一辙，张颐武的观点最终尚未摆脱解构主义者的困境。虽然如此，张颐武毕竟为当前的批评者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方法，对于西方中心论而言，无异于“师夷长技以制夷”。像张颐武这样将解构主义作为自己批评的主导话语或作为批评背景的批评家，除上面提及的以外，还有王干、王宁、张陵、吴亮、王斌等人。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陈晓明在他的《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的论著中，运用解构主义的观点，分析了先锋小说的叙事转换、语言经验、叙事策略等，表现出了解构主义文本策略的伟力。

与一些批评者认为解构主义将给中国今后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新前景相反，面对转型期知识分子写作的危机处境，另一些论者提出了并不乐观的看法。同样，他们仍然操持着解构主义的理论与方法，这些论者以王岳川为代表。王岳川在他的一篇《后现代知识转型与知识分子的危机》中说，解构主义者的一套消解中心的写作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已远远超越知识界而进入文化界。正如上文所述，德里达认为，作者写作是一种制造“踪迹”的话语，写作并不必然地表明作者的意图。福科也说，写作犹如游戏，在不断超越自身的规则和违反其界限中展示自身。罗兰·巴尔特也认为，写作是知识分子可以寻求乐趣的最后一个尚未被侵犯的领地，在那里可以逃避现实中种种非人境遇，可以尽情享受能指词带来的欢乐。进而王岳川指出，后现代写作语言因丧失了精神超越性和价值的迫问性，而日益成为一种不断膨胀的话语，一种夸张而刺激性的广告。写作从创造思想，保存思想，传达思想和传播思想演变为一种无思想、无意义的“话语排泄”行为。知识者在面临经济地位险恶的情势中，又面临失去独立思考与写作的权力危机，在腹背受敌中，完成了思想的流亡和尊严的丧失，最后面对主体消隐语言而患上后现代的绝症——失语症。王岳川用解构主义分析现代作家知识分子的写作危机所得出的结论，无异于再一次敲响了作家知识分子的警钟，虽然他的目的是要通过解构主义展示后现代写作知识分子的困境，但我们却又一次在他危言耸听的论述中，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解构主义的困境。王岳川与张颐武同样操持着解构主义话语，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主要原因在于张颐武立足于本土，而王岳川立足于世界。张颐武的目的在于解构之后的“建构”，王岳川则在于重构之前的“解构”，张颐武意在吸收为我所用，王岳川则旨在引进为我所警。

解构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具体操作所显示出的辐射力，其实早已超越了文学批评本身。对于一种理论思潮的引进与吸收，我们常常提倡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实际精华与糟粕也许不好区分，甚至不能区分，对于理论思潮的运用也大抵如此，解构主义也许更是如此。在今后的文学批评的发展中，我们坚信叶维廉先生所言：“我们会获得更广阔的领域来更清楚地看到解构主义和后解构主义批评的贡献与限制。”⁽⁶⁾

（本文发表于《中国比较文学》1997年第2期《新华文摘》摘编）

(1)　诺里斯：《解构：理论与实践》，纽约，1982年，第2页。

(2)　胡经之、王岳川：《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07页。

(3)　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中文版，第389页。

(4)　参见《论文体解构》，载《长白论丛》，1994年第2期。

(5)　张颐武：《在边缘处追索》，时代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6)　叶维廉：《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的文学规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