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

青年必读书：

从来没有留心过，

所以现在说不出。

附注：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二月十日。)

题注：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5年2月21日北京《京报副刊》。收入《华盖集》。1925年1月4日，《京报副刊》刊登启事，征求“青年必读书”和“青年爱读书”各10部的书目，本文是鲁迅对“青年必读书”的答复。此文发表后，有署名柯柏森、熊以谦的读者写文章给《京报副刊》，指责鲁迅的经验是“偏见的经验”，“冤枉了中国书”。鲁迅针对这两篇写了《聊答“……”》及《报〈奇哉所谓……〉》二篇（收入《集外集拾遗》）。此后鲁迅在《这是这么一个意思》等多篇杂感中对《青年必读书》的观点加以阐释和补充。在《写在〈坟〉后面》里，鲁迅写道：“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激愤之辞。”在《答“兼示”》一文中，鲁迅也说起这一篇在当时的意义：“说……那几句话的时候，正是许多人大叫要作白话文，也非读古书不可之际，所以那几句是针对他们而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