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经济理论的先驱们
5 节操碎一地的威廉·配第
威廉·配第（Willian Petty，1623—1687）比亚当·斯密（1723—1790）早出生100年。
斯密之前的两三百年，正是欧洲博学多识的时代，人们可以在不同的知识领域中游刃有余。那时候的学者思想深邃、学识渊博、多才多艺，上通天文、下知地理，法律、伦理、医学、哲学、数学、音乐等多学科无所不知。
最为大家熟知的就是《蒙娜丽莎》的创作者达芬奇（1452—1519），他集画家、天文学家、发明家、建筑工程师于一身。他还擅长雕刻、音乐、发明、建筑，通晓数学、生理、物理、天文、地质等学科，他甚至还设计了人类史上第一个机器人。爱因斯坦曾经说，如果达芬奇的科研成果都发表的话，科学可以提前30—50年。
那几百年中这样的人物太多了，本文要说的配第就是这样一位博学多识的跨界人才。配第的博学得益于他的好学和好习惯——随时记笔记，每有所闻，必然记之。在他离开爱尔兰时，各种著作手稿和笔记达53大箱子，内容从医学、数学、物理学、力学到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等，他发表的34部著作仅仅是他手记中很小的一部分。此外，他发明了复写机，据说销路并不好；为了战争和运输他还发明了双底船，得到了英国的应用。
纵观其一生，他几乎在任何领域中做任何事，不论是做水兵或教师、外科医生或内科医生、数学家或工程师、国会议员或商人、政府官员或经济学家，他都能取得成功。他甚至还是在穷困窘迫中自我奋斗而逆袭成功的典范，是“时来天地皆同力”的幸运儿，同时也是个不择手段的掠夺者（图5.1）。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配第是个“十分轻浮的外科军医”，是个“掠夺成性、毫无气节的冒险家”，也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最有天才的和最有创见的经济研究家”，是“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
在马克思的文字中，配第在人性领域中是个难于描述的存在。草根出身的他，需要财富和金钱，为此他闯荡江湖，劫掠土地。他的博学多识为他插上疯狂无德的翅膀，帮助他从赤贫成为富有的英国超级大地主。说实话，抛开他对爱尔兰人民的劫掠和对爵位毫无节操的寻求，我还是很佩服这位乱世枭雄的，也许说“乱世窃贼”更恰当吧，好像《飘》里引人遐想的白瑞德船长。
小时候，总是非常崇拜那些历史上的学术伟人，总以为学术上出类拔萃的人，在精神领域和道德领域也必然是毫无瑕疵的。然而随着社会经验增长和心智成熟，这种想当然的论断被彻底否定了。学术是学术，道德是道德，两者真的不能混同起来。斯密是如此，配第也是如此，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然而，正是因为如此，历史背景才赋予人物丰满的形象，不至于非黑即白地寡淡无味，否则我们今天还能讲什么八卦呢。
图5.1 配第生平大事年表
学习：提高格局的模板
配第的父母在英国汉普郡的伦姆赛县经营毛织和洗染，生活还算不错。配第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因为上面两个孩子都夭折了，所以配第算是家里的老大。此时，爆发于1618年并持续30年之久的德国战争愈演愈烈，英国的毛织品出口在配第出生后锐减，配第父母的生意一落千丈，家道从此衰落。
配第聪明好学，在当地文法学校读书，12岁就通晓拉丁文，15岁开始学习希腊文和法文。也是这一年，配第因为家境贫寒，不得不外出谋生。
最初，他在一家英国商船上做服务员，因为他是高度近视眼，在没有近视眼镜的时代，他就算是个瞎子，毫无同情心的同事们经常借此取笑欺凌他。人类似乎有欺凌弱小的动物本能，这在小学生中非常普遍。后来看了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我才理解，人类的同情心是教育的结果，并非与生俱来。一个没有同情心的人，他的家庭环境一定没有给他好的教育。
10个月后，配第在航海事故中跌断了腿骨，商船把他抛弃在了法国戛纳。贫困交加、衣食无着的配第趴在恶臭的码头上，望着远处繁华的城市，暗下决心，一定要不择手段出人头地！然而，他的梦想是回到英国之后实现的。
拄着拐杖的配第并非全无所获，他在船上学到了罗盘和数学知识，而他的高智商又令他很容易将这些知识融会贯通。凭借着12岁学成的流利拉丁语，配第获得耶稣教会的帮助，成为一位军官的航海术老师和一位绅士的英文老师，同时还做些珠宝生意，小日子渐渐不再三餐不继。
之后，配第申请进入了耶稣教会在法国克恩城中设立的中学。学习不长时间之后，1640年，配第回到英国，并在1643年成为一位海军水兵。做水兵期间，他的数学水平迅速提高，航海知识也再度增加。配第在海军中不仅学习了知识，重要的是存了60英镑的收入。他并没有像普通人一样，拿着这些钱置业、做生意，或者娶妻生子，而是到荷兰留学去了。
1644—1645年间，配第进入荷兰的莱顿大学攻读医学。为了维持生计，他做了数学教授波尔的助教，业余在工场做钻石工人。在这里，配第见识了荷兰工人的吃苦耐劳，也了解到荷兰经济的运行状况，于是在学医的同时研究撰写经济论文，以后成为其流传几百年的《政治算术》中的前两章。
此后，配第在波尔教授的介绍下来到法国，结识了亡命巴黎的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英国政治家、哲学家。他创立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完整体系，指出宇宙是所有机械地运动着的广延物体的总和。他提出“自然状态”和国家起源说，指出国家是人们为了遵守“自然法”而订立契约所形成的，是一部人造的机器人，反对君权神授，主张君主专制。他把罗马教皇比作魔王，僧侣比作群鬼，但主张利用“国教”来管束人民，维护“秩序”。）。二人情同手足，配第曾经说“以霍布斯的心为心”。
配第最知名的劳动价值论就来自霍布斯的影响。在政治思想上，他追随霍布斯支持君主集权制。在霍布斯的引荐下，配第加入了法国科学院的前身穆尔赛尼学会（笛卡尔、费马、伽利略都是这个学会的成员）。在这里，配第接触了培根的实验哲学，并认为经济学也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加以度量分析，所以才有了他最著名的“政治算术”。配第就像海绵一样吸收着学会中各门类大牛们所能提供的知识，与此同时，他进入巴黎解剖学校学习，结识了著名解剖学家范沙柳。
微信鸡汤文总说“你的圈子决定你的格局”，这话真不假。配第可以从一个瞎子水手华丽转身为统治阶级的一员，霍布斯和范沙柳功不可没。然而，这只是故事的一半，你如何能进入这个圈子才是重点。任何圈子里高格局的人，绝不会有耐心和时间陪着低格局的菜鸟练手。切记，若想实现梦想，你得像配第一样努力，否则喝一肚子鸡汤的结果只有一个：撑死！
配第前半段的人生，就是一个提高格局的模板。他总是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从任何人和事情上学习有用的知识和技能，在关键时刻总能以超越现实的眼光和胆略做出不同于凡人的抉择。配第这种逆境中溯流而上、忘我学习的精神，在生命转折时谋划未来的胆识和勇气，以及由此而展开的炫目多彩的人生经历，正是使得我们在几百年之后，仍津津有味地抱着好奇心嚼着舌头的原因吧。
1646年，配第回到英国，并于1648年考入牛津大学，一年后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随后的一年的时间里，配第被晋升为波拉斯诺学院解剖学教授，同时担任该学院的副院长。曾经学过多门语言和艺术的配第还做过音乐教授，主讲过医学、解剖学、音乐等课程。这跨越实在是让人五体投地，简直就是“水上飞”，掠过高山湖泊易如反掌！想一想前一段时间因作为窦唯的吉他手而走红的中科院半导体所重点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973项目首席科学家陈涌海，如果放在启蒙时代，也不过尔尔吧。
掠夺：从寒士到贵族
配第实现出人头地梦想的第一步似乎完成了。他有非常严谨的治学精神，这种严谨没有令他品质有何改善，却为他铸就人生的“莫邪剑”，帮助他成为一个随时有能力抓住一切机会的投机者，让他多彩而龌龊的一生披荆斩棘，无往而不利。
这突然令我想起明代诗人曹学佺的著名对联：“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即使今天来看，那些负了普罗大众之心的也多是读书人吧，知识帮助他们成就更强大的能力来作恶。此时此刻，配第像猎犬一样嗅着财富的机会，而机会从来都是留给那些时刻准备着的人。
乱世出枭雄，配第寻求的机会就在乱世中到来了。
那时，国王的收入主要来自领地的土地租金。但是由于生活奢华以及连年征战，国王家里也没有存粮了。办法只有一个，和今天中国的地方政府一样，卖地！可是后来土地卖得差不多了，只好横征暴敛，可是又引起本国百姓的各种反抗。查理一世在位期间，不断增加关税，开征船税，增发公债，强迫资产阶级购买，同时还和教会勾结，加强专制统治，压制资产阶级和百姓的反抗。
这时，改变配第命运的第二位人物上场了。他就是新兴资产阶级代表克伦威尔将军，他推翻和绞死查理一世，建立共和政府，瓦解了封建土地制度，建立了议会制度。马克思后来评价说，这场战争的胜利，“不是社会中某一个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革命）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可见，克伦威尔在英国历史上是个伟大的存在。
本来配第在牛津教书，那顶多就是个“泥饭碗”，致富是绝对不可能的。1651年，配第摇身从君主集权制的支持者变成克伦威尔将军积极拥护者，并在英国占领爱尔兰之后，成为这位英国驻爱尔兰总督克伦威尔的随从医生。1652年配第出任总督的私人秘书，逐渐成为克伦威尔父子俩的心腹。后来又被委派为爱尔兰议会书记和土地分配总监，负责把从爱尔兰没收的土地分配给有功的军官、士兵和资助征伐爱尔兰的商人。
克伦威尔追求的也许是资产阶级要求的自由和平等，而配第追随克伦威尔的目的却是财富和荣耀。配第在主持土地分配的工作过程中，首先作为殖民者，掠夺了爱尔兰人民5万英亩土地，这相当于202.35平方公里。这个过程中，勤谨治学的配第继续积累实际的经济学知识，为他以后的经济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后来出版了《爱尔兰的经济解剖》。
1658年，配第成为国会议员。1660年，克伦威尔将军死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配第再次改弦更张，投奔并受宠于查理二世，被封为爵士，担任爱尔兰的测量总监，变本加厉地侵占了大量土地，成为一名真正的贵族成员。到去世的时候，配第实际所拥有的土地已达到27万英亩，霸占的土地面积多达1 000平方公里，占整个爱尔兰国土面积的1.5%，其数量之庞大令人叹为观止。
正是这段历史，让马克思对其道德水平颇有微词：“这个敢于思想而又十分轻浮的外科军医，既能在克伦威尔的保护下掠夺爱尔兰，又能为这种掠夺向查理二世跪求必要的男爵称号，这样的祖像是不便公之于世的。”
学术：后人各有评说
爱尔兰是英国第一个殖民地。在彻底征服爱尔兰之前，英国曾经多次出兵爱尔兰，但都以失败告终。英国后来采取了渗透的办法，也就是爱尔兰人迁到英国做工人，而英国人到爱尔兰做统治者。这样就既解决了英国劳工问题，也解决了爱尔兰安定问题。
配第于是在《赋税论》中分析了应该将多少爱尔兰人迁到英国，在书中说老百姓缴税是天经地义的责任，因为他们享受了国家给予的安全，要“规规矩矩地负担必须负担的租税，不必螳臂当车”。他甚至分析说，“要使某些人成为奴隶”，强制参加劳动，增加国民产出。可以说，《赋税论》是配第为给国王排忧解难的贡品。
至于配第的政治算术能力，也就是被马克思称为统计学之父的能力，实在堪称超强大脑。如果没有清醒的头脑，看他的书的时候一定会晕死的。所谓“政治算术”（political arithmetic）就是运用数字对政府有关的事务进行推理的技巧。配第首先提出了这一名称，后来受培根的影响，把“政治算术”改为更时髦的“政治代数”，后一种说法并未推广，因为配第用的的确是“算术”，而不是“代数”，这两者之间完全不同。
这里需要特别说几句的是，100年后出生的斯密大量研读了前人的著作，包括配第的《政治算术》。尽管用数字和度量来表达想法，可能会比凭借智力展开的文字争辩更有说服力，但是鉴于数学能力的限制，斯密对这套算术的方法颇无自信。按照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的说法，斯密因此而选择了比较有安全感的大白话老路，将统计分析扼杀在他手里，继而以后250年的时间里，经济学家们只知道有“政治算术”这个词，而不知道“政治算术”为何物。对斯密的这类批评，请看后面的第7章“关于亚当·斯密的流言蜚语”。
配第最经典的经济思想是其劳动价值论，即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商品所使用的劳动时间，也就是几乎每个人都知道的一句老生常谈：“劳动是财富之父……就像土地是财富之母一样”。这一思想照亮了马克思走向劳动价值论的前程，也照亮了凯恩斯干预主义的前程。因此，马克思称之为“政治经济学之父”，而凯恩斯也郑重其事地在著作中表述其思想。
马克思经济学独辟智慧蹊径，值得我们发愤忘食，但考虑到本书主要介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江湖故事，故本文不再陈述马克思的观点。
凯恩斯称其思想渊源之一是重商主义，而配第恰恰是重商主义向古典经济学转变时期的学者，其思想闪现着重商主义的浓重色彩，比如支持贸易出超、支持政府干预经济生活、支持殖民地政策等。一直到晚年，配第思想中的重商主义色彩才淡化消失。
凯恩斯《通论》中至少两处提到配第：“还有一个作家叫配第……认为利率之所以由1分降至6厘，乃是因为货币数量增加。若一国铸币太多，则放款取利乃是适当补救办法。”“配第相信，要等到我们拥有的货币，不论是在绝对方面或相对方面，都超过任何一邻邦所有者时，我们才能停下来，不再努力增加货币数量。”
凯恩斯上述文字讨论的是配第关于货币的思想。凯恩斯推崇的人非常少，最推崇的可能是马尔萨斯，第二是谁就很难说啦。能被凯恩斯在著作中单独提及，足以见配第思想对凯恩斯的影响。在被斯密忽视250年之后，配第终于被凯恩斯投以青眼而进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让我们看看下面的文字：
“如果某地有1 000人，其中100人能够生产全体1 000人所必须的食物和衣服；另外200人生产的商品和别国用来交换的商品或货币一样多；另外400人为全体居民的装饰、娱乐和华丽服务；如果还有200人是行政官吏、牧师、法官、医生、批发商及零售商；以上共计900人。那么就有一个问题：既然尚有充裕食物给那多余的100人食用，那么他们如何得到这些食物呢？”
配第说，不能让这些人去做乞丐、小偷，也不能被驱逐出境或绞死，要为这些人安排工作，“使所有的公路加宽，坚固而平坦，借以大大减轻旅行和车马的费用和烦劳；浚河流，使其能够通航；在适当地方栽植有用的树木，以供采伐、观赏和产殖水果之用；修建桥梁和堤道；开采金矿、石矿和煤矿；冶炼钢铁等等各种职业……”
如果你把配第认同人们可以做奴隶的想法先放在一边，单独看上面这些措施，这难道不是罗斯福新政吗？难道不是凯恩斯政府支出增加就业的措施吗？怪不得凯恩斯在赞扬重商主义时，会如此郑重其事地提及配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