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科学的探索
人们对于各种生活际遇会有怎样不同的情绪反应？这些差异又是由什么决定的？这样两个问题一直深深地吸引着我，因为我希望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健康、更幸福。这本书记录了我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在个人和职业两个层面上所做出的努力。如果将这本书比作一幅壁毯，那么其中的“职业”这条线反映的是被称为“情绪神经科学”（affective neuroscience）的一门交叉学科的进展。情绪神经科学研究影响情绪的大脑机制，这可以帮助我们提升人们的幸福感（sense of well-being），培养积极的心灵品质。这幅壁毯中的“个人”这条线则是我本人的故事。我坚信，正如哈姆雷特对霍拉旭所说的那样，“天地之间的事物超出了”主流心理学和主流神经科学标准理论的“想象”。怀着这样的想法，我闯出了这两门学科的疆域。尽管有时曾被击倒，但我希望，最终我至少部分实现了自己最初的目标：通过科学和严谨的研究证明，情绪对大脑功能以及精神生活都处于中心地位，而绝不像主流科学一度认为的那样，情绪仅仅是神经学中的一个琐屑现象。
我从事情绪神经科学研究已有30年[1]，产出了数百项研究成果，包括：同理心（empathy，又译“共情”）生成的大脑机制；自闭症患者与正常人的大脑有何差异；大脑支配理性的部分如何导致我们陷入深度抑郁所带来的狂躁情绪；等等。我希望这些成果有助于我们理解身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理解拥有一种情绪生活，意味着什么。但随着这些研究发现的积累，我发现自己同我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实验室的日常生活正渐行渐远。过去的几年里，学校俨然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型公司：在行文至此的2011年春，我要管理11名研究生、10名博士后、4名程序员、21名其他的研究和行政人员，以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和其他方面拨款的总额约20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
从2010年5月开始，我担任我们学校健康心灵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vestigating Healthy Minds）主任一职。[2]健康心灵研究中心是一个综合研究机构，致力于了解自文明曙光出现以来人类看重的那些心灵品质在大脑中如何产生，又可以如何去培养。这些品质包括慈悲、幸福、宽厚、无私、善良、关爱等，它们代表着我们人类高尚的一面——该中心可贵的一点在于，我们不会把工作仅仅局限在研究上。我们也非常希望将研究成果向公众传播，从而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影响。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们开发了一个针对学龄前儿童和小学生的课程，旨在将他们培养成心地善良、做事用心的人。我们同时会评估这样的训练对孩子们的学习成绩、专注力、同理心和合作精神的影响。该中心的另一个项目，是研究呼吸训练和禅修是否有助于从阿富汗和伊拉克归来的美国退伍军人缓解压力和焦虑。
这些都是我所喜爱的，不管是研究基础科学，还是将我们的发现向真实世界推广。我经常戏称我同时拥有几份全职工作，包括监督研究资金的使用，以及跟学校的几个生物伦理委员会周旋以获准在志愿者身上做研究，等等。当然，这些活动很容易就把我们搞得精疲力竭，这是我会尽力避免的。
大约十年前，我开始对我们以及其他情绪神经科学实验室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不是个别的重要发现，而是从一个更高的角度勾勒出这个学科的总体发展面貌。我发现情绪神经科学家数十年来的工作揭示出了关于大脑情绪生活的一些根本性的东西：每个人的性格都可以由一系列被我称为“情绪风格”（Emotional Style）的维度来刻画。
在我开始介绍情绪风格之前，我想简单谈谈情绪风格与其他分类系统的关系，后者同样试图帮助我们理解千差万别的人类性格。它们是情绪状态（emotional states）、情绪特质（emotional traits）、个性（personality，又译“人格”）和气质（temperament）。[3]
最小、最不易把握的情绪单位是情绪状态。情绪状态通常只能持续数秒钟的时间，往往由某种经验触发——看到你的小孩为了帮你庆祝母亲节用通心粉制作的拼贴画，你心里会涌起喜悦之情；在工作中完成了一个大项目之后，你的成就感会油然而生；得知三天小长假期间你还要上班，你准会恼火；听说你的小孩是他们班上唯一没收到派对邀请的人，你会替他感到难过。纯粹的心理活动，比如白日梦、自我反省和设想未来，也可能引发某种情绪状态。但不管是由真实世界的经验还是由心理活动所引发，情绪状态都会很快消失，一个情绪状态会迅速让位于下一个。
能够持续且可以在数分钟、数小时乃至几天内保持不变的感受，被称为“心境”（mood）。这里的“心境”跟我们平常所说的“某君最近心境不佳”中的“心境”是一个意思。而如果一种感受不仅仅会持续几天，而是会持续数年，它就成为了某种情绪特质。如果一个人动不动就发火，我们会说他脾气不好；如果一个人总是对生活不满，我们会说他是个爱发火的家伙。一种情绪特质（习惯性的、一触即发的愤怒）会增加一个人经历某种情绪状态（狂怒）的可能性，因为这种情绪特质降低了该情绪状态的触发门槛。
情绪风格指的是人们对生活经验做出反应的某种持续不变的方式。[4]情绪风格由特定的大脑回路控制，可以用客观的实验室方法来进行度量。情绪风格会影响特定的情绪状态、情绪特质和心境出现的可能性。因为相对于情绪状态和情绪特质而言，情绪风格完全是基于左右情绪的大脑系统，我们可以把情绪风格称为情绪生活的“原子”——它们是搭建起情绪生活的最基本的积木。
我们更习惯用“个性”来对人们进行描述。但比较而言，个性在理论体系中并不处于某种基础地位，另一方面，个性也没有建立在具体的神经学机制之上。个性由一系列较笼统的特性组成，而后者又可分解为具体的情绪特质和情绪风格。这里，我们可以用已有大量研究的个性特质“亲和力”（agreeableness）为例。那些被标准的心理学评估技术认定为极具亲和力的人（也包括根据其自我认知以及身边熟识者的评价，被归为极有亲和力的人），都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他们体贴、友善、大方，乐于伸出援手。但是，每一种情绪特质本身，又都是不同的情绪风格的产物。与个性不同，情绪风格可以追溯到具体、特定的大脑活动特征。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大脑在亲和力形成中的基础作用，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研究作为亲和力构成要素的那些情绪风格。
近年来，心理学不断沾沾自喜地炮制出各种分类系统，声称存在着四种气质、五种个性要素或者天知道有多少种的性格类型。毫无疑问，这些分类系统都很有趣甚至好玩——大众媒体不遗余力地津津乐道某一种性格类型的男人适合找什么类型的女人，什么类型的人适合当老板，甚至什么类型的人有发生心理变态的危险。不过，这些分类系统在科学上并不那么令人信服，因为它们并不是基于对基本大脑机制的严格分析。人类的所有行为、感情和思维方式都源自大脑，因此任何科学的分类系统都必须建立在对大脑的研究之上。于是，我们又不得不回到前面提到的情绪风格。
情绪风格包括六个维度，它们反映了现代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而传统的个性特质以及简单的情绪特质或心境却并非如此。这六个情绪风格维度分别是：
当你坐下来思考自己的情绪，思考你与别人的情绪差异的时候，你恐怕不会提出上面这样的六个维度。同样，当你坐下来思考物质结构时，你或许也不会想到玻尔的原子模型。我无意将我的工作与现代物理学奠基人的贡献相提并论，而只想指出一个普遍道理：一般来说，人类无法仅凭直觉或者偶然的观察来确立关于大自然乃至我们自己的真理。这就是我们需要科学的原因。只有通过系统、严谨和大量的实验，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理解我们自己。
这六个维度的提出源自我对情绪神经科学的研究，世界各地的同行也给了我许多的参考和启发。它们反映了大脑各种不同的属性和模式，任何关于人类行为和情绪的理论模型都必须建立在这些属性和模式之上。依照你对自己和身边亲友的了解，这六个维度也许无法唤起你的共鸣，这可能是因为当它们发生作用时，我们往往不会留意。比如说，我们对自己的情绪调整能力往往缺乏自知之明。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留意自己需要多久才能从某个紧张状态中放松下来。（也许只有那些给我们带来巨大创伤的事件除外，比如子女的亡故——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好几个月里过得浑浑噩噩。）但是情绪风格会对我们造成影响。打个比方，如果大清早你跟你的另一半吵了一架，可能你一整天做什么事情心里都会有火气，但并不会意识到你那天的大嗓门和坏脾气都是因为你的情绪还没有恢复到平衡，而那正是“缓慢恢复”类型的人的特征。在第3章中我会告诉大家，如何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的情绪风格。不管是潇洒地接受自己，还是试图改变自己，这都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在科学上，如果一个新理论要将过去的理论取而代之，它必须展现出比旧理论更强大的解释力：旧理论能够解释的现象，它要能够解释；旧理论不能解释的现象，它也能够解释。树上掉下来的苹果让艾萨克·牛顿深受启发（姑妄信之），提出了万有引力理论。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要想超越和取代万有引力理论，证明它比后者更精确、更包罗万象，首先必须要解释所有牛顿已解释了的引力现象，比如行星围绕太阳的公转轨道以及物体自由下落的速度，此外还必须能够解释牛顿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比如在大恒星强引力场附近的星光偏折。因此，我将让你们看到，情绪风格理论有足够的解释力来说明已被大家广为接受的各种个性特质和气质类型。在后面，特别是在第4章中，我还将介绍情绪风格理论坚实的神经科学基础，而后者是其他的分类体系所不具备的。
我认为，每一种个性特质和气质类型都是这六个情绪风格维度的某种组合。五大个性特质是心理学中的标准分类体系之一，我们先来对它们做一个考察。这五大个性特质是：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责任心（conscientiousness）、外向性（extraversion）、亲和力（agreeableness）、神经质（neuroticism）。
虽然五大个性特质通常都可以分解成上面的情绪风格组合，但是总有例外。某种个性特质的人也许不具备我列出来的全部情绪风格，但至少符合一种情绪风格。
让我们暂时把五大个性特质放一边，来看看那些日常语言意义上的性格特征，我们会用后者来描述我们自己或者某位我们熟识的人。这些性格特征同样可以理解为情绪风格在不同维度上的某种组合。不过同样，具有某种性格特征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情绪风格都符合我们的描述。但是我们为每种性格特征列出的情绪风格对大多数人是适用的：
你们已经看到，上面这些常见的性格描述符号其实包含着情绪风格的不同组合。这样的性格“配方”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些常见的性格特征是由怎样的大脑机制决定的。
如果去读科学研究论文的原文，你会有这样一个印象：研究者会首先提出一个问题，然后设计一个巧妙的实验，最后漂亮地完成这项研究，为这个问题成功地找到答案，而研究过程绝不会出现什么困难或者走入死胡同。或许你们已经知道，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不过有另外一件事，即便是在通俗科技文章的热心读者中间，也并非广为人知。那就是：挑战通行的研究范式，会遭遇重重困难。20世纪80年代初的我对此深有体会。当时的理论心理学家认为情绪主要应该是社会心理学和个性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跟神经生物学（neurobiology）关系不大。心理学研究人员里很少有人有兴趣研究影响情绪的大脑机制。仅有的兴趣是对所谓大脑情绪中枢（emotion centers）的研究。按照当时的观点，控制情绪是大脑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的专属职责。我对此的看法则完全不同：由高度进化的前额皮质（prefrontal cortex）等区域掌管的高级皮质功能对情绪有决定性的影响。
当我提出了情绪与前额皮质相关的观点之后，反对之声不绝于耳。批评者坚称前额皮质是理性的所在地，而理性正是情绪的对立面。因此，前额皮质绝无可能对情绪产生影响。如果科学界盛行的风向与你前进的方向相左，你要想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那就只能踽踽独行。我希望在理性的所在地找到情绪的决定因素，这在同行眼里简直（客气点说）是堂·吉诃德式的空想，对于一个神经科学家来说就跟试图在阿拉斯加找到大象一样不切实际。经典心理学将思想[位于高度进化的新皮质（neocortex）]与情感（位于皮质下的边缘系统）截然分开。而我对这种划分的怀疑，似乎可以轻易地葬送而不是推动一个年轻人的科学生涯——甚至是好几次，这一点都显而易见，尤其是当初出茅庐的我为了拿到研究经费而苦苦挣扎时。
如果说，从职业生涯发展的角度，我的科学倾向不够精明的话，那么我的个人兴趣就更是如此了。20世纪70年代我开始在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在哈佛，很快我认识了一群特别的人，他们心地善良，富于同情心。我很快认识到，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禅修的修行者。这个发现对我彼时刚刚萌动的对禅修的兴趣不啻为一剂催化剂。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古老的传统，并体会高强度的禅修能带来什么变化，我在研究生二年级结束之后，去印度和斯里兰卡待了三个月。我此行还有第二个目的，那就是看看禅修能否成为一个科研的主题。
研究情绪本已充满争议，练习禅修则近乎离经叛道，而要是将禅修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那简直就是胡来了，毫无成功希望。正如理论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认为大脑分别有专门的区域负责理性和情绪，两者井水不犯河水，他们还认为科学是严谨的、基于经验的实证体系，而禅修则是某种神秘主义的通灵术——如果你练习后者，那么你对前者的诚意是大可存疑的。
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书，如《物理学之道》（The Tao of Physics，1975年版）和《物理之舞》（The Dancing Wu Li Masters，又译“跳舞的物理大师们”，1979年版），都认为现代西方科学与古老东方哲学之间有许多可以互补的地方。但当时大多数的理论科学家对这样的观点不屑一顾。一位禅修者身处这些人中间，要取得学术上的成功可以说并不容易。当时我在哈佛的几位导师已经对我明确表态，如果我希望自己的科学生涯取得成功，最好别从禅修开始我的研究。在学术生涯的早期，我对禅修的研究曾有所涉猎。但发现周遭的阻力是如此根深蒂固，我只好将它搁置。不过暗地里我仍然坚持禅修，直到在威斯康星大学拿到终身教职，发表了大量科学论文，并获得了多项荣誉和表彰之后，我才重新将禅修作为了我的研究主题。
1992年，我拜访了一位重要的东方宗教领袖（下文称他为“高僧”），这是我开始研究禅修的一大原因。那次会面还完全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我将在第9章中谈到，与高僧的那次会面鼓励我公开了自己对禅修以及其他灵修（mental training，或译“心理训练”）形式的兴趣。
自我开始研究禅修以来，已经发生了许多令人兴奋的变化。关于灵修的研究过去会让科学界与医学界嗤之以鼻，而现在已经开始被逐渐接受，尽管才过了不到20年。每年有数千篇关于灵修的文章在一流科学期刊上发表。（我与同事合作发表在负有盛名的《美国科学院院刊》上的文章，是这些灵修研究论文中的第一篇。这是一件让我感到自豪的事情。）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现在已经开始为禅修的研究提供可观的研究资助。十年前这根本无法想象。
在我看来，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变化，这并非出于自我辩护。（当然我得承认，看到一个曾经被科学界放逐的研究主题终于获得了它本该获得的重视，我感到非常欣慰。）1992年的时候，我对高僧做出了两点承诺：第一，我本人会开始研究禅修；第二，我将推动对积极情绪（如慈悲心和幸福感）的研究，努力让它成为心理学的关注重点，正如一直以来心理学家们对消极情绪的关注那样。
这两方面的承诺现在走到了一起。在这个过程中，我对一件事情始终坚信不疑：大脑中控制理性以及高级认知机能的区域对于情绪的影响，其实丝毫不亚于边缘系统。我对禅修者的研究已经证明，灵修可以改变大脑的活动模式，增强人们的同理心、慈悲心、乐观心态和幸福感——这是在上面两个承诺的激励下，我做出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而我对主流情绪神经科学的研究则证明，改变大脑活动模式的关键正是那些支配高级推理活动的区域。
因此，虽然这本书记录了我在个人生活和科学研究两方面的改变，但我希望读者也可以在它的指导下为自己的生活带来改变。梵文中对应英文“meditation”（禅修）的那个词还有“熟悉”的意思。熟悉你自己的情绪风格是改变它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如果这本书能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自己以及周围朋友的情绪风格，我认为它就已经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