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1612—1672）

第一位有影响的美国诗人是一名女性，这也很合宜。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在她的书的致辞中，对作为一位女性诗人的不同之处表达了一种很有趣的理解：

问起你的父亲，你说你没有；

问起你的母亲，唉，她很贫穷，

因为贫穷，她这样把你送出家门。

将布拉德斯特里特作品同她那略显乏味却是毫无疑问的前驱诗人夸尔斯相比，会显示出他更胜一筹的诗歌技巧，而在她的作品中充溢着更为有趣的诗意以及人性之美。至于是否相信女性主义学者温迪·马丁提出的，布拉德斯特里特的诗歌中包含着“颠覆性的虔诚”风格，则是基于每个读者自身意识形态观点。但相较于夸尔斯，布拉德斯特里特本人和她的诗歌，无疑都更机智、充满生机，更具有人性化。

除了沃尔特·惠特曼，迄今没有诗人能够和艾米莉·狄金森同日而语。因此，从布拉德斯特里特到狄金森，超越所有的反讽意味，我们进入对形成“美国崇高”永恒之秘的探索。要试着为狄金森找一位女性先驱是不可能令人信服的。她伟大与卓越的竞争是与爱默生、与那些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们之间的，甚至是与《圣经》本身。进行这样的挑战，超越了除却狄金森和惠特曼之外任何美国诗人的能力，甚至是华莱士·史蒂文斯。惠特曼精妙的创造力、不可思议的形象塑造、细致入微的遣词用语，最为重要的是他从自已存在的深渊中再造出多重自我的惊人的力量，何止弥补掩盖了其相对缺乏的认知力。而狄金森表现出的认知天赋和原创力，英语诗人中能与之并驾齐驱的或许仅有莎士比亚、弥尔顿和布莱克三人。同他们一样，狄金森对她能想到的几乎所有的东西进行了概念重建，与其说来自莎士比亚那种非凡巧妙的误导手法，不如说是更多地来自弥尔顿和布莱克那种公然的方式。像弥尔顿和那些浪漫主义高峰的诗人一样，她力争使自己做得比前辈更占先机。来看一下这首卓越的诗歌（第290首）：

青铜——烈焰——

北方——今晚——

如此充足——成形——

对自己胸有成竹——

如此疏远——对于警告——

对宇宙或者对我

表现出君王的冷漠——

以威严的污浊

把我单纯的灵魂浸染——

直到我采取拿大的态度——

在我的枝干上阔步——

对人和氧不屑一顾，

因为他们的傲慢无礼——

我的辉煌不过是动物马戏团——

但它们无与伦比的表演

将使千秋万代享受不完

而我，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是

遭玷辱的草中的一个小岛——

除了甲虫，没人——知晓。

很明显，这首诗歌是“关于”北极光，而事实上它是受爱默生的散文《诗人》（1843）的影响而成：

因为造就一首诗的不是音韵，而是那造就音韵的主题——是一种热烈奔放、生气勃勃的思想，好像动植物的精神，具有自己的结构，用一种全新的东西点缀自然。思想和形式在时间顺序上是同等的，但根据起源的顺序，思想则先于形式。诗人有一种崭新的思想，他有一套全新的经验要展现；他将告诉我们他的感受如何，而且所有的人都会因他的财富而丰富。因为每个新时代的经验都需要一种新的表白，所以世界似乎永远在等待着它的诗人。我记得小时候，有一天早晨，我听说桌边坐我身旁的一个青年身上出现过天才时，我是多么激动。他曾经撇下自己的工作，四处漫游，无人知道他的行踪，他已经写下了数百行的诗，却说不清心里的东西是否已经写在纸上，他只能说出一切已经改变——人、兽、天、地和海洋。我们听得如痴如醉，全都信以为真！社会似乎已经妥协了。旭日东升，众星消隐，我们就坐在那万道霞光里。波士顿似乎比前一天夜里远了一倍，或者更远更远。罗马——罗马又算什么？普鲁塔克和莎士比亚就湮没在黄叶中，荷马也听不到了。知道诗就在今天、就在这屋子里、就在你身旁已经写了出来，这可是件非同小可的事。什么！那神奇的精神还没有断气！这些岩石似的时刻还是闪耀着勃勃生机！我本来认为神谕已经沉寂，大自然奄奄一息，可是看啊！一个通宵，从每一个毛孔里源源不断地流出了这些美丽的曙光。

爱默生悠游嬉戏于此，然而他的想法是如此具备热情与活力，他那造就音韵的主题是那么有说服力，他的青春寓言也有其晦暗的一面。在这里，曙光始于黎明，天启般的日出可使整片浩瀚星空永远消隐，但是随着一种奇妙的跨越，这光变成了北极光射过，夜空的每一个孔隙都被照亮。因此，对于爱默生而言，北极光代表着一场“迟来性”向“先至性”的逆转。在这儿是一种高超的讽刺，因为“迟来性”属于莎士比亚和荷马，而“先至性”则是“桌边坐我身旁的一个青年”。

狄金森经常从爱默生的诗歌中借用许多暗示并巧妙转化之，迂回其义（这一过程由乔安娜·菲特·狄尔做了精到的研究）。而在“青铜——烈焰——”中，她对暗示的借用似乎异常具有辩证性的机巧。我不再同意查尔斯·R．安德森评论这首诗时的强烈口吻，比如“平凡诗人若要显示出某种神圣感，反而会腐化其真实本性”以及“诗人必须是接地气的”。这些话是在否定狄金森更微妙的反讽，亦即这首诗中的主要特色。北部，意味着夜空浩渺，北极星穿过，气场充足，够得上淹没狄金森或许视为充足的欲望，以崇高的渴望浸染她的“单纯的灵魂”。她自己的青铜和烈焰成为她诗歌里特有的修辞立场，上升到了凌迈的高度（拿大的态度），从而显示出她自己那种君王的冷漠。当然，最为关键的反讽在于“在我的枝干上阔步”，这是一个消极的或者说向下的变形，但似乎可以说，仅仅是对一个女人而言，而不是对一个诗人而言。她的辉煌是动物马戏团，她这样说真实吐露了她是一个表演者，但随后以巨大的权威做出了古老品达式的宣言：正典声名和诗意永存。要以“无与伦比的表演”使千秋万代享受不完，是真正能够胸有成竹，对于警告（甚至对自己有机体命运的预言）如此疏远。

为什么我们能准确无误地领会《青铜，烈焰》这样一首诗是出自女人笔下呢？（至少自萨福以来）在女诗人里，狄金森以最为非凡和让人叹服的方式，在她许多最好的诗歌中都驱使我们去面对其中的性别成分：

我够不着的色调——最好看——

那颜色太遥远

我可在东方集市上把它展览——

一看就要一块金元——

细微的——不可触及的展示——

直晃人的眼

宛如克娄巴特拉的扈从——

在天空——反复不断——

控驭的时刻

在灵魂上出现

给它留下一丝不满

过于微妙——难以言传——

急切的目光——把风景注视——

仿佛风景用衣锦

刚刚掩住——某种秘密

它像车辇——在西方推进——

夏天的苦苦哀求——

白雪的——另外戏谑——

用轻纱捂盖神秘，

唯恐松鼠们——了解。

它们神出鬼没的姿态——把我们嘲笑——

直到受骗的眼

傲慢地闭上——在坟里

另一种方式——去看——

《青铜，烈焰》指涉的并未完全指名说北极光，这是狄金森典型的方式。《我够不着的色调最好看》更是如此，并不指名讲任何具体事物。从爱默生、惠特曼到史蒂文斯、W.C．威廉斯等一众美国男性理论家及诗人都向我们力推一种“消名”的文法，史蒂文斯在这种风格之中达到了最高成就：

这是乌有，直到被个体的人含纳，

直到这命名之物变得无名

并被毁灭。他推开他的房门

一片烈焰，一支烛光的学者

看到北极光的炽焰闪耀在

构成他的一切的骨架上。他感到恐惧。

这就是史蒂文斯的《秋日极光》的危机，其中命名之物是北极光，它的光焰激发了诗人或一支烛光的学者的恐惧，从而挫败了他想要为“消名”行动制定规则的努力。但是精明地利用她女诗人身份的狄金森选择以另外一种方式去看，她这种消名中没有蔑视，没有抗争。最美的颜色是她带不走的那一缕，因为太遥远而无法展示，无法触摸，过于细腻而无从诉说，难以理解。男性诗人们却始终无法看到这样一抹色泽，即使是济慈、雪莱，甚至具有非凡视觉审美感的华兹华斯也无法捕捉到。在狄金森之后，几乎没有女诗人能够如此迫切而直觉地告诉我们，女性未必要见男性所见，愿男性所愿，为男性所为。弗洛伊德曾经遗憾地承认，女性是一个谜，这个谜中回响着弥尔顿的困惑，或许也是布莱克的困惑。和最伟大的英语女作家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狄金森相比，只有三位用英语写作的男性：乔叟、莎士比亚以及塞缪尔·理查逊似乎能够去传递这份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不同。奥斯汀作为一位讽刺艺匠，可与乔叟相比；乔治·艾略特作为一位具有新教气质的道德心理学家，能和理查逊相比；那么狄金森则和莎士比亚表达中某些最微妙的方面相类似。如果没有莎士比亚，我们对现实的感受将会减损许多。而如果没有狄金森，我们对现实的感受或许不会减损，但我们将不会如此了解一种真正独立的自我意识在其顶峰状态所能体会到的痛苦与欢乐之情，尤其是，当这种自我意识来自一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