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文献综述

2.2.1　内部控制缺陷认定与分类的文献综述

1. 内部控制缺陷认定的文献综述

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指出，内部控制缺陷是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存在漏洞，或内部控制的运行存在偏差，以致不能及时发现错误的情形。这对内部控制缺陷的含义进行了否定式的界定，未对缺陷的具体认定做出规定。并未对内部控制中的重大缺陷、重要缺陷及一般缺陷这些依据严重程度作进一步划分的缺陷认定提供指导。

关于内部控制缺陷的研究中，学者们纷纷选取不同的方法认定内部控制缺陷。其中，一些学者通过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来识别，如单华军（2010）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问题及整改计划”中所提到内部控制缺陷的次数来识别内部控制缺陷数量（单华军，2010）。董卉娜等（2012）以评估报告中关于内部控制的否定语句来识别内部控制缺陷。另一些学者选取替代变量进行判定，如杨有红等（2009）从企业发布会计差错更正情况来识别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中是否存在漏洞或不足，以此来作为企业内部控制缺陷的替代变量。瞿旭等（2009）选取金融行业中民生银行年报中“公司治理结构”“重要事项”等部分，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外部审计师出具的年报审计报告中的评价结论等方面，从这些部分是否存在否定语句，来识别企业是否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田勇（2011）以上市公司收到非标准审计意见、受到处罚、深交所的信息披露不合格作为内部控制缺陷的替代变量。柳俊俊（2010）从上市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来判定，主要包括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会计师事务所的签证报告及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李万福等（2011）根据内部控制五要素归纳出判断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存在的15项指标，若上市公司存在任何一项缺陷，判定公司存在内部控制缺陷。齐保垒等（2012）将那些存在重大会计差错的上市公司，认定为存在财务报告内控缺陷，将会计差错作为财务报告内控缺陷的替代变量。刘中华等（2015）从上市公司的内控自我评价报告，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信息及其采取的相应整改情况，及外部审计师的鉴证意见获得信息，从是否存在缺陷及存在缺陷的个数2个层面对内控缺陷进行识别。

2. 内部控制缺陷分类的文献综述

关于内部控制缺陷的分类，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有不同的分类结果。具体地，有以下几种分类情况：①按照缺陷导致后果的严重程度划分，分为重大（material）、重要（significant）与一般缺陷3类。②按照缺陷是否对财务报告的真实性造成的影响划分，分为财务报告层面或会计层面内控缺陷（Accounting level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及非财务报告层面或公司层面内控缺陷（Company level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如穆迪债务评级公司（2004）就是这样划分的，会计层面内控缺陷主要是那些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缺陷，如账户余额及交易事项中会计控制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包括对应收账款账务处理方面的控制不足、对会计准则运用的新交易事项方面的控制不足等；公司层面的内部控制缺陷主要是指那些内部控制整体架构或内部控制组成要素方面的缺陷，如内部控制环境类缺陷、业务流程类缺陷等。进一步地，该公司还指出如果企业存在公司整体层面的缺陷，同时，这也意味着会计层面的控制也会存在不足之处，即企业财务报告质量值得怀疑，当然管理层控制具体业务的能力也值得质疑。王惠芳（2011）也是根据这一分类标准进行的分类，并且又分别把这两个层面的内部控制缺陷进行了具体划分，如会计层面内控缺陷包括会计凭证类、核算类缺陷等，公司层面内控缺陷是在原有的内控五要素基础上进行了内容细分，具体到了诸多二级子目。Ge等（2005）将内部控制重大（material）缺陷分为会计类（Accounting）与公司类（Company）内部控制缺陷2种，对于会计类内部控制缺陷主要是指那些与具体交易事项或账户记录相关的控制缺陷，公司类内控缺陷主要是指那些公司整体层面的职务设置、技术支持等方面的缺陷。③根据内部控制的组成要素划分，分为控制环境缺陷（Control environment deficiencies）、风险评估缺陷（Risk assessment deficiencies）、控制活动缺陷（Control activities deficiencies）、信息沟通缺陷（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deficiencies）及监督缺陷（Monitord deficiencies）5种，如董卉娜等（2012）。④根据审计的难易程度进行划分，可以分为易审计类和难审计类内部控制缺陷。如Hammersley等（2008）指出较难审计类内控缺陷主要是那些与关键岗位人员、企业财务及企业控制环境相关的内部控制缺陷，而易审计类内部控制缺陷主要是控制系统类内控缺陷、业务交易核算类内控缺陷及日常业务控制类内控缺陷。⑤其他划分标准。石意如（2012）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制度规范的客观性综合考虑，提出内控缺陷认定的三分法。即具体划分为规则类缺陷、偏规类缺陷及行为类缺陷3种。其中，第一种内部控制规则类缺陷是指客观原因引致的，主要是指制度规范设计方面的缺陷；后两种缺陷是指由于行为主体主观原因而产生的，行为偏离内部控制制度规范的规定而产生的缺陷；行为类缺陷主要是指因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导致的缺陷。

从已有文献可以看出，有关内部控制缺陷识别方面的标准尚不完善，实务操作性较差，众多学者依据不同的识别标准，对内部控制缺陷进行认定。对于内部控制缺陷的分类，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分类也不统一，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所依据的评价标准不尽相同。一部分学者依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一部分学者依据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指导意见等；二是评价的内部控制对象不尽一致。一部分学者是针对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一部分学者是针对企业整体的内部控制状况。由于本研究主要是研究高管权力视角下，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对于企业内控缺陷存在的可能性有何影响，故需要综合考虑内部控制缺陷，不仅有财务层面的内控缺陷，还有公司岗位职责设计、信息技术等治理层面的内控缺陷，由此本研究参照内部控制目标，从表明缺陷存在的迹象入手综合识别内部控制缺陷。

2.2.2　内部控制缺陷影响因素文献综述

已有关于内部控制缺陷影响因素的文献，基本上是围绕哪些因素影响内部控制缺陷的存在，及哪些因素影响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2个方面展开的。由于Ashbaugh等（2007）指出，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需要以缺陷的存在为基本前提。且存在缺陷的上市公司也可能会为了规避披露不好信息带来的损失，存在隐瞒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情形。由此可以得出，内部控制缺陷存在与缺陷信息披露二者的影响因素并不完全相同。鉴于本研究主要是基于高管权力视角，研究内部控制缺陷存在的影响因素，以下主要回顾内部控制缺陷存在性的影响因素。

1. 公司特质层面的影响因素

（1）公司组织特征

由于内部控制建设是需要花费一定的人力、物力，需要资金支持的，相应地，企业自身组织特质会影响内部控制的建立和运行。有诸多学者研究了上市公司自身组织特征的不同方面对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如Bryan等（2005）研究发现，规模越小、业绩越差、具有更高贝塔值的上市公司，越可能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Ge等（2005）选取SOX法案颁布后，至少披露一个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216家上市公司，通过对内控缺陷进行分类，将其划分为账户类内部控制缺陷等9大类型。实证检验发现，上市公司业务越复杂（如多元化、跨国经营等），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越多；上市公司规模越大、收益越高，越少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类似地，有研究表明规模较小的上市公司，一般所拥有资源相对比较欠缺，容易存在内部控制缺陷，且那些具有成立时间相对比较短、财务状况较差、业务复杂性较高、经历并购等重大变化、成长速度较快等特质的上市公司，越容易存在内部控制缺陷，如Ashbaugh等（2007）和Doyle等（2007）。并且，Yazawa（2010）在日本市场上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在非营利团体也有类似的结果。国内学者研究方面，方红星等（2010）研究表明，交叉上市的企业能够更及时地更正内部控制中存在的遗漏。王茜等（2012）通过建立内部控制缺陷识别模型，研究发现那些具有外部审计师变更频率比较大、盈利能力比较差这些特质的上市公司，是比较容易存在内控缺陷的。王沈（2013）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具有组织架构缺陷或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欠缺、发生亏损现象的上市公司，比较容易出现资金管理控制方面的缺陷。李越冬等（2014）通过建立Logistic模型，运用配对样本组，研究了上市公司的业务复杂程度、上市时间长短等特质对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所得出的结论与Doyle等（2007）的结论基本一致。

（2）公司经营特征

公司经营特征主要体现在公司经营复杂性、财务状况和会计风险等方面。上市公司的经营越复杂，其对内部控制系统的要求就越高。众多学者研究了不同的经营特征因素对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田高良等（2010）研究得出，那些对外披露了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上市公司，具有拥有的子公司数较多、有对外贸易业务往来、存在并购或重组事项等特点。田勇（2011）也研究发现，存在重大并购或重组事项对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作用很明显。

2. 公司内部治理层面的影响因素

公司治理是企业内部控制运行的一种重要的内部环境因素，较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促进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相应地，会影响内部控制缺陷的存在。本部分着重介绍公司治理因素中的董事会和审计特征对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

（1）董事会特征

董事会作为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看作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在内部控制运行中发挥着决策监督作用，不同的董事会特征会产生不同的治理效果。如Hoitash等（2009）实证检验发现，董事会强度与内部控制缺陷显著负相关。Chen等（2011）指出董事会的独立性与内部控制缺陷之间显著负相关。刘亚莉等（2011）通过Logistic回归得出，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的公司更容易出现内部控制缺陷。有学者没有直接研究董事会特征对内控缺陷的影响，而是研究了董事会对内控目标或内控有效性的影响，可以预期，这些董事会特征相应地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内部控制缺陷。如宋文阁等（2012）研究发现，董事会的独立性越高，内部控制目标越容易实现，董事会会议召开的频繁程度对内控目标影响不明显，两职合一对财务报告及遵守法规这两项内部控制目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孟贵珍（2013）研究发现，董事会人员总数越多、董事会会议次数越多，两职分离程度越高，内部控制有效性越高，而董事会独立性和成员持股比例对内控有效性的影响不明显。

审计委员会作为一个独立董事人数占比较高的专门委员会，被看作是缓解现代契约关系中委托代理冲突的组织机构，是内外部审计之间信息沟通的纽带（吴玉心，2003）。审计委员会在内部控制执行和财务报告披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审计委员会的职责范围不断扩大，从最初的强化外部审计师独立性到全面负责公司内外部审计的沟通、监督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核查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信息质量等。即审计委员会的职责主要是监督、控制、沟通、报告。Raghunandan等（2001）采用问卷调查发现，审计委员会成员中财会方面的人员越多，越能有效辅助内审工作，促进内控良好运行。Klein（2002）和Abbott等（2004）认为审计委员会的规模对内部控制有重要影响。Krishnan（2005）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越多，专业性越强，公司出现内部控制缺陷的概率越低，但是审计任期及审计费用对内部控制缺陷报告的影响不显著。Hang等（2007）运用Logit模型研究了审计特征对内控缺陷的影响，发现审计师独立性越高、审计委员会专业性越强，越容易发现内控缺陷，审计师变更则表明企业更可能会存在内控缺陷。Goh（2009）研究了审计委员会专业性及会议次数对内控缺陷的影响，发现比较专业、活跃性比较高的审计委员会，会减少内控缺陷的存在。刘亚莉等（2011）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成立时间较短，尤其是当年刚成立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可能性更大。韩传模（2012）根据我国审计委员会运作的实际，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成员具有的专业性越强、独立性及责权保障程度越高，内控缺陷越不易存在。刘焱等（2014）从审计委员会主席专业性和成员专业性2个方面衡量审计委员会专业性，发现专业性越强的审计委员会越能够降低内控缺陷的发生率。

（2）审计特征

现代企业制度两权分离，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由于效用最大化函数的不一致，产生代理冲突，产生相应的代理成本，上市公司为降低代理成本对外部监督机制产生了内在需求（罗明琦、赵环，2014）。而外部审计作为重要的外部监督机制之一，对企业财务报告具有鉴证功能，是解决代理问题的重要的监督治理机制（徐帅，2014），并且对内部控制进行评价和监督，所以，直接影响内部控制实施效果。Krishnan等（2007）指出审计师变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公司内控缺陷，被看作是指示器，主要在于外部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师为了规避审计失败带来的风险，可能会主动解除与存在现在高风险被审计单位的关系。Mitra等（2010）研究发现，专业性强的审计师可以提高与客户协商议价的能力，会更容易发现内控缺陷，从而收取更高的佣金。Chen等（2011）研究了事务所规模、审计师专业性、审计任期对内控缺陷的影响，得出外部审计质量越高，内控缺陷发生的概率越低。Stephens（2011）研究发现，专业知识素质较强的审计师因更熟悉专业领域内的情况，可以迅速发现和关注公司的高风险领域，可以更好地识别企业潜在的内部控制缺陷，以便及早采取防范措施，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

综上，目前对内部控制缺陷存在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公司特质、公司治理等客观方面因素的单一因素视角进行探讨。而企业高管在内部控制运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高管的决策行为会对企业制度规范的实施产生一定影响，相应地，高管权力的增大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内部控制的实施。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内部控制运行中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现实，以高管权力的视角，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研究内部控制缺陷存在的影响因素。

2.2.3　内部控制缺陷经济后果文献综述

已有文献从高管薪酬、会计信息质量、会计稳健性、信贷约束、公司价值、审计意见、审计定价、审计收费、市场反应及融资成本等角度研究内部控制缺陷的经济后果（齐保垒等，2010；杨清香等，2012；刘彬，2013；王艺霖等，2014；李越冬等，2014；林钟高等，2016；尚兆燕等，2016；王爱群等，2016）。

关于内部控制缺陷对市场反应、会计风险、融资成本、盈利能力、信贷约束等方面的影响。Jacqueline S. Hammersley等（2007）研究了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股票价值对内部控制缺陷的敏感性，表明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披露对股票价值产生负面影响。Dana R. Hermanson等（2008）研究了内部控制缺陷对公司盈余收益的影响，表明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不能合理保证其盈余收益。Ashbaugh Skaife等（2008）研究发现，颁布萨班斯法案相关条款后，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后期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资源到内控建设中，会面临较低的会计风险。Jeong Bon Kim等（2011）选取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公司特征和借款合同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公司，其利差较大；缺陷的严重程度影响贷款利率和借款费用，公司面临的外部融资成本更高。田高良等（2011）以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对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表明当公司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时，净利润的价值相关性下降。李晓慧等（2013）对内部控制对债权人保护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发现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或运行失效，导致内部控制偏离其执行目标，引致经营效率下降，最终对债权人本息的收回产生消极影响。周守华等（2013）实证考察了内部控制缺陷对盈利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公司比不存在缺陷的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弱。杨秀玲（2013）选取2010年沪、深A股1708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内部控制缺陷对绩效产生的影响，表明内部控制缺陷与公司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张会丽等（2014）认为，内部控制存在缺陷会严重影响市场对企业持有现金的定价，增加了企业内部自由现金流的代理成本，加剧了现金持有在未来经营中的不确定性。刘中华等（2015）研究了内部控制缺陷的存在对企业信贷约束的影响，表明了内部控制缺陷会显著加剧企业的信贷约束，企业采取的内部控制缺陷改进措施不能从根本上去除这种负面影响。

内部控制缺陷对高管薪酬影响方面。Wang（2010）发现具有内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的CFO通常具有更低的薪酬回报与更高的变更风险，通过披露公司的内部控制缺陷有效评价公司高管的经营能力，并且实证结果表明加强内部控制披露能降低经理人市场的信息不对称。Hoitash等（2012）研究发现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其高管薪酬水平更低，尤其是当公司治理水平较强时，因披露内部控制缺陷而导致的公司高管薪酬的下降更为强烈。Brown等（2012）的研究表明，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CEO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更低，同时公司层面的内部控制缺陷比业务层面的内部控制缺陷影响更明显。杨程程等（2015）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视角，研究了2012年主板上市公司，发现在披露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公司，高管的薪酬水平更高；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显著提高了高管薪酬的业绩敏感性。

内部控制缺陷对公司盈余质量、会计稳健性影响方面。Bedard（2006）研究了内部控制缺陷与公司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发现与无须披露内控缺陷相比，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评定其盈余质量的态度会更谨慎。Doyle（2007）研究了2002—2005年705家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发现公司层面的内部控制缺陷与企业盈余质量成反比关系，而应计特定账户层面的内部控制缺陷与会计盈余质量并无关系。Ashbaugh-Skaife等（2008）研究了内部控制缺陷与应计质量的关系，证明了内部控制质量对应计质量是有影响的。齐保垒等（2010）利用盈余—报酬率模型研究了会计稳健性与内部控制缺陷的关系，发现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公司会计稳健性更差。齐保垒等（2010）研究了内部控制缺陷对财务报告信息质量的影响，从会计稳健性、应计质量和财务信息价值相关性3个角度度量财务报告信息质量，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公司的应计质量和会计稳健性比其他公司显著更低。Goh等（2011）研究了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采用3类经典模型分别计量会计稳健性，发现会计稳健性较低的公司都披露了内部控制缺陷，而积极进行整改的公司具有更高的会计稳健性。

内部控制缺陷对审计收费影响方面。Doyle等（2007）研究披露出一个及以上实质性缺陷的705家上市公司，发现内部控制缺陷会降低盈余质量，同时也会增加企业经营失败的可能性，审计师为了降低风险通常会收取额外的费用。Ashbaugh-Skaife（2008）从跨期视角对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内部控制会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和会计信息质量以及降低信息不对称。Johnstone & Beard（2008）认为内部控制缺陷会导致审计师增加审计程序和提高审计收费率。Ranietal（2008）检验了内部控制缺陷与审计定价的关系，发现SOX法案404条款执行后内部控制缺陷的存在导致审计定价越高。Hoitash等（2008）研究了内部控制缺陷类型与审计定价水平的关系，发现审计费用的高低与内部控制缺陷的严重程度正相关。张敏（2010）对2008年沪市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表明内部控制缺陷会提高审计定价，因此上市公司披露更多的内部控制缺陷会提高其审计定价。张红英等（2013）发现上市公司存在的缺陷类型与将来发生审计失败的风险成正比，事务所会要求公司为额外的审计程序及风险溢价支付较高的审计费用。盖地等（2013）研究了内部控制缺陷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表明，审计收费因内部控制存在缺陷而增加，一般缺陷和特定缺陷对审计收费产生不同的影响，相比较而言，审计费用受特定缺陷的影响更加明显。

但有关内部控制缺陷对于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系统研究较少，随着内部控制规范文件的出台，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不同内部控制水平的企业进行的投资决策机制存在着显著差异，近期有少量文献研究内部控制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如Cheng等（2013）、李万福等（2011）研究发现，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抑制公司的非效率投资。方红星等（2013）检验了内部控制对非效率投资产生的抑制作用，认为内部控制失效会引起内部职能部门之间权利失衡、业务流程安排失效、权责分配不合理，最终不能有效地抑制公司的非效率投资。王治等（2015）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能够降低企业现金流量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的非效率投资现象，并且民营企业的抑制效应要好于国有企业，地方国企的抑制效应要好于中央国企。张超和刘星（2015）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对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均产生了显著影响，且存在时序上的关系。林钟高等（2016）指出，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代理动机下的现金持有更可能导致企业过度投资。这为研究内部控制缺陷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进而研究高管权力对内部控制缺陷影响的非效率投资效应提供了支持。

2.2.4　高管权力相关文献综述

（1）高管权力的度量

关于高管权力衡量指标的选取，学者们尚未达成一致的意见。Finkelstein（1992）认为高管权力是高管拥有的让企业战略朝自己意愿方向发展的能力，从4个层面衡量高管权力，将高管权力划分为专家权力维度、声望权力维度、结构权力维度与所有权力维度。Hu等（2004）采用CEO任期、CEO是否兼任董事长、CEO两年内退休与否及大股东是否存在等指标，构建综合指标衡量高管权力。Adams等（2005）将权力分为正式权力和非正式权力两种，正式权力主要与CEO的决策制定有关，常采用CEO持股比例、CEO兼任董事长等指标；非正式权力与CEO的职位没有关系，常用CEO任期及CEO的教育背景等指标衡量。Cheng（2008）从CEO与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内部董是否为同一人这一角度，对上市公司高管权力进行度量。Bebchuk等（2006）发现CEO薪酬与高管团队薪酬比对公司业绩有很好的解释力，采用高管相对薪酬衡量高管权力，但这种对高管权力的衡量方法仅是对高管在组织上权力的反映，而对其他如股权结构、董事会监督机制等方面的权力尚未较好地反映。Kim等（2011）划分高管权力为组织权力维度、个人能力权力维度、所有制权力维度，此外，还在这3个高管权力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外部监管机制这一维度，分别选取相应的指标进行度量。国内学者对高管权力的研究起步较晚，卢锐（2008）采用两职兼任、股权制衡度、董事长或总经理是否在之前上任指标，采用积分变量、虚拟变量方法合成高管权力综合指标。方军雄（2009）选取终极控制人性质、持股比例、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情况、独立董事比例、是否设有薪酬委员会等指标测度了高管权力。权小锋和吴世农（2010）从组织权力维度、专家权力维度、所有制权力维度和声望权力维度共4个维度衡量高管权力，各个维度分别选取2个虚拟变量来衡量，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算术平均值方法分别合成2个CEO权力综合指标。

已有的研究关于高管权力的衡量有可借鉴之处，但因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直接采用国外关于高管权力的衡量指标，可能对于中国企业高管权力缺乏解释力。因此，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基于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本研究选取两职兼任、董事会规模、任职年限、外部兼职、股权分散和机构持股6个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高管权力指标，具体将在第五章中论述。

（2）高管权力的影响后果

Bebchuk等（2002）在最优契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高管权力理论，由此高管权力论被广泛应用于众多研究领域。对高管权力影响后果的研究，从最初的高管权力对薪酬影响的研究开始，学者陆续将研究视角转向高管权力对董事聘任、董事会效率、风险承担、股权激励、公司绩效、股利分红、信息操纵、证券分析师的盈利预测、会计信息质量、并购绩效、企业投资、内部控制质量（赵息等，2013）等方面的影响（汤洪波等，2008；Cheng等，2009；Morse等，2011；张丽平等，2012；郭红彩，2013；赵息等，2013；王茂林等，2014；卢馨等，2014；李胜楠等，2015；初春虹等，2016）。

Bebchuk等（2002）在最优契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高管权力理论，由此高管权力论作为解释薪酬现象的重要理论基础，被广泛应用于众多研究领域。对高管权力经济后果的研究也备受关注，从最初的高管权力对薪酬影响的研究开始，学者陆续将研究视角转向高管权力对董事聘任、董事会效率、风险承担、股权激励、公司绩效、股利分红、信息操纵、证券分析师的盈利预测、企业投资等方面的影响，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黎文靖和卢锐（2007）研究发现，高管权力会影响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随着高管权力的逐渐增大，会计信息质量会越来越低。汤洪波和李湛（2008）通过构建高管权力指标，研究高管权力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的规模、流通股中机构投资者的比例、是否发行有外资股等因素影响高管权力，进而影响企业价值。Cheng等（2009）研究发现，由于高管薪酬与高管自身利益直接相关，在董事会制定上市公司的薪酬契约时，权力较大的CEO会强权进行干预，并且由于绩效与薪酬之间的关联性，CEO还会强权影响董事会对其的绩效考评工作。Morse等（2011）研究发现，权力较强的CEO会通过运用权力干预董事会中外部董事成员的选取，进而对高管薪酬中具有激励作用的那部分实施权力操纵，使得自身获得相对较高的薪酬。张丽平和杨兴全（2012）以高管权力视角，检验了管理层激励对过度投资的治理效应，结果表明，管理层激励能够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但高管权力弱化了管理层激励机制的治理效应。郭红彩（2013）基于2003—201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了高管权力对上市公司分红行为的影响，得出高管权力与企业的现金股利支付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魏贤运和柴小康（2013）选取2007—2010年的医药、生物制品行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高管权力对上市公司研发支出政策选择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高管权力越小的上市公司，进行资本化研发支出的可能性越大。王茂林等（2014）实证检验了高管权力对现金股利和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权力越大的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水平越低，但投资效率越低。卢馨等（2014）选取2005—201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别从高管权力强度和高管权力持续性2个方面，检验了高管权力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权力强度对企业投资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高管权力持续性与企业投资水平之间的影响关系不显著。

考虑到现代企业两权分离，使得上市公司高管往往会存在利用权力进行寻租以获取私人利益的机会主义动机。目前我国经理人市场、法律法规等监督系统的不完善为寻租提供了便利的通道，只要有权力，就会或多或少地存在寻租。内部控制的实施过程是不易被外部利益相关者观察的，上市公司高管权力膨胀，具备在内部控制运行过程中实施权力寻租行为的能力和条件。高管权力的存在使得企业高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董事会、审计监督等权力监督机制的治理能力，超越内部控制约束，影响内部控制缺陷发生率。因此，可以遵循行为金融学中管理者“权力—动机—条件”的研究逻辑，研究上市公司高管权力对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机理。

国内外关于高管权力的众多研究文献，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结论。考虑到企业高管在内部控制设立、运行及评价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现代企业两权分离，使得上市公司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存在着委托代理冲突，并导致管理者往往会存在利用权力进行寻租以获取私人利益的机会主义动机。目前我国经理人市场、法律法规等监督系统的不完善为寻租提供了便利的通道，只要有权力，就会或多或少地存在寻租。内部控制的实施过程是不易被外部利益相关者观察的，上市公司管理者可能会利用其拥有的较大权力，通过各种方式，隐蔽地实施最大化自身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在公司内部治理不健全和外部约束薄弱的情形下，内部控制在制约管理者层面比较薄弱，企业高管权力膨胀，具备在内部控制运行过程中实施权力寻租行为的能力和条件。高管权力的存在使得企业高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董事会、审计监督等权力监督机制的治理能力，超越内部控制约束。这表明，管理者有能力通过权力实施影响企业的日常治理和经营决策，并可能运用权力进行寻租。因此，高管权力的存在使得上市公司高管利用其权力谋取私利，影响内部控制的实施效果，因此，本研究以高管权力视角，研究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存在的影响因素。

2.2.5　市场化改革相关文献综述

樊纲等（2001）认为市场化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进行转轨的过程，其并非只是一项简单的规章制度变化，而是牵涉到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法律等方面的变革。众多学者就法律、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程度等市场化改革因素对上市公司制度安排的影响效应进行了研究，如市场化程度对地方政府控制上市公司动机（夏立军等，2007）、对于缓解代理问题和增强国企高管薪酬激励有效性（辛清泉等，2009），不同产权企业R&D投资（郝颖等，2010）、企业资本结构调整过程（姜付秀等，2011）、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风险承担行为（李文贵等，2012）、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实际税率（刘慧龙等，2014）等经济行为的影响。刘华（2015）实证检验了市场化程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创新绩效与研发投入、市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关系显著，研发经费投入受金融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李慧云等（2015）研究了市场化进程对自愿性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关系的影响发现，市场化进程加强了自愿性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的负相关关系，且这种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存在差异。张敦力等（2016）研究了市场化进程、所有权性质对企业相对业绩评价在高管薪酬合约实施中的影响，结果发现市场化程度影响企业相对业绩评价，且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更有可能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实施相对业绩评价。程锐（2016）利用收入差距函数，探讨市场化、企业家精神与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发现企业家精神与市场化对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优于企业家精神单项指标的影响。曹越等（2016）检验了市场化进程、媒体报道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与媒体报道的两种类别——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之间存在替代效应，二者军队高管薪酬有显著影响，且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影响程度有差异。程小可等（2017）研究了企业创新、市场化程度对区域就业水平的影响，指出企业创新投入促进区域就业水平的提高，且市场化程度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创新投入与区域就业水平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存在显著差异。赵建梅等（2017）以2007—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市场化进程、公司业绩对薪酬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业绩与高管薪酬差距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市场化进程的提高对高管外部薪酬差距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亦有学者关注了市场化程度对高管权力行为的制约作用，如杨兴全等（2014）基于市场化改革加快的制度背景，实证检验了市场化进程和高管权力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现金持有水平随着高管权力的增大而提高，且现金持有水平的提高会导致企业价值下降。陆智强等（2014）和黄娟等（2016）研究发现，外部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企业高管运用权力攫取超额薪酬的能力有显著的抑制效应。

上述研究表明了市场化改革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制度安排及高管权力机会主义行为影响的普遍性，为本课题基于市场化改革的制度背景，考察上市公司高管权力对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提供了支持。

2.2.6　非效率投资影响因素文献综述

企业投资行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信息经济学及公司治理理论相关研究的逐步发展，成为理论界及实务界关注的焦点。学者们从委托代理冲突、企业融资结构、企业现金流量、内部资本市场结构及大股东股权控制等角度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这一行为进行了研究。

关于非效率投资的动因，由于不健全的组织与市场环境，使得信息经济学与委托代理理论对企业投资选择行为的解释合理化，形成了源于委托代理理论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投资理论。相应地，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研究形成了不同派别的研究者，一是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投资效率研究（Heinkel等，1990；肖珉等，2014），二是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投资效率研究（Jensen等，1976；Asker等，2011），三是基于代理理论与信息不对称的双重视角对非效率投资进行研究。亦有中国研究者考虑我国非效率投资现状，指出上市公司委托代理冲突与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投资水平偏离最优投资水平，由此产生了非效率投资（张功富等，2009；郝颖等，2014）。

另有部分学者从企业管理者存在逆向选择行为的角度分析了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现象（Narayanan，1988）。yers等（1984）则从企业信息不对称角度出发，结合其筹资成本问题，提出了“优序融资理论”，指出企业融资按照融资成本大小顺序，会优先选择内部融资，其次选择债务融资，最后是权益融资的先后顺序。由此当企业对外发行权益证券时，投资者则认为这是企业运营的负面信息，采取措施使得企业发行新股时折价发行，在这种情形下，企业管理层则不会采取对外发行股票的方式进行资金筹集，因此会放弃那些较好的投资机会导致投资不足的现象。Jaffee等（1976）则考虑到债务融资形式，从债务融资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对企业投资行为进行分析，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现象，企业债权人会出于保护自身利益动机，设定债务的限制性条款以约束股东的行为，由此会增加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导致企业产生投资不足行为；同时，因信息不对称导致部分劣质债券的市场价值被高估，由此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会导致过度投资现象发生。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源于股东与企业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出现“道德风险”问题，由此引致对于管理层的行为决策较难进行监督，管理层为最大化自身利益，会进行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的非效率投资选择（Fama，1980）。Grenadier等（2007）研究认为，因信息不对称问题，相较于企业这一融资主体，外部投资者处于信息获取量较少的劣势地位，为避免融资项目失败，往往会对新股发行估值水平采用平均化估值，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企业对于投资项目收益的低估，进而可能会放弃那些净现值为正的项目，导致投资不足现象。王旭（2015）研究发现，公司治理越不健全，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大，企业存在的融资约束会严重影响其投资效率。

Jensen等（1976）研究发现，企业的资本机构，尤其是企业筹资结构中的负债比例，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Jensen（1986）提出自由现金流理论，认为在经营者最大化自身利益动机的驱动下，企业高管会更倾向于将净现金流投向净现值为负数的项目，即更容易出现过度投资现象。Hadlock（1998）研究发现，高管的股权激励使得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增加，同时加剧了公司的过度投资程度，这进一步证明了权益激励基础的高管激励对公司投资有正的影响，还发现了股权激励和研究与幵发支出方面的投资呈负相关关系。Broussard（2004）研究发现，高管激励水平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但是为负相关。特别是在增长机会不佳的公司中这种现象更加明显。欧阳凌等（2005）研究指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两种不同的股权市场结构，监督成本不同，由此对企业投资不足与过度投资两类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Hilary等（2006）通过对盈余及时性、平滑度水平、损失规避度以及盈余激进水平等进行研究，发现投资现金流敏感水平和会计信息质量呈现出相反的趋势，另外研究还发现当主体融资方式以股票融资的方式实现时，这两者之间的相关程度将愈加明显。朱磊等（2009）运用333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负债融资及债务期限结构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Verdi（2011）研究得出，在企业面对各种程度的信息失衡情况时，投资效率和财务报告质量的相关性将进一步提高。窦炜等（2011）采用2000—2008年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大股东控制的不同控制权配置形态下企业的投资决策模型，验证了不同的控制权配置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差异。谢赤等（2013）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对其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徐倩（2014）研究指出，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导致投资不足现象或过度投资现象，但企业采取的股权激励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管理者的风险厌恶程度，缓解因环境不确定性引致的非效率投资现象。

刘焱等（2015）则从企业生命周期这一动态发展的视角，实证检验了成长期、成熟期及衰退期等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动因。李香梅等（2015）在检验控制权私有收益对企业投资决策影响的基础上，研究发现企业治理机制对于控制权私有收益引起的非效率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贺京同等（2015）研究发现外部宏观层面的货币政策作为企业面临的外部融资环境之一，会影响企业投资决策，且货币政策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王治等（2015）基于1010家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得出高质量内部控制可以减轻企业因现金流量过度和投资与投资不足引起的非效率投资现象，且民营企业效果高于国有企业，地方国企好于中央国企。郑冠群等（2015）研究发现中国创业板的过度投资严重于投资不足，而信息不对称下的代理冲突则是导致过度投资发生的主要原因。刘娥平等（2016）实证检验了商业信用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王嘉歆等（2016）基于嫉妒心理学理论，研究发现高管薪酬外部不公平性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有显著影响。池国华等（2016）对内部控制和EVA考核对非效率投资的综合治理机理进行了分析，并构建了相应的理论框架，更基于2010—2013年国有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其综合治理效应。窦炜等（2016）通过对不同控制权配置模式下的企业投资效率问题进行分析，得出我国上市公司均面临着投资效率损失的困扰，上市公司投资效率损失的内在动因是现金流权和控制权的两权分离，不同的模式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也不同。侯巧铭等（2017）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从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不同阶段，实证检验了管理者代理行为及管理者过度自信二者共同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动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