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内生性偏好与福利标准

偏好的内生性似乎与传统的经济结果的福利评价方法相矛盾。如果广告增加了消费者从做了广告的商品中所获得的效用，那么广告对消费者的福利所产生的影响应该如何度量呢？是用广告之前的偏好所导致的效用变化来衡量，还是用广告之后的偏好所导致的效用变化来衡量呢？或者是将两种变化结合在一起来衡量呢？（这是Dixit和Norman所研究的核心问题，1978。）

然而，造成这些内在的困难的并不是由于偏好的内生性，而是由于我们并没有充分地把内生性的概念引入到福利标准中。如果福利分析的相关效用函数包括了个人资本与社会资本，那么广告和公共政策的效用所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被清晰度量的（参见第10章）。

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如何处理民权法的福利评价问题。假定开始的时候，白人由于被迫与黑人一起接受教育，一起结队，一起乘坐公共汽车以及一起去做别的事情而导致自身效用的大幅下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白人逐渐习惯了与黑人呆在一起，最终对此也不再介怀，甚至喜欢与黑人呆在一起。我们对此进行福利分析的时候，不仅要考虑起初白人甚至黑人对彼此呆在一起感到强烈厌恶时所产生的效用的初始效应，以及最终彼此喜欢呆在一起所产生的效用的终极效应，还应考虑效用的初始变化和其后变化的折现值，这一折现值包含了对从初始态度到最终愿意呆在一起的态度转变（参见Philipson的简评，1993：331）。如果白人的折现效用下降了，那么即使民权法最终使得他们喜欢与黑人呆在一块，但是该法还是使白人受到了损害。同样地，如果白人的折现效用增加了，那么尽管在开始的时候他们讨厌与黑人呆在一块，该法最终还是使白人受益了。

换而言之，在福利分析中，如果政策改变了人们的偏好，那么初始的偏好与最终的偏好是同等重要的。对此，Sunstein看得很清楚：“如果法律规则不可避免地对偏好产生影响的话，那么很难想象，政府会试图将偏好看做是‘给定’的”（1993：22）。Aaron同样认识到：“认为价值观是可以改变的看法导致了人们去思考公共政策是如何改变价值观的，人们又是如何改变对公共政策的反应的”（1994：6）。

但是，认为福利分析会因此而没有牢固基础的看法则是误导的：“如果偏好是法律规则的函数，那么法律规则就不能依照偏好来加以解释，社会规则和实践也不能用由源于它们的实践来加以评判。”（Sunstein，1993：22）因为折现效用的影响已经将初始态度、最终态度和过渡态度三者都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福利标准中了。

许多人似乎都认识到，参与公共计划可能会大大改变他们的偏好。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完全符合福利计划和其他转移支付计划的申请条件，却没有到政府部门进行登记（参见Moffitt，1992），可能是因为他们预料到，领取这些补助实际上会降低他们的效用，因为这样做会养成依赖别人和其他不良习惯。

然而，即使把福利分析建立在折现效用的基础之上，人们仍然对这种分析方法持怀疑的态度，因为偏好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少年时代的成长经历、同辈的压力以及其他社会交往、幸运或不幸的经历等因素。当个体由于受到父母的不良影响，如父母吸毒、酗酒，并且虐待孩子和互相虐待，而去吸毒、酗酒或虐待他人时，那么偏好是否还被认为是“独立自主”的呢？特别是，一旦偏好的内生性被人们认识以后，使加权效用和达到最大的实用主义的标准——即在关于最优税率的确定和其他福利分析的文献中被使用的标准——就更没有多大意义了。实用主义的标准将个体看做是“生产效用的机器”，认为资源应该从生产效率低的个体向生产效率高的个体转移，但是，如果童年时代的悲惨经历使个体不能轻易生产效用，那么为什么要将资源从低效率生产者处移走呢？

对使用偏好概念作为福利分析的基础的不安，与近些年来关于实际偏好（actual preference）和理想偏好（desired preference）之间的冲突的讨论有关。这种区分表明，许多人会对自己的偏好感到不满意，并希望自己拥有完全不同的偏好：例如，因为对毒品上瘾或者所追求的女性并不喜欢自己，或者因为自己对黑人抱有偏见，或者因为自己过多地沉溺于电视节目，而使自己感到很不开心。Hirchmann（1992：144）指出，“男人和女人都具有从他们已经‘显示’的需要、意志力和偏好往回走的能力，具有询问自己是否真正喜欢这些需要和接受这些偏好的能力”；个体“可能会形成与他们的偏好完全不同的亚偏好……并且偏好的变化与亚偏好概念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亦可参见Sen，1977）。

在此处，我不打算对实际偏好和理想偏好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但在我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中，如果个体不喜欢他们从过去所“继承”的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他们将对自身的偏好感到不满意。实际上，他们会希望拥有对商品及其他活动完全不同的实际偏好。但是，由于效用最大化的选择受到实际资本存量的制约，因而无论个体对他们过去所继承的资本数量和种类感到多么的不情愿，他们也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愿望来行动。如果个体仅仅是根据“理想偏好”来指引他们的选择，那么个体的效用将会降低，甚至会降至很低的水平。尽管某人会对他染上毒品的偏好而感到非常后悔，因为这是他父母的吸毒行为所造成的，但是，如果他对自身的背景置之不理，并强制自己不再服用毒品，那么他仍然可能感到痛苦。

但是，如果个体试图使会降低自身效用的继承资本贬值，同时增加能提高自身效用的资本的投资，那么个人资本及社会资本的实际资本存量和所希望的存量之间的冲突就会对选择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且，某人可能会对他所继承的某些类型的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感到后悔，然而，他可能还是得投资于这类资本，因为他已经对某些特定类型的行为上瘾了，或者是出于与效用最大化的行为相一致的其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