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郁滞论
“郁”是秦汉时期众多医学著作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对病理产物聚集体内的一种描述，“郁”的概念在《内经》中频繁出现，特指积聚、阻滞之义，系疾病过程中气机不畅，升降出入失常，病邪结聚不化，运行障碍，蕴结聚积不得发越，机能阻滞的一种病理变化，亦是继发性致病因素之一，不论病证、症状、脉象、病机，凡具有积聚、阻滞之义者均可概称为“郁”。郁证是临床常见的疾病，其变证丛生，故有“百病皆生于郁”之说，临床常见因病致郁或因郁致病，其临床表现异常复杂。
（一）郁滞论源流概述
“郁”本意为“芳草繁盛”、“气味浓烈”，《说文解字》解释为“郁，木丛生也”，《淮南子·氾论》有“譬犹不知音者之歌也，浊之则郁而无转，清之则燋而不讴”的论述，意指沉滞的、凝滞的、不畅的，引申为集聚不得散发。受先秦朴素的唯物辨证法思想的影响，运用天人相应的观念和取类比象的认知方法，中医学将积、滞、蕴结等不得发越之证称为“郁”。由郁为病，立论渊久，中医学郁证学说发展经历了理论源起、辨治雏形、认识深入、学说形成、体系完善5个不同阶段。
1．《内经》“五郁”之说
《内经》为“郁滞论”之祖源，其论“郁滞”，以“郁”为主，主要论述“五气之郁”。《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以五行生克之理提出木郁、火郁、土郁、金郁、水郁，五气之郁，提出了五常之气太过或不及可致五郁之发，故有“郁极乃发，待时而作”之说。即天地运气失常，自然界的异常变化影响人体，使之易受病邪侵袭，而产生相应的各种疾病。表明了天地五气运化失常，生长化收藏不行其令，则发作逆乱。总而言之，五郁者，即言五行之化，气运有乖和，则五郁之病生矣。五气之太过或不及，“乃致当升不升，当降不降，当化不化，而郁病作矣”。并确立“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的证治法则。五郁之说奠定了“郁滞论”理论发展的基础。
《伤寒杂病论》被历代医家尊为经典，其中虽无“郁证”的概念，但在六经病的辨证论治中，都可见郁证之身影，描述了多种相似疾病和证候。如三阳之病多因阳气通行受阻，表现为表郁、半表半里之郁、里郁诸证，在论治中主要以通阳为法；三阴之病，则以阳气之体不足，阳气之用不彰为要，论治以温阳与通阳两法相结合，保护、调理、振奋阳气。在脏躁、百合病等篇章中也有所描述，如百合病者，“意欲食复不能食，常默然，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饮食或有美时，或有不用闻食矣，如寒无寒，如热无热”，形象地描述了患者的焦虑状态。脏躁首见于《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篇：“妇人脏躁，喜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伸，甘麦大枣汤主之。”该篇描述的“妇人咽中如有炙脔”是“梅核气”的典型症状，其病机在于上焦闭郁，津液不行而积为痰涎，遇七情至而不决，则火郁不发。《伤寒论》小柴胡汤证“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硬”；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证“胸满，烦惊”等经典论述，丰富了中医治疗情志之郁的手段和方法。
2．“五郁”之说的发挥
后世众多医家对“五郁”之说进行过解释探究，亦在此基础上进行延伸发挥，使“五郁”的内容更加丰富深刻。
金代医家刘完素注重“热郁”，他在《素问玄机原病式·热类》里说：“郁，怫郁也。结滞壅塞而气不通畅，所谓热甚则腠理闭密而郁结也。如火炼物，热极相合，而不能相离，故热郁则闭塞而不通畅也。”此中之郁是指热盛气郁的病症，热邪结滞壅塞，以致气机不得通畅。
金代医家李杲对于火郁证的认识尤为深刻，尤以脾虚火郁为著。他指出火郁乃“热伏地中”或“胃虚过食冷物，郁遏阳气于脾土之中”。根据这一病机，他创制了火郁汤和升阳散火汤，以升腾阳气、发散郁火。东垣认为，脾胃的升降功能不仅体现在饮食物的受纳与水谷精微的输布，更重要的是作为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只有脾气得升，胃气得降，阴火才会收敛潜藏而不妄动。中焦气机阻滞，火气运行阻遏，火热内生。可见气虚发热的病机，其实质也是火气郁遏，故补中益气汤用补脾胃之药以治本，用风药引清气上升，助脾气升发之力，又用理气之品以和胃行气。这样，使升降调和，火气郁遏得解，火热自清。
明代医家对于“五郁”学说有进一步发挥。赵献可尤重“木郁”，他在《医贯·郁病论》中指出：“凡病之起，多由乎郁。郁者抑而不通之义。《内经》五法，为五运之气所乘而致郁，不必作忧郁之郁。忧乃七情之病，但忧亦在其中。”根据“五行相因”理论，赵氏提出五郁相因为病之说，即五脏之郁往往相因为病，其中以木郁而引起诸郁者最为常见，认为木郁是引起诸郁的关键，并提出“一法代五法”的治郁方法，治其木郁使肝胆之气舒展，诸证就会自解，体现了其重视气郁证治的思想。
明代医家孙一奎明确提出五郁之病为五脏之郁的论点，认为“夫五脏一有不平则郁”，“木郁者，肝郁也”，“火郁者，心郁也”，“土郁者，脾郁也”，“金郁者，肺郁也”，“水郁者，肾郁也”，并且认为五郁或由他脏传变，或本脏自病而发，首次将《内经》中的五郁具体化。也就是说，以人之脏腑言，则木应肝胆，木主风邪，畏其滞抑，故宜达之，或表或里，但使经络通行，则木郁自散，是即谓之达也。火应心与小肠，火主热邪，畏其陷伏，故宜发之，或虚或实，但使气得升扬，则火郁自解，是即谓之发也。土应脾胃，土主湿邪，畏其壅瘀，故宜夺之，或上或下，升降得宜，则浊秽得净，土郁可平，是即谓之夺也。金应肺与大肠，金主燥邪，畏其秘塞，故宜泄之，或清或浊，但使气液得行，则金郁可除，是即谓之泄也。水应肾与膀胱，水主寒邪，畏其凝溢，故宜折之，或阴或阳，但使精从气化，则水郁可清，是即谓之折也。
及至清代，温热病盛行，“火郁”之说得以进一步发展。清代著名医家杨栗山提出“热郁三焦说”，他认为，温病的发生乃“天地之杂气，由口鼻而入，直从中道，流布三焦。散漫不收，去而复合，受病于血分，故郁久而发。亦有因外感或饥饱劳碌，或焦思气恼，触动而发者，一发则邪气充斥奔迫，上行极而下，下行极而上……皆毒火也”。认为温病虽症状复杂，变化多端，“表里三焦大热，其证不可名状”，但总因“火郁三焦”而起，因此“热郁三焦”是温病的病理核心，即怫郁为重，郁而化热，阻塞气机升降，治疗上以“郁而发之”为原则，倡导宣郁清热为法则，以调节表里三焦气机升降，使周身气血流通，升降复常，阴阳平衡，独创“升降散”即是此意。
3．丹溪“六郁”之说
元代朱震亨取法《内经》，并吸取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三家学说之长，认为郁主要与气机升降失常有关，并对“郁”进行了分类，提出气、血、痰、热、湿、食六郁，系统提出了六郁学说，并辟专篇论述六郁的脉症和治疗，可谓独树一帜，对后世影响很大。
朱震亨在《丹溪心法》中指出：“郁者，结聚而不得发越也。当升者不得升，当降者不得降，当变化者不得变化也，此为传化失常，六郁之病见矣。”明确提出了气郁、湿郁、痰郁、热郁、血郁、食郁等六郁病证，同时指出“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进一步阐明六郁的病机关键是气血怫郁，并因此而产生多种病证。气、湿、热、痰、血、食之郁，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互相关联，“气郁而湿滞，湿滞而成热，热郁而成疾，痰滞而血不行，血滞而食不消化，此六者相因为病者也”。六郁相因为病的关键是气郁，因此治疗皆当以顺气为先。
4．“六郁”之说的发挥
丹溪之后，后世医家对于“六郁”学说又有诸多阐述。朱震亨弟子戴思恭对于六郁脉证做了深入阐述：“气郁者，胸胁痛，脉沉涩；湿郁者，周身走痛，或关节痛，遇阴寒则发，脉沉细；痰郁者，动则即喘，寸口脉沉滑；热郁者，瞀闷，小便赤，脉沉数；血郁者，四肢无力，能食，便红，脉沉；食郁者，嗳酸，腹饱不能食，人迎脉平和，气口脉紧盛。”认为气机不畅，升降失司，传化失常是导致郁滞不通的关键所在。至于郁的病机与治疗，戴氏认为“中焦致郁多也”。脾胃居于中焦，上为心肺，下为肝肾。凡有六淫七情，劳役妄动，上下所属之脏气出现虚实克胜之变，必波及中焦之气，故四脏一有不平，中气必为之先郁。又因饮食失节，停痰积饮，寒湿不通，皆郁于脾胃，因此他指出诸郁以中焦致郁居多。
明代医家王纶尤对丹溪之学体会颇深，其论曰：“丹溪先生治病，不出乎气、血、痰，故用药之要有三：气用四君子汤，血用四物汤，痰用二陈汤。久病属郁，立治郁之方，曰越鞠丸。盖气、血、痰三病多有兼郁者，或郁久而生病，或病久而生郁，或误药杂乱而成郁，故余每用此方治病时，以郁法参之，气病兼郁则用四君子汤加开郁药，血病痰病皆然，故四法者，治病用药之大要也。”
综上所述，《内经》中所论“五郁”是基于五运六气而论，而朱丹溪“六郁”则是从病因的角度而言，前者指病，后者言治。明清之后，除了重视情志因素在郁证产生中的作用外，还倡导外感内伤诸因素均可致郁。
（二）郁滞论的继承创新
关于郁证的认识可上溯到《内经》时代，《内经》中已有“五郁”之说，并提出了治疗郁证应“调其气”的法则。金元以前中医对郁证的认识，大多散见于相关医学文献中，还缺乏专门系统的论述。宋代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对历代的病因学内容进行了整理并加以总结，论述的三因均与“郁”相关。丹溪对《内经》治疗郁证的法则及前人的经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临床上将郁证分为湿、痰、火、气、血、食六郁进行辨证施治。他认为，气郁常为诸郁之始，日久则化生诸郁，六郁以气郁为主，强调气机通畅则诸郁皆舒，故创用越鞠丸以行气解郁，使中医治疗实邪郁证的理、法、方、药逐渐系统和完整。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更扩充了郁证的范围，把郁证分为“因病而郁”和“因郁而病”两大类，提出：凡气血一有不调而致病者，皆得谓之郁证。从五行之气太过及其对人体五脏的影响而论“郁”的病因病机，对五郁治法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解释和发挥，认为气机怫郁，玄府闭塞，则津液血脉、荣卫清气不能升降出入而为病。简而言之，气机升降失调，则脏腑功能失调，气血不和，郁而为病。郁证种类繁多，症状表现复杂，将其简单的归属为情志之郁确属谬误，明代医家赵献可曾指出：“《内经》五法为因五运之气所乘而致郁，不必作忧郁之郁。忧乃七情之病，但忧亦在其中。”
于志强教授挖掘整理历代医籍，系统辨析了古代中医对郁证的认识，认为典籍中对郁的阐述，是把它作为一个病机，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而当前中医内科学教科书中所说的郁证，多指神经官能症及心身抑郁症一类疾病，这也是郁证狭义化原因的关键所在，他认为应从病机角度理解郁证方为妥当。于志强教授将郁证归纳为脏腑气机阻滞，引起气血不和，而致湿、痰、火、气、食等病理产物郁结于体内而产生的病证。对于郁证的外延，他认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指的是人体在病理情况下所表现出的一种阴阳失和，气机运行不畅，人体气血、脏腑功能郁滞不通的病理状态；后者指的则是一类因情志怫郁导致气机郁滞而引起的病证，属于心身疾病的范畴。
于志强教授认为“气血冲和、万病不生”，若气机壅滞，气血郁滞，则“郁生百病”，应从广义的角度去认识郁证的内涵及外延，而非局限于“情志之郁”。情志致郁固然多见，但肝郁之形成又不仅局限于情志，盖肝秉性刚强，虽无精神刺激，也易激动肝气，造成肝疏泄失职，气血郁滞。
中医论治诸郁具有悠久的历史，涉及面又较广，证候表现及变化颇复杂，由于历代医家，甚至同时代的医家对于“郁”概念的病因、病机等内容观点不尽相同，不同医家的学术争鸣形成了不同的医学学派，使得中医理论的理法方药体系日趋完善。随着时代的延伸，诸多医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断继承创新，催生出了“郁生百病”、“因病致郁”和“因郁致病”等学说，理论日臻完善，治疗方法越来越成熟，开创了中医学发展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