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乔清举

申淑华把16开400页厚的书稿《<四书章句集注>引文考证》寄给我，请我写序，我是不能推脱的。因为，这个题目很有价值，也很有工作量，原来我也想做，无奈一直忙于中国生态哲学史研究，无暇顾及；所以，八年前当她说想做这个题目时，我没有阻止她，而是鼓励她投入了这项难以很快收获的艰巨工作。

中国哲学研究有“接着讲”和“照着讲”的不同思路。“接着讲”非哲学家不能为，我们姑且不论；“照着讲”则是目前学界普遍的情形。“照着讲”要讲好，也不容易。要出新意，须或有新材料，或有新方法。然而，目前中国哲学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对于得到广泛研究的哲学家，新材料的发掘并不多见，老材料、老观点花样翻新的“综合”时有发生。尝与一外国学者聊天，他说近十年来中国哲学研究的文章，可看的并不多，反而不如20世纪80年代时期的文章，虽那时的文章的观点未必皆可同意，但其材料丰富，思考深入，皆能给人以启发。这种感觉，我也有。中国哲学研究需要朴实、踏实、扎实的态度。不一定非得得出异乎寻常的结论，踏踏实实地把材料梳理整理一下，也是值得赞赏的；不过，既然有了材料，何患得不出新结论？没有新材料，翻来覆去炒冷饭，不过是低水平重复，又有什么意思呢？这是我赞同申淑华做《<四书章句集注>引文考证》的原因所在。

《学》、《庸》、《论》、《孟》原为先秦典籍，朱熹采用章句、集注体例，吸收了自汉以来尤其是二程等北宋学者的解释，耗费四十年心血撰成《四书章句集注》，沟通了先秦和宋明的学术联系，奠定了道学成为中国思想乃至东亚文明的主流的根基。《四书章句集注》旁征博引，罕有匹敌。然，朱子征引既多，则于所征引书籍以及人物名号等多有省略，给后人学习和研究留下难题。

自《四书章句集注》成书至今时隔八百余年，学者对《四书章句集注》姓氏、引文出处鲜有系统考证，多就朱子所引直接转引；对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涉及到的人物及其著作原文出处，罕有专门的考证之作。薛应旂的《四书人物考》、胡之煜的《四书人名考》，都是对《四书》涉及到的人名典故的考证。蔡节的《论语集说》、金履祥的《论孟集注考证》、潘衍桐的《朱子论语集注训诂考》、简朝亮的《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对《四书章句集注》所引用的姓氏、原文稍有涉猎。日本学者大槻信良的《朱子四书集注典据考》是《四书章句集注》典据研究的一部不可多得之作，对于《四书章句集注》引用的出处及姓氏所指兼有涉及，然其考证多据梁章钜《论语集注旁证》、简朝亮《论语集注补正述疏》、金履祥《论孟集注考证》等著作，并未上溯至原文，故失实之处在所难免。台湾学者陈逢源著《朱熹与四书章句集注》，其梳理《四书章句集注》征引人物姓氏，亦多参照二手资料。又，这两本书对于引文及姓氏的考证也不全面。

申淑华的《<四书章句集注>引文考证》详尽地考证了《集注》所引人物名号、书籍名称、原文出处及其与朱子引用的差异，把《四书章句集注》典据考证的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值得赞赏。浅见以为，这本著作对于学界有益之处有三。一是确证征引者所指，有助于我们借助《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资料对征引者进行著作的厘定及思想的进一步研究；二是《<四书章句集注>引文考证》通过对引文和原文的对照，可以发现朱熹“增损改易本文”之处；三是通过对引文的研究，有助于分析《四书章句集注》的成书过程，进一步揭示朱熹思想的来源。这本书得到了几个很有学术价值的结论，如《四书章句集注》的引用是以程门为中心展开的；朱子对于一些引文是存疑的，并不完全同意，把引文不加甄别地视为朱子的观点使用，是不准确的；因为存在朱子改动引文的情况，所以将引文直接作为被征引者思想的史料及著作整理的底本，是不够严谨的。这些结论不仅推进了对于朱子思想的研究，也有助于推动《四书》学、道学的研究深入开展。

申淑华做这个题目，前后历时八年，个中甘苦，我略知一二。值此书稿付梓之际，简单写上这么几句，深以为贺，也予以新的期望；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