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恢复高考大战
1977年，新中国教育史上出现两大奇观：四十四天连续不停的教育工作会议；第一次在冬季进行大学招生。
似乎恢复高考招生的一切枷锁都已解除，但这时突然有人提出：中国虽然是个考试大国，积压了整整十年的考生一起拥进考场，谁也没有组织过呀？首先需要一大笔经费，其次印考卷需要大量纸张啊，这两样事现在想来根本不可能成为问题，甚至可能是考试主持部门赚大钱的好机会呢！但在当时不行，全国上下一片穷。问题因此上交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结果是，中央决定：关于参加考试的经费问题就不要增加群众负担了，每个考生收五毛钱即可，其余由国家负担；印考卷没纸，就先调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印考卷！
从此，就有了世界上有史以来声势最浩大的一次考试，参加考试的总人数达一千一百六十多万人。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几个月时间内，神州大地竟有一支如此庞大的考试大军拥进考场，这本身就值得史学家们大书一笔。
中国人的大学梦在此次的大考中获得了最彻底、最淋漓尽致的展现。它有太多的精彩，也太令人回味。
就学龄而言，我正是属于这部分人中的一员，但我却没有这个福分亲历这场波澜壮阔的大考——我当时已经走进了另一种大学（穿绿军装的人民解放军大学校），从而遗憾地丧失了这次机会。从而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朋友与同事，他们以自己的亲历替我们那一代人圆了历史性的一场大学梦。
这场梦做得好苦，而圆它时又突如其来，让人不知所措。
“当时我一个同学特别兴奋地骑车来告诉我，说要恢复高考了。我虽然早就盼望这一天，但还是一下子就惊呆了，眼泪一涌而出。我跟同学反反复复地说一句话：这下有希望了！当时那种情况，有点像在黑夜里走路，四面全是黑的，你什么东西都看不见，迷路了，你根本不知道往哪儿走。恢复高考这个消息，就相当于前头突然冒出火光。当时没有别的念头，只想着我赶快蹦到那儿去。”北京师范大学78级学生，现为中国儿童剧院编剧陈传敏所表达的，正是当时数千万年轻人共同的感受。
那种感觉的真实情形，其实用语言无法表达，只能是惊愕，只能是梦幻，只能是眼泪……
肖正华，67届高中毕业生，77级考生，现为安徽某师专附中高级教师。他对我说的那年恢复高考及参加高考的过程是一场“天方夜谭”：
1977年10月的一个早晨，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即将在一个月之后恢复高考的喜讯，就立即把它告诉了正在喂猪的妻子。她却并没有多大的反应，更没有我那种欣喜若狂的激动。一个农村妇女关注的主要是实际生活：丈夫、孩子、柴米油盐……
而我则有些措手不及，因为当时被公社抓差去写个现场会材料和编一个短剧。完成后，我掐指一算，离高考只有十一天了，能用于复习的也只有十一个晚上了，考什么呢？理科吧！翻晒物理，冲洗化学，只觉得“雾都茫茫”，欲记还忘。改道易辙，考文科！耙地理，挖历史，抢数学；语文和政治，就靠自己的“老板油”——凭自己经常为公社写点“四不像”的看家本领。总之，一切听天由命吧。
开考了，我坐在县二中第五考场第27座。每场我都大刀阔斧，一口气从头杀到尾，然后再回师围歼“顽敌”。虽然时有“精逃白骨累三遭”的痛苦、“大雪满弓刀”的遗憾，但丝毫也没有改变我“不到长城非好汉”的信心和意志。为了下一场的轻松顺利，每一场我都第一个交卷，决不恋战。一位满唇茸须的小老弟考生替我担忧道：“喂，27号老大，还能泡幼儿班，做游戏吗？”十一年才盼来这个机会呀，人生能有几个十一年呢？换成李白，不说“千年等一回”才怪呢！
为了赶这趟考，事前我还专门向老岳父汇报了思想呢。“很好，能考上？”“能！”“那你就去考呗。”考取后，我才笑着向他解释，当时为了孩子，大的六岁，小的三岁，队里又刚分责任田，水旱地十亩，妻子拖着两个孩子怎么种呢？转着弯子好请岳母大人照看外孙子。第三场考下来，正往外走，背后有人喊我一声，回头一看却愣住了。此人头上赤贫一片，嘴边蛮荒峥嵘，身着光滑滑黄滋滋的老棉袄，没外罩，没纽扣，拦腰一带束肝断肠。“磨剪子抢菜刀——”他一声吆喝，拨云破雾，让我抓住了记忆的根襻儿。这不是当年因平均99.7分（百分制）而苦恼的老同学吗？这不是“文革”中炮打江青的红卫兵吗？这不是后来下狱要判死罪的政治犯吗？原来，他刚平反释放，就马不卸鞍地赶来应考了。“什么都顾不上了，只好穿这纪念服，大煞风景，大煞风景哟！”他爽朗地笑着解释……
开学那天，我在火车站等火车。漫不经心的视野里出现一位高中时的女同学，她大腹便便坐车去合肥某大学报到。听说后来在开学典礼仪式上，作为“老三届”的代表发言，那理直气壮的大肚子，把懦弱、卑怯、矫饰和虚伪顶得无处藏身。她侃侃的话语，不时被台下热烈的掌声打断。
想想当年我们这些迟到的大学生，身在校园，心系妻子儿女，能修完学业，顺利毕业，真不知是怎么过来的，至于父子同级（儿子上小学级）、夫妻同班、师生易位，种种巧合，说来话就更长了。
黄蓓佳，我的老乡，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
1977年恢复高考前，她在长江江心的一个小岛上插队劳动，在此之前，她已经在这个长青岛上“接受再教育”四年了，而且还早已准备再继续个四年或是四十年。那时知青除了老老实实“扎根”外，还有什么念想儿？没有，也不敢有。不过黄毛丫头黄蓓佳有，因为她在1973年就已经写小说了——她现在坦言说当时写小说就是为了“改变一下自己的命运”，但那是她藏在被窝里的想法。1977年夏天，黄蓓佳在岛上劳动，在扬州当老师的父亲写信告诉了她一个“内部消息”：可能要恢复高考！真的呀？黄蓓佳高兴得跳了起来，她知道她唯一能实现多年藏在内心的理想的机会终于来了。一切都很突然，但好在“教师之家”的家庭，使她很快得到了不少复习资料。在考试之前，公社和县里进行了两轮筛选，很多人在初试时淘汰了，女生淘汰居多，所以男生们很狂。黄蓓佳外柔内刚，她发誓为女知青争口气，当然更主要的是能为自己“找回个城市户口”。初试结束后就到县城填志愿。黄蓓佳心中的理想是北大——其实当时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考试能力，“可我们那时好像什么顾虑都没有，想啥就填啥，至于考得上考不上是另外一码事”。于是，她填的志愿是北大图书馆系。填完志愿就回到村里等候这件决定她能否正式应考的大事。这天生产队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会议只有一个内容：让社员们评议，到底让不让黄蓓佳参加高考。这实际上是对黄蓓佳的一次政治审议，当时，黄蓓佳的小命就握在了这些大字不识的贫下中农手中。黄蓓佳紧张极了，因为她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她知道仅凭这一条，她就有可能被卡住。能否获得通过，只有听天由命了。
“我记得清清楚楚，里面在开社员大会，我一个人在门外徘徊，像热锅上的蚂蚁。我感觉开会时间很长很长，其实最多也就是半小时，可我太紧张了。这时队长从里面出来，他朝我笑笑，说你去考吧！就这么一句话，我的眼泪哗地流了出来……”黄蓓佳说，她考试并没有太费心思，考得比较顺利。只是在扬州参加高考阅卷的父亲对她有个要求：每天考完后，把答完的题写信告诉他，好让他估估分——老头子虽不在女儿身边，可心里比谁都着急。黄蓓佳说她每天考完后，竟能在当晚把所考内容一字不漏地再抄出来给父亲寄去。几天后，父亲来电话告诉女儿：基本没问题。有父亲这句话后，女儿就放下心了，干脆从此不下地了，在等候大学录取的消息到来的时间里，她动手给父亲织了一件毛衣。毛衣织好时，知青朋友也欢天喜地地给她送来入学通知书：北京大学。没错。黄蓓佳打开入学通知书看了第一眼，更是激动得直发抖：她没有想到她被北大中文系录取了！这正是她梦想却又怕没把握而不敢在志愿上填的专业啊！
“那次高考太有意思了。我们江苏共有三人考上了北大中文系，有一个同学喜欢法律，结果把他放在中文系，而毕业后又把他分配到了省政法委。我呢，上了北大中文系，结果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外事办。我不高兴，因为我想当作家，所以拼命地写啊写，结果就一直到1984年写到了江苏省作协当专业作家。”
黄蓓佳说，她到北京走近自己的“梦中情人”——北大的校园时她的心跳加快了好多好多，因为以往梦中的北大仅是个概念，就像对皇帝头上的那顶皇冠的认识一样，可进了北大校园后，黄蓓佳发现这儿太大了。她当晚写信给父亲，说北大大极了，就像我们家的县城一样大！这位江南才女入学后就忍不住又动笔写了一篇感受上大学的作文，后来这篇文章被很多报刊转载了。当时没有稿费，到了1978年才有，她因此收到了后来转载她文章的《山西青年》寄来的七元钱稿费。“七元钱就非常了不起了，是我一生中第一笔稿费呀！我用它买了一个铅笔盒、一本字典。铅笔盒伴我度过了四年北大读书时光，小字典至今我还用着……”黄蓓佳说着从书房里拿出那本已经很旧很旧的小字典给我看，她坐在沙发上久久抚摸着它，就像一下子重新回到了当年走进北大的那段难忘日子。
我知道在我们今天的作家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跟黄蓓佳走过的路非常相似。他们从小就有当作家的梦，而正是恢复了高考，才使他们真正有机会实现自己当作家的最终愿望。
那年与黄蓓佳在北大同班学习的陈建功就是其中之一。他现在是我的兄长兼上司，是国内外很著名的作家了，还是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建功上大学之前当了十年挖煤工，过的苦日子比谁都多。1968年，刚高中毕业的建功还在北京城里“闹革命”。一天，突然有一个同学告诉他：京西煤矿来招工，我替你报了名，你去挖煤吧！建功就这样去了煤矿，这一挖就是十年。到矿上后，他喜欢动笔写些东西，又喜欢发表些自己的见解，所以矿工们很欣赏他，工农兵学员招生时，大伙推荐他，但一到党委那儿就没他的戏了。特别是有一天他从岩洞里挖煤出来，看到太阳刚刚出来，就猛然吟起《日出》里的一首诗：“啊，太阳出来了，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然后伸伸懒腰。这事被“有心人”知道了，于是他便有了攻击“红太阳”的罪名。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他那个矿上时，建功表现得并不特别，因为他当时并不太了解时势的变化，只知道自己和被打成“特嫌”的父亲一样是个“反革命嫌疑”，他因此抱定当个工人作家就是自己最好的理想了，而且当时文艺界都认为作家必须是从基层生活中才能培养出来的，学院那种地方不可能出作家。母亲知道了儿子的想法便不答应了，说什么也得让儿子“赶考”一次。建功说妈我现在连最大公约数、最小公倍数都不知是什么了，怎么个考法呀？他妈说你不会找两本书看看！
“这年秋天，我便开始了一边上班一边温习功课的生活。当时我们矿的知青中大约有一半人都在温习。”陈建功回忆说，“离校近十年，我的数学已经忘了很多，但经过温习有不少也渐渐看明白了，但对最大值、最小值的公式我却始终搞不明白，也不肯背。当时和我在一个工棚里住的有个叫黄博文的，他数学挺好，我就发牢骚，我说这太复杂了，我背不下来。他说建功我教你一招，你呀不要按它的公式，你就用y，用导数来解。他也问我，作文怎么开头好呀？我也教他一招，我说你看题目沾不沾边，如果沾边你就可以写成一封信。1977年深秋的一个清晨，天还未亮，我们矿上用一辆大卡车，将我们这些参加高考的矿工拉去考试。那时天气已经很冷了，我看见寒星还在天上闪着，山路非常崎岖，卡车似乎开了近一个小时，才到了一个特别衰败破烂的院子，这是一所学校。我们都知道，决定我们命运的时刻到了。第一门是语文，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一出考场，黄博文就紧紧地拥抱我，他说你给我出的主意太棒了，我果然是以给我爸妈写信的形式写的。最有趣的是，考数学时也有两道题是最大值和最小值，我也就稀里糊涂地用y公式套用了一番，答案果然很快就出来了，我的数学后来居然得了95分……听说自己被北大中文系录取的时候，我正在洞里筛沙子，更确切地说，那位工友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时，我正在仰面朝天，躺在沙子堆上晒太阳。我记得听他说完了，当时我似乎淡淡一笑。接着，我又翻了个身，我还想晒晒我的后背。那人说你怎么这样？我说着什么急，反正跑不了。直到我的后背也晒得差不多了，我才爬起来去领我的录取通知书。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儿后怕，那年我也只二十八岁，我的心就已如岩石般粗糙了。我的成绩平均在90分以上，总分在我们班是第四名第五名的样子。最为滑稽的是我的语文得分最低，只有80多分，其中作文失掉的分最多。大概因为我把作文写得比较花哨，写成了文章，而教师判题时却是按照作文规范要求的。听说北大要录取我时，还很疑惑，特地跑到招生办询问：这个人为什么语文分数最低，而别的分都很高？招生办的人好像说的是，这个人可能是个写文章的人，简历上说还发表过作品……”
那年大考中，像陈建功这样进大学门前后有过奇特经历的，不止他一人。
郑晓江，1978年考入江西大学。现在他是南昌大学教授、校报主编，在生命社会学科方面是国内知名专家。他在给我寄来一堆他的代表作时，随信告诉了我他那年参加高考的一份难忘经历：
……我挤在一辆破旧的井冈山牌货车的边缘上，手紧紧地抓住车厢板，极力屏住呼吸，抵挡着阵阵刺鼻的臊味。
在铅山县参加高考后，我好不容易硬挤上一辆回武夷山垦殖场的车子，谁知它装了一只橡皮做的大氨水袋，车上人多，路又颠簸不平，不一会，氨水溢出，满车冲鼻刺目的气味。我透过盈眶的泪水木然地盯着路旁一排排往后飞奔的小树，心情沮丧到了极点。
年初，我和姐夫的妹妹郑红返回了阔别十年的南昌。我这个被戏称为“山里的猴子”的人，对这个变化不算太大的城市突然有了一些说不清的恋情。郑红和同学整日陪我在平整的马路上东逛西跑，晚上则去看《雷锋》、《地道战》、《地雷战》等老电影。这种生活与我在山中出门就攀坡、晚上早早上床睡觉的生活有天壤之别。郑红的母亲在饭桌上一边给我夹菜一边盯着我说：“你就一辈子待在山里吗？”这话像箭一般直刺我的心脏，就是这一瞬间，我突然下决心：是应该从山里蹦出来，改变改变了！
这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了。回到西坑分场后，我凭着几本复习资料和1977年全国各省的高考考题汇编，开始紧张的考前复习。白天我到茶场去工作，区分茶叶的等级，照看整个茶叶制作工艺的过程；晚上就着昏暗的灯光苦苦攻读。
摆在我面前的困难太多了，似乎难以克服。我在农村中学读书，物理课讲农业机械，化学课讲农药的使用，数学课教大家怎么拨算盘，而语文课的教材是一本《毛主席语录》。我的知识实在是少得可怜。况且高考必试科目的地理、历史我压根儿没学过。没办法，拼了。我便把各门课程的内容分写在小纸条上，吃饭时背，走路时默记，上厕所也拿着一大叠纸条。三个月过去了，武夷山垦殖场参加高考的五六十名知青和总场中学应届毕业的八十余名学生同赴铅山县正式考试。
天气炎热异常，挥汗如雨，许多题目我简直不知如何下手。语文考卷竟然没有作文题，只有一道什么“改写”题。上面印了一大段文字，要求改写成另一篇文章。我的妈呀！我从未听说过什么叫“改写”，应该用原文里的话写，还是纯粹用自己的话写？连这一点我都搞不清楚。踌躇半天，只好提笔硬着头皮写吧。每考完一场，众多的考生便围着送他们来的老师激动地议论着考试内容。人头攒动，教师侃侃而谈，我站在人群的最后面，踮着脚吃力地捕捉教师和那些趾高气扬的应届生说的一字一句。我的天哪！好像每一题的答案都与我答的不一样。越听越沮丧，越听浑身越乏力。
坐在这该死的氨水车——大家沿途这么诅咒着，总算回到武夷山垦殖场，再换乘手扶拖拉机，傍晚时分，我进了西坑分场。不愿惊动任何人，我轻手轻脚地回到房间取了内衣，来到平日我常去的溪流边，衣服也没脱，纵身一跃，扑通一声，全身没入水中。憋着气，直到肺部要炸开，再探头出水，猛地吐出满腔恶气，定睛遥望溪水对面的崇山峻岭，叹了一口气：这一辈子就待在这儿吧！
天蒙蒙亮，我又起床坐在溪水边发呆。山上的薄雾还未全散，一丝丝，一缕缕，或飘浮在山腰，或缠绕于翠竹绿树，不时传来几声犬吠，山里小镇的清晨十分静谧，人们还在睡梦中。吃过早饭，我一心一意去做茶叶了。
一个月以后，我们几个知青晚饭后照例坐在分场总机房前的木椅上聊天，高考的场景似乎已被遗忘了，我也极力去忘却它。
天渐渐暗了，阵阵凉风迎面袭来，我们仍天南海北地扯着，话务员在里面喊：“高书记，电话！”与我们在一起聊天的分场书记高得福起身进去，一会儿出来对我说：“你考中大学了。”大伙全都愣住了，我有些眩晕，到今天我仍无法用文字来表达当时复杂的心情。
第二天，我到场部打听消息。办公大楼前已贴出大红喜报，我的名字赫然列在红榜第一名。全垦殖场近八十人考文科，只有我一人考取。
一个多月的沮丧之情一扫而光。10月份，我出山赴学校报到，搭上一辆装毛竹的车子。坐在毛竹堆上，我用力抓住竹子，说：“现在的命金贵了。”以前我从未想到珍惜这条命，不知为何，人一有了稍好的前程，连带着对生命的态度都变了……
郑晓江没有告诉我他走出大山时对生命的这种重新认识是不是后来成了他重点研究生命价值取向的一个原因，但可以肯定，那次高考成功使这个“山里的猴子”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王学文，1978年考生，现为黑龙江农垦红兴隆管理局教育中心干部、高级老师。我们来看看他的《大学圆梦》——
1977年初冬第一场雪后，村上小关校长告诉我：邓小平出山了，恢复高考，“老三届”都兴报名。
刚离开学校那会儿，魂牵梦绕的是想上大学。随着时光流逝，上大学已经成了一个遥远的梦。走出校门已十一年了，人生能有几个十一年？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使我丧失了当兵、招工、推荐上大学的机会。随着娶妻生子、柴米油盐，我已经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大学梦早已破灭。听关校长一说，头脑中的记忆鲜活起来。我抵不住大学梦的诱惑，扔下捆了一半的苞米秸子，借五毛钱报了名。但回家没敢和妻说，怕她不批准。
初试在公社举行。感谢我学生时代的老师，教给我的知识仍深深烙在我的脑海里。作文题目是《旧貌变新颜》，我提笔就写：“踏着松花江边初冬的第一场雪，我复员回到了阔别五年的家乡。”真是意到笔随，一气呵成。监考教师一个劲地看我的手，我莫名其妙。原来十个手指有八个缠着胶布。
通知我参加复试是在半个月后，关校长到我家告诉我，12月20日到呼兰县城参加统考，并说我那篇作文在全县三千考生中考了第一，已经印发给各学校。公社文教助理到处打听这个复员兵，说以前咋就没发现呢？
妻对我说：“你有本事就去考呗，啥事扯过你的后腿？将来出息了别把俺娘俩蹬了就行。”其实她最心疼的是初考时生产队里扣了我九十个工分，足足相当于春天九个工。
妻把队里刚分的豆油和亚麻籽油装了两桶，我驮到离家十五里的火车站，卖了当考试费用。为了区别二者，我在两个桶上分别贴了标签。在小胡同里溜达，见人就问：要豆油和亚麻籽油吗？就像电影里地下工作者接头对暗号一样。一中年男子叫我到他家去，他把窝头切成片，分别放在两种油里炸，和他妻子反复品尝，一致认定我搞错了。夫妇俩对我的辩解不予采纳，还教育我中年人要诚实。我妥协了，将错就错，亚麻籽油当成了豆油卖。
那一桶豆油成交顺利，一个戴大口罩的男子让我给他送到家去。我乐颠颠地跟在他屁股后走了老远，一抬头却发现到了派出所门口。原来那老客是乔装打扮的治安员。结果豆油没收，理由是：粮油没完成统购计划前一律禁止交易。我心里直后悔，只怪自己粗心大意。
统考那天，我揣着妻给我烙的发面饼，早上5点动身，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奔向六十里外的县城。等到考场时，人已经成了“白毛女”。考生中，有十六七岁的娃娃，也有比我还老相的孩子爸妈，有一个女的直扯衣襟也遮不住隆起的腹部。我掏出钢笔，写不出字，冻了。我一边随手把笔放在身后的炉筒上烘烤，一边慢慢审题。等要动笔时，发现坏了：钢笔烤成了弯弓，一写字直转。监考老师忍不住笑，把他的笔借给了我。我向他笑笑，表示谢意。谁知一下子笑收不回来了：这监考老师就是那天买油的中年男人。我急忙低下头答我的试卷。
作文题目是《每当我唱起〈东方红〉》，我想不落俗套，就写成了一韵到底的散文诗。监考老师老在我身边瞅我的试卷，瞅得我心里直发毛。交卷离开考场时，听他背后说：“写跑题了，不让写诗歌嘛！”我心里这个后悔呀，谁叫你审题不严呢！后来我看了山西一个考生的范文也是用散文诗写的，觉得散文诗也可往散文这边靠，此是后话。
中午在跃进饭店吃饭。把冻硬的发面饼掰碎，泡上饭店免费的老汤，再兑点酱油、醋和辣椒末什么的，吃起来有滋有味的。望着泛着油花的汤盆和“为人民服务”的牌子，感到这家饭店确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心想，等考完后一定写封表扬信。等下午考完试赶到饭店时，发现汤盆和牌子一并不见了。服务员抱怨说供不起了，考试的人太多了。看来做好事贵在坚持。当然，表扬信也没写成。
接下来要解决晚上的栖身问题。住旅店两块钱一宿，超出财务支出能力。我找到“四海”大车店，睡通炕，不要被子，一宿三毛钱，正合我意。我坐在炕上角落里看书。电压不足，灯火一明一暗，一会儿眼睛看字就重影，屋里充满了烟味、汗味和泡豆饼的酸味，拌和着车老板粗重的鼾声和守夜人低俗的小调，叫人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炕很热，很舒服。不一会儿有活物在动。开始局部偷袭，后来全面进攻，重点集中在隐私处。不挠，又痒又疼；挠破了，火辣辣的，更痒更疼。划火柴一照，老臭们忙不迭地往墙缝里钻。听说臭虫喜欢对血型，莫非我的前任也是O型血？我换个地方，学车老板的样子，把衣服脱得精光，用绳子捆了吊在高处。刚有点睡意蒙眬，起早赶路的将铁桶、马勺又磕得“梆梆”响。第二天照镜子，眼圈都是黑的。硬撑着考完第四科，不敢再住店，连夜落荒而逃。
文教助理送来通知书时，我正在马圈里起粪。助理很为我鸣不平，说比你分数低的都进了本科，你才走了个大专。我说邓公没忘了咱们，就够意思了。再说这学咋个上法，我还得和孩子他妈好好合计合计呢。
去学校报到的头天晚上，我和妻子相对而坐，恍如梦里一般，妻说了很多话，我一个劲地答应，记住了，又没记住。儿子睡了，梦里带着笑。女儿给我数白头发，女儿说：“爸，我也要等长出白头发才能上大学吗？”
我把女儿紧紧地抱在怀里，说：不会的，永远不会的。
王秀文，1967届高中生，1977年考生，现为中央某部驻外高级经济师。
他知道我在写这部“高考报告”，所以电话告诉我说没有他的那段经历，那这部作品“将是残缺的”。如此危言耸听，我便如约去采访。
王秀文确实与众不同，因为他是有过“劣迹”的那一类人。“文革”中他一度红过，还当过某市“兵团”司令呢！但很快又被另一“革命造反派”打倒，从此再不愿扛造反大旗，一心想搞点小“技术革新”。然而也许他的骨子里就有一种不安宁的骚动意识，1973年开始他的命运便急转直下，先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被视为“孔老三”——他公然说“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与道德信仰的基石”。1975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他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关押在牢里十个月，后因身体不好保外就医。粉碎“四人帮”后，他总算可以回家了。1977年高考消息下来，王秀文兴奋不已，在家大叫大喊了几天，说这回自己总算有了出头之日。但到市招生办报名时，竟然没有人敢接待他，他急了，骂人家是小“四人帮”。可招生办的人说你才是小“四人帮”的爪牙。王秀文被搞糊涂了，后来有人悄悄告诉他：你是内定为还没有搞清问题的“5·16”分子。王秀文一听傻眼了，追梦十余年的考大学看来与自己永远无缘了。于是他伤心地出走了很长时间。他到了新疆沙漠深处的一个戈壁滩农场，想与这儿的荒芜与严寒苦度一生。他学骑马，学放牧，也学喝烈性酒，甚至去追逐从内地逃过去的野女人。他变野了，连头发都不理。突然有一天农场来了一位浙江的生意人，收羊皮的浙江人带了一台小半导体，王秀文寂寞了很久，就借来听了一个上午，他听着听着，眼泪就掉了出来，然后就一下子不省人事……生意人吓得赶紧将他送到附近医院，还好，人家说他过度激动。咋回事？醒来的王秀文说：我马上就要回老家参加考试，我可以考大学了！广播里说像我这样所谓有“政治问题”的人也可以参加高考，入学条件一律平等！浙江那个收羊皮的生意人很痛快地说：今晚我请客。这一夜，王秀文喝得酩酊大醉……
他回到老家，把家人吓了一大跳，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在新疆“自杀”了。“死人”现在竟然复活，还要吵着考大学！1978年某市招生办都知道这事，也知道王秀文这位“野人”。
离参加高考仅有十来天时间，王秀文从一个老师手中借来一叠复习资料，把自己反锁在一间租来的小房里，他对家人和老师说：“你们这段时间谁也不要打扰我，只要在考试前一天来叫我就行。”
家人已经习惯他的“神经”了，以为他又犯病了，所以除了每天从窗口扔进点东西给他以外，并没有再多管他的事。老师们也偷偷地笑这个真真假假的“王疯子”是不是又疯了。他确实疯了，一连几天没有人见他从里面出来过，偶尔在夜深人静时，听到他在高声地说“疯话”。九天过去了，谁也没有把他考不考大学当回事，照旧各忙各的。就在大考的前一晚上，王秀文神出鬼没地从里面走了出来，他学着“范进中举”的样儿，摇摇晃晃地走到附近居民家，一边嘴喊着“哈哈，中了，中了”，一边做出一副醉样，惹得一帮小孩跟在他后面喊他“疯子”、“疯子”。而王秀文则越加得意地做着中举的范进样。有个小孩使坏，在他半闭着眼往前走时，用一木椅绊了一下，王秀文“扑通”一下，跌倒在地，孩子和路过的行人乐得哈哈大笑。这时有人过来取笑：王秀才，人家明天都要上考场了，你是不是真去当一回范进大人呀？
王秀文大惊，连忙问：今天是多少号了？
人家有板有眼地告诉了他。
“呜呼哀哉——我差点要误大事了！”王“疯子”一下变得不疯了，他赶紧返身，直奔自己的家……
第二天，考场上人头攒动。这时，已经出名的王“疯子”到了考场，门卫一见“疯子”来了，大喝一声：你来干什么？走远一点！
王秀文跺着脚：哎哟我的师傅，我哪有一点疯嘛！你不信看看我的准考证嘛！
看门的看了看准考证，没错。但再瞅瞅王秀文，他疑心了，叫来招生办的人问：这“疯子”怎么也有准考证？
招生办的人笑了：他是有点疯，不过不是神经病的那种疯，而是思想上有点那个，哈哈哈……
噢噢，明白明白。看门的回头重重地用拳头砸了一下王秀文的肩膀：小子，好好考，别再装疯卖傻！
好嘞！王秀文就这样走进了考场。
四门考课，王秀文从来都是第一个出来。有人问他考得怎么样？他总是学着范进的样连说“中了中了，哈哈，肯定中了”。
这家伙准又疯了。人们在背后朝他指指点点。
考试结束，又过了一段时间，与王秀文同进考场的人一个个相继接到了入学通知书，唯独他没有。
王秀文这回沉默不语了。有人这时拿他开心：疯子，这回“中了”没有啊？
呸，你们都给我滚！王秀文怒气冲天地拾起地上的砖头和石块，不管是谁就扔过去，吓得周围的人都大惊失色：疯子又疯了，别再去惹他了。
后来，王秀文听说自己的数学考了7分！他大怒，跑到招生办就满楼嚷嚷，吵着要看卷。大楼里的人一看是他来了，一边说着“疯子来了”、“疯子来了”，一边赶紧纷纷关上门。王秀文更火了，见门就踢。最后他查到了自己的卷子，结果发现真的出现了大错：他的数学分数应该是77分，抄分的人没有认真看，抄成了7分，整整给他少算了70分！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因为这次考生中数学交白卷的不是一个两个，能考7分的也不算少了，所以险些误你的大事。”招生办的老师，一万个道歉。
这回王“疯子”很有风度地说了一声：“没关系，反正能‘中了’就行。”
好事多磨的王秀文终于如愿以偿走进了一所名牌大学，后来又当了研究生，如今正在海外四处“疯”着。
像王秀文这样的“疯人”获得上大学的机会，可以说这是中国封闭了多少年后真正走向开放的标志。但中国又是个人口众多、教育落后的大国，能上大学毕竟是极少数人，至1980年，我们的文盲仍有一两亿之多，绝大多数的青壮年只具初、高中文化。什么时候上大学成了所有青年和所有家庭的最高愿望？当然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结果。当“科学的春天”之风吹拂神州大地时，当徐迟的一篇《哥德巴赫猜想》把陈景润这样埋头搞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奉为民族英雄和时代象征时，当邓公一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发表时，当北大方正、中关村电脑城如日中天时，当一群又一群知识经济下的百万富翁诞生时，当党政机关、中外企业甚至个体民营老板的招工牌上第一条件就是文凭，上大学越来越成为人们自我生存与争取有所发展的必备条件时……每一个中国家长、每一个到了就业年龄的青年和正在准备踏上社会的学生们都清楚地意识到：没有相当过硬的学历和文凭，个人或家庭的生存形态将面临不可抗拒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