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论想象

学者们认为：大胆的想象可以创造意外。我属于那种感觉到想象力之巨大威力的人。想象力人皆有之，但有些人则被搞得神魂颠倒。想象压得我不堪忍受。我的对策是逃避，而不是抵制。我周围的人健康快乐，我才能生活得好。看到别人愁眉锁眼，我也会忧心忡忡。我的感觉常常会受第三者感觉的影响。有人咳嗽不止，我的肺部和喉咙就会感到不舒服。对于我所不关心和不敬重的病人，我是不大愿意去探望的，但我更不乐意去看望我应该看望的病人。我会抓住我研究的疾病，想象着自己也得了这种病。有些人因姑息和放纵想象而导致发热和死亡，对此，我是不会大惊小怪的。西蒙·托马斯是一代名医。我记得，一天，我在一位患肺病的老富翁家里遇见了他，他和病人商讨治疗方案时，建议病人将我留在身边做伴，说是多看看我朝气蓬勃的脸蛋，多想想我生机盎然的青春，将我身上的朝气填充他各个感官，他的健康状况兴许能得到改善。可是，这位医生忘记告诉病人，我的身体也会变坏。

加吕·维比潜心研究疯病的本质和规律，结果自己也丧失了理智，从此不得治愈。他兴许可以吹嘘自己是因为太聪明而变疯的。有些人没等刽子手动手就先吓死了。有个人被送上断头台，看到有人来给他松绑，向他宣读赦令，却顿生幻觉，骤然倒在断头台上而一命呜呼。在想象力的激发下，我们骚动不安，我们浑身颤抖，我们脸色时白时红，躺在床上，感到身体蠢蠢欲动，有时激动得都快死去。旺盛的青春撩拨得我们兴奋难熬，熟睡时也会在梦中满足情欲。卢克莱修说：“仿佛真在做爱，直到完成，精液外泄而弄脏了衣衫。”

尽管夜里梦见自己头上长角的例子屡见不鲜，但意大利国王居普斯的事却值得一提。该国王白天兴致勃勃地观看斗牛赛，回来后整夜梦见自己头上生了角，因此，他便想象自己额头上长出了两只角。悲痛欲绝竟使克罗伊斯的儿子恢复了大自然拒绝给他的嗓音[54]。安条克则因对斯特拉托妮凯[55]的美貌着了魔而得了疯病。大普林尼[56]称他亲眼看见吕西·科西蒂在新婚之夜由女人变成了男人。蓬塔尼及其他几个人也叙述过近几个世纪以来意大利发生的这种变性事例。由于他和他的母亲愿望热切，“伊菲做女儿时的夙愿，做男人时实现了。”（奥维德语）

经过维特里·勒·弗朗索瓦时，我可以看见一个男子，苏瓦松的主教给他行坚信礼时起名日耳曼，当地的居民都认识他，看见他直到22岁还是女儿身，名叫玛丽。我看见他时，他已经老了，长着胡子，终生未婚。只因向前跳时，用力过大，他身上就长出了男性器官。当地的女孩子中至今还流行着一首歌谣，提醒她们不要跨大步，以免像玛丽·日耳曼那样变成男人。此类意外屡见不鲜，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因为，如果说想象力在某件事上有用武之地，它就会牢牢抓住，毫不松懈。因此，为了避免被同一个念头和欲望纠缠，想象力干脆一劳永逸地让这个男性器官长到女孩子身上。

有人把达戈贝尔国王[57]和圣弗朗索瓦的伤疤归因于他们的想象力。还有人说自己的身体有时会腾空而起。塞尔苏斯[58]叙述说，有位神甫对宗教心醉神迷，竟至于可以长时间不呼吸，无感觉。圣奥古斯丁也叙述过一位教士的故事，说他只要听到悲哀凄惨的叫声，就会昏厥过去，任人摇他，吼他，掐他，烫他，都无济于事，直到他自己醒过来，他会对人说他听到了什么声音，但好像是从远处传来的，他发现身上到处是被掐和烫过的痕迹。然而，他刚才既无脉搏，亦无呼吸，这说明他不是故意同自己的感觉作对。

确实，相信奇迹、幻觉、魔法和各种神奇的事，主要是想象力所致。意志薄弱者容易受想象力左右。他们对什么都信以为真，没看见的东西，也以为看见了。

我依然认为，这种流传甚广、严重影响我们身心健康的戏谑性的“绳结”[59]，完全是由于害怕和担忧所致。我有过经历：我有一个朋友，我可以像保证自己那样保证他没有阳痿，也不是中了魔法，只因听到一位朋友说他在最不需要阳痿的时候，异乎寻常地出现了阳痿，当我的这位熟人处在同样的场合时，这个可怕的故事激发了他的想象力，结果他也遭遇到了他朋友同样的命运；从此，这件倒霉事总不愿从他的记忆中消失，折磨和纠缠着他，使他屡屡重陷困境。他找到了一个治疗办法，那就是用另一个想法来克服这个总是纠缠他不放的念头，因为事先承认和使人相信他有这种自卑心理，精神上的紧张反而得以松弛，既然那不幸的事在预料之中，他的责任和心理压力就不如以前大了。思想负担一旦解除，身体功能便恢复正常，当他有权按自己的意愿作首次尝试时，他便顿时痊愈了。只要一次能，以后就不会不能，除非是真的无能。

当欲望和敬畏使我们的精神变得过于紧张时，尤其是在意外和急迫的情况下，就更容易发生那种不幸，因为此时我们无法恢复镇静。我知道有些人为了平息这一疯狂的欲望，即使身子已开始厌倦，仍坚持不懈，这样做果真有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这件不太行的事上慢慢地也行了。还有个人是得到了一位朋友的帮助，这位朋友教给了他祛除魔法的对策。最好还是把事情经过作个交待。

一位出身高贵的伯爵，是我过从甚密的朋友，他同一位漂亮女人结婚时，她的一位追求者也参加了婚礼。为此，伯爵的朋友们忧虑不安，尤其是一位老夫人，是他的亲戚，婚礼是由她主持，并在她家里举行的。她对我说，她担心会发生“绳结”巫术。我请她尽管放心，把这件事交给我来办。在我的珍藏中，恰好有一枚金质小纪念章，上面刻有几个天使像，把它贴在头颅上，便能防中暑祛头痛。这纪念章上缝了根带子，可以系在下巴上。这个做法和前面谈到的一样荒唐。这个神奇的物品是雅克·佩尔蒂埃送我的礼物。我想让它派一派用场。于是，我对伯爵说，他可能会像其他人那样发生意外，因为有人想给他制造麻烦，但我叫他尽管大胆地去睡觉，我作为朋友当为他效犬马之劳，在他需要时也许会创造个奇迹。我有这个能力，但要他以名誉担保严守秘密，不过，他要答应如遇障碍，等有人给他送夜宵时给我个信号。他是那样垂头丧气，思想陷入混乱，果然发生了障碍。他按预约给了我信号。于是，我叫他借口要把我们赶走而从床上起来，闹着玩似的抢走我身上的睡袍，穿在自己身上（我俩身材差不多），直到按我的指示做完要做的事：等我们走后，他就去小便，把某个祷词诵读三遍，再把某个动作重复几遍，每祷告一次，就把我放在他手中的带子拉一拉，注意让系在带子上的那枚纪念章贴在腰部，图像处于某一角度。我让他把带子拉紧，不会再松开和移动，然后就放心地去干那件事，并叫他别忘了把我的睡袍扔到床上，把他和新娘的身体遮住。这些滑稽的动作是效果的关键所在，因为要使我们的思想摆脱困境，采用的方法必须稀奇古怪，来自某种玄妙的知识。这些动作虚浮空幻，也就更具有分量，更令人敬畏。总之，可以肯定，我那枚金质纪念章护身符与其说能防中暑，毋宁说可刺激情欲，与其说在禁止，不如说在行动。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奇怪的冲动导致我采取这一违背我本性的行动的。我向来反对耍小聪明和弄虚作假，只要是耍手腕，不管用于消遣，还是有利可图，我一概憎恨。即使行为不恶劣，但方法却是不道德的。

埃及国王雅赫摩斯二世[60]娶了希腊美女拉奥迪斯为妻。他一直是个出色的搭档，可同拉奥迪斯却难以寝合。他以为是中了魔法，便威胁说要杀死拉奥迪斯。正如由想象组成的事物那样，拉奥迪斯又使他变得顺从起来：她让国王向维纳斯许了愿，在献祭后的第一夜，雅赫摩斯就神奇地恢复了正常。

然而，女人不应该用皱眉头、找碴儿和躲躲闪闪的态度对待我们男人，这会煽起我们的欲火而又将其熄灭。毕达哥拉斯的儿媳说，女人同男人睡觉时，应该把娇羞和短裙一起抛弃，完事后，穿上衬裙，就恢复羞颜。出击的男人心里受各种焦虑骚扰，很容易失态；一旦想象力使他感到受了羞辱（这种痛苦初次做爱时才有，因为这时欲望更强烈，更冲动，也就更担心失败），一旦开头不好，这次意外引起的焦躁和气恼就会影响到以后。

新婚夫妇有的是时间，如没有准备好，就不要急于行事或作尝试。与其因第一次就遭拒绝而惊异和绝望以致终生痛苦，不如不得体地拥抱充满激情和兴奋的婚床，等待更多亲密更少不安的机会再行事。在交合前，被动的一方应显出热情，不时地稍微表示主动，切莫说服自己消极到底。那些知道自己的生殖器生来软弱的人，则要注意不要上想象力的当。

我们完全有理由注意到，这一器官无拘无束，桀骜不驯：不需要它的时候，它会不合时宜地跃跃欲试，但是，在最需要它的时候，它却不知趣地委靡不振起来，同我们的意愿激烈地争权夺利，骄傲而顽固地拒绝我们心理和身体的要求。然而，即使有人指责这一器官叛逆不道，证明它罪该万死，但是，如果它出钱让我为它辩护，我就会怀疑和指责我们身上的其他器官，也就是它的伙伴们，它们因妒忌它的作用和温柔，挑起了这场早有预谋的争吵，阴谋挑动大家同它作对；它们居心叵测，把共有的过错推到他一人身上。因为，你好好想一想，我们身上有哪个部位不常常拒绝做我们想做的事，不经常违背我们的意愿而各行其是。每个器官都有各自的欲望，器官的苏醒和沉睡不用我们批准，而受欲望的控制。我们脸部下意识的表情，多少次泄露了我们内心的秘密，将我们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不仅面孔，而且心、肺和脉搏也会莫名其妙地兴奋起来。看到赏心悦目的东西，我们全身会掠过一阵难以觉察的兴奋和激动。难道只有肌肉和血管才会无视我们的意愿和思想，各行其是地鼓起和收缩吗？激动和害怕会使我们的头发擅自竖立，皮肤自行颤抖。手会伸向我们不让它伸向的地方。舌头会变僵，声音会哽住。当家里揭不开锅时，吃喝的欲望会不顾我们的禁令，不停地刺激身体的有关部位，正如情欲刺激有关器官一样，到时候，也会毫无道理地把我们抛弃。排泄大便的器官和排泄小便的器官一样，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扩张和收缩，根本不把我们的意见放在眼里。为树立人类意愿的绝对权威，圣奥古斯丁声称曾见过一个人可以指挥放屁，想放多少就能放多少。圣奥古斯丁的注疏者比维斯[61]用他那个时代的例子丰富了圣奥古斯丁的提法，他说，有人按照诵诗的音调有节奏地放屁。这些例子也不能证明屁股的服从是绝对的。我认识一位很不安分、很难相处的人，四十年前，此人要他的师傅不停地放屁，结果，害他师傅一命呜呼。

刚才，为维护我们意愿的权利，我们对生殖器官进行了责难。可是，难道不能指出，我们的意愿不也常常行为不规，不听指挥，造我们的反吗？它难道总是老老实实地想我们之所想吗？它不是也经常想我们禁止它想的、有损我们利益的事吗？它不是也会违背理智的决定而行动吗？最后，我还要为我的当事人[62]辩护几句：“请大家考虑这个事实，我当事人的案子与一伙有共同利害关系的人密切相关，不能把它们区别对待，然而，人们却只谴责我的当事人，并列举许多论据，证明其他器官鉴于自身的条件，和我的当事人没有共同利害关系。因而，控方的兽性和非法性也就昭然若揭了。”不管怎样，自然法则却无视律师和法官的争论和判决，依然走自己的路。它赋予生殖器以特权，让它负责人类繁衍生息这一不朽的工程，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在苏格拉底看来，繁衍生息是神圣的行为，是爱情，是对永生的向往，是人类永久的守护神。

由于想象力的作用，有个人可能在法国意外地治愈了颈淋巴结核[63]，而他的朋友却没治愈又把病带回了西班牙。因此，这种事自从弗朗索瓦一世在马德里被捕（1525-1526）后，许多患此病的西班牙人都来法国让国王治病。

习惯上要求病人诚心诚意。医生之所以在着手治病前反复向病人保证能够治愈，就是为了让病人建立信念，发挥想象力的作用，以弥补汤药的欺骗性。医生知道，有位神医在他的传世之作中写道，有些人一见药病就好。

我还要举一个类似的例子。这个故事是从我已故父亲的一位密友那里听来的。此人是药剂师，瑞士人，朴实爽直（瑞士人不慕虚荣，不说谎骗人）。我父亲的这位朋友说，很久前他在图卢兹认识了一位商人。此商人身体羸弱，患有结石病，经常需要用草药治疗。根据病情，他千方百计让医生给他开药。拿药后，就按习惯的程序进行，一样也不漏掉。他常常摸一摸药是否太烫。然后躺下，仰卧着，一切按程序进行，就是不让人给他灌药。仪式完毕，药剂师退下，病人舒服地躺着，就像真的用了药一般，他的感觉和服了药的人完全一样。医生若觉得效果不甚理想，便再给病人用两三次同样的药。

我的见证人发誓说，为了省钱（尽管不真的用药，照样付钱），病人的妻子有时试图用温水代替，但效果就不好，病人就会发现在骗他。因为用水代药的效果不好，只好仍按原来的办法做。

有位妇人吃面包时以为吞进了一颗别针，大叫大嚷，焦虑不安，仿佛别针真的卡在喉咙口，感到疼痛难忍。可从外面看，那妇人的喉咙既不肿胀亦无异样，因此，有个内行人判断这纯粹是幻觉，不过是一块面包经过喉咙时戳了一下，于是就让她呕吐，在她的吐出物中悄悄扔进一枚别针。那妇人以为别针吐出来了，顿然感到痛苦烟消云散。有位贵族，在家里宴请了几位有身份的人，三四天后，他开了个玩笑（因为事实并非如此），吹牛说给他们吃了得瘟疫的猫肉；那些人中有位小姐，听说后吓得又是呕吐又是发热，最终也未能被救活。连牲畜也会和人一样受制于想象力。比如狗，主人死后，它们会悲痛而死。我们也能看到狗在梦中尖叫和扭动，马在梦中嘶叫和挣扎。

上述例子可以说明思想和身体互相影响的紧密关系。想象力不仅作用于自身，有时也会作用于他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一个人身上的疾病可以传给他身边的人，例如瘟疫、天花和红眼病就会相互传染。奥维德认为：“没病的眼睛看一下病眼就会染病，许多疾病都是这样传染的。”

同样，想象力一旦被激化，会射出利箭伤害别人。传说远古时候，在斯基泰王国[64]，有些妇女发怒时，目光就能把对方杀死。乌龟和鸵鸟只需瞥一眼它们的卵就能孵卵，这说明它们的目光有射精功能。至于巫师，据说他们的眼睛具有攻击性和危害性。诗人维吉尔这样写道：“不知哪只眼睛慑服了我的羔羊。”

我认为巫师是最不令人信任的。不管怎样，我们常看到，女人们给腹中的胎儿打上她们幻想的烙印。譬如，就有人生了个摩尔人[65]。有人从意大利比萨给波西米亚国王，即查理皇帝，带来了一个全身长毛的女孩；据女孩的母亲说，是因为看了圣·让·巴蒂斯特的一张画像才怀了长毛的女孩的。动物也一样，例如雅各[66]的羊群，还有被山中的白雪染成白色的鹧鸪和野兔。最近，我们家的一只猫窥视树上的一只鸟，猫和鸟四目对视，也不知是为自己的想象所陶醉，还是受到猫的吸引，反正没多久鸟就仿佛死了似的落入了猫爪之中。爱用鹰打猎的人一定听说过，有位驯猎鹰者举目凝望天空中的一只鹞鹰，打赌说他凭目光就能把那只鹰吸引到地上，据说，事实果真如此。因为我相信作者本人的真诚才借用这些故事的。

叙述是我的，以理性为依据，而不是亲身的体验。人人都可以加进自己的例子，没有例子的，请相信一定会有的，因为意外的事各种各样，举不胜举。如果说我刚才的类比做得不好，那就让他人去做得更好吧。因此，我在研究人类习俗和活动时，将一些只要是可能发生的虚构材料，当做真人真事为我所用。不管有无其事，发生在巴黎还是在罗马，在让还是在皮埃尔身上，总归是人类聪明才干的一种表现。

我要叙述的事都经过深思熟虑。我在研究和利用那些材料时，既注意表面，也注意实质，对于那些故事的不同教训，我总是选用最珍贵最值得记忆的。有些作家旨在叙述发生的事件，而我的目的是讲述我所知的可能发生的事。哲学是允许假设事物的相似性的，哪怕事物间并不相似。然而，我不这样做。我忠于历史，慎之又慎。我这里选用的例子，不管是道听途说的，还是自己做的或说的，我丝毫不敢于事实有丝毫歪曲。我的意识不允许我这样做，但难免因知识不足而造成缺憾。关于这个，我常想，让一个神学家、哲学家，让这些意识和判断力都完美无缺的人来写历史可能比较合适。他们不可能相信一种民间传说，不可能为自己不熟悉人的思想负责，也不会做出毫无根据的臆测。他们在法官面前宣过誓，绝不会为面前发生的复杂的行为作证。他们同谁的关系都不亲不疏，不会为任何人的意图担保。我本人认为写过去的事比写现实少担风险，因为作家只须阐述一个借来的事实。有些人认为我适合写当今的事，一则我看问题比别人少受情感的影响，再则我有机会接触各派系的首领。但是，他们也不想想，为了不给萨卢斯特[67]丢脸，我是不会费劲去写的，因为我讨厌责任、勤勉和恒心；再说，没有什么比冗长的叙述更背离我的风格了：我的文笔缺乏连贯，撰写和阐述的事毫无价值，即使表达最平常的事，我也不如一个孩子善于遣词造句；然而，我从来只说我知道的事，做事一贯量力而行；如果我让人来指导我，我也不可能按他们的标准行事；我这人无拘无束，会随心所欲却又不失理智地发表非法的会受到惩罚的看法。普鲁塔克可能会对我们说，如果他写的事对所有人都是真理，那么这是别人的作品；如果那些事对后人有启迪，犹如一盏明灯，指引我们走向道德的完善，这才是他的作品。过去的事，不管怎样，不会比劣药更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