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于志强教授对“郁滞论”的发挥
于志强教授“郁滞论”，取法“五郁”、“六郁”之说，认为“郁滞”有“无形之郁”和“有形之郁”，百病皆以“无形之郁”为先，继以“有形之郁”从之。世人治病多重有形，而轻无形，大谬也。“无形之郁”者，以气郁为首，进而衍生为火郁、寒郁、情志之郁等。“有形之郁”，以痰郁、湿郁、饮郁、浊郁、食郁、血郁、络郁等为主。
于教授认为病之所生，无论外感内伤，多与“郁滞”相关。此中“郁滞”囊括了所有关于气血津液的运行输布的失常，既是致病因素，又是病理产物。而在诸郁之中，又以气机之郁为先导及核心。故而根据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可将“郁滞”分为“气机之郁”、“水液之郁”、“血络之郁”、“痰瘀为郁”、“正虚而郁”五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气机之郁”
在气血津液中，尤以气的运行与输布最为灵敏、直接，也是机体防御的第一道屏障，而精血津液的正常运转，也必须依靠气的推动、温煦等作用。可以说，气运周身，一郁则百郁，一滞则百滞，故《类经》有“人有精气津液血脉，余意以为一气耳”之说。可以说，诸般郁滞，以气郁为先。而一身之气当行而不行，或当行而行乱，均可导致郁滞产生。
气机之当行而不行者，不外气虚无力行而滞者，及阻遏不通行而滞者。气机之当行而行乱者，无外当升而不升，当降而不降，当散而不散，当收而不收，诸此种种，均属郁滞。
“气机之郁”按其轻重程度，亦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为气机之郁初起，邪之欲感而未感，疾之欲生而未生，患家或尚无所感，或仅感微恙，而于医家，则应有所察尔。故古有“扁鹊见蔡桓公”之典故，有蔡桓公“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之误。此时治疗当以调理五脏气机为法，亦符合中医“治未病”思想。
第二个时期，是为气机郁滞渐深，患者可能出现情志不畅、胁肋作胀、胸闷脘痞等自觉症状，又有气从寒化、热化，形成“寒郁”、“火郁”者，治疗尤当以调畅“木气”为先。气郁者以疏肝解郁为法，寒化者以行气温阳为法，化热者以疏肝清热为法。
第三个时期，是为气机郁滞日久，逐渐影响脏腑功能，脏腑功能失调，进而出现精血津液等运行输布失常，致病因素由无形向有形转化，逐渐过渡到“郁滞”的第二阶段——“水液之郁”。
（二）第二阶段“水液之郁”
当此阶段，气机之郁滞已然为害水液之运行，郁滞由无形转化为有形。可以说，大凡水液之郁滞，均以气机之郁滞为先。
气能生津，气是津液生成与输布的物质基础和动力。津液之化生源于水谷精气，而水谷精气赖脾胃之腐熟运化而生成。气推动和激发脾胃的功能活动，使中焦之气机旺盛，运化正常，则津液充足，“水化于气”、“气可化水”，故而津液的生成、输布和排泄均离不开气的作用。气化不行，津液不布，气旺则津充，气弱则津亏。
气能摄津，气的固摄作用控制着津液各行其道。若气的固摄作用减弱，则体内津液不行其常道，或外泄或郁滞凝集。
气能行津，气的运动变化是津液输布排泄的动力。气的升降出入运动作用于脏腑，表现为脏腑的升降出入运动。而五脏之中，肝主疏泄，主一身之气，为气血调节之枢。肝之疏泄功能正常，人体内部脏腑、器官、组织、气血的生理功能就处于正常状态。周学海《读医随笔》称：“肝者，贯阴阳，统气血……握升降之枢也”、“凡脏腑十二经之气化，皆必藉肝胆之气以鼓舞之，始能调畅而不病。”故而，五脏之中，以肝为首，协同脾、肺、肾等脏腑的升降出入运动完成津液在体内的输布、排泄过程，即所谓“气行水亦行”。当气的升降出入运动异常时，津液输布、排泄过程也随之受阻。反之，若津液的输布和排泄受阻而发生停聚时，则气的升降出入运动亦随之而不利。
由此可见，气郁日久，气机升降失司，造成气不行水，进而影响脾之运化水湿和水谷功能，使水液之郁日渐加重。此中“水液之郁”一则包含津停而生的“痰、饮、湿、浊”之郁滞；二则是为运化失常而表现出来的“食滞”。当此阶段治疗，应秉行丹溪所言“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行”，亦即治疗“水液之郁”当以治气为首务，以调气为先驱，气机调顺则水液之郁方能得以通利消解。正如《医旨绪余》所言：“治痰必先利气者，谓痰之所从来，皆由七情郁结，气道不清，气积生涎，今利其气，使郁结开而气道畅，抑何痰饮之有？”故于教授强调，擅治痰者，不重脾而重肝，肝之疏泄得复，则气机调畅，水道畅达，水液自消。
（三）第三阶段“血络之郁”
这一阶段，人体自身气血津液郁滞日久，正气亏耗，脏腑功能开始衰竭，脏腑间功能亦不能相互协调，气与津液的“郁滞”最终导致血络的郁滞。
清代名医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多次提及“初病在经，久病入络，以经主气，络主血”，“初为气结在经，久则血伤入络”，“病久、痛久则入血络”。可见，“血络之郁”的形成是一个由气到血的发展过程，病在气，不治则化生“水液之郁”，久延不治，或失治误治，病势入里，则累及血络，最终成为“血络之郁”。《内经》已经提出久病治血络的主张。如《灵枢·终始》说“久病者……去其血脉”，《灵枢·寿夭刚柔》篇亦说“久痹不去身者，视其血络，尽出其血”，这些理论可视为久病入络的滥觞。在此阶段，依据“气为血之帅”、“气行则血行”理论，仍应把调理气机作为治疗的重要方面。盖辛则通，使血络中结者开、瘀者行，气机调畅，邪结于络中隐曲之所，苦寒或滋腻之药不能达，而辛香之味引诸药达于络中，透达络邪使之外出。《素问·脏气法时论篇》指出辛可“通气也”，又曰“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以辛补之”。辛味宣络之品可散肝中之滞气，经气畅达，络中瘀滞得消，邪去正安。通络之中寓疏肝理气之意，是于教授治疗“血络之郁”之精髓所在。
（四）第四阶段“痰瘀为郁”
此阶段气血津液之郁滞交错互杂，无形之郁与有形之郁互为因果，而对于机体，则以有形之水液之郁与血络之郁互结为主要表现，亦即我们所常说的“痰瘀互结”阶段，此中“痰”泛指津液，正如张介宾《景岳全书·论证》所述：“痰，即人之津液。无非水谷之所化，此痰亦既化之物，而非不化之属也。但化得其正，则形体强、荣卫充。而痰涎本皆血气，若化失其正，则脏腑病、津液败，而血气即成痰涎。”津败为痰，营滞为瘀，津血混浊，遂成互结之势。此为郁滞失治误治，渐成痼疾，正如丹溪所云“自气成积，自积成痰，痰夹瘀血，遂成窠囊”。
当此阶段临床常见治疗以活血化痰为主，于教授则特别指出治疗痰瘀之证，当以调气为先，从肝论治。盖因津液之输布，血液之循行，惟赖一气，气有不畅，则痰瘀生矣。故化解痰瘀之证，根本在于调畅一身之气，在治疗中，当以枳壳、厚朴、陈皮、木香、砂仁、元胡等疏肝理气药为先导，同时配伍化痰祛瘀之品，以期宣通郁滞，痰瘀分消。
（五）第五阶段“正虚而郁”
当此阶段，邪虽未尽但其势已衰，而人体正气亦损。单用驱邪之剂则更伤人体正气，而单用扶正之法则有闭门留寇之嫌。故于教授认为，其治疗当以补正驱邪兼顾，同时勿忘通调一身之气，一则防止补益太过而形成新的郁滞，从而变生他病；二则通过调畅气机给余邪以出路，以防养虎为患，形成卷土重来之势。
综上，依据于教授“郁滞论”，将疾病分为“气机之郁”、“水液之郁”、“血络之郁”、“痰瘀为郁”、“正虚而郁”五个阶段，特别应当注意的是，此五个阶段并非是孤立的，界限也不是完全分明的，但总体不外气的壅滞、津液的凝结、血络的瘀积三方面，最终成为诸病变生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