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社会生活

（一）制度

（1）田制

（甲）田之种类

明

明初，严核田数，设《鱼鳞册》以尽田形，设《黄册》以稽户役，豪猾无所隐其奸。又召民开垦荒地，天下田数达八百余万顷。

国初，两浙富民畏避徭役，往往以田产诡托亲邻佃仆，谓之铁脚诡寄。久之，相沿成风，乡里欺州县，州县欺府，奸弊百出，谓之通天诡寄。上素知其弊，及即位，乃遣国子生武淳等，往各处集里甲耆民，躬历田亩以量度之，图其田之方圆，次其字号，书其主名，及田丈尺四至，类编为册，以所绘若鱼鳞然，故号《鱼鳞图册》（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九十）。

明太祖即帝位，遣周铸等百六十四人，核浙西田亩，定其赋税。复命户部核实天下土田。……先是，诏天下编《黄册》，以户为主，详具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为四柱。而《鱼鳞图册》以土田为主，诸原坂、坟衍、下隰、沃瘠、沙卤之别毕具。《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

又以中原田多芜，命省臣议，计民授田。设司农司，开治河南，掌其事。临濠之田，验其丁力，计亩给之，毋许兼并。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给十五亩，蔬地二亩，免租三年。每岁中书省奏天下垦田数，少者亩以千计，多者至二十余万。官给牛及农具者，乃收其税，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二十六年，核天下土田，总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盖骎骎无弃土矣（《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

民田

田有官田有民田，中叶以后，民田多夺于官，图册混乱，田数仅及明初之半。万历时，通丈全国之田七百万顷，终不能复原数。

明时土田二等，曰官田，曰民田。民所自占得买卖之田，曰民田。官田为皇庄、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牧马草场、城壖、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学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一）制度田。国初官田未广，率皆前代公田及无主者。厥后上贪下僭，渐占敚民业。若没官田全户抄札，有一没、二没、三没者。断入官田，因讼争律应入官者，固皆民业也。若所屯之田，半属逃亡绝户之遗，亦民业也。降自中叶，官庄军屯多而民田日寡矣（王原深《明食货志》卷三）。

凡田以近郭为上地，迤远为中地、下地。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为亩，亩百为顷。太祖仍元里社制，河北诸州县土著者以社分里甲，迁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社民先占亩广，屯民新占亩狭，故屯地谓之小亩，社地谓之广亩。至宣德间，垦荒田永不起科及洿下斥卤无粮者，皆核入赋额，数溢于旧。有司乃以大亩当小亩以符旧额，有数亩当一亩者。步尺参差不一，人得以意赢缩，土地不均，未有如北方者。贵州田无顷亩尺籍，悉征之土官。而诸处土田，日久颇淆乱，与《黄册》不符。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官田视民田得七之一。……其后福建诸州县，为经、纬二册，其法颇详。然率以地为主，田多者犹得上下其手。神宗初，建昌知府许孚远为归户册，则以田从人，法简而密矣。万历六年，帝用大学士张居正议，天下田亩通行丈量，限三载竣事。用开方法，以径围乘除，畸零截补。于是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总计田数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视弘治时赢三百万顷（《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

军屯

屯田有军屯，有民屯，有商屯。边军自耕以给饷，曰军屯。边地祁寒，军屯渐废，万历时，辽东宽旬等六堡，农田甚盛，然民所自垦，非军屯也。

太祖初，立民兵万户府，寓兵于农，其法最善。又令诸将屯兵龙江诸处，惟康茂才绩最，乃下令褒之，因以申饬将士。洪武三年，中书省请税太原、朔州屯卒，命勿征。明年，中书省言：“河南、山东、北平、陕西、山西及直隶、淮安诸府屯田，凡官给牛种者十税五，自备者十税三。”诏且勿征，三年后亩收租一斗。……而军屯则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受田五十亩。……初亩税一斗。三十五年定科则：军田一分，正粮十二石，贮屯仓，听本军自支，余粮为本卫、所官军俸粮。永乐初，定屯田官军赏罚例：岁食米十二石外余六石为率，多者赏钞，缺者罚俸。又以田肥瘠不同，法宜有别，命军官各种样田，以其岁收之数相考较。……又更定屯守之数。临边险要，守多于屯。地僻处及输粮艰者，屯多于守。屯兵百名委百户，三百名委千户，五百名以上指挥提督之。屯设红牌，列则例于上。年六十与残疾及幼者，耕以自食，不限于例。屯军以公事妨农务者，免征子粒，且禁卫、所差拨（《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

惟我太祖，加意于此，视古最详。考其迹，则往所有闲地即分军以立屯。考其制，则三分守城，七分屯种。以言其数，则外而辽东一万一千三百八十六顷；内而极安如浙江者，亦有二千二百七十四顷一十九亩六分六丝六忽。推之于南北二京卫所、陕西、山西诸省，尤极备焉（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二五六《屯田》）。

民屯

荒地召民开垦，其编入什伍，设长以督者，曰民屯。官予牛、种，收所入以给军。日久，民或逃亡，其留者多起科。

四年（洪武），命工部遣官往广西买耕牛，以给中原屯种之民。五年正月，诏今后犯罪当戍两广者，发临濠屯田（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二五六《屯田》）。

六年（洪武），太仆丞梁埜仙帖木尔言：“宁夏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相去八百里，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从之。是时，遣邓愈、汤和诸将屯陕西、彰德、汝宁、北平、永平，徙山西、真定民屯凤阳。又因海运饷辽有溺死者，遂益讲屯政，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矣。其制，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

嘉靖十年五月，陕西巡按御史陈世辅言，本镇沿边一带，宜行镇巡官，同守巡官，遍历边地，逐一阅视城堑墩堡宜修设者，以时兴举。堡塞修，始议耕种，量其土宜，设立大小屯堡。大者百人，立屯长副；小者五十人，立屯长，令督责耕种。缺种者官给秋还。旧纳粮者收税，不纳粮者三年后起科。近墩设小教场，暇则习射其间（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二五六《屯田》）。

商屯

明仿宋制，使商纳粮于边而偿以池盐，曰商屯，亦曰开中。及盐法坏，商纳粮而盐不时得，商屯遂废。

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迨弘治中，叶淇变法，而开中始坏。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边地为墟，米石直银五两，而边储枵然矣。世宗时，杨一清复请召商开中，又谓仿古募民实塞下之意，招徕陇右、关西民以屯边。其后周泽、王崇古、林富、陈世辅、王畿、王朝用、唐顺之、吴桂芳等争言屯政。而庞尚鹏总理江北盐屯，寻移九边，与总督王崇古，先后区画屯政甚详。然是时，因循日久，卒鲜实效（《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

庄田

自官田没入者曰皇庄。

天顺八年十月，宪宗初立宫中庄田，顺义县安乐里板桥村原额地一十顷十三亩。初，太监曹吉祥占军地二十四顷八十四亩，共三十五顷没入官。至是，拨为宫中庄田，皇庄之名始此（徐学聚《国朝典汇》卷十九）。

弘治二年，户部尚书李敏等以灾异上言：“畿内皇庄有五，共地万二千八百余顷。”……武宗即位，逾月，即建皇庄七，其后增至三百余处。……世宗初……户部尚书孙交造皇庄新册，额减于旧。帝命核先年顷亩数以闻，改称官地，不复名皇庄，诏所司征银解部。然多为宦寺中饱，积逋至数十万以为常（《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

正德八年八月，立皇庄五处：一、昌平州楼子村，一、静海卫河两岸，一、青县孙儿庄，一、安州骟马庙，一、清苑阎社。……嘉靖元年十月，敕核畿内皇庄。……已而言（夏言）等会同顺天、保定各巡按孟春、周季凤，巡抚王琳、宋越等，勘出各项田庄，共计二十万九百一十九顷二十八亩，其侵占民田二万二百二十九顷二十八亩，俱令还民。言等又以原敕系皇庄者，解部类进，犹非国体，复疏详述皇庄创立之始，及庄甲掊克之害，因及皇店皇盐罔利之非，乞并扫除，以洗累朝之弊，垂百代之休。从之，改皇庄为官地云（徐学聚《国朝典汇》卷十九）。

赐田，王曰王府庄，勋戚曰勋戚庄，皆不纳国赋，多者至数万顷。

太祖赐勋臣、公侯、丞相以下庄田，多者百顷，亲王庄田千顷。又赐公侯暨武臣公田，又赐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禄。指挥没于阵者皆赐公田。勋臣庄佃，多倚威扞禁，帝召诸臣戒谕之。其后公侯复岁禄，归赐田于官。……初，洪熙时，有仁寿宫庄，其后又有清宁、未央宫庄。天顺三年，以诸王未出，供用浩繁，立东宫、德王、秀王庄田。二王之藩，地仍归官。……神宗赉予过侈，求无不获。潞王、寿阳公主恩最渥。而福王分封，括河南、山东、湖广田为王庄，至四万顷。群臣力争，乃减其半（《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

正德二年十月，赐皇亲沈傅、吴让静海县庄田六千五百余顷。让妻厉氏奏河间静海庄田一处，系河淤退滩田土，乞照皇亲夏儒事例给与管业，盖奸民李良等捏称投献也。事下户部，查河间庄田册，并无静海河淤退滩地，及差官勘前地顷亩数，多见有军民管业，难便定拟。覆奏，上不从，卒赐二家为庄田永业（徐学聚《国朝典汇》卷十九）。

弘治二年，户部尚书李敏等以灾异上言：“畿内……勋戚、中官庄田三百三十有二，共地三万三千余顷。”（《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

徽、兴、岐、衡四王，田多至七千余顷。会昌、建昌、庆云三侯争田，帝辄赐之（《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

奏乞者多，庄田日滥。

嘉靖四年，玉田伯蒋轮请故宜兴大长公主田千顷，言官部臣，皆执不可。上特许割其半畀之，诏：“至今但系先朝给赐戚畹田土，不许妄争，以伤朝廷大义。”（徐学聚《国朝典汇》卷十九）

成化三年，庆云伯周寿受奸民李政等投献，奏乞庆都、清苑、清河地，共五千四百余顷。长宁伯周彧受奸民魏忠等投献，奏乞景州、东光地一千九百余顷作庄田（徐学聚《国朝典汇》卷十九）。

（嘉靖）又革王府所请山场湖陂。德王请齐、汉二庶人所遗东昌、兖州闲田，又请白云等湖，山东巡抚邵锡按新令却之，语甚切。德王争之数四，帝仍从部议，但存藩封初请庄田。其后有奏请者不听（《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

占夺民田者尤众。

永乐七年，隆平侯张信强占练湖八十余里，又占江阴县官田七十余顷，为都御史陈瑛所劾。……命法司杂治之（徐学聚《国朝典汇》卷十九）。

至英宗时，诸王、外戚、中官所在占官私田，或反诬民占，请案治。比案问得实，帝命还之民者非一。乃下诏禁夺民田及奏请畿内地。然权贵宗室庄田坟茔，或赐或请，不可胜计（《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

（正德）十六年七月，户部覆巡按御史范永銮奏言：“静海县濒海地多闲旷，小民自行垦辟纳税，百有余年。近皇亲沈傅、吴让受奸民投献冒夺之，因蚕食延袤百里，履亩而税，贫民采捕鱼蛤者，皆令输租，不堪其扰。又天津诸卫，逆瑾受献为庄田者，不下千顷。瑾败入官，而诸内臣又一切传奏，号为皇庄。虽屡奉诏查核，而不令主者得还，故产日流移。宜令抚、按查勘。二皇亲系冒占者，即以予民。诸勋戚庄田皆宜如例，禁勿多取，遇灾则蠲之，不奉诏者罪如律。”上曰：“可。”（徐学聚《国朝典汇》卷十九）

嘉靖三十九年，遣御史沈阳清，夺隐冒庄田万六千余顷（《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

后乃议限以顷数，然卒不能行。

先是，户部奉旨酌议裁革勋戚冒滥庄田，勋臣传派五世者，限田百顷，戚畹限田七百顷。宗支已绝及失爵者，夺之。奸民影射者，征租。至是……上曰：“傅派五世勋臣，及公主见在驸马各庄田，仍会同屯田御史议定应留顷数规则以闻。”部又更议元勋世裔，限以百顷，勋戚半者限田五十顷。驸马李和于原议七百顷外益以三百顷，以足千顷之数，诏如议（徐学聚《国朝典汇》卷十九）。

穆宗从御史王廷瞻言，复定世次递减之限：勋臣五世限田二百顷，戚畹七百顷至七十顷有差。……熹宗时，桂、惠、瑞三王及遂平、宁国二公主庄田，动以万计，而魏忠贤一门，横赐尤甚（《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

清

民田

清初经明季之乱，逃亡未复，土地荒芜，田数仅五百余万顷。至乾隆之末，遂达七百万顷，几与明季相埒。百余午间，日以劝农为事，至以实官奖励垦荒，并以此为官吏考成。熟荒固易恢复，而生荒若关外奉、吉、黑之地，亦得以开发。

顺治元年（一六四四年），定开垦荒地之例，州、县、卫、所荒地，分给流民及官兵屯种。有主者令原主开垦，官给牛、种，三年起科。……六年（一六五一年），始定州、县以上官以劝垦为考成，凡地方官招徕各处逃民，不论原籍别籍，编入保甲，开垦荒田，给以印信执照，永准为业。三年后有司亲察成熟亩数，抚按勘实，奏请征粮，不得预征私派。州、县以劝垦之多寡为优劣，道、府以督催之勤惰为殿最，每岁终载入考成。至十五年（一六五八年），定督、抚一年内开垦荒地二千顷至八千顷以上，道、府开垦千顷至六千顷以上，州、县开垦百顷至六百顷以上，卫、所开垦五十顷至二百顷以上，分别议叙，不准以二三年垦数合算（《皇朝文献通考》卷一《田赋考》）。

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申明地方官开垦劝惩之例，凡督、抚、道、府、州、县劝垦多者，照顺治十五年议叙之例，州、县、卫、所荒地一年内全无开垦者，令督、抚提参。其已垦而复荒者，削去各官开垦时所得加级纪录，仍限一年督令开垦，限内不完者，分别降罚。前任官垦过熟地，后任官复荒者，亦照此例议处。又以各省开垦甚多，自康熙二年为始，限五年垦完。如六年之后，察出荒芜尚多，将督、抚以下分别议处。至三年（一六六四年），以布政使亦有督垦之责，照督、抚例议叙。府同知、通判不与知府同城，自劝民开垦者，照州、县例议叙。四年（一六六五年），以限年垦荒，恐州、县捏报摊派，令停止。六年（一六六七年），定劝垦各官，俟三年起科，钱粮如数全完，取具里老无包赔荒地甘结到部，始准议叙（《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

康熙十年（一六七一年），准贡监生员民人垦地二十顷以上，试其文义通者，以县丞用。不能通晓者，以百总用。一百顷以上，文义通顺者，以知县用。不能通晓者，以守备用。凡招民垦荒，督、抚具题户部核明起科果实，送吏、兵二部照例分叙。其招民不足额，垦地钱粮未经起解，假捏出结具题者，捏报州、县官革职，转报司道、府降四级调用。题报督、抚降二级调用（《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

乾隆五年（一七四○年），有零星土地永免升科之谕。初犹限以亩数，至十一年（一七四六年），以广东高、雷、廉等府所垦荒地，本非沃壤；十八年（一七五三年），以琼州海外瘠区；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年），以滇省山头地角，尚有旷土，皆听民耕种，不限亩数，概免升科（王庆云《熙朝纪政》卷四《纪劝垦》）。

《授时通考》之颁行，亦足见其重视劝农。

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年），谕……朕思为耒耜教树艺，皆始于上古圣人。其播种之方，耕耨之节，与夫备旱驱蝗之术，散见经籍，至详且备。后世农家者流，其说亦各有可取，所当荟萃成书，颁布中外，庶三农九谷，各得其宜，望杏瞻蒲，无失其候。著南书房翰林，同武英殿翰林编纂，至六年（一七四一年）书成，凡七十五卷，名曰《授时通考》（《皇朝文献通考》卷四《田赋考》）。

其次则为清丈，所以杜隐匿也。

顺治十一年（一六五四年），定丈量规制。州、县地用步弓，各旗庄屯地用绳。如有民地缺额，督、抚详查开除。至十二年（一六五五年），颁部铸步弓尺于天下，广一步、纵二百四十步为亩（方广十五步、纵十六步）。有司于农隙时，亲率里甲，履亩丈勘，以定疆界，杜占争，均亩赋。凡丈量之制，州、县册籍，原载坵段四至不清者丈，欺隐牵累、有地无粮者、有粮无地者丈，亩步不符、赋则或浮者丈，熟荒相间、旗民盐灶以及边地民番相错者丈，壤界相接、畛域不分者丈，荒芜召垦、寄粮分隶者丈，水冲沙压、公占应抵应豁者丈。濒江濒海之区，五年一丈，视其或涨或坍，分别升免（《皇朝文献通考》卷一《田赋考》）。

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年），清丈芦洲田亩。……三十三年（一六九四年），清丈福建沿海地。……三十四年（一六九五年），定云南清浪卫业经清丈田地，每十亩科粮一石（《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

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又以濒江近海之区，定制十年清丈一次。恐未至十年有坍涨者，令各州、县、卫、所官，不时清查，坍者即行豁免，涨者即行升科。……六年（一七二八年），定沿江滨海地亩五年一丈，新垦者升科，坍塌者除赋（《皇朝文献通考》卷三《田赋考》）。

屯田

清初，以黔、蜀人少，大兴屯田，渐及甘、新。乾隆时，各省屯田合计达三十九万余顷。

前明卫、所之设，以屯养军，以军隶卫，唐府兵遗法也。自军政废弛，始募民为兵，于是屯军专职漕运，无漕之军，受役不得休息，屯户始大困矣。国初因明之旧，卫、所屯田，给军分佃，罢其杂徭。寻裁指挥，设守备，改卫军为屯丁，令无运，屯田同民田一体起科。顺治十三年，令浙江各卫，有屯无运与无屯有运者，均征拨帖，而屯困稍苏。雍正二年，从廷臣请，以内地屯卫，悉归并州、县管辖，裁都司以下官，惟带运之屯，与边卫无州、县可归者仍旧。初屯丁卖产，有司利其税入，给契令得卖买，既而禁之。屯丁贫不能赎，民间执业已久，于是有加津贴运之令。自国初以来，屡减免各省重额屯粮与其耗羡，而屯田之利病，实与漕运相终始云。若夫垦荒兴屯之令，定于世祖入关之始。康熙五年，御史肃震疏请黔、蜀屯田，略曰：“国用不敷之故，由于养兵。以岁费言之，兵饷居其八。以兵饷言之，绿旗又居其八。今黔、蜀地多人少，诚行屯田之制，驻一郡之兵，即耕其郡之地；驻一县之兵，即耕其县之地，养兵之费既省，荒田亦可渐辟。”下部议行。雍正初，令安西兵丁试行屯垦。后又招民于渊泉县之柳沟、玉门县之赤金等处，承种屯田。又设甘肃柳林湖屯田（属凉州镇番县）。乾隆初，黔苗底定，以绝产给兵屯粮种。又于直隶口外、八沟、塔子沟及甘肃瓜州等处兴屯。今案乾隆三十一年，各省屯田三十九万余顷，屯赋银七十八万五千两，屯粮九百万七千石有奇。新疆屯田，自准夷四部，悉隶版图，边防与屯政相为表里，东自巴里坤，西至伊犁，北至科布多，南至哈喇沙尔、天山左右，水土沃饶，前后垦辟十数万亩，边民永无馈饷之劳，其各城回民，纳粮以帕特玛（每一帕特玛，合官石五石三斗）、纳普尔钱以腾格（每五十普尔为一腾格，每二腾格为一两），疆里及于戎索，而计册待夫重译，尤古所未闻。暨金川既平，留兵屯戍，拉美诺之降番亦给地，俾安耕凿焉（王庆云《熙朝纪政》卷四《纪屯田》）。

清因明之旧，卫屯给军分佃，罢其杂徭。顺治元年，遣御史巡视屯田。三年，定屯田官制。卫设守备一，兼管屯田。又千总、百总，分理卫事。改卫军为屯丁。六年，定直隶屯地输租例。其时裁屯田御史，继裁巡按，由巡抚主之。十三年，定屯军贴运例。……康熙十五年，以各卫荒田在州、县辖境，军地民田多影射，令檄所司清厘。雍正二年，从廷臣请，并内地屯卫于州、县，裁都司以下官。惟带运之屯，与边卫无州、县可归者，如故。九年，令屯卫田亩可典与军户，不得私典与民。乾隆元年，豁免广东屯田羡余，因除各省军田额外加征例。……五十四年，毕沅等奏，各省屯丁四年一编审，止稽户口之数，其田产或有漏匿，以时核之。百余年来，屯田利病与漕运终始。……光绪二十四年，太常卿袁昶奏理屯田，因有改卫为屯之谕，令天下核卫田亩数，详定租章。而江西以租悉充饷，与他省赡运者不同，额仍旧贯。……明年（廿八年），谕各省勘实屯地，檄屯户税契执业，改屯饷为丁粮，归州、县征解。除屯丁、运军名目，裁卫官。是时综计各省屯田约二十五万余顷。……宣统元年，浙抚增韫更请令承田者但刻期报明，统不纳价。部议即允占业，屯价不妨量收。盖屯卫嬗变，时势然也（《清史稿·食货志一·田制》）。

旗田

清代官田，有旗田、官田之分。旗田之属于内务府者，曰内务府官庄，所辖有粮庄，有庄头。清初，随入关者，圈地以耕，或近畿人民带田来投者，皆曰庄头。

初设官庄，以近畿民来归者为庄头，给绳地，一绳四十二亩。其后编第各庄头田土分四等，十年一编定（《清史稿·食货志一·田制》）。

顺治元年，设立官庄。是时近畿百姓带地来投，设为纳银庄头。愿领入官地亩者，亦为纳银庄头。各给绳地。……康熙八年，编各庄头等第，以其田土编为四等。至二十三年，题准每十年编定一次（《皇朝文献通考》卷五《田赋考·八旗田制》）。

乾隆十年十一月，奏准本司所属大粮庄头，共五百名。定例整分庄头，各给地十八顷。半分庄头，各给地九顷。内有自盛京随从来京圈地充当庄头者，原圈地亩自二三十顷至四五十顷不等。嗣后凡原圈地亩，庄头之缺，如伊子孙兄弟近族承替，仍照旧充当，无庸撤减（《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会计司》卷一《安设粮庄》）。

其圈地百余顷设壮丁十人以耕者，曰粮庄。

国初设近畿官庄百三十二所，每庄给田三百晌（每六亩为一晌），庄头各给绳地（每四十二亩为一绳），隶内务府而征其赋（王庆云《熙朝纪政》卷六）。

设粮庄，庄给地三百晌，晌约地六亩。庄地坐落顺、保、永、宣各属，奉天、山海关、古北口、喜峰口亦立之，皆领于内务府。此外有部、寺官庄，分隶礼部、光禄寺。又设园地，植瓜果蔬菜，选壮丁为园头。世宗初，设总理专官，司口外报粮编审（《清史稿·食货志一·田制》）。

康熙二十四年，设立粮庄，每庄各给地千八百亩。旧例每庄壮丁十名，选一人为庄头，给田一百三十晌。场园马馆，另给田四晌。庄丁蕃衍，则留于本庄，缺则补足。给牛八头，量给房屋、田种、口粮、器皿，免第一年钱粮。至是，设粮庄，每庄地三百晌。其头等、二等庄头，不准给牛。又山海关内，古北口、喜峰口外，粮庄每一所纳粮百石（合仓石三百六十石）。山海关外，粮庄每一所纳粮百二十石（合仓石四百三十二石）。至二十六年，题准于交纳银二百两之庄头内，改为粮庄，增壮丁为十五名（《皇朝文献通考》卷五《田赋考·八旗田制》）。

宗室官员及兵丁圈地为庄田，不属内务府。圈地惟入关之初有之，虽以他处之地偿还人民，然以斥卤而纳膏腴之赋，受害无穷。

顺治元年，谕户部曰：“我朝定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无主荒田，尔部清厘，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盖非利其土地，以无处安置，故不得已而取之。可令满、汉分居，各理疆界，以杜争端。”于是巡按御史柳寅东条上满、汉分居五便。二年，令民地为旗人指圈者，速以他处补给，美恶务令均平。十年，停止圈拨，然旗下退出荒地，与游牧投来人丁，皆复行圈补。又有因圈补而并圈接壤民地者。康熙初，鳌拜当国，欲以正白旗屯庄给镶黄旗，而另圈民地给正白旗。户部尚书苏纳海，以拨地迟延罪死。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以拨换地亩旗民困苦上闻，亦逮死。及圣主亲政，乃昭雪之。八年，谕：“比年以来，复将民间房地，圈给旗下，以致民生失业，流离困苦，以后著停。今年所圈房地，俱著退还。”并饬部，将张家口、山海关等处旷土，换拨各旗耕种，并令新满洲以官庄余地拨给。其指圈之地归民，是为旗区地亩，旗人不习耕作，又以生齿日繁，始稍稍典卖矣。雍正初，清查旗地，动内帑赎回。凡不自首与定例后复私卖买者，皆入官为公产旗地（嘉庆十七年，额征入官旗地三万七千三百余顷）。……凡赎入官地，并抵帑、籍没等田，皆征其租，谓之旗租（嘉庆十一年，征收旗租银四十万三千余两）。自旗人生计，日以不足，旗租岁充饫赐。谨按《会典》，近畿之地，各旗王公宗室庄田，以顷计者一万三千三百有奇；各旗官兵分拨庄田，以顷计者十四万九百有奇（王庆云《熙朝纪政》卷四《纪圈地》）。

旗地典卖与民人者，乾隆时，由公家出价代为取赎，谓之二次地。

乾隆四年谕：“……其时旗人所得地亩，原足以资养赡。嗣因生齿日繁，恒产渐少，或因事急需将地亩渐次典与民家为业，阅久辗转相授，已成民产。今欲典出旗地，陆续赎回。……可将此旨，行文直隶总督，详悉妥议。”五年，议定取赎民典旗地及旗人下乡种地之例。……九年，定民典旗地减价取赎之令。凡民典旗地，不论契载年限，总以十年为率。在十年之内者，照原价；十年以外者，减原价十分之一；二十年以外，减十之二；三十年以外，减十之三；四十年以外，减十之四；五十年以外者，半价取赎。至十一年，复定取赎旗地，自十年以外，每年递减。至五十年以外，仍以半价取赎。又令八旗官兵承买公产地者，亦照官赎减价。……十八年，令嗣后旗下奴仆及开户人典买旗地，定限一年内自首，官为回赎，照民典旗地例，分年限价取赎。如系其主之地，十年以内，即减原价十分之一；十年以外，减十之二，以次递减。若原主不能赎，即交八旗内务府作为公产，官为收租，岁终将收过租息数目奏闻，请旨赏给贫乏旗人，以资养赡。……二十一年，谕：“八旗另记档案及养子开户人等，俱准其出旗为民。……伊本身田产，应遵旨准其带往为业，至于老圈并典买八旗地亩，不便将旗地带入民籍，应查明动官帑赎回。”……二十二年，准民奴典卖旗地，分别减价，先行发帑赎回，照旗地旗租之例收租。……二十八年，谕：“上年因八旗回赎旗地，积至一万余顷之多。降旨令户部会同内务府八旗大臣定议，以三千顷安设庄头，俱赏给八旗作为恒产。”（《皇朝文献通考》卷五《田赋考·八旗田制》）

乾隆五年，部议准直隶督臣奏：一、取赎民典旗地，百姓不苦于得价还地，实惧其夺田别佃。应令地方官于赎地之时，将见在佃户及见出之租数，造册备案，嗣后无论何人承买，仍令原佃承种，其租银照旧。如庄头土豪无故增租夺佃者，罪之。……二十三年，谕：“出旗为民之汉军内，所有向日承种井田、屯田者，俱久赖地亩为生。一旦将此项地亩撤出，未免失其生业。著将伊等现在承种地亩，加恩即行赏给耕种。”至四月，直隶总督方观承言：“汉军出旗为民人等，内有原领井田并屯种官地，蒙恩赏给耕种，带入民籍，请将此项地亩，勘明村庄段落，填给印照注明。”（《皇朝文献通考》卷五《田赋考·八旗田制》）

盛京庄田设于铁岭、承德，渐及喜峰口、黑龙江、呼兰等地。每丁分地数十至百余亩，给口粮籽种，科租以充兵饷。

顺治五年，定八旗庄屯地界。国初，按旗分处，各有定界。继因边内地瘠，粮不足支，展边开垦，移两黄旗于铁岭、两白旗于安平、两红旗于石城。两蓝旗所分张义站、靖远堡地瘠，以城地与之。至是，复定官员庄屯，两黄旗设于承德县沙河所，两白旗设于宁远，两红旗设于承德县塔山，两蓝旗设于锦州。又准沙河以外，锦州以内，八旗官员家丁，每名给地三十六亩。……康熙十八年……更定两便之法。奉天所属，东自抚顺起，西至宁远州老天屯，南至盖平县拦石起，北至开原县，除马厂羊草地外，实丈出三十二万九千四十九顷三十亩，定旗地二十七万六千三百二十二顷八十亩。新满洲迁来，若拨种豆地，每六亩给地种一半，拨种谷米、黏米、高粮地，每六亩给各种六升。二十五年，以锦州、凤城等八处荒地，分给旗民开垦，给以耕牛及口粮、农器。……雍正十一年，喜峰口驻防兵丁一百名，以铁门关外大屯地分给，每名给地一顷十有五亩七分、菜园四分有奇，令其耕种，照民例分别科则租银，留充兵饷。乾隆二年，设立黑龙江屯庄，黑龙江湖兰地方，设庄四十所，每十丁编为一庄。令盛京将军等选八旗开户壮丁四百名，各给地六十亩、房二间，并给口粮、籽种。六年，增设呼兰庄屯。又择闲丁五十名，增设庄五所。七年，设庄屯于温得亨山及都尔图地方。……选壮丁五十名，增设庄五所，各给牛、种、器具、口粮（《皇朝文献通考》卷五《田赋考·八旗田制》）。

驻防庄田，则给各省驻防旗丁，自三十亩至二百余亩不等。

顺治四年，给江宁、西安驻防旗员圈地，江宁六十亩至一百八十亩不等，西安二百四十亩或二百十有五亩不等。惟浙江驻防官兵，不给田，俸饷照经制支领。……七年，驻防官员等给园地，兵及壮丁，每名给地三十亩。临清、太原，以无主地并官地拨给。保定、河间、沧州，以八旗退出地拨给。康熙三十一年，以山西阳曲、太原二县屯地，给与驻防满洲官兵。三十二年，令八旗驻防各省官兵，俱于所住之处，给与地亩（《皇朝文献通考》卷五《田赋考·八旗田制》）。

官田

清初承旧制，有耤田千余亩。康熙时，命各省皆设耤田。

顺治十一年，耕耤于南郊。耤田在正阳门外之西，中为先农坛，坛内地一千七百亩，其二百亩给坛户种五谷蔬菜，以给祭祀之需。余千五百亩，收租银三百两，以备修理坛墙。凡耤田岁收黍一石二斗二升一合八勺、谷一石五斗五升七合八勺、大麦五斗七升九合七勺、小麦一石三斗五升三合，藏之神仓。康熙四年，谕曰：“天子为耤千亩，诸侯百亩。……朕意欲令地方守土之官，行耕耤之礼。……著九卿详议具奏。”九卿会议请通行奉天、直隶各省，于该地方择地为耤田，每岁仲春，行九推之礼。明年，颁耕耤仪于直省，令择东郊官地洁净丰腴者立为耤田。如无官地，则置买民田，以四亩九分为耤田。后立先农坛，令守坛之农夫，灌溉耤田，所收谷数，造册报部（《皇朝文献通考》卷十二《田赋考·官田》）。

耤田行于首都先农坛，坛地凡千七百亩。雍正间，令疆吏饬所属置耤田（《清史稿·食货志一·田制》）。

又有陵地。

东、西陵地，红桩以内，例绝耕樵。东陵白桩界外，初听民耕。道光朝，乃严其禁。青桩以外，遵、蓟、密、承诸界内，兵民私垦，至地万余区，久益增廓。光绪末，定为计区勘丈，将熟地分则升科，储学堂之用焉（《清史稿·食货志一·田制》）。

学田。

凡京师坛官地，及天下社稷、山川、厉坛、文庙、祠墓、寺观、祭田、公地一切免征。国初，赐圣贤裔祭田，其孔林地、四氏学学田、墓田地、坟地，咸除租赋。学田专资建学，及赡恤贫士，佃耕租而租率不齐，旧无常额。乾隆中，都天下学田，万一千五百八十余顷。光绪变法，直省遍兴学堂，需费无艺，则又拨所在荒地，划留学田，以补剂之（《清史稿·食货志一·田制》）。

井田。

先是，以新城、固安官地二百四十顷，制井田，选旗民百户，户授百亩，公百亩，共力养公田。嗣更于霸州、永清仿行，然成效卒鲜。乾隆初，屯庄择勤敏者充屯户，按亩科粮，是为井田改屯地（《清史稿·食货志一·田制》）。

雍正二年，以新城、固安官地三百四十一顷制为井田，令无业旗民往耕，自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各授田百亩，外八分为私田，中百亩为公田。造庐舍，给口粮、牛、种、农具咸备。又设管理劝教以董之，而愿往者卒少。五年，议将欠粮及犯法官兵，发往井田效力，则视为徒作之地。操耒耜者，皆非安分食力之人。乾隆元年，遂改屯田为屯庄（《乾隆会典》：井田每户原给田百二十五亩，以十二亩五分为公田，十二亩五分为室庐场圃，以百亩为私田。〔王庆云《熙朝纪政》卷四《纪屯田·附记井田》〕）。

凡牧地，皆为官田，无所科征。

牧马草场在畿辅者，顺治二年，以近畿垦荒余地斥为牧场，于顺天、津、保各属分旗置之。自御马厂以下，各按其旗地牧养。亲王方二里，郡王一里，亦圈地也。曰屯垦。康熙中，招垦天津两翼牧地，计亩二万一千五百余。乾隆时，丈直隶马厂地振业贫民，命曰恩赏官地。在盛京者，奉天屯卫各地，八旗分作牧厂。……大凌河东厂、西厂荒地三十一万八百余亩，养息牧余地万四千六百晌，乾、嘉中陆续放垦。后又综各城旗马厂可垦地三十八万九千余亩，悉归城旗承种。……同治二年，变通锦州、广宁、义州厂荒，西厂留牧，东厂招佃；其东北隅之高山子地数万亩，义州教场闲地万余亩，并行租佃，以为城兵伍田。……彰武本官牧，旋亦劝垦议科。于是养息牧生熟地共放六十一万八千八百余亩，其余荒八万九千六百余亩，余地三万五千三百余亩，即以为蒙、汉杂居牧佃，兼拊畜穷黎。吉林之乌拉，康熙时，于五屯分庄丁地，遂为五官牧场，颇富零荒。宣统时，拨充学田，放垦实地二千三百余晌。……至荆防马厂。……光绪末厘出厂地二万余亩，俱令招垦，以租息济警政小学。宣统初，宁夏满营牧地余界，开渠垦地，亩可二十一万，旗、民各半之。……安徽万顷湖牧场，改垦放田八万二千七百余亩，其流民占耕及民间认荒者，皆名曰佃民，其留旗丁田二万亩，亦招民佃，岁输谷麦，是为官佃。……口外牧场，隶独石者为御马厂。此外礼部、太仆寺、左右翼及八旗，均有牧场在张家口外。……其后密云、热河同时放荒。热河宽旷，于留牧外得地千四五百顷，更以三一留牧，余咸招垦（《清史稿·食货志一·田制》）。

（乙）赋役

明

正赋

明时，田分上、中、下三等九则曰等则，租分夏税、秋粮二等，纳米麦曰本色，折银绢杂物者曰折色。官田既多，赋独在民。自正统折收金花银两后，民间纳赋，除南漕外，多以银不以米麦矣。

十四年（洪武），创编赋役《黄册》，以一百为里，推丁粮多者十人为里长，余百户分为十甲，岁役里长一人，管摄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十年一周。每里编为一册，册首总为一图。鳏寡孤独不任役者，则带管于一百一十户之外，而列于图后，名曰畸零。册成，一本进户部，各布政司及府、州、县各存一本。十年攒造一次，遂为定制（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九十）。

太祖为吴王，赋税十取一，役法计田出夫。县上、中、下三等，以赋十万、六万、三万石下为差。府三等，以赋二十万上、下、十万石下为差。即位之初，定赋役法，一以《黄册》为准。册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租曰夏税，曰秋粮，凡二等。夏税无过八月，秋粮无过明年二月（《明史》卷七十八《食货志》）。

洪武初，令官田起科，每亩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亩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亩八升五合五勺，芦地每亩五合三勺四杪，草场地每亩三合一勺，没官田每亩一斗二升。……二十六年，定凡各州、县田土，必须开豁各户若干，及条段四至，系官田者照依官田则例起科，系民田者照依民田则例征敛，务要编入《黄册》，以凭征收税粮。如有出卖，其买者听令增收，卖者即当过割，不许洒派诡寄（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三）。

洪武九年，天下税粮，令民以银、钞、钱、绢代输。银一两、钱千文、钞一贯，皆折输米一石，小麦则减直十之二。棉苎一匹，折米六斗，麦七斗。麻布一匹，折米四斗，麦五斗。丝绢等各以轻重为损益，愿入粟者听。十七年，云南以金、银、贝、布、漆、丹砂、水银代秋租。于是谓米麦为本色，而诸折纳税粮者，谓之折色（《明史》卷七十八《食货志》）。

国初天下田土，总计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三顷，令征科之数，制为两次。夏税则纳米麦四百七十一万二千九百石，外此复输钱三万九千八百锭，绢三十八万八千七百。秋粮则纳米二千四百七十三万四百石，外此复输钱五千七百三十锭，绢五千九百（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九十）。

虽岁贡银三十万两有奇，而民间交易用银，仍有厉禁。至正统元年，副都御史周铨言：“行在各卫官俸支米南京，道远费多，辄以米易货，贵买贱售，十不及一。朝廷虚糜廪禄，各官不得实惠。请于南畿、浙江、江西、湖广不通舟楫地，折收布、绢、白金，解京充俸。”江西巡抚赵新亦以为言，户部尚书黄福复条以请。帝以问行在户部尚书胡㸨。㸨对以太祖尝折纳税粮于陕西、浙江，民以为便。遂仿其制，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余万石，折银百万余两，入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其后概行于天下。自起运兑军外，粮四石折银一两解京，以为永例。……诸方赋入折银……而仓廪之积渐少矣（《明史》卷七十八《食货志二》）。

东南之赋特重。

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建文二年诏曰：“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准私租起科，特以惩一时顽民，岂可为定则以重困一方。宜悉与减免，亩不得过一斗。”成祖尽革建文政，浙西之赋复重。宣宗即位，广西布政使周幹，巡视苏、常、嘉、湖诸府还，言：“诸府民多逃亡，询之耆老，皆云重赋所致。”……嘉靖……越数年，乃从应天巡抚侯位奏，免苏州坍海田粮九万余石，然那移、飞洒之弊，相沿不改。至十八年，（顾）鼎臣为大学士，复言：“苏、松、常、镇、嘉、湖、杭七府，供输甲天下，而里胥豪右蠧弊特甚。宜将欺隐及坍荒田土，一一检核改正。”（《明史》卷七十八《食货志二》）

加饷

嘉靖时始加饷。

三十年，始加派，自武宗正德九年，建乾清宫，加赋百万。初，天下财赋岁入太仓库者，二百万两有奇。旧制以七分经费，而存积三分备兵歉以为常。世宗中年，边供费繁，加以土木祷祀，月无虚日，帑藏匮竭。二十九年，俺答犯京师，增兵设戍，饷额过倍。三十年，京、边岁用，至五百九十万石。户部尚书孙应奎蒿目无策，乃议于南畿、浙江等州、县增赋百二十万，加派于是始。嗣后京、边岁用，多者过五百万，少者亦三百余万，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由是度支为一切之法，箕敛、财贿、题增、派括、赃赎、算税契、折民壮、提编、均徭、推广事例兴焉。……《明史·食货志》曰：提编者加派之名也。其法以银力差排编，十甲如一甲，不足则提下甲补之。时东南被倭，南畿、浙、闽皆有额外提编，江南至四十万。及倭患平，应天巡抚周如年乞减加派，给事中何煃亦具陈南畿困敝，言军门养兵，工部料价，操江募兵，兵备道壮丁、府州县乡兵，率为民累，甚者指一科十，请禁革之。命如煃议，而提编之额仍不能减（《续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

万历时加辽饷。

其后接踵三大征，颇有加派，事毕旋已。至四十六年，骤增辽饷三百万。时内帑充积，帝靳不肯发。户部尚书李汝华乃援征倭、播例，亩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增二百万有奇。明年，复加三厘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岁额。所不加者，畿内八府及贵州而已（《明史》卷七十八《食货志二》）。

崇祯时，复加辽饷三厘。

崇祯三年军兴，兵部尚书梁廷栋请增田赋，户部尚书毕自严不能止，乃于九厘外，复加三厘（《明史》卷七十八《食货志二》）。

至是军兴，兵部尚书梁廷栋又请增田赋，户部尚书毕自严不能止，乃于九厘外，复征三厘。惟顺天、永平以新被兵无所加，余六府亩征六厘，得他省之半，共增赋百六十五万有奇，合旧所增，凡六百八十余万，海内咨怨。……八年，征助饷银，总督卢象昇请加宦户田赋十之一，民粮十两以上同之。既而概征每两一钱，谓助饷（《续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

曰剿饷。

（王）家祯故庸材，不足任，嗣昌乃荐（熊）文灿代之。因议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其措饷之策有四：曰因粮，曰溢地，曰事例，曰驿递。因粮者，因旧额之粮，量为加派，亩输粮六合，石折银八钱，场地不与，岁得银百九十二万九千有奇。溢地者，民间土田溢原额者，核实输赋，岁得银四十万六千有奇。事例者，富民输资为监生，一岁而止。驿递者，前此邮驿裁省之银，以二十万充饷。议上，帝乃传谕：“流寇延蔓，生民涂炭，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明史》卷二五二《杨嗣昌传》）

曰练饷及杂饷，共一千六百余万两，而民困极矣。

（崇祯）十二年六月，加征练饷。廷臣多请练边兵，帝命杨嗣昌定议。边镇及畿辅、山东、河北凡四总督、十七总兵官，各抽练额兵总七十三万有奇。又汰郡县佐贰，设练备、练总，专练民兵，于是有练饷之议。初，嗣昌增剿饷，期一年而止，后饷尽而贼未平，诏征其半。……于是剿饷外，复亩加练饷银一分，共增七百三十万（《续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

盖自神宗末，增赋五百二十万。崇祯初，再增百四十万，总名辽饷。至是，复增剿饷、练饷，先后增赋千六百七十万，民不聊生，益起为盗矣。于是御史卫周嗣言：“嗣昌流毒天下，剿、练之饷多至七百万，民怨何极？”御史郝晋亦言：“万历末，合九边饷止二百八十万，今加派辽饷至九百，剿饷三百三十万业已停罢，旋加练饷七百三十余万。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二千万以输边者乎？”疏语虽切直，而时事危急，不能从也（《续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

岁计

明代赋入之米皆有常支，曰漕粮，曰宗禄，曰地方存留，曰改折。国用则取给于改折及商税之银。嘉靖以前，岁入银二百余万两，岁出不过百余万两，少仅七八十万。万历之初，出入恒四百万，末年加辽饷皆征银，共需千万。至崇祯季年，遂达二千余万，入不敷出者五百余万，虽苛敛不足以给矣。

世宗嘉靖初，内府供应视弘治时，其后乃倍之。初，太仓中库积银八百余万两，续收者贮之两庑，以便支发，而中库不动，遂以中库为老库，两庑为外库。及是时，老库所存者，仅百二十万两。二十二年，特令金花子粒银应解内库者，并送太仓备边用，然其后复入内库（《续文献通考》卷三十《国用考》）。

王圻曰：正统时，天下岁征入数，共二百四十三万两，出数共一百余万两。自正德后，出多入少，国用益不支矣。……臣等谨按……嘉靖二十八年以前，岁支多不过二百万，少仅七八十万。及二十九年备御边警，饷额倍增。三十四五年间，宣大被寇，募军赈恤，诸费取给内帑，岁无纪极，所入二百万之额，不能充所出之半（《续文献通考》卷三十《国用考》）。

穆宗隆庆元年……帝初即位。……至是，问户部京帑贮金以赡军国足备几年？奏言：“所存仅足三月。计今岁尚亏九月有奇，边军百万，悉无所需。”帝大骇。……十二月，谕户部查内库太仓银出入数。尚书马森奏：“太仓见存银一百三十五万四千六百五十二两，岁支官军俸银一百三十五万有奇，边储二百三十六万有奇，补发年例一百八十二万有奇，通计所出五百五十三万有奇，以今数抵算，仅足三月。京仓见存粮六百七十八万三千一百五十一石，岁支官库月粮二百六十二万一千五百余石，遇闰又加二十二万余石，以今数抵算，仅足二年。”……四年……是岁七月，户部尚书张守直又疏曰：“国家贡赋在量入为出，尝计天下钱谷，一岁所入，仅二百三十万有奇，而中多积逋灾免奏留者。一岁所出，京师百万余，而边饷至二百八十余万，其额外请乞者不与焉。二年用四百四十余万，三年则三百七十九万，此其最少者，而出已倍于入矣。”（《续文献通考》卷三十《国用考》）

初世宗时，太仓所入二百万两有奇。至万历六年，太仓岁入凡四百五十余万两，而内府岁供金花银外，又增买办银二十万两以为常，后又加操马刍料银七万余两之多。久之，太仓、光禄、太仆银括取几尽，边赏首功向发内库者，亦取之太仆矣。……二十三年二月，户部以公私兼窘，陈时政之要，从之。略云：……顾各边镇且额外加添，以示宽容，自四十余万增至二百八十余万。……二十八年八月，给事中王德完奏，国家岁入仅四百万，而岁出至四百五十余万。……臣等谨按《食货志》，万历后每事溢经制数倍，且征调开采，阉人僭侈，由是二百年财力，殚竭靡遗矣（《续文献通考》卷三十《国用考》）。

庄烈帝崇祯……八年四月……时户部奏报两饷出入数，旧饷岁入四百二十三万九千两有奇，岁出四百二十九万三千两有奇；新饷岁入八百五十七万三千两有奇，岁出七百八十六万两有奇，合而计之，该存剩银六十五万九千两有奇。而频年征调，转输络绎，以及留者、蠲者、逋者、缓者在在见告，是岁缺额，遂至二百三十余万两。……祖宗朝，岁入京师者未满四百万，今且一千二百余万，尚可以用度不足，更责输将于百姓乎（《续文献通考》卷三十《国用考》）。

丁役

民年十六曰成丁，服役，六十而免。凡田一顷，出夫一人，每岁服役三十日，编《黄册》载之，十年一造册。既而徭繁，吏得上下其手，赋役不均，人民苦之。

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又有职役优免者。役曰里甲，曰均徭，曰杂泛，凡三等。以户计曰甲役，以丁计曰徭役，上命非时曰杂役，皆有力役，有雇役。府州县验册丁口多寡，事产厚薄，以均适其力（《明史》卷七十八《食货志》）。

洪武元年二月，命中书定赋法役法。上以立国之初，经营兴作，必资民力，恐役及平民，乃命中书省验田出夫。于是省臣奏议，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别田足之，名曰均工夫。直隶、应天等十八府州，及江西饶州、九江、南康三府，计田三十五万七千二百六十九顷，出夫如田之数。遇有兴作，于农隙用之（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九十）。

役法定于洪武元年。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他田足之，名曰均工夫。寻编应天十八府州，江西九江、饶州、南康三府均工夫图册。每岁农隙赴京，供役三十日遣归。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而田主出米一石资其用。非佃人而计亩出夫者，亩资米二升五合。迨造《黄册》成，以一百十户为一里，里分十甲曰里甲。以上、中、下户为三等，五岁均役，十岁一更造。一岁中诸色杂目应役者，编第均之，银、力从所便（《明史》卷七十八《食货志》）。

二十六年，定凡各处有司，十年一造《黄册》，分豁上、中、下三等人户，仍开军、民、灶、匠等籍，除排年里甲依之充当外，其大小杂泛差役，各照所分上、中、下三等人户点差。……景泰元年，令里长户下空闲人丁，典甲首户下人丁一体当差，若隐占者，许里甲首告。……嘉靖九年，令各该司府州县审编徭役，先查岁额各项差役若干，该用银若干，《黄册》实在丁粮，除应免品官、监生、生员、吏典、贫难下户外，其应役丁粮若干，以所用役银酌量，每人一丁田几亩，该出银若干，尽数分派。如有侵欺余剩听差银两入己者，事发，查照律例，从重问拟（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三十九）。

英宗正统初，行均徭《鼠尾册》法。先是，编徭役里甲者，以户为断，放大户而句单小，于是议者言，均徭之法，按册籍丁粮，以资产为宗，核人户上下以蓄藏得实也。……乃令以旧编力差、银差之数，难易轻重酌其中，役以应差里甲除当复者，论丁粮多少，编次先后，曰《鼠尾册》，按而征之。市民商贾家殷足而无田产者，听自占，以佐银差。正统初，佥事夏时创行于江西，他省仿行之，役以稍平（《续文献通考》卷十六《职役考》）。

弘治元年，令各处编审均徭，查照岁额差供，于该年均徭人户丁粮有力之家，止编本等差役，不许分外加增余剩银两。贫难下户，并逃亡之数，听其空闲，不许征银及额外滥设听差等项科目，违者听抚按等官纠察问罪。奏请改调，不举者坐罪。镇守衙门，不许干预均徭（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三十九）。

武宗正德元年十一月，均畿内差役。巡抚都御史柳应宸言：“顺天、永平二府并各卫、所差役不均，审户虽有三等九则之名，而上户则巧于规免；论差虽有三等出力之异，而下户不免于银差。且有司均徭当出于人丁，近年兼征地亩；军、卫均徭当出于余丁，近年兼派正军，奸弊难稽，民穷财尽，必须总括府、卫、所当用之役，而均派于所见有之丁，仍省冗差，革妄费，重必办于富势，轻则及于贫穷，而后畿民始得其所。”帝如其言行之（《续文献通考》卷十六《职役考》）。

嘉靖……十五年，题准今后凡遇编审均徭，务要查照律例申明禁约。如某州、县银、力二差，原额各该若干，实该费银若干，从公查审，刊刻成册，颁布各府、州、县，候审编之时，就将实费之数编作差银，分为三等九则，随其丁产，量差重轻，务使贫富适均，毋致偏累，违者纠察问罪（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三十九）。

万历时行一条鞭法，苦累稍减，而役法犹未尽公。故明末言地方利病者，每主均田，以役自田生，均田者均其田之役而已。

（嘉靖）四十四年二月，议准江南行十段锦册法。其法，算该年银、力差各若干，总计十甲之田，派为定则。如一甲有余，则留以为二甲之用。不足，则提二甲补之。乡宦免田，十年之内止免一年，一年之内止于本户。寄庄田亩不拘同府别府，但已经原籍优免者，不许再免。臣等谨案《世宗实录》，十段锦之议，出于巡按御史温如璋。行之未几，里下骚然，莫必其命，浙江为尤甚。庞尚鹏巡抚浙江时，奏行一条鞭法（《续文献通考》卷十六《职役考》）。

条鞭法者，合均徭、里甲、土贡与两税为一，剂量均适。以一县丁粮充一年之役，事业易集。又一年之役均之十年，稍出不至困也（王原深《明食货志》卷四）。

嘉、隆后，行一条鞭法，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于是均徭、里甲与两税为一，小民得无扰，而事亦易集。然粮长、里长，名罢实存，诸役卒至，复佥农氓。条鞭法行十余年，规制顿紊，不能尽遵也（《明史》卷七十八《食货志》）。

免粮

耆民、节妇、官绅、生员皆得免役。嘉靖十年，定优免事例，一品官得免粮二十石，人丁二十丁，二品以下递减。

洪武元年八月，诏民年七十以上者，许令一子侍养，免其役。二年，令凡民年八十以上，止有一子，若系有田产应当差役者，许出丁钱雇令人代；无田产者，许存侍。十九年六月，诏有司存问高年，凡八十以上者，皆复其家。……三年，定民妇三十以前守志至五十以后不改节者，除免本家差役。四年，令免阙里孔氏子孙三十六户徭役。……十二年八月，诏凡致仕官，复其家，终身无所与。十三年十二月，免朝官及功臣家杂役。……十六年三月，复凤阳、临淮二县民徭赋，世世无所与。……二十年七月，迁南方学官教士于北，复其家。以北方学校无名师，生徒废学，命迁南方学官之有学行者教之，增广生员，不拘额数，复其家。至英宗正统十年，令监生家免差役二丁。世宗嘉靖九年，题准各灶户内有举人、监生、生员、省祭、吏役，照有司例，一体优免（《续文献通考》卷十七《职役考》）。

孝宗弘治元年，定诸王等亲属免丁之例，亲王王亲杂役免二丁，郡王王亲一丁，镇国等将军夫人亲父一丁（《续文献通考》卷十七《职役考》）。

万历九年，定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余递减，视嘉靖所免更多。生员无田者，官给免粮银一岁二两。

嘉靖……二十四年，议定优免则例，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免粮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三品免粮二十石，人丁二十丁。四品免粮十六石，人丁十六丁。五品免粮十四石，人丁十四丁。六品免粮十二石，人丁十二丁。七品免粮十石，人丁十丁。八品免粮八石，人丁八丁。九品免粮六石，人丁六丁。内官内使亦如之，外官各减一半。教官、监生、举人、生员，各免粮二石，人丁二丁。杂职省祭官、承差、知印、吏典各免粮一石，人丁一丁。以礼致仕者，免十分之七。闲住者，免一半。其犯赃革职者，不在优免之例。如户内丁粮不及数者，止免实在之数。丁多粮少不许以丁准粮，丁少粮多不许以粮准丁，俱以本官自己丁粮照数优免，但有分门各户疏远房族，不得一概混免（《续文献通考》卷十七《职役考》）。

清

正赋

清初正赋承明之旧，首除三饷。旋以万历为准，只免崇祯时三饷。

清初入关，首除明季加派三饷。时赋税图籍，多为流寇所毁。顺治三年，谕户部稽核钱粮原额，汇为《赋役全书》，悉复明万历间之旧。计天下财赋，惟江南、浙江、江西为重，三省中尤以苏、松、嘉、湖诸府为最。……十一年，命右侍郎王宏祚订正《赋役全书》，先列地丁原额，次荒亡，次实征，次起运存留。起运分别部寺仓口，存留详列款项细数。其新垦地亩，招徕人丁，续入册尾。每州、县发二本，一存有司，一存学宫。赋税册籍，有丈量册，又称《鱼鳞册》，详载上、中、下田则。有《黄册》，岁记户口登耗，与《赋役全书》相表里。……复采用明万历一条鞭法。……圣祖即位……直省征收钱粮，夏税于五、六月，秋粮于九、十月，其报部之数，责成各有司于奏销时详加磨勘，按年送京畿道刷卷。自世祖定赋税之制，正杂款繁多，咨题违错，驳令查覆，印官即借部驳之名，擅行私派；其正赋钱粮本有定额，地方官吏遇有别项需用，辄令设法，实与加派无二。至是下令严禁。……三十年……时征收钱粮，官吏往往私行科派，其名不一。阖邑通里共摊同出者，名曰软抬；各里各甲轮流独当者，名曰硬驼，于是设滚单以杜其弊。其法于每里之中，或五户或十户一单，于某名下注明田地若干、银米若干、春秋应各完若干，分为十限，发与甲首，依次滚催，自封投柜。一限既定，二限又依次滚催，其有停搁不完不缴者严惩，民以为便。……乾隆初，州县征收钱粮，尚少浮收之弊。其后诸弊丛生，初犹不过就斛面浮收，未几，遂有折扣之法，每石折耗数升，渐增至五折六折，余米竟收至二斗五升，小民病之。……德宗即位之初，复新疆，筹海防，国用日增。户部条陈整顿钱粮之策，略云：“溯自发逆之平，垂二十年，正杂钱粮，期可渐复原额。乃考核正杂赋税额征总数，岁计三千四百余万两，实征仅百四十五万两，赋税亏额如此。财既不在国，又不在民，大率为贪官墨吏所侵蚀。……请饬各督、抚、藩司认真厘剔，以裕度支。”诏从其请。然终清之世，诸弊卒未能尽革也。……总计全国赋额，其可稽者：顺治季年，岁征银二千一百五十余万两，粮六百四十余万石；康熙中，岁征银二千四百四十余万两，粮四百三十余万石；雍正初，岁征银二千六百三十余万两，粮四百七十余万石；高宗末年，岁征银二千九百九十余万两，粮八百三十余万石（《清史稿·食货志二·赋役》）。

火耗

民间以银纳粮，其数零星，成色不一，经火熔销，必有耗蚀，故官吏须加火耗，寖久有每两加至四五钱者，不啻公然贿赂，最为民害。雍正时，提以归公，作为文官养廉，岁二百余万两，然火耗之弊仍在。

雍正二年，以山西巡抚诺敏、布政使高成龄请提解火耗归公，分给官吏养廉及其他公用。火耗者，加于钱粮正额之外。盖因本色折银，镕销不无折耗，而解送往返，在在需费，州、县征收，不得不稍取盈以补折耗之数，重者数钱，轻者钱余。行之既久，州、县重敛于民，上司苛索州、县，一遇公事，加派私征，名色繁多，又不止于重耗而已。……自山西提解火耗后，各直省次第举行。其后又酌定分数，各省文职养廉二百八十余万两，及各项公费，悉取诸此。及帝（乾隆）即位，廷臣多言其不便。帝亦虑多取累民，临轩试士，即以此发问，复令廷臣及督、抚各抒所见。大学士鄂尔泰、刑部侍郎钱陈群、湖广总督孙家淦皆言：“耗羡之制，行之已久，征收有定，官吏不敢多取，计已定之数，与未定以前相较，尚不逮其半，是迹近加赋而实减征也。且火耗归公，一切陋习悉皆革除。”……诏从鄂尔泰诸臣议（《清史稿·食货志二·赋役》）。

谨案，火耗起于前明，国初屡有厉禁。顺治元年，令曰：“官吏征收钱粮，私加火耗者，以赃论。”康熙初，有额外科敛许民控告之律（四年），有克取火耗上司徇隐之律（十七年），禁令非不严也。禁之而不能，则微示其意而为之限；限之而不能，乃明定其额而归之公，其变法也以渐。……圣祖尝谕河南巡抚鹿祐曰：“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常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如州、县官止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称好官。若一概纠摘，则属吏不胜参矣。”（四十八年九月谕旨）时各省耗羡，每两多不过一钱，独湖南加至二三钱。……六十一年，陕西亏空事闻，总督年羹尧、巡抚噶什图奏：“秦省火耗，每两有加至二三钱、四五钱者，请酌留各官用度，其余俱捐出弥补。”上谕：“断不可行。”……提解归公之议，倡于雍正二年山西巡抚诺岷、布政使高成龄，世宗令廷臣集议，议上，谕曰：“州、县火耗，原非应有，因地方公费，各官养廉，不得不取给于此。且州、县征收火耗，分送上司，以致有所借口，肆其贪婪，上司瞻徇容隐，此从来积弊也。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乎？尔等请将分数酌定。朕思州、县有大小，钱粮有多寡，地广粮多州、县，火耗已足养廉，若行之地少粮少州、县，则不能矣。惟不定分数，遇差多事繁，酌计可以济用。或是年差少事简，即可等减。又或偶遇不肖有司，一时加增，而清廉者，自可减除。若……竟为成额，必至有增无减。又奏提解火耗，非经常可久之道。凡立法行政，孰可历久无弊？提解原一时权宜之计，将来亏空清楚，府库充裕，有司皆知自好，则提解自可不行，火耗亦可渐省。”盖年羹尧之议，至是始行。后乃酌定分数，而各省文职养廉二百八十余万两，及各项公费，实取诸此。先是，江南每两加耗五分，雍正六年以后，递增至一钱。十三年，高宗即位，谕曰：“向来耗羡，州、县任意征求。经巡抚诺岷、田文镜倡为提解归公之法，各就本省情形，酌定分数，以外不许丝毫滥征。然未提解以前，尚为私项，既提解，以后恐不肖官员，视同正课，又于耗羡之外，巧取殃民。著各督、抚严饬有司，耗羡一项，可减而决不可增。倘多取丝毫，即题参重治。”乾隆四年，从孙嘉淦、陈世倌奏，免直隶、江南蠲赋耗羡，仍以河南耗余拨补。五年，以地方无关紧要之事，辄动耗羡，令督、抚将各省必需公费，分晰款项，报部核奏。自是以后，各省耗羡掌于户部湖广司者，取之有定数，用之有定款，于世庙谕旨所云，将来府库充裕，提解不行，火耗渐省者，卒无有议及者矣。他如关税之有盈余、盐课之有杂费，昔归私橐，后充公帑，亦耗羡之类也（王庆云《熙朝纪政》卷三《纪耗羡归公》）。

普免

江浙减赋

江浙田赋，自明特重。清屡减之，同治时，犹重于他地。

雍正元年……苏、松浮粮多于他省，诏蠲免苏州额征银三十万，松江十五万，永著为例。……各省中赋税繁重，苏、松而外，以浙江嘉、湖二府为最。五年，诏减十之一，共银八万余两。……七年，蠲浙江额赋十之三，共十万两。……乾隆元年……谕：“改江南、浙江白粮十二万石，免苏、松浮粮额银二十万石。”（《清史稿·食货志二》）

同治元年……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疏言：“苏、松、太浮赋，上溯之，则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证之，则比毗连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镇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不等。……自粤逆窜陷苏、常，焚烧杀掠，惨不可言。臣亲历新复州、县，市镇丘墟，人烟寥落。已复如此，未复可知。而欲责以数倍他处之重赋，向来暴征之吏，亦无骨可敲、无髓可吸矣。细核历年粮数，咸丰十年中，百万以上者仅一年，八十万以上者六年，皆以官垫民欠十余万在其中，是最多之年，民完实数不过九十万也。成案如是，民力如是。惟吁请准减苏、松、太三属粮额，以咸丰中较多之七年为准，折衷定数，总期与旧额本经之常、镇二属通融核计，著为定额。即以此后开征之年为始，永远遵行，不准再有垫完民欠名目。嗣后非水旱亦不准捏灾，俾去无益之空籍，求有著之实征。至苏、松漕粮核减后，必以革除大小户名为清厘浮收之原，以裁减陋规为禁止浮收之委。”制可。……三年，从闽浙总督左宗棠请，谕绍兴属八县六场，正杂钱粮，统照银数征解，革除一切摊捐及陋规，计减浮收钱二十二万有奇，米三百六十余石。宁波属一厅五县六场，减浮收钱十万四千有奇，米八百余石。四年，浙江巡抚马新贻请豁减金华浮收钱十五万余串，米五百余石，衢州钱十万余串，米六十余石，严州钱六万余串，米六千余石，洋银八十余元，米百余石，从之。是年宗棠克湖州，疏言南漕浮收过多，请痛加裁汰。事下部议。覆奏杭、嘉、湖漕粮，请仿江苏例，减原额三十分之八，并确查赋则，按轻重量为核减，所有浮收陋规，悉予裁汰。其南匠米石，无庸议减。计三府原额漕白、行月等米百万余石，按三十分之八，共减米二十六万六千余石（《清史稿·食货志二》）。

加赋

光绪时，以赔款分摊各省，大都就地加征，名目繁多。

光绪二十年，中、日之战，赔兵费二万万。二十六年，拳匪肇祸，复赔各国兵费四万五千万。其后练新军，兴教育，创巡警，需款尤多，大都就地自筹。四川因解赔款，而按粮津贴捐输之外，又有赔款新捐。两江、闽、浙、湖北、河南、陕西、新疆于丁漕例征外，曰赔款捐，曰规复钱价，曰规复差徭，曰加收耗羡，名称虽殊，实与加赋无大异也（《清史稿·食货志二》）。

《辛丑约》成，遂有四万五千万之巨，派之各省者一千八百万两有奇。二十九年，以练新军，复摊各省练兵经费，而各省以创练新军，办巡警、教育，又有就地自筹之款。奉天一省警费至三百余万两。湖北一省拨提地丁钱价充学费者六十万两。捐例停于二十七年，以练兵复开，至三十二年复停。庚子以后新增之征收者，大端为粮捐，如按粮加捐、规复征收丁漕钱价、规复差徭、加收耗羡之类（《清史稿·食货志六》）。

光绪三十年，两江总督魏光焘奏：本年正月，奉谕外务部代递总税务司赫德条陈一折，据称练兵筹饷，以地丁钱粮为大宗，若竭力整顿，并可举办各项要务。按里计亩，按亩计赋，令每亩完钱二百文，百姓亦不受丝毫扰累等语。……该督等按照所陈，悉心会商，逐条议覆具奏。……不如就已办到之成规，加之厘剔。查光绪二十五年，苏省清厘田赋，委朱道之榛定章督办，综计苏州、镇江二府属长洲等十三县，熟田银米两项，每年共增出银五十余万两。若由二府推之他府，更由江苏一省推之他省，得人而理，不难照行。……果能认真整顿，数年后，每年似可增一二千万，以济要需（《皇朝续文献通考》卷四《田赋考·田赋之制》）。

宣统元年……又两江总督端方等奏：银价益涨，州、县赔累更深，仍请将上下两忙，宁、苏两属，地芦各款，改为征银、解银。每银一两，随收公费钱六百文，苏属并代收规复钱二百文，以期官民两无所伤。下度支部议奏，嗣奏以苏属征忙，每两暂加二百文，试办尚未经年，遽尔更张，非惟无以取信于民，应令先将该省地芦等项，及经费各款，详拟办法，送部核明。……又都察院代递度支部小京官李秀卿，奏陈征收积弊，略称其弊有四：……一、生于新政者。自新政繁兴，州、县之诛求愈急，然使取之百姓者，仍为百姓用之，亦何至怨四起？无如锱积铢累，半归中饱。……又江西巡抚冯汝骙沥陈江西州、县征收丁漕困难情形，略称：……每征地丁一两，应解正耗银一两一钱，提补捐款银一钱，知府公费银五分，钱价平余银七分，学堂经费银四分，练兵经费银五分，共银一两七钱六分。出入相抵，地丁每两已不敷银五分九厘，漕米每石已不敷银五分，而粮书、纸张、饭食、倾熔火耗、水脚等项，尚不在内。至捐摊教案各款，及本署一切办公费用，更属无著。……又安徽巡抚朱家宝奏请将丁漕加捐一项变通办理，略称：查新约赔款案内，安徽省每年奏派银一百万两，前抚臣聂缉椝，当因数巨期迫，设措为难，奏请按照江、浙成案，于各属所征地丁、漕粮，每银一两、米一石各加收钱三百文，饬令民间照章呈缴，由州、县汇解筹议公所，兑银转汇，历经遵照在案。兹查前项加捐钱文，综计光绪三十年以前，每年收数约得钱四十万串上下，以钱一千二百文合银一两，可得银三十三四万两。现在银价奇贵，每银一两，需钱一千九百及二千文不等，虽收钱仍如前数，而合银仅止二十一二万两，实已骤减十成之三。且筹议公所常年解拨之项，均系银数，辗转受此暗耗，势实难支，若不设法变通，则进款日亏，深恐贻误大局。……拟将各属加捐，自宣统二年冬漕起，每银一两、每米一石，向来捐钱三百文者，改收库平银一钱八分，以钱百文合银六分，每年就四十万串之数计之，每串得银六钱，岁可收二十四万余两。……其余一切办法，悉照原奏办理。……又四川总督赵尔巽奏：川省京饷，需用甚巨，援案再办，宣统二年，按粮银一两，加津贴银一两，以资接济。……又新疆巡抚联魁奏：新疆南路征收粮草，拟定新章，请饬立案，略称：……光绪二十八年，前抚臣饶应祺，因认征赔款，协饷日绌，设法弥补，曾奏请加收耗羡，无论本折，亦无论粮色，每石随征耗羡银一钱五分。……经藩司王树柟，与奴才悉心酌核。……定自光绪三十四年起，每本色粮一石，除应收耗羡银一钱五分，酌中准加耗粮二斗五升。……折色则准各属每年市价为定，除一五公耗外，亦照本色每石加耗二斗五升折收银两，为地方官办公之用。其正粮一石，按市价折收之银，较例价仍有盈余，则悉数归公。……二年……又奏：遵议御史石长信奏，丁漕加捐，改钱为银，民情实多未便，略称：查原奏内称，安徽赔款加捐，系于地丁漕米折征定价外，每银一两、米一石，各加收制钱三百文，乃因银价昂贵，奏请每钱三百文，改收库平足银一钱八分。……饬下安徽巡抚，即将赔款加收丁漕钱文，仍照旧每两每石加收制钱三百文，毋庸改为征银。……又江苏巡抚宝棻奏准加捐地方自治经费，每地丁银一两，带征钱二十文；漕米一石，带征钱四十文。冬漕自宣统元年起，两忙自二年起（《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五《田赋考·田赋之制》）。

岁计

清代岁计出入，顺治时二千万两，道光前约银三四千万两。咸、同军兴，岁出自倍，及末年，达三万万余，十倍于嘉、道时。

丁赋

康熙时，均丁赋于田，计田派丁，不问丁数。嗣后，盐钞银、匠班银亦陆续派入地丁。五十年，定丁额，永不加赋。雍正元年，遂以丁赋摊入地亩一并起征，名为地丁银两，或曰条银。

丁口之输赋也，其来旧矣。至我朝雍正间，因各疆吏奏请，以次摊入地亩。于是输纳征解，通谓之地丁，或曰丁随地起。……我朝丁徭素薄，自康熙五十年定丁额之后，滋生者皆无赋之丁。凡旧时额丁之开除既难，必本户适有新添可补，则转移除补，易至不公，惟均之于田，可以无额外之多取，而催科易集。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亦必有田者也。……所不便者，独家止数丁而田连阡陌者耳。然使丁地分征，则富户又将贿脱而委之贫民，欲编审之均平，顾可得乎？故自康熙末年，四川、广东等省，先已行之。田载丁而输纳，丁随田而卖买，公私称便。至雍正初，畿辅踵而行之，次及各省，惟奉天、贵州以户籍无定，仍旧分征。山西亦于乾隆元年以后，陆续摊派。……我朝定制百余年矣，地丁之外，分毫无取焉。……谨以各省丁随地起者，次第著于篇。康熙十一年，以浙江盐钞银均入地丁。三十六年，以浙江匠班银七千余两派入地丁。后湖北于三十九年，山东于四十一年，均照浙江例匠班归入地丁。五十五年，户部议编审人丁，除向例照地派丁外，其按人派丁者，一户之内，开除与新添互抵，不足以亲族丁多者抵补，又不足以同甲粮多者顶补，有余归入滋生册内造报。是年，定卖买地亩，其丁银有从地起者，随地征丁。倘有地卖丁留，与受同罪。是年，准广东所属丁银，就各州、县地亩摊征，每地银一两，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不等（案丁随地起，见于明文者，自广东始）。雍正元年，直隶巡抚李维钧请丁银随地起征，部议允之，每地赋一两，摊入丁银二钱七厘。二年，定福建地赋一两，摊丁银五分二厘七毫至三钱一分二厘不等，屯地自八厘三毫至一钱四分四厘八毫不等。是年，定山东地赋一两摊丁银一钱一分五厘。……四年，定河南地赋一两摊丁银一分一厘七毫至二钱七厘不等。……甘肃分河东、河西，河东一两摊一钱五分九厘三毫，遇闰加；河西一两摊一分六毫，遇闰不加。四川每粮五升二合至一石九斗六升不等，算一丁征收。云南亦于是年摊征，其屯军丁银一万五千余两，俟查出欺隐屯田抵额。五年，定江苏、安徽丁摊地亩，屯丁亦摊入，屯卫田每亩摊一厘一毫至六分九毫不等。又定江西地赋，一两征丁银一钱五厘六毫，屯地二分九厘一毫。六年，定湖南地粮一石征丁银一毫至八钱六分一厘不等。又定广西地赋，一两征丁银一钱三分六厘不等。七年，定湖北地赋，一两征丁银一钱二分九厘六毫。……乾隆元年，山西省临汾……凡十六属丁徭，全数归入地粮。又祁县……八属丁徭，酌归地粮，余仍随丁征纳。又平遥县原额丁银八千一百五十五两有奇，是年归入地粮二千六百六十一两有奇，余仍随丁征纳。十年，户部议准山西丁粮分办，贫民偏累尚多，丁随地征，有势所难行者。今将太原等十八县丁银，全摊地亩，每粮一石，合摊丁银一分八厘至二钱二分二厘，赋银一两，合摊丁银一钱四分七厘九毫至三钱三分八厘不等。交城等十五州、县，丁银半摊地亩。宁乡二县，以丁则征丁，余银归地。浑源等二州、县，摊三分之一。河曲县摊十分之一。吉州惟摊无业苦丁。余阳曲等二十州、县，或贸易民多，输丁为易；或民贫地瘠，难于摊征；或田多沙硷，或多征本色，仍地丁分办。中有屯丁徭银之处，别摊入屯地征收。二十三年，定山西太谷、临县、石楼、五台、崞县等五县丁徭，全摊地粮。永宁州每丁征三钱，沁州一钱，代州一钱三分三厘，余者摊入地粮。榆次县摊三之一，沁源、武乡二县摊十之五，静乐县摊十之三，余者仍归丁纳。保德州以下下则征丁，余归地粮。朔州丁粮，均照中下、下下二则，按现在实丁，与寄庄已久之户，按地多、地少分纳。其卫丁按下上、下中、下下三则，分别贫富均纳。隰州、永和二州、县，将寄居年久有产之户，按丁输纳下下则徭银，原额重徭，均匀减除。三十一年，定山西交城县之现征民一半徭银，及屯丁徭银。文水县之丁银徭税，河津县之丁银，稷山县之优免丁与屯丁徭银，俱摊入地粮屯租完纳。隰州丁余以十分之五归地。大宁县再减丁银一千两，摊入地粮。蒲县丁银，均匀摊派，改为下下则征收。其余仍令丁粮分办。三十八年，湖北巡抚陈辉祖奏请将民屯新垦丁银，随年摊征。经部覆准，并行各省。……是年，山西省浑源州已摊下剩丁银，全归地粮毕。三十九年，山西省榆次县丁银全归地粮。四十二年，定贵州、平越等三十六厅、州、县应征丁银九千三百余两，历年随粮完纳，应仍其旧。贵阳等二十九府、厅、州、县，应征丁银四千四百余两，按亩摊征，计各属田地八十一万二千有余亩，每亩摊丁银五厘四毫有奇。五十六年，部覆山西省丁徭，向未摊归之阳曲二十六州、县，原属分征，今将曲沃县丁屯徭银，全归地粮。天镇县丁银，亦全数摊征，尖丁耗银，随正输纳，其应征本色米石，照旧征收。朔州丁银，州、卫一体摊征，其科则每地一亩自一分八厘至四分不等。再大同、左、云等十四团操丁银，在丰镇同知地亩均摊，每两九厘。其石楼、蒲县、永和三县缺额丁银，于乾隆四十年升补一百四两，至五十七年豁未补虚额银，一千五百三十七两有奇。五十八年，定大同县折色银，全归地粮，每粮银一两摊一钱一分七厘。怀仁县则额丁银归地粮，每粮银一两摊二钱一分六厘。尖丁银归屯粮，每一两摊一钱七分六厘。前卫丁银，归入屯地，每一两摊二钱二分六厘。至各属尖丁耗羡，照地随征。嘉庆元年，山西省襄垣、陵川、静乐、阳城、沁水五县，已摊下剩丁徭，并山阴县丁徭，全数归入地粮摊征。十八年，山西蒲县丁徭，全归地粮。二十四年，山西巡抚成格奏：岢岚、保德二州丁银缺额，请于通省养廉内摊捐。奉上谕：“……所有岢岚州缺额银一千五百八两零，保德州缺额银七百十七两零，著即加恩按年豁免。”……道光二年，山西孟县及平定州下剩丁徭，全归地粮。三年，山西稷山、岚县、绛县、霍丘四县，绛州一州丁徭，并黎城、广灵二县已摊下剩丁徭，全归地粮。四年，山西祁县、长治、潞城、沁源、繁峙、长子、宁乡、武乡八县，代州一州，已摊下剩丁徭，并阳曲、阳高二县丁徭，全归地粮。惟吉州原额丁徭银二千八百七十七两，门差银五百十五两各有奇，经乾隆十年及是年两次归入地粮银一千四百九十两有奇，仍随丁办纳银一千九百二两有奇。五年，山西兴县、应州二属丁银，并和顺、翼城二县，隰州一州，已摊下剩丁银，又大宁一县两次摊剩丁银，均全归地粮征纳。是年七月……上谕：“……自道光六年为始，将右玉、平鲁二县无著丁银正耗，共一千二百七十三两零，全行豁免。”……六年，山西沁州已摊下剩丁银，全归地粮。八年，山西永宁州已摊下剩丁银，全归地粮。十二年，山西寿阳县丁银，全归地粮。十七年，山西平鲁县丁银，归入地粮，二百二十六两有奇（王庆云《熙朝纪政》卷三《纪丁随地起》）。

明初，因赋定役，丁夫出于田亩。迨《黄册》成而役出于丁。凡役三等，曰里甲，曰均徭，曰杂派。其间累经更制，有银差、力差、十段锦、一条鞭诸法。厥后工役繁兴，加派无艺，编审轻重无法，里甲之弊，遂与有明一代相终始。国初，革里正加派诸弊，赋役之法，载在《全书》，悉沿万历条鞭旧制。初定三年一编审，后改五年（顺治三十年）。凡里百有十户，推丁多者十人为长，余百户为十甲，届期坊厢里长造册送州、县。由是而府而司，达于部，皆有册。凡载籍之丁，六十以上开除，十六以上添注，丁增而赋随之。有市民、乡民、富民、佃民、客民之分。民丁之外，有军、匠、灶、屯、站、土丁名。凡丁赋，均合徭里甲言之，曰徭里银。凡征丁赋，有分三等九则者，有一条编征者，有丁随丁起者，有丁随地派者，率因其地之旧，不必尽同。都直省徭里银三百余万两，间征米豆，其科则，轻自每丁一分数厘，重则山西之丁有四两者，巩昌有八九两者。自康熙五十年定丁额，于是户部议缺额人丁，以本户新添者抵补，不足以亲戚多者抵补，又不足以同甲粮多者顶补。编审时，所谓擦除擦补者，大略如此。顾有司于民，非能家至而日见，科则既不可强齐，除补且易滋流弊，于是雍正间以次摊入地粮，为均徭银，自丁归地粮。乾隆五年，遂并停编审，以保甲丁额造册。而十一年诏停江西编审妇女之数，盖盐钞征派，尚未尽除，故各省犹有照常册报者。三十七年，上谕：李瀚奏请停编审造册，所见甚是。旧例原恐漏户避差，是以五年编造。今丁既摊入地粮，滋生人丁又不加赋，则编审不过虚文。况各省民谷数，俱经督、抚年终奏报，更无藉五年查造，嗣后停止。自是惟有漕、卫、所军丁，四年一编审而已（王庆云《熙朝纪政》卷三《纪停编审》）。

（丙）漕粮

明

额运

永乐时沿元之旧，以东南之漕济京师，而增其额，曰漕粮，岁恒四百万石，以供军饷。曰白粮，岁恒四十万石，以供上用及百官廪禄。每石运费，率三倍于粮价。在民完漕，量斛则有淋尖之苦，水次则有加耗之苦。在运官运丁，则苦于飘流水湿，及收兑需索，公私俱敝。万历以后，尝议兴近畿水利，而漕终不能废。然漕船准带土宜免税，南北货物赖以流通，其利又别有在焉。

岁运正粮凡四百万石，内兑运二十四万赴蓟州仓，改兑六万赴天津，余三百七十万赴京、通二仓。旧例民运淮安、徐州、临清、德州水次四仓交收，漕运官分派官军余内支运于通州、天津二仓。成化十年，议四仓所收，令官军径赴州、县水次四仓交兑，名为改兑。弘治十六年，又以派不足额，每年于水次四仓支运九万六百石，以足前数。正德间，全派改兑，支运遂绝（黄训《皇明名臣经济录》卷二十二《王鳌论食货》）。

初，运粮京师，未有定额。成化八年，始定四百万石，自后以为常。北粮七十五万五千六百石，南粮三百二十四万四千四百石，其内兑运者三百三十万石，由支运改兑者七十万石。兑运之中，湖广、山东、河南折色十七万七千七百石。通计兑运、改兑加以耗米入京、通两仓者，凡五百十八万九千七百石（《明史》卷七十九《食货志三》）。

漕粮之外，苏、松、常、嘉、湖五府，输运内府白熟粳糯米十七万四十余石，内折色八千余石，各府部糙粳米四万四千余石，内折色八千八百余石，令民运，谓之白粮船。自长运法行，粮皆军运，而白粮民运如故（《明史》卷七十九《食货志三》）。

交兑

明初漕运变迁先后凡五。

一曰海运。洪武末及永乐初，苏、松、浙江等处岁粮，俱输纳太仓（苏州地方），由海道以达直沽；二曰海陆兼运。永乐初，肇建北京，江南粮一由海运，一由淮河入黄河至阳武，陆运至卫辉，由卫河入白河至通州；三曰支运。先是，永乐五年……至九年，以济宁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工部尚书宋礼、都督周长等，发山东丁夫十六万五千浚原会通河，自济宁至临清三百八十五里，于是漕再始达通州。十年，礼以海船造办太迫，议造浅船五百艘，由会通河运淮、扬、徐、兖等处岁粮一百万石，以补海运一年之数。十二年，平江伯陈瑄等，始议原坐太仓岁粮苏、松、浙江改送淮安仓，镇江、庐、凤、淮、扬送徐州仓，徐州并山东兖州送济宁仓，河南、山东送临清仓各交收。浙江并直隶卫分官军于淮安运至徐州，京卫官军于徐州运至德州，各立仓厂收囤。山东、河南官军于德州接运至通州交收，名为支运，一年四次。十三年，增造浅船千艘，海运始罢遮洋船，每岁河南、山东小滩等水次兑运粮三十万石于天津等卫仓收二十四万，内十四万石连耗折银六钱，俱从直沽入海转运蓟州仓收；四曰兑运。先是，里河民运，多失农月。永乐末，始令民运于淮安、瓜州补给脚价，兑运军船领运，军民两益。卫、所出给通关付缴。……宣德八年，参将吴亮言，江西、浙江、湖广、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领兑，南京、江北船，于瓜、淮领兑。其淮、徐、临、德诸仓，仍支运十分之四，浙江、苏、松等船，各本司府地方领兑，不尽者仍于瓜、淮交兑。其北边一带，如河南彰德等府于小滩，山东济南州、县于济宁，其余水次仿此；五曰改兑。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议罢瓜、淮兑运。里河官军雇江船于江南水次交兑，民加过江之费，视远近为差。十年，议淮、徐、临、德四仓支运粮七十万石，改就水次兑与军船，名为改兑。每年议派，多准其数，然不为常例（黄训《皇明名臣经济录》卷二十二邵宝《国朝运法五变议》）。

运船之数，永乐至景泰，大小无定，为数至多。天顺以后，定船万一千七百七十，官军十二万人。许令附载土宜，免征税钞。孝宗时限十石，神宗时至六十石（《明史》卷七十九《食货志三》）。

正统三年，户部覆议，运粮官军，令遵敕谕，顺带土货以为盘费，不许沿河巡司官兵人等生事阻当（黄训《皇明名臣经济录》卷二十二臧凤《正德十四年漕例奏》）。

河运

永乐初，尚河、海并运，以河运补海运之所不及。四年，始命陈瑄专理河漕事。九年，命工部尚书宋谦等浚会通河，以南旺水浅，舟不能重载，纳汶上老人白英建议，筑坝于汶上县之戴村，横亘五里，不使汶水入洸，而遏之使入南旺湖，再分南北流以济运，称为奇工，南北运道始通。又经陈瑄开河置闸，转输益便。遂停海运，专行河运。然河流时需修治，嘉、隆间尚有人主张开胶莱新河、海河并运者，以工巨而止。

自永乐年间，开设里河漕运以来，定拨湖广、江西、浙江、南京、江南江北并中都留守司卫、所官兵一十二万七千八百余员，分为十二总，岁运粮储四百万石于京、通、天津、蓟州等仓交纳。其江西、湖广、浙江、南直隶都司卫、所官军运粮，由扬子大江至江北里河，由仪真、扬州、淮安、邳、徐、济宁、东昌、临清、德州、天津直抵通州等九卫（黄训《皇明名臣经济录》卷二十二王琼《正德三年漕例奏一》）。

成祖择天下形胜，建都北平。……命平江伯陈瑄专理河漕事。瑄乃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鸭陈口达淮，以避淮河风涛之险；浚瓜州、仪真二坝，祛潮港之堙，凿徐吕二洪之巨石，以平水怒；行沛县招阳、济宁南旺、高邮甓社诸湖，筑长堤以蓄巨潴；开泰州白塔河，以通大江；凿高邮渠四十里，以便舟楫。自淮抵临清，增闸四十有七，以便蓄泄。自淮至通州，滨河置庐舍五百六十八所，居卒以治浅，缘河堤种树、置井，以待暍者。置仓于淮安、徐州、临清、通州以便转运。亘四千里，数十年，漕河事宜，皆瑄所经综，周虑而力图之，至于今是赖（朱健《古今治平略》卷八《国朝漕运》）。

凡京仓五十有六，通仓十有六（《明史》卷七十九《食货志三》）。

海运

洪武之行海运，盖为兼济北平、辽东。后来之废，盖畏风涛砂线不常，海船多致飘失。嘉、隆时，渐有议复者。崇祯十三年，虑河运有阻，始命沈廷扬以户部郎中督理海运。行之数年，事捷费省，盖以补河运之不足。

洪武元年北伐……已而大将军徐达令忻崞代坚台五州运粮大同。中书符下山东行省，募水工发莱州洋海仓饷永平卫。其后海运饷北平、辽东，为定制（《明史》卷七十九《食货志三》）。

洪武三十年，海运粮七十万石，给辽东军饷。永乐初，海运七十万石至北京，至十三年会通河通利，始罢海运（黄训《皇明名臣经济录》卷二十二丘濬《漕运议》）。

国初去胜国未远，沙民犹能习海。余生长海壖，尝闻父老言，驱民转输海粟，父别子，夫别妻，生受其祭，死招其魂，浮没如苹，生死如梦。其幸而脱鲸鲵之口，则以为再世更生。来岁复运，如蟪蛄之不知有春秋（朱健《古今治平略》卷八《国朝漕运》）。

隆庆辛未，海运初雇海舡五只，分载米二千石，每驾船十二人，自淮安至天津，试运无碍（谈迁《北游录·纪闻上·海运新考》）。

公姓沈氏讳廷扬。……公抗疏仿元世海运曰：安常不必计及海，有变不宜全恃河。并陈辽饷捷径事宜，上《海程图册》，辑《海运书》五卷，言行之有八利。……愿自买船载粮，先试以为榜样。……时崇祯十二年十月也。疏八上而克行。十三年，授户部尚书郎，督理海运，忘家捐赀，与一二童仆，出死力奔波于海陆四五千里之间（沈寓《白华庄藏稿钞》卷十一《五梅公事记略》）。

清

额征

清代漕粮一仍明旧。康熙治河，岁费三百万，俱以济运为辞。特设漕运总督，专理其事。然运途辽远，费五得一，论者每以为言，漕终不罢。暨海运畅行，兴贩者众，东南督、抚犹坚持南粮不能改折，徒为胥吏蠹蚀之资。庚子以后，始尽罢之。

顺治二年，户部奏定每岁额征漕粮四百万石。其运京仓者为正兑米，原额三百三十万石：江南百五十万，浙江六十万，江西四十万，湖广二十五万，山东二十万，河南二十七万。其运通漕者为改兑米，原额七十万石：江南二十九万四千四百，浙江三万，江西十七万，山东九万五千六百，河南十一万。其后颇有折改。至乾隆十八年，实征正兑米二百七十五万余石，改兑米五十万石有奇，其随时截留蠲缓者，不在其例。……漕粮之外，江苏苏、松、常三府，太仓一州，浙江嘉、湖两府，岁输糯米于内务府，以供上用及百官廪禄之需，谓之白粮。原额正米二十一万七千四百七十二石有奇。……康熙初，定白粮概征本色，惟光禄寺改折三万石，石征银一两五钱（《清史稿·食货志三·漕运》）。

额征漕粮，正兑漕粮，各省原额三百三十万石，内除永折米改征黑豆米并节年荒缺开垦报升不足原额外，以光绪十三年计之，共米二百四十七万八千六百九十四石九斗四升有奇，内山东十六万一千五百四十八石六斗有奇，河南二万四千三百三十六石五斗有奇，江苏八十五万八百五十七石四升有奇，安徽十六万五千五百六十九石有奇。江西奏销册，正改兑不分，共米五十万一千七百一十五石有奇，浙江五十八万四千九百九十八石四斗有奇，湖北九万四千一百八十七石八斗有奇，湖南九万五千四百八十二石六斗有奇。改兑漕粮，各省原额七十万石，内除永折米改征黑豆米并节年荒缺开垦报升不足原额外，以光绪十三年计之，共米二十七万二千六百五十石有奇，内山东七万八千二百三十三石二斗有奇，河南一万五千五十石一斗有奇，江苏十三万一千八百四十九石四斗有奇，安徽一万八千一百五十二石有奇，浙江二万九千三百六十五石五斗有奇。白粮，江苏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太仓一州，原额十有五万四百三十八石四斗七升，除改征漕粮外，实征六万九千二十五石。浙江嘉兴、湖州二府，原额六万六千二百石，除改征漕粮外，实征二万九千九百七十五石，共实征白粮九万九千石。小麦……共实征正兑改兑正耗麦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一石八斗四升有奇，黑豆共实征正兑改兑正耗豆二十万八千一百九十石三斗一升有奇（《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九四《户部漕运》）。

河运

清代河运，仍用屯丁长运。唯签一雇九，又以额粮渐减，漕粮仅二百七八十万石，白粮仅十万石，粮船亦因之减半。咸丰中，河运全停，水手失业，乃多加入捻军，运河亦淤塞，行旅者遂舍舟而遵陆矣。

清初，漕政仍明制，用屯丁长运。长运者，令瓜、淮兑运军船往各州、县水次领兑，民加过江脚耗，视远近为差；而淮、徐、临、德四仓，仍系民运交仓者，并兑运军船，所谓改兑者也。逮至中叶，会通河塞，而胶莱故道又难猝复，借黄转般诸法行之又不能无弊，于是宣宗采英和、陶澍、贺长龄诸臣议复海运，遴员集粟，由上海雇商转船漕京师，民咸称便。河运自此遂废（《清史稿·食货志三·漕运》）。

各省漕船原数万四百五十五号，内除漕粮折银征解及灰石改折，并分载带运及坍荒田地应蠲漕粮裁减船数外，以嘉庆十七年实运船数计之，共六千二百四十二只：直隶三十七号，山东八百八十七号，江南江安粮道所属二千六百九十六号，苏松粮道所属五百二十二号，浙江八百四十五号，江西六百三十八号，湖北一百八十号，湖南一百七十八号。河南无出运卫、所，系拨直隶、山东、江南帮船就近协运，江南运白船一百三十八号，浙江百二十一号（《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户部漕运》）。

海运

道光中始行海运。初犹自雇沙船装载剥运，咸丰以后，天津、上海间外商海轮畅通，由其代运，仓场仅备剥船，自天津运往通州入仓而已。

嘉庆中，洪泽湖泄水过多，运河浅涸，令江、浙大吏兼筹海运。两江总督勒保等会奏不可行者十二事。……自是终仁宗之世，无敢言海运者。道光四年，南河黄水骤涨……挟沙，日久淤垫，为患滋深。上亦知借黄济运非计，于是海运之议复兴。……时琦善督两江，陶澍抚安徽，咸请以苏、松、常、镇、太仓四府一州之粟全由海运。乃使布政使贺长龄亲赴海口，督同地方官吏，招徕商船，并筹议剥运兑装等事。嗣澍言：“见雇沙船千艘，三不像船数十，分两次装载，计可运米百五六十万石。其安徽、江西、湖广离海口较远，浙江乍浦、宁波海口或不能停泊，或盘剥费巨，仍由河运。”上乃命设海运总局于上海，并设局天津。复命理藩院尚书穆彰阿，会同仓场侍郎，驻津验收监兑，以杜经纪人需索留难诸弊。六年正月，各州、县剥运之米，以次抵上海受兑，分批开行。计海运水程四千余里，逾旬而至。米石抵通后，转运京仓（《清史稿·食货志三·漕运》）。

道光五年……兹据奏现雇有沙船一千余只、三不像船数十只，计春、夏两次，可以运米一百五十余万石。著照所请，将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新漕，并缓带漕粮，由海运抵津。……咸丰元年，覆准：上届海运漕白各粮，上海沙船不敷运送，间雇外省蜑船及三不像等船，一并装载。……三年，议准本届浙江漕粮，海运所需船只，除宁波船三不像船，由浙省自行封雇外，其上海之沙船，及直隶之卫船、山东之登由子船，由浙省派员赴沪设立总局，会同苏省委员，不分畛域，一律封雇，以资装运。又谕：“著直隶、山东各督、抚速派干员封备卫船。并著奉天府府尹及各督、抚确查各处海口，如有宁波商船停泊，押令迅速回浙，听候封雇，装运漕粮，不准胥役人等需索滋扰，致生事端。”……同治五年，谕：“浙江本届新漕米数较增，尤须多备船只，俾敷装运。著直隶总督、山东巡抚，即饬产船各地方官，尽数挑选东卫等船，赶紧驶赴上海协运，俾免贻误。”……十一年，奏准：嗣后海运白粮抵津，由各该粮道自雇民船剥运赴通，毋庸在津候验（《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一○《户部海运》）。

剥船，直隶旧设二千五百艘，二百艘分拨故城等处，八百艘留杨村，余千五百艘集天津备用。后雇觅堪装漕粮二百五十石民船五百艘，以备装载。商船首次抵津，先仅府、县仓厫庙宇拨卸三十万石，余令剥船径运通仓。随将天津仓厫庙宇所储漕米运通，无庸转卸北仓（《清史稿·食货志三·漕运》）。

搭载货物

漕船本许载运土宜免税，为鼓励海轮运漕，因有搭载货物二成免税之例。久之遂成走私之薮，虽有海关查验，不能禁绝。

道光五年，奏准商运米船八成载米，酌留二成载货，并由海关查明，免税放行。……二十八年，奏准商船二成载货，由海关查明免税。计数请豁税额，系装米千石，准带货二百石，论石而不论价。……咸丰六年，咨准本届海运漕粮各口岸，遇有商船到口，速即验明护照，将二成货物免税。如二成以外，及贩豆回南者，仍照例纳税，毋任偷漏。九年，议准现奏定洋药厘税章程，凡各关海口，每洋药一百斤，纳税三十两，与寻常货物不同。嗣后海运沙船进口，携带洋药者，令照新章纳税，并于货单注明，以免牵混。其余货物，仍照章免税。同治五年，议准商船两旁跨带竹木，系因远涉重洋、防御风涛之用，且系粗笨之物，例定税则无多，亦应与二成货物，一律免交关税。所有沿海各关，俟海运商船到口，均行查照办理。……又议准漕船到津，米石交清后，即由津局、苏、浙粮道，分别填给该船米数某日交清，准在天津、奉天各口自运四货全行免税印照，持赴天津、牛庄各关呈验放行。交米未清之船，概不给照。六年，议准如所带二成货物，在津未能销完者，即照案转至奉天销售，由津给予免税照单，以凭查验。……十二年，咨准商局轮船运米，由上海道填给免税执照。如带有洋药，及二成之外另带余货，均照沙宁各船例纳税（《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一二《户部海运》）。

京通仓

清制，以户部侍郎一人为仓场总督，专理仓务。其属有坐粮厅掌收漕，大通桥监督掌抽查。京仓十三，为廒九百五十六。通仓二，为廒二百五十。每廒贮米万石，例以御史一人稽查之。各仓有监督，有看仓旗员、吏典、皂隶、守兵、花户。其事甚繁，其制甚密。

京师十有三仓，禄米仓五十七廒，南新仓七十六廒，旧太仓八十三廒，富新仓六十四廒，兴平仓八十一廒，均在朝阳门内。海运仓百廒，北新仓八十五廒，均在东直门内。太平仓八十六廒，在朝阳门外。本裕仓三十廒，在德胜门外清河。万安仓九十三廒，在朝阳门外。储济仓百有八廒、裕丰仓六十三廒，均在东便门外。丰益仓三十廒，在德胜门外。安河桥、大通桥号房四十八间，朝阳门号房五十八间。通州二仓，西仓一百四十二廒，在新城。中仓一百有八廒，在旧城。南门内通州石坝号房二十五间，旧城南门外号房十间，新城南门外号房二十五间（《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八四《户部仓庾》）。

仓场职掌，总督仓场户部右侍郎，顺治十五年定满、汉各一人，驻扎通州新城，总理京通各仓粮务。其漕运总督、各该督、抚及沿河文武衙门，凡漕运文册应报仓场者，均照报部体式。应举劾者，照例举劾。各项应行事宜，仓场报部查核。又覆准每年春间出巡阅看闸河，点验石土两坝，经纪车户剥船，督令坐粮厅催置布袋，以备新粮到坝起运。又覆准漕白粮船抵天津，督率沿河文武官弁往来催运，并查验北河浅阻，令坐粮厅督夫疏浚深通，毋致粮艘阻滞。……康熙二年，题准仓场督收各省漕粮，除带运米不算外，其扣收余米，抵欠算入正运数内，总作十分考核，未完五厘以上至一分者罚俸；一年三年连欠五厘以上至一分者，降一级督催。雍正三年，覆准漕白粮船，抵通日期，及起过粮数、回空船数，并石坝外河水势深浅，五日一次具奏。……乾隆四十四年，奏准通漕办理粮务，向设漕运通制一员，驻扎张家湾，专管内河修防、外河挑浚各事宜。其关涉漕务事件，经行呈报仓场及坐粮厅办理，至北河雇备剥船，委杨村通判稽查。漕船剥货，委务关同知会同严查。悉照张家湾通判之例，经行申报仓场。嘉庆十五年，奏准各省漕船行至北运河一带，由务关营通州协催趱，每致仓场呼应不灵，嗣后归仓场衙门兼辖，以重漕运（《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八四《户部仓庾》）。

大抵京、通两仓所放米，曰官俸，曰官粮，亦名甲米，二者去全漕十之六。其一，养工匠，名匠米。其一，定鼎时，宗臣封亲王者六，封郡王者二，世宗之弟封亲王者一，此九王子孙，自適裔外，并有封爵，以世降而随之，统名恩米，二者去京仓百之一（《清史稿·食货二·仓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