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隋唐五代文化发展的社会条件与思想环境

第一节　繁荣强盛的社会经济基础

经隋至唐，虽然经过隋末一段战乱，但由于国家统一，社会阶级关系得到调整，统治者又采取了一系列安定民生、发展生产的措施，执行了一套省刑薄赋、与民休息的法律与政策，使得经济迅速恢复并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政治上则保持了较长期的稳定，从而迎来了唐前期兴盛繁荣的局面。

隋、唐两朝继北朝之后实行了带有村社制残余性质的均田制。隋末战乱，打击了中原、山东、江南广大地区的世家巨族，使得唐朝按均田令授田的办法得以更有效地推行。与均田制相配合的租庸调法和府兵制度，又大为减轻了农民的赋役负担。这就使在均田制下的广大的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加之唐王朝开国初期，社会从动乱中一时转向安定，政治又比较清明，政府采取了不少有利于生产恢复与发展的措施，如兴修水利、奖励农耕等等，推动着农业生产的高速发展。农业发展是封建国家的基础。实际上唐王朝统治下，完全意义的统一仅存续到“安史之乱”前的百余年间，以后就陷入了不间断的动乱、割据之中。但唐初形成的经济繁盛的势头却在一定程度上，特别是在某些地区延续下去，对维持唐王朝的统治、对社会生活起着重大作用。

农业发展的重要标识是垦地面积的增加。诗人元结形容说：“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¹⁾据今人的考证，天宝年间的垦田总面积约为750万顷左右。而相对比，北宋兴盛期的元丰年间（1078—1085）则只有461万余顷⁽²⁾。北宋由于失去了北方燕云十六州，又没有河西、陇右领土，所以少了290万顷左右。这表明经唐代的垦殖，至宋没有多少进展。农业的发展另一个标识是单产的增加。唐代重视水利建设，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均有所改进，单产增加也是很显著的。《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记载宇文融的话：“营公田一顷……平收一年，不减百石。”即亩产核一石（现市制核六斗）。陆贽在其奏议中说到当时租赋情况：“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³⁾按私家“见税十五”的通例（这也是维护劳动力简单再生产所必需的），则亩产应在二石左右。宇文融说的是公田产量，耕种公田劳动积极性低，产量为私田一半，是合乎情理的。而对比之下，汉代亩产折唐制为每亩七斗至一石左右。就是说，唐代单产比较汉代增长了近一倍。作为农业国家，生产的发展还表现在人口的增长上。人口的数量不仅是居民自然繁殖的数据，还是封建国家掌握的劳动力的数量，间接表示着国家可能收得的赋税的数量，当然也是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据历史资料统计，唐初的武德、贞观年间户数在200万到300万之间，当时国家在整顿恢复，统计上隐漏很多可以想见。到永徽三年（652）上升到近400万户；又过了五十年，到神龙元年（705）是600余万户，已经是唐初的两倍多。再过五十年到天宝十四载（755），达到唐代户口记录的高峰，户数为8，914，709户⁽⁴⁾，口数为52，919，309口。这些数字大体只是朝廷掌握的户口数，肯定是不确切的。但它们反映了户口迅速增长的事实则是不容怀疑的。作为比较的数据，西汉户口的最高数字是元始二年（2）的，户数是12，233，061户，口数是59，594，978口；北宋治平三年（1066）是1291万多户，2909万多口。即是说，到唐天宝年间，人口数（从统计数字看）又接近了西汉的水平，比北宋则多得多。唐、宋都有严重的户口流失问题，唐代实际的居民密度应是超过汉代的。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加上国家的统一安定和海内外经济交流等有利条件，商业与官、私手工业，农民家庭手工业也都迅速发展起来。长安、洛阳、汴州（今河南开封市）、扬州、广州、益州（今四川成都市）等大都市商贾云集，宝货山积，出现了一批富埒王侯的商人。朝廷主持着庞大的官营手工业。私营作坊也有了相当的规模，例如已出现有几百张织机的纺织作坊。城市的繁荣造成了一个市民阶层，他们在社会生活与思想文化领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经唐初百余年间的发展，迎来了所谓“开元盛世”。杜甫诗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⁵⁾在战乱中流落两川的诗人对盛世的回忆当然有溢美成分，但当年社会经济繁荣、物资充裕、人民生活较安定则是可以肯定的。史书上也描写说：“是时（开元年间）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⁶⁾后面的数字，也反映了当时朝廷剥削的程度，但社会财富确实是相当充裕的。历史记载，天宝八载（749），全国主要粮仓计储粮1260多万石，仅洛阳含嘉仓就储粮580多万石。1971年对含嘉仓遗址的发掘证实了这一记述。在含嘉仓东西约615米、南北约725米的仓城中，密集着400个大粮窖，已探出259座。其大者可容粮一万数千石之多。在160号粮窖中，还保存有约50万斤炭化了的谷物⁽⁷⁾。由此可见当时财富充盈的一端。在一个农业国家，粮食是安定民生、发展经济的根本。

“安史之乱”标志着唐王朝开始走下坡路。但唐前期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发展成果并不会由一次战乱而破坏殆尽。战乱中经济破坏最严重的是争战频繁的关东、关西地区，函陕凋敝，东周尤甚。但由于“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⁸⁾，朝廷财赋又仰给于东南，因此江南经济得到进一步开发。朝廷派遣到南方的多是威重干练的能臣，在那里兴修水利，安抚流亡，发展农耕，招徕商贾。结果，南方逐渐形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这从户口增减的情况清楚地反映了出来：“安史之乱”后，北方户口锐减，而江南州县却呈现出普遍上增的趋势。又从全国情况看，李吉甫元和二年（807）撰《元和国计簿》，在天下总计方镇48、州府295之中，赋税倚办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8道49州，即占总数约六分之一的州县，纳税户是144万户⁽⁹⁾；而唐后期现知最高的户口数是开成四年（839）的4，996，752户⁽¹⁰⁾。考虑到割据的强藩不申报户口和逃户众多的情形，当时的人口起码不比开元、天宝盛年减掉多少。

唐中叶以后，藩镇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矛盾。但藩镇的割据或自保主要影响到政治的统一和朝廷的财赋收入，当然藩镇叛乱和相互间的争斗也对社会安定与经济生活有所破坏。然而藩镇为了巩固自己的实力，多数又能保境安民。特别是“天下方镇，东南最宁”⁽¹¹⁾。还有两川，一直是经济稳定发展的地区。即使经过唐末农民战争和军阀混战，两个区域的经济也没有受到太大损害。到五代时期，分别在那里建国的吴越、南唐和前、后蜀，仍是经济相当繁盛的地区。

唐中叶以后农业生产水平得以基本维持还与生产关系得到调整有关。至开元、天宝年间，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已经破坏。农民大批流亡，动摇了农业生产的基础。兼并中形成了数量与势力不断扩大的私家庄园。建中元年（780）朝廷迫于形势，正式宣布废止均田制与租庸调法，改行不以人丁为主，而以土地、财产为主的“两税法”。这一方面一定程度上制止了户口隐漏，扩大了政府的财政来源；另一方面使原来的部曲、逃户合法地成为私家佃户、庄客或自耕农。他们生活安定了，生产积极性也随之提高了。两税法从立法上肯定了土地兼并，是封建生产关系变革的大事；在实行的当时，也起了稳定农村、维护农业基础的积极作用。

“安史之乱”以后，城市的商业与手工业比农业有更显著的发展，特别是在江南与两川。直至五代，一批商业城市如扬州、益州、泉州、广州等均人口密集，商贸繁荣，成为所在地区的经济中心。在长安被唐末农民战争破坏以前，那里也一直保持着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城市的发展造成了日渐强大的市民阶层。这一阶层出现于历史舞台，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虽处于分裂之中，但各割据政权均能保境安民。特别是在这些政权建立伊始的时期，多能采取修明吏治、发展经济的措施。这些地区基本上延续了中、晚唐经济发展的成果，兴修水利，奖励农耕，特别是茶叶种植在这一时期得到普及与发展。城市商业与手工业也相当繁荣。北方战乱频繁，生产相对停滞。但到后周时期有很大的改观，一时呈现国富兵强之势，为宋的统一准备了条件。

这样，从隋唐五代近四百年总的形势看，前期社会经济发展迅速，造成了兴盛繁荣的发展高峰；“安史之乱”以后多有动乱，分裂割据趋势愈演愈烈，以至形成“五代十国”的分立，但前期所形成的强大的经济基础并没有从根本上破坏，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发展。这就给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与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