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题　普鲁塔克与罗马政治

普鲁塔克与罗马政治

佩林（C. B. R. Pelling）　撰

李孟阳　译

普鲁塔克果真对罗马政治感兴趣吗？毕竟，他写的是传记，并非历史；他也屡次表示对历史背景的描述无甚兴趣。他说，这种事留给编年史家就好了，⁽¹⁾因为揭示人物特征的常常是那些琐事、片言只语和笑料，而非那些攻城略地的大事。⁽²⁾我们应该“经常”注意那些琐事——经常，而非总是。普鲁塔克的传记体裁甚为多变，而他对历史背景的兴趣亦时时不同。有时他专写个人生平，只用寥寥数笔交代历史背景，例如：《克拉苏传》（Crassus）；《安东尼传》（Antony），在描述公元前44年夏至公元前42年夏两年间的政治时，竟未提及布鲁图斯（Brutus）和卡西乌斯（Cassius）；《小卡图传》（Cato minor），普鲁塔克试图描述公元前60年前三头同盟的形成，但对克拉苏只字未提。

不过，在别的传记里，他对历史的兴趣又非常清楚，而且他明显关心呈现“编年史家”那样的分析——只不过他呈现的方式相当不同。《恺撒传》（Caesar）是个很好的例子。在那里，普鲁塔克非常关心解释恺撒如何获取僭政。“绝对权力，”正如他在末章所说，“是恺撒毕生寻求之物——而他只看到它的名称，以及它的名声带来的危险。”（《恺撒传》69.1，对比57.1）是什么力量把他推上这一权位？普鲁塔克给出了一个清楚的答案。从一开始，恺撒就是罗马民众（dēmos）的头号宠儿。当他们支持他，他上位；当他失去他们的拥护，他下台。在较前的章节里，民众鼓励他成为国家的元首。⁽³⁾恺撒复兴日渐衰败的“马略派”（Marian faction），这也引出了相同的分析。他的反对者谴责他展示马略的画像（imagines）是“试图赢取民众”（6.1－3），而拥护这一展示的人则鼓励他实现更大的抱负：他们说，民众会支持他一路披靡直至权势顶峰（6.7）。⁽⁴⁾恺撒对民众施以慷慨，民众则以“新职任和新荣誉”回报他（5.9，对比4.4－9）——这是个有趣的伏笔，预示着在恺撒生命的最后，民众把辉煌而又可憎的荣誉授予他，但对授予他荣誉感到怨恨。普鲁塔克评论道，起初，恺撒的花费是用极低代价换取了最有价值的东西（5.8，对比4.8）；而且从一开始，贵族派（optimates）全上当了（4.6－9，5.8）。“元老”是渐渐地才意识到危险。正是被如此描述的“元老”被视为恺撒的敌人。⁽⁵⁾恺撒适时地获胜，然后成为僭主——此后他开始失去民众的重要支持。例如，60－61章仔细刻画了逐狼节（Lupercalia）⁽⁶⁾上的义愤，其中强调了民众的反应，尤其他们最后的失望。我认为，在这一段落中，我们会看到，普鲁塔克重写和重新解释了他所掌握的素材。⁽⁷⁾（阿庇安［Appian］、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和普鲁塔克在《安东尼传》中相对照的叙述似乎和《恺撒传》一样全是依据相同的素材——很可能是波利奥［Asinius Pollio］的叙述——但没有哪个版本像《恺撒传》那样强调民意。）［大众］适时地转向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恺撒现在变得脆弱不堪，最终被杀；此后，民众的激情再次爆发，而受害者是不幸的“诗人辛纳（Cinna）”（68）。⁽⁸⁾

当然，对历史解释如此强烈的兴趣并不典型，但也并非全然是个别现象。例如，《格拉古兄弟传》（Gracchi）再次表明，普鲁塔克试图将两兄弟的政策和命运与城镇民众的态度联系起来。《马略传》与《西塞罗传》都致力于解释其传主的崛起——何种力量和何种联合所提供的支持使他们能够克服政治新人在罗马所遇到的阻碍。⁽⁹⁾《老卡图传》（Cato maior）也是如此，尽管普鲁塔克在其中给出的解释更加响亮，却不那么令人信服：那时的罗马民众更强大，也更配得到伟大的领导者，因此他们乐于选择作风简朴的人作为执政官，而抛弃与之敌对的民众煽动家（《老卡图传》16.8，对比《埃米利乌斯传》11.3－4）。或许，这不太像是我们的那种历史解释——但它仍是一个史学归纳，试图让一种惊人的成功变得更容易理解。不过，别的传记当然对历史主题不那么感兴趣。《苏拉传》（Sulla）显然不如《马略传》对历史有兴趣。当《苏拉传》谈到史事的要点时，往往缺乏条理，只提及一些有助于我们对苏拉性格作出道德评价的概念：如今将领们不得不花费巨额财富贿赂他们的军队，因而与保鲁斯（Aemilius Paullus）或弗拉米尼努斯（Titus Flamininus）等人相比，苏拉对希腊更为严苛就不足为怪——尽管苏拉自己也须为助长和加速衰败负责（《苏拉传》12.9－14）。罗马如今是个极其腐败的城邦，以至于苏拉发现，比起吕山德（Lysander）在斯巴达，在罗马更易脱颖而出（《苏拉传》40［1］.2－7）。《马略传》或《恺撒传》都着意于使传主的政治生涯在历史层面清楚易懂，《苏拉传》多少远离了这一单纯的兴趣。

此外，当普鲁塔克并非首先关注历史时，他会谈一些非常怪异之事。例如《克拉苏传》就是一篇尤其琐细、轶事颇多的传记。显然，普鲁塔克相当睿智地认为，绝不可能为克拉苏写一篇严肃的历史传记。该篇传记有许多精彩的叙事片段——从马略和辛纳那里扣人心弦的逃离、与斯巴达库斯（Spartacus）的战争以及帕提亚（Pathian）远征的灾难。政治方面的论述则浮光掠影：对公元前70年执政官一职只有相当琐碎的叙述，公元前60年至前56年间所有政治史——普鲁塔克当时对这段历史知之甚详⁽¹⁰⁾——只用一个思路混乱的段落就打发了（14）。最充实的政治分析实际是在一段离题话中引入的，这段离题话恰好出现在斯巴达库斯战争前，显然是要为接下来的整个二十年给出说明：

罗马分作三股势力（——非常怪的一个词语），庞培、恺撒和克拉苏。卡图的名气大于其实力，所以他受人敬仰却无所作为。邦国中审慎睿智者支持庞培，而鲁莽气盛者则追随着恺撒所唤起的希望；克拉苏处中间，从两头谋利，不断转变立场，既非可信的盟友，亦非不可化解的敌人。只要有利可图，他随时准备放弃忠诚与敌意。（7.7）

这实在异于寻常。很难找到任何一个时期的现实与这一分析相称——庞培作为当权派、恺撒作为民众派（popularis）、克拉苏作为反复无常的骑墙派。这一分析完全不适用于我们在此篇传记中读到它的那一时间段，此时我们仍沉浸在七十年代。普鲁塔克清楚地知道，恺撒在十年后才成为重要人物：他在《庞培传》和《恺撒传》中写得很清楚。⁽¹¹⁾他也清楚地知道，庞培实际从未得到“邦国中审慎睿智者”（如他在此所言）的信任：确实，他在《庞培传》中表明，仅仅在五十年代后期，即在克拉苏死后——因此在《克拉苏传》本身的时间范围外——贵族们才对庞培有些真切的了解，而在公元前60年之前庞培生命的第一阶段中，民众的支持对于庞培至关重要。⁽¹²⁾《庞培传》对公元前70年共任执政官的叙述与《克拉苏传》中的段落形成鲜明对比。在《庞培传》中，普鲁塔克的确关心对历史背景的解释，他写道：“克拉苏在元老院占据上风，而庞培在群众中享有大权。”（《庞培传》22.3）——顺便注意典型的元老院－民众（boulē－dēmos）分析再次出现。但这明显与《克拉苏传》中的文段不相容，后者把庞培视作当权派，把克拉苏当成骑墙派。在《克拉苏传》里，普鲁塔克准备给出一个不同的解释——尽管比较粗略且难令人满意——仅仅是因为这一解释有助于对传主的性格刻画。在其中，克拉苏是精明的操控者，为了满足他自己的野心和（尤其）贪婪，他毫无原则地利用每个可资利用的人。“中间派”（The middle）是一时支持这边一时倒向那边，明显也符合克拉苏的形象。对克拉苏的这一看法并非完全不可信，但让他在恺撒和庞培两股“力量”之间摇摆，则远非可信的事实。如果普鲁塔克在那里考虑过这一点，他必定意识到自己在编造历史，无视史实。

我们也很容易找到类似的例子。我认为，可以表明普鲁塔克对克劳迪乌斯（Clodius）的看法在不同传记中是不同的，并取决于每篇传记的趣味和重点。在某篇传记中，他是一个独立的形象，欺侮消极的庞培，使其屈服并受辱；在另一篇里，他相对温顺而恭敬，谦恭地追随三巨头的意志。⁽¹³⁾同样可以表明，普鲁塔克关于内战起源的观点并不始终相同：⁽¹⁴⁾相比于其他传记，《庞培传》里的庞培要更强烈地察觉到恺撒在高卢的威胁。⁽¹⁵⁾这一切使得对普鲁塔克政治观点和政治解释的分析变成一个甚为微妙的问题。我们不应指望他总是前后一致，我们必须始终意识到，他可能会歪曲其分析以适应某篇具体传记的主题；我们应该更加重视某些传记而非别的传记。那些他最关心历史分析的传记——或许是《恺撒传》《马略传》和《格拉古兄弟传》——可能包含着核心观点。如果这些传记里出现的观点在别处并不显眼或者无关紧要，我们无需对此感到惊讶。

还需注意另一困难。我希望，如今没有人会仅仅将普鲁塔克视为一名摘录者，原封不动地复制其素材里的分析。（事实上，学者们已经相当快地认识到，普鲁塔克有自己的想法和笔法。此一学术启蒙的进程只是从阿庇安和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起步的。）不过同样清楚的是，普鲁塔克有时确实会对某些观点和解释大加采纳。就拿他对内战起源的分析来说，我们会在《恺撒传》中找到其最简单的形式。不是庞培与恺撒的敌意而是其友谊导致了战争：公元前60年是一切的开端。他们首先联合起来摧毁了贵族，而他们最后彼此的疏远决定了共和国的命运。只有卡图看清了真相。恺撒一直对僭政充满热望，以其在高卢的财富换取通往权力之路。庞培受其愚弄，最初假装不知道，后来变得优柔寡断，最后成了元老院各种利益和野心冲突的牺牲品。克拉苏和朱莉娅（Julia）之死扫除了战争的关键障碍；罗马险峻的政治态势——罗马的［坏政体］使许多人承认君主制是唯一的解决之道——是使这一切得以可能的背景。⁽¹⁶⁾这确实是个强有力的分析，但几乎不是普鲁塔克自己的。在阿庇安那里（当然也有别处），这个分析的大部分内容以明显类似的形式再现，⁽¹⁷⁾而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分析源于波里奥的作品。当然，我们尽可以挑剔波里奥的作品。为了写一个强有力的开篇，波里奥肯定夸大了公元前60年选举协议的重要性，以此引出“前三巨头”（如我们习惯所称）的长篇传奇。贺拉斯把“领袖们的重大友谊”（gravis principum amicitias）视为波里奥著作的一个主题（《歌集》2.1.3－4）：波里奥可能太过强调大人物之间的私人关系，又把他们写得太有远见，野心太过清晰。对罗马坏政体的处理倾向于局限在罗马内部的暴力和腐败——尤其大人物或其追随者开启的暴力和腐败；没有迹象表明波里奥对帝国、军队和行省进行过范围更广的探究。不过，无论我们说什么，我们实际更多的是在评论波里奥而不是普鲁塔克：普鲁塔克只是承认并接受这一分析在智性上的出众及力量。

类似的文段肯定有助于我们看到，哪些分析被普鲁塔克视为可信，并且因富有启发又明白易懂而被他接纳；由此，可以将它们当作探讨普鲁塔克自身的历史理解的证据。不过，最终它们不及另一类段落所告诉我们的多。在这类段落中，我们能看到普鲁塔克个人的判断和预设在发挥作用，能看到他对其所描述的事件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解释：尤其是，我们能看到他对素材所提供的内容进行重新解释。例如，在《恺撒传》对逐狼节事件的叙述中，（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似乎修正和改写了波里奥的叙述，试图将重点集中在民众的反应上；或者像在《恺撒传》较前的章节里，他不厌其烦地强调民众鼓励恺撒成为“国家的元首”。（我们可以比较苏埃托尼乌斯传记的较前章节，他明显基于非常类似的素材，但并没有如此强调民众主题。）⁽¹⁸⁾在这些文段里，我们看到普鲁塔克本人努力使其材料变得明白易懂。同样在这些文段里，他的分析非常一致地聚焦于民众主题，即恺撒所享有的广泛支持——顺带说，当普鲁塔克重述波里奥对战争原因的分析时，这一主题却踪影全无。

在诸如《恺撒传》这类传记中，普鲁塔克忽略的内容跟他补入的内容一样能告诉我们他的预设。当然，我们不应期望他会过多讨论恺撒与（比如说）奥瑞利乌斯家族（Aurelii）或者埃米利乌斯•雷必达家族（Aemilii Lepidi）——两个在恺撒仕途早期有极大影响力的家族——的姻亲关系；⁽¹⁹⁾无论我们将这种关联看得多么重要（至少在解释一位年轻人仕途的第一步时），这些都不是古代作家通常强调的关联。不过，关于恺撒想方设法博取元老院的好感或拉近与元老院的关系，普鲁塔克本可以讲得更多。例如在5.7，他没有提到恺撒的新娘庞培娅（Pompeia）是苏拉的孙女，尽管这显然是传记感兴趣的内容。⁽²⁰⁾极为引人注目的是，普鲁塔克只字不提恺撒与克拉苏、庞培等大人物之间的关系：这篇传记从未提及恺撒对加比尼亚法（lex Gabinia）的支持、他为了将庞培从东方召回所施加的压力或者他与庞培的副将奈波斯（Metellus Nepos）的联合，也没有提起在喀提林事件中恺撒涉嫌与克拉苏共谋。普鲁塔克肯定知道所有这一切。⁽²¹⁾但在这篇传记里，恺撒是他自己的主人和代理人。他所获得的支持——尤为关键的民众支持——完全由他自己创造。如别处那样，普鲁塔克在这里很少提及个人性的依附、同盟以及交易，而这些是大多数现代学者想要强调的——无论在我们看来它们是多么短暂或是多么根基牢固。如别处那样，在这里民众主题始终是最重要的。

没有人会认为普鲁塔克的分析全是错的。当然，恺撒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平民派（popularis），在他自己的时代就被视为如此，⁽²²⁾城镇民众的支持对他非常重要。这一分析的毛病仅在于它所忽略的东西。对于解释恺撒的生涯和成就来说，这一分析是几条重要线索之一。普鲁塔克只关注这条线索，这就极其令人瞩目了。此外，这类分析反复出现。在一篇又一篇传记里，在每一个时期，我们都会看到城镇平民与元老院的对抗以类似的形式出现。在政治中就只有这两种力量，可以把它们描述为（例如）《马略传》4.7中的［两方］。“元老院欲求和平，但马塞鲁斯（Marcellus）煽动民众发动战争”（《马塞鲁斯传》6.2）；“克劳迪乌斯（Appius Claudius）总有元老院和最优秀的人的支持——这是他的家族传统——而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尽管自身就很显贵，却总是深受民众支持和拥戴”（《埃米利乌斯传》38.3）；马略“是元老院强大的对手，因为他善于煽动民众”（《马略传》4.6）；在公元前70年，民众批评庞培，说他“太过讨好民众而把元老院丢在一边”（《庞培传》21.7），然后我们又读到，“克拉苏在元老院占据上风，而庞培在民众中享有大权”（《庞培传》22.3）；在公元前66年，“民众的支持和民众煽动家的奉承”使庞培担任统帅攻打米特里达梯（Mithridates），而“元老院和最优秀的人”则感到卢库鲁斯（Lucullus）受到极大的怠慢（《卢库鲁斯传》35.9）；在公元前59年，恺撒着力声称“他违背己愿被迫去讨好民众，乃因元老院的残暴和无情”（《恺撒传》14.3）；在公元前50年，卡图跟民众的关系不再有什么进展，民众“一心想恺撒成为权位最高之人”，但卡图“说服了惧怕民众的元老院”（《小卡图传》51.7）；在公元前44年3月和4月，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获得元老院的好感”，又转而讨好民众（《布鲁图斯传》21.2－3）。⁽²³⁾政治中的这两种力量或因素不太像是某种党派：普鲁塔克从未暗示存在任何有组织的政客团体，即那些有计划地致力于促进民众利益的人（尽管他谈到的“民众煽动家”有时与此意义相近）。⁽²⁴⁾但至少，元老院和民众几乎总是各自以其统一而共同的方式行动，而如果双方行动一致，普鲁塔克就会感到惊讶。例如，如果他们联合起来支持西塞罗出任执政官，或如果具有贵族心性的埃米利乌斯和别的民众煽动家一样受民众追捧（《西塞罗传》10－11，《埃米利乌斯传》38.6）。别的复杂因素，例如骑士（equites）或意大利人或老兵，被有意忽略，因为普鲁塔克更愿意让他的画面显得简单而明晰。

某种程度上，并非只有普鲁塔克这么做。在罗马，将“元老院”和“民众”相对比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这一分析模式在罗马史撰中太常见不过了（我们稍后会看到），而且，由于显然与［寡头］和［民众］的古典希腊模式相似，所以它跟罗马的希腊史家尤其投契。在珀律比乌斯（Polybius）那里，罗马与希腊的对应极为清楚。珀律比乌斯把元老院和民众视作其罗马“混合政体”图景里三个关键因素中的两个：正如执政官贡献了君主制的要素，元老院则引入了贵族制要素，民众注入了民主制要素（珀律比乌斯，6.11－18、43－58）。并不奇怪的是，这一图解没有给骑士（euqites）留下位置，例如：在6.17，他不得不很为难地将骑士阶层中的包税者（publicani）纳入“民众”。⁽²⁵⁾正如舒泽（Clemence Schultze）所指出的，哈利卡尔那索斯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在描述早中期共和国史时同样钟爱元老院－民众的对立。⁽²⁶⁾阿庇安在其《内战记》的开篇说：“在罗马，元老院和民众冲突频繁，他们在立法、债务取消、土地分配和选举事宜上有重大分歧”；狄俄也欣然采纳元老院－民众的对立，作为分析后期共和国历史的有力手段，并同样强调民众的支持是恺撒崛起的关键。⁽²⁷⁾

但在这些作家那里——不包括普鲁塔克——通常还不止于此。这些作家运用这些范畴的方式中常常体现出某种深思，狄奥尼修斯可能就是这样，而珀律比乌斯确乎如此。珀律比乌斯明显费了一番思量，才得以从罗马政体中分离出对应希腊模式的要素——而且他得出的结论当然是：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要素的独特混合（尽管未必是任何一种要素自身）确实不与任何希腊政体类似，也的确优于希腊人能够提供的任何东西（珀律比乌斯，6.43－58）。很难认为普鲁塔克对元老院－民众范畴的运用会如此具有反思性。在别的作家那里，也常常能感受到某种历史性变化。和狄奥尼修斯相类，珀律比乌斯强调，罗马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独特混合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发展（珀律比乌斯，6.10.13－14，51.5）；⁽²⁸⁾阿庇安在其引论中，倾向于将元老院－民众的冲突视为较早期罗马历史——在格拉古兄弟之前——的主要线索。格拉古兄弟标志着暴力被引入政治（阿庇安，《内战记》1.2.4；对比普鲁塔克，《格拉古兄弟传》20.1），此后阿庇安更多地集中于这一主题：“归国将军”以及他所带领的一支有所不满而需要安顿的军队（阿庇安，《内战记》1.1－6，尤其1.2.4以下）。这一分析在阿庇安史书的后面再次出现，而他对元老院－民众对立的运用相对较少。⁽²⁹⁾他和狄俄那样，比普鲁塔克更多意识到元老院－民众的对比常常失效，需要运用其他解释的进路。因此，阿庇安和狄俄更多地谈到别的方面，比如老兵和骑士。因而，阿庇安知道庞培可以既是“民众的朋友”（），同时在其对针对元老院的行动中也能完全担起责任（阿庇安，《内战记》2.20.72）；因而，狄俄能引入对卡图、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作为“民众的情人们”（）的趣味盎然、富有启发性的描述（狄俄，37.22.3，43.11.6，47.38.3）；⁽³⁰⁾因而，他可以谈论——固然是以一种较为费解的方式——庞培和克拉苏分别带进公元前60年的三巨头联盟中的多种“联合”（）（狄俄，37.54.3，37.57.2）。⁽³¹⁾令人称奇的是，在普鲁塔克那里，对此类复杂因素的引证是多么罕见，而对简单的元老院－民众对立的强用是多么严苛和排他！确实，他经常还原和简化其他解释模式，由此他就能够用这一对立来表达它们。我们肯定在此找到了普鲁塔克技艺的个人特色。

尤为吸引人且富有启发的是《格拉古兄弟传》。在那里，我们找到了与《恺撒传》中非常类似的分析，而且那些会使简单画面变得复杂的要素也同样被删去。提比略（Tiberius）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格拉古兄弟传》7.3－4，8.10，10.1），他的政策也以城镇民众为目标（《格拉古兄弟传》8.10，9.3，10.1，12.6，13.4，13.6）。元老院——或说是这篇传记中更常用的“富人”（《格拉古兄弟传》10.9，11.1，11.4，12.6，18.3，20.3）⁽³²⁾——自然报之以敌意。受民众的热情牵引，提比略试图罢免屋大维（Octavius），但就在这时，民众对他的支持开始减弱（15.1）。他发现只能硬着头皮采取更为极端的政策（16.1），但民众依然冷淡：反对法案的人被激怒了，他们把握机会杀死了提比略。但他的死亡使民众的狂热又再次爆发了（21），这正让人想起，恺撒被杀之时，诗人辛纳（Cinna）成了牺牲品。确实，整个事件序列与《恺撒传》所表现的模式极为相似：民众的支持带来成功，民众的冷淡使人走向致命的错误，民众的狂热最后再次爆发。数年后，整个模式又在盖乌斯（Gaius）身上发生：我们看到盖乌斯起初很受民众拥戴，他也回应以一系列讨民众欢喜的措施；之后就是民众支持的减弱，这次更多的是由于敌对者的狡诈而非盖乌斯的失误，敌对者利用德鲁苏斯（M. Livius Drusus）压制了盖乌斯的提案。盖乌斯被迫使用极端手段；敌对者把握了机会，盖乌斯丧命；在他死后，民众的狂热再次出现。⁽³³⁾又一次，焦点全部集中在城镇民众身上，他们的支持带来成功，他们的冷漠带来失败和死亡。《恺撒传》的模式在《格拉古兄弟传》中再现，而且再现了两次。

此外，我们能看到普鲁塔克移除了不适合的材料。在《格拉古兄弟传》8，普鲁塔克正为各种棘手问题设定背景。此章似与阿庇安《内战记》1.7取自相同的素材，⁽³⁴⁾但我们看到普鲁塔克和阿庇安选择强调相当不同的线索。如大家所知的那样，阿庇安非常关注意大利的线索。问题在于意大利种族是［富于男子气］还是［缺乏男子气］，而且提比略试图取悦意大利各地的穷人——显然还包括同盟者。⁽³⁵⁾另一个特殊的关注是，大庄园里的地主更喜欢奴隶而非自由劳动者，因为自由人有参军的资格；而这一军事线索也得到大量强调。普鲁塔克似乎知道这类解释，有理由推断，他和阿庇安共用的素材中有类似的解释。例如，普鲁塔克确实提到“穷人对参军并不太热心”，以及他们“不关心养育后代，因此很快整个意大利会因为缺乏自由民而受到损害”；而且他记录了提比略激昂的言辞，替那些“为意大利战斗和牺牲”却处境悲惨的人大声疾呼（《格拉古兄弟传》8.4，9.5）。⁽³⁶⁾但所有这些都没有被置于分析的中心，对“整个意大利”的单独提及显得相当模糊。普鲁塔克的全部重心都在提比略试图造福和安抚的城镇民众上。公共土地曾被分配给“那些一贫如洗、失去土地的公民”，但如今这些土地也被剥夺了。提比略试图逆转这一进程（《格拉古兄弟传》8.1，9.2）。普鲁塔克显然将在罗马的公民视为提比略举措的受惠者，这一举措按希腊的说法其实是传统的［土地再分配］。（提比略的敌对者确实指控他正在引入一项土地再分配并引发一场革命，见9.3。）稍后，阿庇安谈到“乡下人”（1.10.41）来到罗马支持提比略，然后谈到乡下的公民来为其连任投票（1.14.58）：阿庇安在两件事的细节上可能有些混乱，但他和普鲁塔克共用的素材中一定有与此类记录相似的东西。⁽³⁷⁾普鲁塔克再次略去了细节，将一切缩略为城镇民众。他对盖乌斯的处理也非常类似，再度单纯集中在民众要素上。诸法律——包括将公民身份扩展到同盟者的［同盟法］——全都有一个极为直接的目的，而普鲁塔克对此毫不怀疑：盖乌斯试图赢得民众的好感（《格拉古兄弟传》26，尤其26.2）。有迹象表明，普鲁塔克再次改写并简化了其素材。例如，他在这里轻描淡写地提到意大利人对盖乌斯的支持，或者略略提及对盖乌斯和弗拉库斯（Fulvius Flaccus）煽动同盟叛乱的指控（《格拉古兄弟传》24.1－2，33.1；24.1－2，31.3）。这类文段显然暗示，在普鲁塔克的素材中关于意大利人的材料为数不少（正如在阿庇安那里）。但在普鲁塔克那里，这些材料又再度是不相干的，并且未得到解释。分析的中心仍然是城镇民众，一位模式化的民众煽动家盖乌斯以模式化的方式讨好他们。对民众的这一强调显然符合传记的结构——不仅是《格拉古兄弟传》的结构，还有两对传记的结构。格拉古兄弟与阿吉斯（Agis）和克莱奥门尼斯（Cleomenes）相比较，四个人都被视为民众煽动家，即便他们最初是理想主义者：这一比较的全部要点就在于此（《阿吉斯与克莱奥门尼斯对比》2.7－11，对比《格拉古兄弟传》42［2］以及44［4］）。不过，显然普鲁塔克进行了高度简化和改写，以凸显对民众的这一清晰聚焦。

有必要考虑这点对罗马史家的重要性。阿庇安关于格拉古兄弟的叙述的倾向常被仔细考察，经常有人提醒我们注意阿庇安《内战记》卷一中的“泛－意大利主题”；⁽³⁸⁾学者们常试图利用普鲁塔克来攻击阿庇安的“意大利”材料的可靠性。最具影响力的巴蒂安（Badian）在论证提比略的赠地方案仅限于罗马公民时，明确捍卫普鲁塔克的权威：他认为，相比于阿庇安，普鲁塔克对城镇民众的强调代表了一个传统中更早且更可信的阶段，而所有关于意大利人的事情都是通过阿庇安接触的素材（他认为是后期共和国或奥古斯丁时代的一位民主派史家）进入传统的。⁽³⁹⁾最近，伯恩斯坦（Bernstein）试图调和普鲁塔克和阿庇安，他认为提比略先是有意把意大利同盟囊括进他的赠予对象（阿庇安）——但之后改变了计划，仅限于分配给罗马公民（普鲁塔克）。⁽⁴⁰⁾令人忧虑的是，学者们太少关注普鲁塔克的方法——在与阿庇安的比较中，普鲁塔克常常是无言的伙伴。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实际也肯定能够看到，普鲁塔克惯于将复杂的描述删减为简单的元老院－民众范畴，那么更可能的是，是他将关于意大利人的事情从他的叙述中剔除出去，而非阿庇安或阿庇安接触的素材把这些事情带入进来。如果假定两者有共同的素材是正确的，这就可以说，保存素材精神的是阿庇安而非普鲁塔克。

若如此，这就更难舍弃阿庇安关于这一“意大利人”线索的证据，而尤为困难的是否认他的这一观点：提比略意欲让意大利的同盟者共享赠地。⁽⁴¹⁾当然，“意大利人”需要更明确的界定：这些人是谁？看来不只是乡下公民，除非阿庇安严重误解了其素材；⁽⁴²⁾也有拉丁人和同盟者，或仅是同盟者？他们是否在分得土地的同时也获得了公民身份，正如理查德森（Richardson）所认为的那样？⁽⁴³⁾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可能没有充分的证据来给出确定的答案。也很可能的是，“意大利人”的整个线索在提比略的宣传和计划中并没那么突出，正如阿庇安所暗示的。就阿庇安对整个时期的洞察而言，强调意大利的不和肯定非常重要，因为他一直在准备并推进那些会在他处理同盟者战争（Social War）⁽⁴⁴⁾时回归的主题：伽巴（Gabba）和库夫（Cuff）极为细腻地追踪了这一思路。⁽⁴⁵⁾阿庇安也许希望充分利用他所找到的大部分关于意大利的材料——不管怎样，这符合他处理历史的方法。他并不太是“热爱意大利者”（Italophile）（正如库夫再次表明的那样，问题并不在此），但他在其史书中对社会因素有不同寻常的敏感，尤其是对于乡村所提供的支持的重要性。⁽⁴⁶⁾但是，“充分利用他所找到的关于意大利的材料”是一回事，处处编造是另一回事。认为这一线索完全没有史实根据，这与我们所了解的阿庇安，或与我们就其素材所作的推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阿庇安的作品中肯定没有任何内容能支撑一些人表现出的轻蔑态度，比如巴蒂安。巴蒂安舍弃普鲁塔克和阿庇安作品中“关于‘富人’‘穷人’对立的唠叨话”，认为“只是一种内讧的刻板模式，一种于史家无用的纯粹的文学笔法”，⁽⁴⁷⁾由此他就模糊了普鲁塔克与阿庇安在此极为重要的差异。就普鲁塔克而言，史家理应有怀疑精神：贫－富对立不仅是一个刻板模式，它更是普鲁塔克独特版本的刻板模式，而我们的确能看到他对一个复杂的事实进行简化以符合这一模式。阿庇安则大为不同。对他而言，贫－富冲突仅仅是更复杂的事实中的一条线索：城镇和农村、罗马人和意大利人实际上对他的分析来说更为重要。当然，范畴都是粗略的，⁽⁴⁸⁾但其本身无需引起怀疑。最复杂的政治划分通常包含了能够以这些术语极为恰当地（尽管粗略地）描述的矛盾。诸种因素的混合可能会引起混淆，但绝不刻板：伽巴的确有理由认为，阿庇安在《内战记》卷一这部分的分析有非刻板的和非传统的性质。⁽⁴⁹⁾很难相信关于意大利的材料是凭空捏造。

回到普鲁塔克：《马略传》28－30对萨图尼努斯（Saturninus）和格劳奇亚（Glaucia）的叙述可能有类似的情况。《马略传》是另一篇普鲁塔克极为关心历史分析的传记，而且普鲁塔克最为留心分析马略摇摆不定的民意支持。他很可能再次与阿庇安使用了相同的素材，后者在《内战记》1.28－33中给出了相对应的叙述。⁽⁵⁰⁾不过，两位作家的重点再度完全相异。阿庇安相当清楚地表明，支持萨图尼努斯并将从其土地法案中获利的是“意大利人”。城镇民众（［城邦平民］，1.30.133）强烈反对萨图尼努斯，他们在此事上站在元老院一边。当萨图尼努斯试图放逐梅特路斯（Metellus），意大利人又再支持他（1.31.139－140），并再度威胁要跟城市居民肉搏；萨图尼努斯一下台，民众和元老院又再次合而为一，欢欣鼓舞地把握机会敦促召回梅特路斯。（我认为，阿庇安所谓对萨图尼努斯的“意大利的”或“乡下的”支持意指“意大利同盟”；就算如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意指“乡下公民”，阿庇安仍然严格区分了乡村居民与城镇居民。）⁽⁵¹⁾所有这些对普鲁塔克而言太复杂了。他把萨图尼努斯转变为像格拉古兄弟那样的传统煽动家。萨图尼努斯的目标是“赤贫而混乱的暴民”（，28.7，对比29.9）：很清楚，城镇民众支持他（29.7，29.11，30.2），而元老院反对他。土地法案的目标似乎再次是城镇民众：没有提及阿庇安笔下的那些“乡下人”或“意大利人”。（在此语境下，也确实没有提及马略的老兵们，尽管普鲁塔克在前面的28.7提到过他们；这一点稍后详述。）这使得后来民众反对马略的狂潮（30.5）以及民众敦促召回梅特路斯的呼声（31.2）更难以解释——不过普鲁塔克并不介意：毕竟，暴民无常。阿庇安对这些事情的说法更为细腻和复杂，无论其与史实的关系如何；⁽⁵²⁾如果他和普鲁塔克有共同的素材，那么很可能是阿庇安而非普鲁塔克更多地保留了素材中分析的复杂性。我们再度看到普鲁塔克的删减笔法，他乐意将最复杂的事件简化为民众和元老院的简单冲突，也乐意删削那些会使简单的模式变得复杂和模糊的材料。

之前我提到普鲁塔克“用很希腊的语言”描述提比略的［土地再分配］，现在自然要进一步讨论这种讲法。整个元老院－民众分析一定让人想起普鲁塔克谈论希腊政治的方式，以及希腊政治思想的诸种模式：或许不是元老院，但至少是寡头派（oligoi），被断定为激烈地反对无常的民众。在着手写作《对比列传》（Parallel Lives）之前，普鲁塔克显然对希腊文史有极为深透的知识，而他对详细的罗马史可能知之甚少；普鲁塔克是否在此将希腊的概念强加于罗马的现实？他是否歪曲罗马历史，使之符合不完全与现实匹配的刻板模式？有趣的是，戈默（Gomme）的讲法相反，但同样吸引人——普鲁塔克有时会将罗马的刻板模式强加给希腊历史：例如，尼基阿斯（Nicias）以奢华表演收买民众的好感，作为战士的基蒙（Cimon）败给了民主权术的诡计。⁽⁵³⁾确实，对普鲁塔克而言，用于描述希腊世界和罗马世界的语词的相似性有时非常有用，可以让他的传记对照得更为紧密。正如狄翁（Dion）和布鲁图斯必须杀死相似的僭主，伯利克勒斯（Pericles）和法比乌斯（Fabius）也必须面对相似的暴民和民众煽动家；优良的筹划堕落为彻头彻尾的民众煽动术（demagogy），这一点将阿吉斯、克莱奥门尼斯与格拉古兄弟联系起来。

显然，罗马传记中的语言与希腊传记确实极为相似。罗马民众的敌对者能以多种方式得到描述，尽管他们一般被视为等同于（或至少控制着）元老院：他们是［贵族统治者］，⁽⁵⁴⁾或［知名的］，⁽⁵⁵⁾或［高贵且善的］，⁽⁵⁶⁾或［优雅的］，⁽⁵⁷⁾或［寡头统治者］，⁽⁵⁸⁾或［出类拔萃的］，⁽⁵⁹⁾或［最受欢迎的］，⁽⁶⁰⁾或［最强有力的］，⁽⁶¹⁾或［最强大的］，⁽⁶²⁾或直接是［第一流的］或［最好的］。⁽⁶³⁾确实，这些恰是普鲁塔克谈论希腊政治时惯用的词汇。⁽⁶⁴⁾他在《恺撒传》或《格拉古兄弟传》中给出的那种分析——主人公赢得民众支持，然后失去这一支持，最后这一支持又得到重申——与《伯利克勒斯传》等有许多照应。正如在希腊一样，一个人不时地要试图成为城邦的首领，因而，如果此人希望利用他在民众中的声望来获得这种地位，普鲁塔克通常就假定，他希冀着或力图达至［僭主统治］、［强人统治］、［君主/一人统治］。显然，这些指控在罗马政治的现实世界中数见不鲜，因而普鲁塔克自然会以此来谈论苏拉、马略、辛纳、萨图尼努斯、西塞罗、恺撒或庞培。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偶尔会提到“盖约•格拉古已然获得了某种君主的权力”，或暗示“卡西乌斯试图寻求他自己的强人统治（），而非同胞公民的自由”。⁽⁶⁵⁾如果再进一步分析某个人的目的，那么很少不是“革命”——［政变］或者［政体的毁坏］：喀提林分子和恺撒自然就是如此，还有萨图尼努斯，甚至还有六十年代后期的庞培的支持者，普鲁塔克不经意地再度提到“相当一部分民众想要庞培回来，因为他们期盼着一场革命”（《小卡图传》27.1，对比《庞培传》43.5）；还需注意在汉尼拔战争期间对统治阶级的指控：“他们试图利用战争拖垮民众，引入一个绝对的君主统治”（《法比乌斯传》8.4）。⁽⁶⁶⁾

政治目标和政治成就常从政体变革的角度来解释——这是一个非常希腊式的设想。罗马人典型的热望是成为体制中的第一流人物而非改变体制，而普鲁塔克对此没什么概念。当他写到马略或庞培时，他写的是他们的［爱统治］，他们对官职或指挥权的寻求；⁽⁶⁷⁾对于在一个欣赏自己的邦国中谋求威望和尊贵地位的热望，普鲁塔克并不了解。他显然对诸如dignitas［尊严］或auctoritas［威权］等概念的重要性没什么感受。反倒是罗马人对gloria［荣耀］的激情，他可能对其有更多感受：例如，他显然非常清楚，弗拉米尼努斯力求避免将对菲利普（Philip）的战争交给某个继任者，并准备媾和而不是看着此事发生。“他对荣誉有极端的热望，他害怕若另派一位将军迎战，他将丧失自己的荣耀”（《提图斯传》7.2，对比13.2）；普鲁塔克全然没有意识到这多么非比寻常或者说令人疑惑。⁽⁶⁸⁾不过，当他谈到这类对荣誉的热望时，他常带着极大的憎恨和敌意，尤其是，这种热望导致了格拉古兄弟的失败（《阿吉斯与克莱奥门尼斯对比》2），并且是老卡图不如阿里斯提德斯（Aristides）的一个重要方面（《老卡图传》32［5］4）。普鲁塔克显然没有谨慎考察罗马公共生活的价值，而且全然没有说明罗马人赋予对荣耀的竞争性追寻的尊严和价值。⁽⁶⁹⁾

当与希腊相似的罗马制度出现时，普鲁塔克则相当精通。例如，他似乎非常了解法庭上的政治行为，他在《老卡图传》15中对政治审判的讨论也相当合理。希腊的事务可能不会有太多不同——或至少不如政治生活许多其他方面的差异大。⁽⁷⁰⁾当缺乏与希腊的对应物时，普鲁塔克就捉襟见肘。一种罗马特有的制度可能会难住他。例如，护民官一职对罗马帝国的希腊人而言非常奇怪，普鲁塔克多次误解了护民官否决权，他说得好像一个护民官只能否决另一个护民官的法令。⁽⁷¹⁾因此，公元前49年1月上旬的几件事对他来说难以理解：在《安东尼传》5.10，他仅能提到贵族（［那些来自元老院的人们］）对护民官言论自由的侵害，并丝毫未表示撤销了他们的否决权。⁽⁷²⁾或者，政治生活中的成规可能会让他感到难解，或使他倾向于模糊处理。他显然知道罗马政治家族和家族传统的重要性：例如，克劳迪家族和梅特路斯家族传统上具有贵族心性（《埃米利乌斯传》38.3，《小卡图传》26.4）。他也看到，在国家危难之际，在说服埃米利乌斯坚守执政官一职上，家族同胞起到的重要作用（《埃米利乌斯传》10.2）。但他似乎没有察觉到那些大家族——西庇阿家族、梅特路斯家族甚至（忽略《格拉古兄弟传》1）塞姆普尼乌斯家族（Sempronii）——运用权威的程度。当他试图解释马塞鲁斯早期的选举胜利时，他从未提及家族的重要性（《马塞鲁斯传》2）：选举胜利的原因必然只能是其军事承诺。元老院都是［贵族统治者］，普鲁塔克对nobilitas［贵族身份］的重要性毫无概念，并且从未试图在元老院内部区分贵族的等级。当［贵族出身的］或［名门出身的］等词出现时，它们似经常指patriciate［贵族］。⁽⁷³⁾所有这些几乎没有表现出罗马贵族社会现实的特性。

希腊模式显然不适用于那些陌生的制度，如庇护制度（clientela）。普鲁塔克在《法比乌斯传》13.6中对保护人（patronus）作的定义无力而不充分，而且，当他提到一个被保护人－保护人（cliens－patronus）关系时，他一般解释成单个个人的依附或责任——一般是相当重要的个人：例如，马略对梅特路斯或赫伦尼乌斯（C. Herennius）的依附，或者穆齐乌斯（Mucius）（如果这是此人的名字）对提比略•格拉古的依附。⁽⁷⁴⁾他并未意识到被保护人的庞大群体在选举或军事上的重要性。⁽⁷⁵⁾因此，反对提比略•格拉古的元老院成员只能武装“他们的奴隶和朋友”来对抗他（《格拉古兄弟传》18.3）；因此，尽管普鲁塔克知道庞培在皮切努（Picenum）总受人欢迎，他喜欢去那儿是“因为人们非常喜欢他”，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民众的支持（《庞培传》6.1），普鲁塔克仍然只描述庞培在八十年代凭借私兵（private army）的崛起，而没有提到庇护制度。他对陌生的庇护制度的重要性毫不警觉，尽管他总是对其主角在各行省的成就，尤其是他们在治理上的正义与人性非常感兴趣。（这一显著特征将他与阿庇安、狄俄等希腊史家区分开来，后者更多地浸淫在罗马生活与罗马史书中；顺带提一点，普鲁塔克对大多数罗马统治者典型的残暴和贪婪有清楚的认识。）⁽⁷⁶⁾不过，普鲁塔克仍然以充满惊讶的言辞来描述埃米利乌斯与各方异族的关联，并将他对异族福祉的不懈关心视为其相当显著的特征（《埃米利乌斯传》39.8－9）。而且，普鲁塔克把斯帕尼阿德斯（Spaniards）对提比略•格拉古表现出来的热忱简单描述为“承自其父”，而丝毫没有注意到形式上的义务或责任纽带（《格拉古兄弟传》5.4－5）。

更经常的是，普鲁塔克修正那些陌生的观念，强使它们成为他能够理解的观念：再次，通过他典型的删减笔法（reductionism），陌生的观念常常变为熟悉的元老院－民众的对立。他当然知道骑士等级的存在，但他几乎不将之放入他的政治分析中：例如，他会提到苏尔皮休斯（Sulpicius）“反对元老院”的600名骑士，但他并未进一步分析马略所获得的骑士支持（《马略传》35.2）。⁽⁷⁷⁾（因此他非常不自在地将马略表现为一个奇怪又无能的骑墙派，间歇性地“违逆真实本性”去讨好民众［28.1］，但又在莫名其妙的时刻倾向于从他们身边溜开［例如30］。）当提比略或盖乌斯•格拉古或庞培提议要把法庭陪审团的一些名额分给骑士时，普鲁塔克每次都知道其政治重要性：在全部的三个例子中，他们都是试图赢得善意——民众的善意！（《格拉古兄弟传》16.1，26.2，《庞培传》22.3）他对包税者的处理类似：愤懑的包税者决心在罗马政治中打垮卢库鲁斯，但唯一的办法是利用“民众煽动家”（《卢库鲁斯传》20.5）。在所有这些方面，普鲁塔克与阿庇安和狄俄构成了对比，后者（尤其阿庇安）对骑士等级都有相当多的处理——可能确实又太多了。⁽⁷⁸⁾但无疑，普鲁塔克处理得太少。

在普鲁塔克对军队尤其是政治中的军队的处理中，我们显然能看到相似的删减笔法。他在某些方面处理得很漂亮。他知道从战场归来的将领所隐含的危险。作为一支忠诚的军队的领导者，他们是危险人物：他在《苏拉传》（12.12－14）中离题讨论此点，这个主题又在（尽管不是非常连续）《庞培传》（20.1，21.5－7，43.1－3）中出现。但这些还乡军队要些什么？此处他就差了，他显然不明白他们对土地的急切要求。他知道老兵们在某种程度上与公元前59年的土地法案有关，他甚至知道庞培“让城里驻满士兵”来让这项措施顺利通过，但他仍未能看到个中关联。法案旨在“赢得暴民的善意”，他们将土地分配给“穷人和赤贫者”。⁽⁷⁹⁾普鲁塔克对萨图尼努斯的土地法案的处理如出一辙。在那里，他同样知道，马略把他的士兵引到公民大会上去声援萨图尼努斯（《马略传》28.7）。但正如我们所见，土地法案仍然旨在笼络城镇民众并为之谋利。普鲁塔克在其分析中舍弃了意大利同盟，老兵问题也同样如此：一切再次被简化为一个针对城镇暴民的简单的、传统的［土地再分配］。正如他无视老兵在土地上的利益，他对马略军事改革的误解就不足为奇了。他知道马略向罗马军队引入了新的征兵模式，但他提到下面这一点时犯了一个令人深省的错误：他说，马略所征募的是“赤贫者和奴隶”（《马略传》9.1）。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这里所涉及的是另一类型的公民，即那些没有资产或土地的人：显然，他对民众的刻板理解过于简单，以致无法在纳税者（assidui）和无产者（proletarii）之间做出细微区分。同样在《苏拉传》中，当他离题讨论“返乡将军”时，他没有提到苏拉的军队包括这些新的、无地的入伍者。他没有看到，这个军队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他拿来与之比较过的弗拉米尼努斯、阿基留斯（Acilius）和埃米利乌斯的军事力量（《苏拉传》12.8－14）；而且，这些区别对于解释将军与士卒之间的新关系和由此引出的严重后果至关重要。

确实，他对士兵问题没有很大兴趣。他经常在描述政治时完全对此置之不顾。对于公元前44年春夏间这段风雨飘摇的日子，他几乎没有提到老兵；再一次，布鲁图斯、屋大维和安东尼常常争夺的是城镇民众的好感。⁽⁸⁰⁾普鲁塔克显然不认为老兵可能有真正的忠诚，值得进行讨论和分析：他在《布鲁图斯传》（23.1）中旁白道，“军队正在售卖——宛如一次拍卖：他们把自己卖给竞价最高者［……］”。根据他在《安东尼传》（30.6－31.3）对布伦迪西姆协定（treaty of Brundisium）的描述，仅仅是安东尼和屋大维的“朋友们”敦促他们接受条款，并通过联姻巩固双方的联盟。阿庇安则清楚地表明（他可能再次采用了相似的材料），是老兵们施压而使其领导人缔结和平（《内战记》5.63－64）。确实，在其他人的叙述中，三巨头的整段历史大相径庭，尤其是他们对士兵的处理：特别是阿庇安，他极其关注三巨头的老兵以及老兵的忠诚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尽管他似乎运用了相似的素材。狄俄对士兵问题有认识盲点，但他也知道他们的忠诚并非完全可以售卖；大马士革的尼克劳斯（Nicolaus of Damascus）同样跟史实更加合拍。⁽⁸¹⁾普鲁塔克舍弃了这一主题，再次以城镇民众为核心问题。

或许该回头来讨论普鲁塔克这些设想的来源问题。我已详细分析这些设想的“希腊性”，认为普鲁塔克从古典希腊的历史和政治思想中抽取出他自己的范畴，并强加给罗马的实际情况，尽管罗马的现实并不完全适合这些范畴。当然，我们必然不能夸大希腊与罗马的政治模式之间的差异。例如元老院－民众分析：这跟撒路斯特（Sallust）对于罗马政治的“两派”（duas partis）——少数人（pauci）（或nobiles［贵族］、potentes［强有力者］或就是senatus［元老］）和平民（plebs）——的看法有多大的不同？⁽⁸²⁾撒路斯特也常在其分析中忽略骑士，而且撒路斯特也重视平民、“工匠和乡巴佬”，视他们为将马略推上执政官一职的决定性力量。⁽⁸³⁾粗心的读者可能会认为——正如普鲁塔克经常认为的那样（《庞培传》15.1，22.2，《小卡图传》21.3）——最穷的公民真正掌控着以财富为基础的选举大会（comitia centuriata）。李维（Livy）有时也以类似的语词来描述事件，说元老院（或nobilies［贵族］）英勇地试图抵抗民众模式化的暴怒。⁽⁸⁴⁾在《为塞斯提乌斯辩护》（pro Sestio）带有倾向性的陈述中，西塞罗感到自己能避免谈论罗马政治中的两个伟大传统，即贵族（optimates）和平民（populares）；然后他以和普鲁塔克极近似的语词来描述格拉古兄弟，断言他们引入了讨民众喜欢而令好人们（boni）讨厌的法律。⁽⁸⁵⁾塔西佗也将“元老院与民众之间的恒常对抗”（assidua senatus adversus plebem certamina）视为共和国最后阶段的明显特征。⁽⁸⁶⁾还有对僭政和革命的寻求：这难道不是后期共和国的政治弊端，并偶尔也成为现实吗——“希望统治两边”（uterque regnare vult）之类（西塞罗，《致阿提库斯》8.11.2）？⁽⁸⁷⁾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及的波里奥对战争的解释那样，普鲁塔克难道不会只是照搬某些拉丁素材的解释，他的语言和解释与他谈论希腊政治的方式的相似性仅仅是一个偶然的巧合？

这一反驳或许有些道理。的确，普鲁塔克或许没有在罗马历史传统中发现任何有助于矫正他原有设想的东西，因此，并不令人奇怪的是，后期的传记在其历史解释上没有明显比早期所写的更复杂。⁽⁸⁸⁾不过，同样真实的是，很少罗马作家（以及很少希腊作家，如我们前面所讲的）会像普鲁塔克这样反复且排他地运用元老院－民众分析。例如，西塞罗会在《为塞斯提乌斯辩护》中将民众的很大一部分划分为贵族（optimates）；又如撒路斯特在那些帮助马略赢得最高尚选举（honestissuma suffragatio）的支持者中区分了多种不同的阶级。⁽⁸⁹⁾政治对手狂暴而强烈地毁谤并指控某些个人追求僭政，普鲁塔克却随意地假定这种指控通常是正确的。但无论如何，普鲁塔克显然没有简单地照搬他在其素材中所发现的范畴。相反，他通常对其材料进行重新解释，以便引出他偏爱的范畴，他全然不是传统的奴隶。我们在前面已经领略过这一点，譬如他在描述恺撒时对波里奥的重写，以及在讲述格拉古兄弟的故事时对一个难以辨认的素材的重写。如果我们回到罗马史的一个更早的时期，这类重写会更清晰地浮现出来，我们能在当中更细致地比较普鲁塔克与他的素材或者某些近似于素材的东西。

如果我们要在罗马史撰中找一条会让我们记起希腊的民众和民众煽动家模式的材料，我们可能会选择李维的《罗马史》22。米努西乌斯（Minucius）和瓦罗（Varro）依次成为克勒昂式（Cleonlike）的民众煽动家，激起粗野暴民那不可控制的力量；另一方面，我们有审慎明智的法比乌斯和保卢斯，以及同样审慎明智的元老院。在此我们能非常细致地与普鲁塔克比较：因为在《法比乌斯传》中，他的叙述经常与李维十分相似，相似到我们应该假定他径直引述了李维，或者引述了一个李维同样非常熟悉的较早的权威。⁽⁹⁰⁾无论哪种情况，李维都能为我们很好地揭示普鲁塔克的素材的内容。有趣的是，普鲁塔克利用这些民众和民众煽动家模式的方式比李维走得更远：⁽⁹¹⁾就连这一非常希腊式的叙述段落也被不充分地删减他想要的元老院－民众术语。普鲁塔克比李维更多地说到，法比乌斯最初被任命为独裁者（dictator），是由于一次盲目突发的民众恐慌——恰恰是法比乌斯本人日后不得不面对的那种情况；李维和珀律比乌斯一样，只是详细论述罗马那时的混乱，丝毫没有这种对民意的强调（《法比乌斯传》3.6－7，对比李维22.8，珀律比乌斯3.86－87）。在普鲁塔克那里，法比乌斯一上任就向民众发表了一次演说，让他们放心并消除他们的恐惧；在李维那里，这一演说的对象不是民众而是元老院（《法比乌斯传》4.4，对比李维22.9.7）。当法比乌斯中了火牛计（oxen stratagem），又当米努西乌斯赢得他最初虚妄的胜利，普鲁塔克都强调民众对米努西乌斯的热情——以及民众多么担忧法比乌斯会危及他的安全；在两个情形里，李维都集中论述元老院中对法比乌斯的攻击（《法比乌斯传》7.5－7，9.1，对比李维22.23.5－7，22.25.12）。当法比乌斯受攻击时，民众煽动家梅提留斯（Metilius）声称，元老院“引发了整场战争以摧毁民众并强制推行一个绝对君主制”（8.4）。

“强制推行君主制？”这听起来非常奇怪，也非常像普鲁塔克，但李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当瓦罗控诉贵族“利用战争来获取对人民集会（comitia）的控制”时，普鲁塔克似乎事实上借用了一个比李维晚得多的段落（李维22.34.9）。“获取对人民集会的控制”更为温和，也更为可信：普鲁塔克再次对罗马的原始素材进行了改写，以强调他自己所关心的主题。这一元老院－民众分析确实对《法比乌斯传》非常重要，不仅对这篇传记而言，对整对传记而言也是如此。斯塔特尔（Stadter）指出，伯利克勒斯和法比乌斯之间的对比非常精细，在这对传记中，二人对充满敌意的暴民和民众煽动家的反应是非常关键的要素。⁽⁹²⁾《法比乌斯传》后半部分有一个极有趣的发展：当法比乌斯失势，可悲地妒忌小西庇阿的成功时，相关主题重又映入眼帘。法比乌斯或许仍在强调他特有的谨慎，但他也恰恰表现出我们早前在民众煽动家身上看到的那些特征：他被狭隘的［好胜］所支配，为了赢得政治点数而非为了追究战争，在大会上“大喊大叫”（），孤注一掷地调动民众的力量去对抗一个伟大将领。⁽⁹³⁾正如伯利克勒斯老年时获得了他年轻时作为民众煽动家所没有的地位，法比乌斯降格为民众煽动家则折损了他在巅峰时候所赢得的尊严：这组传记作为一个整体表明了一个极为精妙的“沙漏结构”（用福斯特［E. M. Forster］的话来说）。⁽⁹⁴⁾这一分析的对称性似乎再次属于普鲁塔克自己。在李维的处理中，我们很难找到将法比乌斯的伟大与衰败勾连起来的相似主题。

因此，在《法比乌斯传》中，普鲁塔克显然没有受其素材的摆布。即便这些素材在有些地方提供了一个与他投契的分析，他也不满足于照搬：他巧妙地进行拓展。我们能在其他段落中追踪到相同的特征，并且能够看到他多么不愿意盲目照搬他的罗马素材所发展的主题。

我们最后来看看这样一些段落，其中普鲁塔克表现出对罗马史家典型主题的了然：例如，“对敌人的恐惧”（metus hostilis）之于保持罗马道德正派的重要性，或者从古代的朴素走向道德衰败的性质，或者异国文化的灾难性影响。正如琼斯（Jones）强调的，⁽⁹⁵⁾普鲁塔克自己常以某种不太新颖的方式承袭了这些观点：尤其是，他有几个表达惯常的乡愁的精彩段落，其中透露出对昔日的愁思，那时邦国还未被野心与贪婪掌控。⁽⁹⁶⁾但也有一些段落，普鲁塔克对诸如“对敌人的恐惧”这样的罗马观念施以个人化的改写；我们的确能看到，他对一些最受珍视的罗马信念嗤之以鼻。“对敌人的恐惧”竟然对于保持邦国的道德健康至关重要？普鲁塔克显然认为这种对战争的颂扬令人极为厌恶：在一个相关的主题上，他深有感触地强调说，和平的技艺更应该得到胜利（《马塞鲁斯传》22.9－10，对比《庞培传》13.10－11）。至于外部尤其是希腊文化的灾难性影响呢？他显然知道这个观念（对比《老卡图传》4.2）⁽⁹⁷⁾——但这绝非吸引他的主题！他觉得罗马人从希腊学到了很多（《马略传》2）；他也确实激烈批评老卡图的预言：希腊的影响对罗马将是致命的。“时间表明他是错的；因为罗马获得最伟大成就的时刻恰恰是它准备好迎接希腊思想和文化的时刻。”（《老卡图传》23.3）

当普鲁塔克重谈这类罗马话题（topoi）时，他热衷于对它们进行改写，而这些改写意蕴甚深。马塞鲁斯遭到了批评，因为他将叙拉古（Syracuse）的财富带回来，并且造成了败坏——败坏谁？败坏了罗马民众，使得他们不事耕作和战斗，变得奢侈和懒散，使得他们整天发懒和闲扯，以至于他们大部分时间在讨论艺术和艺术家……！（《马塞鲁斯传》21.6）这是非常温和的批评形式，而普鲁塔克明显站在马塞鲁斯一边（对比珀律比乌斯9.10和李维25.40.2更为阴沉的强调）。他刚刚强调了希腊文化伟大的优越性，又展示了罗马那时可悲的原始品质：正如他让马塞鲁斯说的，他正在教育这些民众。普鲁塔克就希腊的影响讲了这些，但就连这一话题也被嵌入到对民众的强调中，带有极为个人化的改写。在《老卡图传》结尾的著名段落中，同样的改写出现在“对敌人的恐惧”中：纳西卡（Scipio Nasica）认为应该保存迦太基，“因为纳西卡看到，民众由着他们的肆心已经变得放荡，就连元老院也很难控制他们［……］他希望对迦太基的恐惧能够约束无所忌惮的暴民”（《老卡图传》27.3）。⁽⁹⁸⁾普鲁塔克的特征再次显现：罗马观念被施以个人化的改写，而且被整合进鲜明的元老院－民众分析中。

对民众的强调显然是普鲁塔克自己的东西：他带着这一伟大的前见书写了罗马共和国。当然，没有人想要认为他完全错了。将如此众多的其他分析形式缩减为这一主题，这令人不安；假定这个分析同样适用于每个时期，同样令人不安；但我们中间很少人会怀疑，普鲁塔克如此描述后期共和国是否把握住了后期共和国的关键问题。把共和国的终末描述为“罗马历史的希腊时期，打上了民众煽动家、僭主和阶级战争的印记”⁽⁹⁹⁾的是塞姆爵士（Sir Ronald Syme），而非普鲁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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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比乌斯传》16.6，对比《伽尔巴传》2.5。

(2)　《亚历山大传》1.2。

(3)　《恺撒传》6.7，对比5.1－3，8.4－5，14.2－3，14.6。

(4)　关于这一“马略主义”（Marianism），参5.2－3，6.1－7；关于这一主题在战事叙述中的延续，参19.4（与18.1）。这一强调很有趣，而且似乎是普鲁塔克独有的；苏埃托尼乌斯《恺撒传》11和维莱乌斯（Velleius）2.43.4都没有像《恺撒传》6那样对展示马略给出强烈而多彩的叙述。关于恺撒与马略相关的历史重要性，参R. Syme，The Roman Revolution，Oxford, 1939，pp.65，89－90，93－94；H. Strasburger，Caesars Eintritt in die Geschichte，Munich, 1938，pp.131，136－137。

(5)　《恺撒传》7.4、14.3、21.7、60.5、64.2，对比10.6－7。恺撒的敌人也可能被描述为（13.5，14.6），或者（14.3），或者（7.4）。

(6)　［译注］逐狼节是向哺喂了罗马立国者罗慕路斯和雷穆斯的母狼鲁帕（Lupa）表示敬意的节日。该节日在鲁帕卡尔山洞（Lupercal cave）和帕拉丁山（Palatine Hill，此山在传统上被视为罗马建城之地）附近举行，在每年2月13日至15日对城邦进行净化仪式。

(7)　参C. B. R. Pelling，“Plutarch's Method of Work in the Roman Lives，”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99），1979，p.78，拙文更详细地分析了普鲁塔克对他的素材的改写。

(8)　关于《恺撒传》对历史的兴趣以及普鲁塔克对其分析的进一步呈现，参C. B. R. Pelling，“Plutarch's Adaptation of his Source－material，”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100），1980，pp.136－137。

(9)　《马略传》6，《西塞罗传》11.2－3。关于新人的诸种困难，见《老卡图传》16.4－5。

(10)　参C. B. R. Pelling，“Plutarch's Method of Work in the Roman Lives”。我在此文中认为《克拉苏传》与《恺撒传》《庞培传》《小卡图传》《布鲁图斯传》和《安东尼传》是同时着手写作的。前三篇传记对最初五十年的政治有更详尽的叙述。

(11)　因此，在《恺撒传》中，恺撒的权势“增长缓慢”（4.5），而直至“后来”（4.7）他的敌人才意识到危险；在公元前61年，克拉苏帮他偿还债务，因为克拉苏认为他有助于自己对抗庞培（11.1）；在公元前60年，庞培和克拉苏仍是“邦国中最大的力量”（13.3）。正是公元前60年与庞培的联盟为恺撒带来实权（28.2－3，对比《庞培传》57.6）。（确实，正如Strasburger坚称的，普鲁塔克夸大了恺撒早期获得民众支持的程度和重要性。但是，Strasburger的讨论暗示普鲁塔克过分夸大了恺撒早期的力量，实际并非如此。见Caesars Eintritt in die Geschichte，pp.71，75－76，86－89。）在《庞培传》中，恺撒再次仅仅由于公元前60年的联盟而跻身显贵，这一联盟为他带来“感激（gratitude）和未来的权力”（47.1）。正是庞培的力量扶植了恺撒对抗城邦，并最后对抗庞培自己（46.3－4，对比57.6）。

(12)　贵族们达成这一认识，见54.5－9、59.1－2等；公元前57年达成的一致（49.6）转瞬即逝。早期的民意支持：1.3－4、2.1、14.11、15.1、21.7－8、22.3－4、22.9、25.7－13、30.4。这一强调在《庞培传》后半部分消失，因为庞培已经成为其他更为诡诈而堕落的民众煽动家——克劳迪乌斯和恺撒——的工具，彼处强调了他们获得的民意支持（46.7、47.5、48.4、48.9、51.1、53.6、58.4）。对比《庞培传》46.1－4中对“两方”的严格划分，以及C. B. R. Pelling，“Plutarch's Adaptation of his Source－material，”pp.133－135。

(13)　Pelling，“Plutarch's Adaptation of his Source－material，”pp.132－133.

(14)　《恺撒传》以最简单的形式阐明了这一分析，下文将讨论《恺撒传》的处理。《小卡图传》回溯到公元前60年的联盟之前，即卡图拒绝向庞培提出联姻：这乃是所有事情的开端（30.9－10），因为庞培转而被迫迎娶朱莉娅（Julia）。为强调这一点，朱莉娅和庞培的婚姻被挪到了对公元前59年叙述的开头（31.6，对比《恺撒传》14.7－8、《庞培传》47.9）；卡图自己对公元前60年联盟的看法，在这里阙如并被推到后文，但在《恺撒传》13.6和《庞培传》47.4得到强调。《小卡图传》以个人因素和个人的粗暴拒绝解释了一切，而《恺撒传》以纯粹的政治语言呈现了庞培和恺撒的联盟。这一处理极为适合《小卡图传》，因它对政治无甚兴趣，但极为关注卡图的女眷诸事（24.4－25.13、30.3－10、52.5－9）。《庞培传》与此再度不同。波里奥的看法获得了保留（47.3－4，对比51.1－2，53.8－10，54.3），但普鲁塔克这里对庞培自己在五十年代的反应和态度赋予极大的重要性（参Pelling，“Plutarch's Adaptation of his Source－material，”pp.131－135）。尤其是，普鲁塔克异常重视公元前50年庞培病体康复时欢天喜地的意大利人的反应，因为这一点造成了庞培错误的自信：［然而据说没有比这更是触发战争的原因］（57.3）。其他传记都没有如此强调过此一时刻。

(15)　Pelling，“Plutarch's Adaptation of his Source－material，”pp.131－132。庞培越察觉到恺撒的威胁，他反而越消极：同上，pp.133－135。

(16)　《恺撒传》28，对参13.4－6、23.5－7。这一分析在《恺撒传》中最为清楚，因为普鲁塔克在一项强有力的审察当中综合了许多主题（《恺撒传》28）。在对高卢远征的叙述过后，这一分析果断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回城镇政治，并结合了先前其他传记的叙述中所讨论过的许多主题。

(17)　作为恺撒军队的训练根据地的高卢：对比阿庇安《内战记》2.17.62与《恺撒传》28.3、《庞培传》51.2；：对比阿庇安2.19.69－70与《恺撒传》28.4、《小卡图传》44.3、《庞培传》54.3；庞培的虚伪行为和真实野心：对比阿庇安《内战记》2.19.71、2.20.73与《恺撒传》28.7、《小卡图传》45.7、《庞培传》53.9－10，另参Pelling，“Plutarch's Adaptation of his Source－material，”p.134；君主制作为唯一解决之道：对比阿庇安2.20.72与《恺撒传》28.5－6、《小卡图传》47.2、《庞培传》54.7（以及《布鲁图斯传》55［2］.2，该观念的有趣变形）。关于波里奥的观点以及其他古代作家对共和国衰落的分析，参M. Pohlenz，“Causae civilium armorum，”in Epitymbion H. Swoboda dargebracht，Reichenberg, 1927，pp.201－210（重印于M. Pohlenz，Kleine Schriften，Hildesheim, 1965，2.139－148）；R. Syme，A Roman Post－Mortem，Tod Memorial Lecture，Sydney, 1950；A. W. Lintott，“Lucan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Classical Quarterly（21），1971，pp.493－498。

(18)　Strasburger证明了关于恺撒早年的传统说法的一致性，尽管他所做的精细的素材分析完全不合理。参见Strasburger，Caesars Eintritt in die Geschichte，pp.72－73。

(19)　关于恺撒与这些家族的联系，参苏埃托尼乌斯，《恺撒传》1.2；关于他们的权力，参F. Münzer，Römische Adelsparteien und Adelsfamilien，Stuttgart, 1920，pp.312f, 324ff。注意Aemilii Lepidi在公元前78/7年任执政官，Aurelii Cottae在公元前75/4年任执政官——恰恰是恺撒政治生涯刚刚开始的时期。

(20)　他很可能知道此事：对比苏埃托尼乌斯《恺撒传》6.2，两者可能来自相同的素材。

(21)　他在《庞培传》25.8提到恺撒支持加比尼亚法，但在《恺撒传》中没有（狄俄36.43.2－4以相似的语言描述了恺撒对玛尼利亚法［lex Manilia］的支持，这可能是另一个版本，参见Strasburger，Caesars Eintritt in die Geschichte，pp.63，100－101）。普鲁塔克已在《西塞罗传》（23.1－4）中描述了恺撒与梅特路斯一道制造的骚动，并在《小卡图传》27－29中详加阐述，但在《恺撒传》9.1，他不露声色地声称“恺撒的法务官一职（praetorship）并未酿成任何纷扰”。在《西塞罗传》23.5他也提到恺撒提议从东方召回庞培，并（以稍微不同的形式）重复了《小卡图传》26.2中的故事，但在《恺撒传》中也没有提到此事。他在《克拉苏传》13.4提到恺撒与克拉苏的政治关联（并对自己的见识颇感自豪）。在《恺撒传》中，撇开5.7对庞培的偶然提及，迟至11.1才引入克拉苏和庞培。

(22)　尤其对比西塞罗《反喀提林演讲辞》（Catiline）4.9，《论执政官的行省》（De Provinciis Consularibus）38－39，《反腓力辞》（Philippics）2.116、5.49，《致家人书》（Epistulae ad Familiares）8.6.5。参Strasburger，Caesars Eintritt in die Geschichte，pp.129ff；C. Meier，“Populares，”in RE Supplement band 10，1965，cols.580，582，590。

(23)　另对比《马塞鲁斯传》10.2（Nola），《老卡图传》16.4，《马略传》9.4，《庞培传》25.7、46.5、49.3－6、49.11、52.2、59.3，《卢库鲁斯传》38.2，《小卡图传》22.6、26.1、28.6、29.3、32.1，《西塞罗传》33.2、33.6、43.4。《马略传》34.2是例外，普鲁塔克在那里意识到民众的观点是分裂的。

(24)　例如《埃米利乌斯传》38.6、《安东尼传》2.6、《卢库鲁斯传》35.9、《小卡图传》31.2。

(25)　参F. W. Walbank关于此处的注解：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Polybius，vol.1，Oxford, 1957；P. A. Brunt，“The equites in the late Republic，”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mic History，1962（重印于The Crisis of the Roman Republic，R. Seager ed.，Cambridge, 1969），p.119：“他所说的民众当然指骑士。”C. Nicolet，L'Ordre équestre：l'époque républicaine（312－343 av. J.－C.），vol.1，Paris, 1966，pp.322－23并没有阐明珀律比乌斯图景的重要性。

(26)　C. Schultze，“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and his audience，”in Past Perspectives：Studies in Greek and Roman Historical Writing，I. S. Moxon etc.eds.，Cambridge，1986，pp.130－131，139－140.

(27)　元老院－民众：36.24.1－2、36.24.5、36.37.1、36.38.3－5、36.43.2－5、36.51.3、37.26.3、37.29.3、37.41.3、37.42.3、37.43.1、37.51.3、37.56.5、38.1.1、38.12.4－13.1、38.15.3、38.16.3、38.16.6等。民众对恺撒的支持：36.43.2－4、37.22.1、37.37.2－3、37.56.1－2、38.11.3－6、39.25.1－3、40.50.5、45.6.1、45.11.2。对比C. Brutscher，Analysen zu Suetons Divus Julius und der Parallelüberlieferung，Berne, 1958，pp.43－46。但正如Strasburger观察到的，狄俄的确比普鲁塔克更为关注恺撒与庞培在六十年代的联系（Caesars Eintritt in die Geschichte，pp.98－106）。

(28)　关于狄奥尼修斯，参Schultze，“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and his audience，”pp.130－132，139。

(29)　“归国将军”的主题：1.55.240、1.60.269－270。5.17指出了为这样一支军队找到安顿处的重要性。元老院－民众对立的零星出现：1.21.87－89、1.38.169、1.69.316－17、1.107.502。

(30)　E. Rawson，“Cassius and Brutus：The Memory of the Liberators，”in Past Perspectives：Studies in Greek and Roman Historical Writing，p.115。Lintot注意到狄俄关于Helvidius Priscus的观点有趣地相像（65.12.2），并认为狄俄对Helvidius的哲学观念的解释可能影响了他对卡图的刻画。

(31)　关于［友谊/朋党］的用法，对比Nicolaus of Damascus，Vit. Aug. 103，105。

(32)　这些“富人”统治着元老院（11.4，但比较18.3），并确乎很接近于普鲁塔克通常直接描述为“元老院”的政治群体：参见14.3、16.2、21.1－4。普鲁塔克此处称他们为“富人”，仅仅为了从经济方面来表现冲突。当政治分歧而非经济分歧变得更加相关时，他自然反过来将提比略的反对者描述为“元老院”（20－21）。他对盖乌斯的处理并不那么重视经济因素，而且盖乌斯的对手也常常是“元老院”：26.1、27.1－2、29.3－6、30.1－2、30.6－7、32.5、33.3、35.2。

(33)　最初的民意支持：《格拉古兄弟传》22.7。民众煽动家的提议：24.5、25.1，尤其26（26.1：他引入的法案［让民众满意并削弱元老院］），27.5。人民的欢欣：25.4、27.1、28.1。［最有声望者］让德鲁苏斯发动攻势：29.4、31.3－4。人民的动摇：30.7（“人民对元老院的态度变得大为缓和”）、32.4、37.7。盖乌斯愈发极端：33。死亡：36－38。民众对奥皮缪斯（Opimius）的憎恨：38.8－9、39.2。盖乌斯死后的说明：39.2－3。

(34)　两位作家对材料的安排和选择明显相似。通常的看法（显然是正确的看法）认为，他们共用一个素材（参见E. Gabba，Appiani Bellorum Civilium Liber Primus，Florence, 1958，对《内战记》1.7.26的讨论）：尤参G. Tibiletti，“Il possesso dell’ager publicus e le norme de modo agrorum sino ai Gracchi，”in Athenaeum（26），1948，pp.206－209，他针对1.7.28对Gabba的反驳应该是正确的；Y. Shochat，“The Lex Agraria of 113 B. C. and the Italian allies，”in Athenaeum （48），1970，pp.34ff，注31中有一个详细的书目；E. Badian，“Tiberius Gracchu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oman Revolution，”in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1972，I.1.707。主要的异议是J. Göhler，Rom und Italien，Breslau, 1939，pp.74－75，但Göhler最强有力的论证恰恰依赖解释上的差别——阿庇安强调意大利人，普鲁塔克强调市镇穷人——我在这里从普鲁塔克的个人技艺出发说明了这一差别。

(35)　尤参《内战记》1.7.28、1.8.32、1.18.74、1.21.86－87以及Gabba的注释；Göhler，Rom und Italien，pp.76－82。

(36)　E. Gabba，Appiano e la Storia delle Guerre Civili，Florence，1956，p.37 n.1；Y. Shochat，“The Lex Agraria of 113 B. C. and the Italian allies，”pp.36－37；J. S. Richardson，“The Ownership of Roman Land：Tiberius Gracchus and the Italians，”in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70），1980，p.2.

(37)　关于公元前133年来到罗马的乡民，对比Diodorus, 34/5.6.1。

(38)　E. Badian，Foreign Clientelae，Oxford, 1958，p.172；“Tiberius Gracchu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oman Revolution，”p.701 n.100，p.717 n.146，p.731 n.183。Gabba小心翼翼地讨论了“相邻主题”，但他比Badian更愿意相信这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参E. Gabba，Appiano e la Storia delle Guerre Civili。

(39)　Badian，Foreign Clientelae，pp.168－174，对比Badian，“Tiberius Gracchu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oman Revolution，”p.731 and n.183。他遵循并发展了Gelzer的看法（尤参M. Gelzer，“Review of F. Taeger，Tiberius Gracchus，”in Gnomon（5），1929，pp.299－303）。相似的论证另参D. C. Earl，Tiberius Gracchus：A study in Politics，Brussels, 1963，pp.20－23；D. B. Nagle，“The Failure of the Roman Political Process in 133 B. C.，”in Athenaeum（48），1970，pp.373－376。

(40)　A. H. Bernstein，Ti. Sempronius Gracchus，Tradition and Apostasy，Ithaca，N. Y.，1978，pp.137－159。Bernstein也认为阿庇安自己的叙述反映了这一计划的改变，但他的论证完全没有说服力。对比A. E. Astin，“Review of Bernstein Ti. Sempronius Gracchus，Tradition and Apostasy，”in Classical Review（29），1979，pp.111ff；J. S. Richardson，“The Ownership of Roman Land：Tiberius Gracchus and the Italians，”pp.2－3。

(41)　当然，这里不能讨论所有与这一复杂问题相关的文献材料：任何严肃的讨论都得考虑公元前111年的土地法（lex agraria）的条款，以及西塞罗所作的各种陈述（大多难以解释）。我在此仅限于处理从普鲁塔克和阿庇安叙述的差异所引出的论点，大多数学者在讨论该问题时都认为这些论点特别重要。近来更充分的讨论，参Shochat，“The Lex Agraria of 113 B. C. and the Italian allies”；Recruitment and the Programme of Tiberius Gracchus，Brussels, 1980；Richardson，“The Ownership of Roman Land：Tiberius Gracchus and the Italians”（授予者包括意大利人）；P. A. Brunt，Italian Manpower，1971，Oxford，p.76 n.1；A. N. Sherwin －White，The Roman Citizenship，2nd edition，Oxford, 1973，pp.217－218；D. L. Stockton，The Gracchi，Oxford, 1979，pp.40－46（论断谨慎，但没有排除意大利人的参与）；D. B. Nagle，“The Failure of the Roman Political Process in 133 B. C.”；Badian，“Tiberius Gracchu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oman Revolution”（排除了意大利人）；Bernstein，Ti. Sempronius Gracchus，Tradition and Apostasy。

(42)　Göhler，Rom und Italien，pp.76－82（表明阿庇安的“意大利人”显然指意大利同盟）；P. J. Cuff，“Prolegomena to a critical edition of Appian，BC I，”in Historia（16），1967，pp.177－188。

(43)　Richardson，“The Ownership of Roman Land：Tiberius Gracchus and the I-talians.”

(44)　［译注］同盟者战争（Social War，其中Social一字源自socii［同盟者］），也称为意大利战争（Italian War），指公元前91年至前88年罗马共和国与许多意大利城市之间的战争，这些城市过去是罗马的同盟，最后由罗马共和国取得胜利。

(45)　Gabba，Appiano e la Storia delle Guerre Civili；Cuff，“Prolegomena to a critical edition of Appian，BC I.”

(46)　这在卷五中表现得尤为清楚：尤其对比5.12－14、5.23.90、5.27.106。也参Cuff，“Appian's Romaica：a note，”in Athenaeum（61），1983，pp.148－164。

(47)　Badian，“Tiberius Gracchu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oman Revolution，”p.707；对比De Ste Croix的批评：The Class Struggle in the Ancient World，London, 1981，p.359。

(48)　Badian正确地强调了这一点，见“Tiberius Gracchu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oman Revolution，”p.717f.and n.149。

(49)　Gabba，Appiano e la Storia delle Guerre Civili，p.62.

(50)　这的确有可能，尽管不如对格拉古兄弟的叙述那样明确使用了相同的素材。两位作者在描述梅特路斯的放逐时显然用了极为相似的语词（阿庇安《内战记》1.29、普鲁塔克《马略传》29），这必定来自一个共同的素材。有可能的是，他们其中一位在描绘政治背景时用了另外一个素材。不过，鉴于普鲁塔克重塑材料的能力，可能无需借助这一假设。

(51)　Badian，Foreign Clientelae，p.207 n.2；Göhler，Rom und Italien，pp.80ff.（阿庇安意指同盟）；Shochat，“The Lex Agraria of 113 B. C. and the Italian allies，”p.40 and n.44；Gelzer，“Review of F. Taeger，Tiberius Gracchus，”p.298；Brunt，“Italian aims at the time of the Social War，”in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55），1965，p.106（乡村公民）；Lintott，Violence in Republican Rome，Oxford, 1968，pp.178－181（阿庇安混淆了）。

(52)　历史学家们一般承认萨图尼努斯提议分配给意大利人一些份额，但认为（或暗示）只有意大利的老兵——尤其马略军队的老兵——享有福利：Göhler，Rom und Italien，pp.197－203；Badian，Foreign Clientelae，pp.203－208；Gabba，“Ricerche sull’esercito professionale romano da Mario ad Augusto，”in Athenaeum（29），1951，pp.178－179；Appiano e la Storia delle Guerre Civili，pp.75－76。我怀疑这需要重新考虑。老兵显然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对比《马略传》28.7，阿庇安《内战记》1.29.132），他们无疑应该首先得到安顿，但似乎没有理由假设只有老兵获得福利。

(53)　A. W. Gomme，A. Andrewes，K. J. Dover，AHistoricalCommentaryon Thucydides，vol.1，Oxford，1945，pp.72－74.

(54)　《恺撒传》13.5、14.6，《埃米利乌斯传》38.2、38.6，《提图斯传》18.2，《马略传》28.6，《小卡图传》26.4，《庞培传》30.3－4，《卢库鲁斯传》38.2，《西塞罗传》10.1、33.2，对比22.2。

(55)　《埃米利乌斯传》31.2，《老卡图传》16.4，《格拉古兄弟传》24.2、29.6、30.7，《庞培传》4.8，《布鲁图斯传》24.4。

(56)　《恺撒传》14.3，《西塞罗传》11.2、29.4。

(57)　《格拉古兄弟传》40.3，《庞培传》4.8，《布鲁图斯传》24.4，《小卡图传》27.8，对比49.3。

(58)　《格拉古兄弟传》32.4、35.2，《西塞罗传》9.7。

(59)　《马略传》9.4，对比《奥托传》（Otho）3.3。

(60)　《马塞鲁斯传》27.4。

(61)　《法比乌斯传》8.4，《格拉古兄弟传》13.2、20.1，《卢库鲁斯传》37.3，《庞培传》25.7，《恺撒传》10.6；对比《马略传》9.4、30.5，《格拉古兄弟传》24.3。

(62)　《马略传》30.2。

(63)　《法比乌斯传》8.4，《马塞鲁斯传》27.4，《埃米利乌斯传》38.2－3，《老卡图传》16.4，《马略传》14.14、29.7、34.6，《卢库鲁斯传》35.9、37.3，《庞培传》16.3、49.3、51.6，《克拉苏传》4.1，《恺撒传》7.4，《小卡图传》27.8，《布鲁图斯传》27.5、29.3。

(64)　关于希腊的代表性文段：《阿里斯提德斯传》2.1、26.2，《基蒙传》10.8、15.1－2，《尼基阿斯传》2.2、11.2，《阿尔喀比亚德传》13.5、21.2、26.2，《狄翁传》28.1；以及尤其《伯利克勒斯传》7.3－4、9.5、10.7－8、11.1－3（另及E. Meinhardt，Perikles bei Plutarch，Dissertation，Frankfurt, 1957，p.38；A. Andrewes，“The Opposition to Pericles，”in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98），1978，p.2）、15.1。一般性论述参P. J. Rhodes，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Oxford, 1981关于《雅典政体》2.1的注疏。

(65)　苏拉：《苏拉传》30.5－6，《庞培传》9.3，《布鲁图斯传》9.2，《西塞罗传》17.5、27.6。马略：《马略传》46.6，《苏拉传》30.5，对比《庞培传》81（1）.2。辛纳：《马略传》41.2，《苏拉传》22.1，《西塞罗传》17.5，《恺撒传》1.1。卡尔波（Carbo）：《苏拉传》22.1。萨图尼努斯：《马略传》30.1。西塞罗：《西塞罗传》23.4。恺撒：《恺撒传》4.8、57.1、64.5、69.1，《小卡图传》55.4、58.7、66.2，《安东尼传》12.5，《布鲁图斯传》12.3。庞培：《庞培传》25.3、30.3－4、43.1、54.5，《恺撒传》41.2，《卢库鲁斯传》38.2，《小卡图传》47.2。盖乌斯•格拉古：《格拉古兄弟传》27.1。卡西乌斯：《布鲁图斯传》29.5。

(66)　喀提林党人：《西塞罗传》10.2、10.5。恺撒：《恺撒传》4.9、13.4，《西塞罗传》20.6。萨图尼努斯：《马略传》30.1。

(67)　马略：《马略传》2.4、28.1、31.3、34.6、45.4－12。庞培：《庞培传》30.7－8。《庞培传》后半部分有少许谈到庞培对于指挥权或其他任何东西的意愿，参Pelling，“Plutarch's Adaptation of his Source－material，”p.133，n.32。

(68)　将这一动机归于弗拉米尼努斯，这源于珀律比乌斯（18.10.11－12、18.39.4）。有趣的是，李维发现这一指控令人尴尬，对其轻描淡写：参李维32.32.5－8、31.13.15，以及J. Briscoe，A Commentary on Livy XXXI－XXXIII，Oxford, 1973，p.22 n.4以及对两个段落的评注。有影响力的现代讨论参E. Badian，Titus Quinctius Flamininus，Philhellenism and Realpolitik，Cincinnati, 1970，pp.295ff，尤其注意页310以下对罗马的荣耀观的犀利评论。

(69)　A. E. Wardman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参氏著，Plutarch's Lives，London, 1974，p.120。

(70)　普鲁塔克没有看到陪审团的构成具有重要的政治含义。要明白这一点，他需要对骑士有更多的理解。

(71)　《安东尼传》5.8、《格拉古兄弟传》10.3、《小卡图传》20.8。但奇怪的是，他在《罗马问题》81（《伦语》283c）中又说对了。

(72)　另一例子是《恺撒传》35.6－11，恺撒与护民官梅特路斯产生冲突，普鲁塔克同样没有表明否决权的重要性。

(73)　尤参《苏拉传》1.1：［他出身贵族，或说是某个显贵世家］，以及《安东尼传》12.3。多数被如此描述的人事实上既是nobiles（按照Gelzer或Mommsen的定义，参见P. A. Brunt，“Nobilitas and Novitas，”in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72］，1982，pp.1－17），也是patricii：P. Clodius（《恺撒传》9.2、《西塞罗传》28.1），Cornelius Lentulus at Cannae（《法比乌斯传》16.7），Valerius Flaccus（《老卡图传》3.1），公元69年的P. Cornelius Dolabella（《奥托传》5.1），塞尔维乌斯家族（《伽尔巴传》3.1）。但用语显然模糊：对比《普布利科拉》18.3，《卡米鲁斯传》33.4，《西塞罗传》40.3。注意《塞多留斯传》25.2关于Perperna的的说法（Perperna不是patricius，而是nobilis，见M. Gelzer，The Roman Nobility，trans.byR. Seager，Oxford, 1969，p.51 n.457）；以及《老卡图传》16.4说垄断了执政官一职（显然是nobiles，因为他知道必须选任一个平民，16.2）。普鲁塔克仅仅遵循强调高贵出身的素材，但没有意识到其中的细微差别。

(74)　《马略传》4.1、5.7－9，《格拉古兄弟传》13.2。对比《科里奥兰努斯传》21.4、《庞培传》4.7、《小卡图传》34.6。

(75)　《科里奥兰努斯传》13.5是个例外，但关涉到一个非常不同的政治环境。

(76)　关于普鲁塔克的兴趣，参《法比乌斯传》20.1，《马塞鲁斯传》20，《提图斯传》2.3－5、5.1－2、12.6，《老卡图传》6.2－4、10.4－6，《埃米利乌斯传》6.6－7、28.6以下、39.7－9，《格拉古兄弟传》3.1、23.2，《卢库鲁斯传》20、29，《小卡图传》34－40，《庞培传》10.2、28、39、50，《恺撒传》11－12，《西塞罗传》6.1－2，36，52（3）。正如《庞培传》最为清楚地表明的，普鲁塔克更为感兴趣的，不是重要的行政事务的解决方案，而是日常行政的平和与例行的司法事务的公正。关于他意识到普遍的贪婪，尤参《老卡图传》6.2－4、《西塞罗传》52（3）.3、《小卡图传》12.3－6、《布鲁图斯传》6.10－12，以及C. P. Jones，Plutarch and Rome，Oxford, 1971，p.100辑出的其他例证。

(77)　其他对骑士的偶然提及，例见《马略传》30.4，《西塞罗传》10.5、13.2、31.1，《庞培传》14.11（普鲁塔克在此强调了民众在庞培的骑士游行上的热忱）。因此Brunt，“The equites in the late Republic，”p.130正确地注意到骑士在普鲁塔克对马略的叙述中阙如，但错误地认为这令人惊奇或十分重要。

(78)　狄俄：尤其38.12.4、38.13.1、38.16.2－3、38.16.6；漫不经心的提及也比普鲁塔克更频繁，例如40.49.4、40.60.4、40.63.3、41.7.1、42.51.5、43.25.1、44.6.1、44.9.1。阿庇安：尤其《内战记》1.22.91－97、1.35.157－36.162、1.37.165－168、1.100.468、2.12.47－48。

(79)　牵涉到［军饷］：《小卡图传》31.2。士兵驻满城内：《庞培传》48.1。暴民的善意作为目的：《恺撒传》14.2。对穷人和赤贫者的土地分配：《小卡图传》31.5、33.1，《庞培传》47.5。民众心花怒放：《庞培传》48.2。

(80)　《布鲁图斯传》18.10－14、20.1、20.4－11、21.2－6、22.3，《安东尼传》14.5、16.6－8。很少提及士兵：《安东尼传》16.6－8，《布鲁图斯传》21.4、22.3、23.1。

(81)　阿庇安，《内战记》2.119.501、2.120.507、2.125.523、2.135.565、3.6.18、3.11.38－12.41、3.21.78等，尤其5.17。浏览一下H. Botermann，Die Soldaten und die römische Politik in der Zeit von Caesars Tod bis zur Begründung des Zweiten Triumvirats，Munich, 1968的篇章索引就会发现，关于老兵们的政治忠诚与影响的证据有多少来自阿庇安。狄俄对老兵问题的盲点：参Botermann，p.30，但注意45.7.2、45.12－13既表明了老兵们真正的忠诚，也表明了他们容易受赏赐影响的习性。大马士革的尼克劳斯：参Vit. Aug. 41、46、56、95、99、103、108、115－119、121、130－133、136－139。

(82)　尤其对比撒路斯特，《朱古达战争》41、《喀提林战争》37－38、《纪事》1.6－13M，以及（如果不是伪书）《致恺撒》（ad. Caes.）2.5.1。关于撒路斯特的惯用语，参K. Hanell，“Bemerkungen zu der politischen Terminologie des Sallustius，”in Eranos（43），1945，pp.263－276；R. Syme，Sallust，Berkeley/ Cambridge, 1964，pp.17ff, 171ff；J. Hellegouarc'h，Le Vocabulaire latin des relations et des partis politiques sous la République，Paris, 1963，pp.110ff, 430，438，422ff, 512。撒路斯特对这些范畴的使用当然深受修昔底德影响，他将这些范畴运用到罗马政治时不太巧妙或者说缺乏洞察力。

(83)　参《朱古达战争》73.6－7（［……］Plebes sic accensa［……］opifices agrestesque omnes），84.1（cupientissuma plebe consul factus）。对骑士的普遍遗漏（尽管注意65.4），参Syme，Sallust，p.173：“一个严重的遗漏……如果没有比这更糟的话。”

(84)　无可否认，李维倾向于将这种分析限制在前面几卷内，在那里，这类范畴对于描述各阶层的斗争非常自然（参Hellegouarc'h，Le Vocabulaire latin des relations et des partis politiques sous la République，p.430 with nn.1and 7，p.436 with n.2，pp.515－516）。在第三、第四以及第五个十年中，他便极少运用这类范畴描述罗马政治（除了卷22，尤其22.34.1－35.3、22.40.1－4）。像21.63.4、31.6.4或43.14.2 －3的例子事实上相当孤立。有趣的是，他更倾向于将这类语词运用到非罗马的邦国中，例如Capua（23.2.3、4.2－4等），或“所有意大利邦国”（24.2.8），或迦太基（例如34.62.1），或希腊邦国（35.34.3），或Phocaea（37.9.4）。

(85)　《为塞斯提乌斯辩护》103，对比《论土地法》2.10、81（以及《论责任》2.78－81，西塞罗在那里的语言很可能意指一次）。但必须再次说明，这不应该被夸大。关于西塞罗很少运用patres－plebs或nobiles－plebs的对立，或者很少将平民说成一个政治群体，Hellegouarc'h，Le Vocabulaire latin des relations et des partis politiques sous la République，p.512的评论有理有据。

(86)　《对话集》36.3。对比塔西佗《编年史》4.32－33中对整个共和国史的概览，尤其32.1：plebis et optimatium certamina; 33.2：［……］plebe valida vel cum patres pollerent。

(87)　参Hellegouarc'h，Le Vocabulaire latin des relations et des partis politiques sous la République，pp.560－565辑出的段落，以及R. Seager，“Cicero and the word popularis，”in Classical Quarterly，1972，p.335 n.11。

(88)　这并不是说确定各篇传记之间的时间顺序十分容易。C. P. Jones，“Towards a Chronology of Plutarch's Works，”in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56），1966，pp.61－74做了很好的讨论，但需要仔细对待，参Pelling，“Plutarch's Method of Work in the Roman Lives，”pp.80－82。

(89)　《为塞斯提乌斯辩护》97－98、132－139，尤其138；撒路斯特，《朱古达战争》65.5。

(90)　《法比乌斯传》的许多内容与李维之间的极端近似是相当明显的，但有几个段落似乎对李维笔下阙如的细节知道得很准确：例如在特拉西门尼（Trasimene）的15000名囚犯（3.3）；特拉比亚（Trebia）的消息到达时在罗马的欺骗（3.4）；6.4中的4000人。这些要素暗示，要么普鲁塔克熟知的不是李维本人而是李维所用的素材（有人认为是Coelius Antipater，参H. Peter，Die Quellen Plutarchs，Halle, 1865；W. Soltau，Livius’Geschichtswerk，Leipzig, 1897；或是Valerius Antias，参A. Klotz，“über die Quelle Plutarchs in der Lebensbeschreibung des Q. Fabius Maximus，”in Rheinisches Museum Für Philologie［84］，1935，pp, 125－133），要么是凭一个非常相近的叙述对李维作了系统但小规模的增补。《法比乌斯传》15，20，26有较大篇幅的增补，但这些段落并未十分紧密地编入李维的材料中，而且很可能代表了普鲁塔克凭自己的记忆和广泛阅读做的增添。普鲁塔克在某些地方表现出熟知李维的相关记载，而这些记载很可能是李维自己的创制（例如Herennius Balbus的论证，22.34和《法比乌斯传》8.4；Camilus, 22.3.10和《法比乌斯传》3.1；法比乌斯的言辞，22.18.8和《法比乌斯传》8.1）。总的看来，更可能的是普鲁塔克熟知李维本人，而非李维的素材。很可能的是，一个奴隶或自由民作为助手被派去咨询（例如说）Coelius或珀律比乌斯，并向普鲁塔克报告任何跟李维的叙述有重大出入的内容，或者有用的额外细节：我们太容易省略这类“研究助手”的可能性（参Jones，Plutarch and Rome，1971，pp.84－87；Pelling，“Plutarch's Method of Work in the Roman Lives，”p.95）。无论如何，就算普鲁塔克的主要权威是李维所用的素材而非李维本人，按照这一假设，李维与普鲁塔克的普遍近似也暗示，李维总体上非常忠于他和普鲁塔克共用的素材。

(91)　W. Hoffmann，Livius und der zweite Punische Krieg，Berlin, 1942，pp.38－39很好地阐明了普鲁塔克叙述的这一特征，尽管他错误地认为，改写这些材料的是普鲁塔克的素材而非普鲁塔克本人。

(92)　P. A. Stadter，“Plutarch's Comparison of Pericles and Fabius Maximus，”in Greek，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16），1975，pp.77－85.

(93)　：《法比乌斯传》25.3－4（对比22.5）。赢取政治点数而非打仗：尤其25.3－4（25.3的，将7.5－8的故事完全反转过来）。大喊大叫：26.1，对比7.5，14.2。就算就其特有的［温和］来说，克拉苏现在也胜过了他（25.4）：22.8已经有所交代，在那里马塞鲁斯比法比乌斯表现得更［温和］。关于传统的性质，参Hoffmann，Livius und der zweite Punische Krieg，pp.92－93：法比乌斯和西庇阿的对比似乎基于历史传统，但法比乌斯个人的偏狭似乎是普鲁塔克的叙述特有的。

(94)　E. M. Forster，Aspects of the Novel，Harmondsworth, 1962，p.151，讨论Anatole France的作品《黛丝》（Thais）。

(95)　Jones，Plutarch and Rome，pp.99－100.

(96)　例如《庞培传》70，《老卡图传》4.2，16.8，28（1）.2－3，《埃米利乌斯传》11.3－4，《苏拉传》1.5，12.8－14，《福西昂传》3.3。

(97)　当《老卡图传》4.2首次引入这一主题时，普鲁塔克仅仅谈到罗马“由于幅员广大而没能保持其纯洁：她控制着太多事务、太多民族，这让她面对着许多不同的习俗和许多不同的生活方式”。这里没有特别谈到希腊——可能因为普鲁塔克不愿对卡图的道德洞察予以任何疑虑或怀疑。仅仅在22.4－23.2，普鲁塔克才特别强调并批评卡图对希腊文化的敌意：这时普鲁塔克正以更精微的方式考察卡图的力量与缺陷如何产生于相同的基本特征。我们之前赞赏卡图的道德力量，并敬重他对旧式罗马美德的关切，但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态度所引致的过度。

(98)　对比Diodorus34/35.33.4－5相应的段落，这一段落无疑采用了相同的素材（可能是Posidonius）。狄奥多罗斯没有如此强调民众，并且更含糊地谈到外在的恐惧可以促进和谐：确实，他笔下的纳西卡引入了一些观念，如“需要以平等和好名声来统治罗马的臣民”，以及危险的同盟者对罗马的威胁。最近对纳西卡之洞察的讨论，参A. E. Astin，Scipio Aemilianus，Oxford, 1967，pp.276 －280；A. W. Lintott，“Imperial Expansion and Moral Decline in the Roman Republic，”in Historia（21），1972，pp.632－638.M. Gelzer，“Nasicas Widerspruch gegen die Zerstörung Karthagos，”in Philologus（86），1931，pp.272－273以及其他学者显然错误地理解了珀律比乌斯对普鲁塔克强调元老院和民众的影响。

(99)　Syme，The Roman Revolution，1939，p.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