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斯托芬对公众意见的影响

斯托（H. Lloyd Stow）著

杜佳 译

阿里斯托芬常常被称为最伟大的诗人，他曾写过政治喜剧，谁要是读过这个天才作家创作的杰出作品，就很少能有理由怀疑这一赞美的公正性。他的智慧、他的讽刺和他的诗歌，吸引了所有的人，学者们把注意力转向研究这位诗人的天赋的各个方面，他们丝毫也没有夸张，而是更清楚地证明，阿里斯托芬的声誉如何实至名归。

然而，因为对阿里斯托芬有个极高的现代评论，以为他是一个政治和社会戏剧家，因此就有一种流传甚广的结论性的信念，认为阿里斯托芬在他自己的时代，对雅典人的日常生活和观点也有很大的影响力。人们曾经以为，旧喜剧（Old Comedy）——除了阿里斯托芬的剧作以外，我们对旧喜剧知之几何？——对阿提卡城邦（Attic state）发挥过巨大作用。对个人的痛骂，对某些党派的代表人物的严厉攻击，都使这种信念更为人知，而对这种信念，德尚内尔（Deschanel）有过最中肯的表述：

古老的喜剧（ancient comedy）不是每天都有，但是除了这样一个事实以外，在这个时期，古老的喜剧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现代的新闻业，是超越官方权力局限的一种真正力量，是一种使得其他机构更为完善的自由机构，并能够控制它们，在需要的时候，使之减轻或者逆转，使之消失或重新开始。有些时候，甚至像我们称之为陶片放逐制度（ostracism）^[24]的奇怪习俗一样，阿提卡喜剧让人恐惧和害怕；它也称得上是一种陶片放逐制度，只是没有那么直接，也没有那么绝对。^[25]

因为如下两个原因，我们认为这个印象非常合理：首先是现代读者对阿里斯托芬剧作固有的反应。对今天的任何人来说，都很难想象，那些剧作，大部分都专门针对在公众生活的各个领域里有头有脸的人物，是对他们进行的无耻的个人攻击，却能够在一年之中最盛大的节日创作出来，呈现在阿提卡城邦几乎所有的公民面前，而对观众没有一种巨大的影响，没有给那些在剧作中提到的人物带来嘲笑和耻辱。那样的一种情况，在我们今天肯定会认为是嘲笑和耻辱。第二，或者更直接的是，这个印象来自于阿里斯托芬对自己的力量和影响的陈述。阿里斯托芬清清楚楚地把自己视为这个国家的老师和顾问。用改革家一词来说他对自己的评价可能太过了一些，但是，尽管有其对立面的激烈争论，诗人自己的话还是清楚地揭示出，他自己有点从那样的角度来看待他自己——他是政治煽动家、谄媚者、改革家、伪君子的敌人；这些人是阿提卡城邦和雅典社会的祸害。他的使命就是要揭露那样的人，并且打倒他们。的确，对阿里斯托芬的说法，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太严肃地来看待。但是，尽管言辞表面幽默，然而在歌队的插曲中，流淌着一种严肃而一致的主题，这一点，任何读者都不能忽略。^[26]现代读者也许会，也许不会在表面价值的层面接受这些陈述，但是，不知不觉中，他会倾向于接受阿里斯托芬对自己的评价，并且把他看做是公元前五世纪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政治和社会因素。

然而，这个相当普遍的信念，却并非没有遭到质疑。一些作者，尽管一直坚持认为并天真地相信，阿里斯托芬在他那个时代是一种公众力量，但他们同时也不得不提醒读者，这个诗人的努力经常也徒劳无效。至少，有两个作者在这一点上做出了明确的陈述。诺伍德（Gilbert Norwood）和怀特（J. W. White）都强调说，阿里斯托芬不会对他所攻击的个人造成伤害。^[27]但是，两个作者都没有为他们单调的观点补充任何阐述，故而相反的观点依然在近期的出版物上大行其道。因此，更有利的可能，是看看可以提出什么论据，来证明阿里斯托芬对雅典人的日常观点和决定没有发挥什么影响。

阿里斯托芬最憎恨的人，他最猛烈而无限制地抨击的目标，毫无疑问，是政治煽动家克勒翁（Cleon）。^[28]诗人不仅坚决反对政治煽动家克勒翁以及他所代表的政治阶级，而且阿里斯托芬的情感远远超过了一般的讽刺和嘲笑，发展成了对克勒翁本人的一种个人仇恨。^[29]尽管参考资料不够充足，但就一些主要的观点来说，我们也能较为肯定地推断这一宿仇。^[30]阿里斯托芬在公元前426年创作了《巴比伦人》（Babylonians），他在剧中抨击了克勒翁。很显然，这个政治煽动家在剧中遭到了非常剧烈的辱骂；^[31]克勒翁觉得诗人的抨击太过分，特别是因为该剧上演于城邦酒神节（City Dionysia），还当着盟国来宾的面。克勒翁认为，他不仅仅是在雅典人眼里被弄得荒谬可笑，而且在整个雅典帝国的人眼里也是如此。尽人皆知，克勒翁指控阿里斯托芬“在陌生人面前说城邦的坏话”，而且“侮辱了人们选举出来或者是抽签决定的公众官员”。^[32]我们不知道那样的一种指控会有什么惩罚，但是无论如何，阿里斯托芬似乎安然逃脱，毫发无伤。^[33]

不过，在随后一年创作的《阿卡奈人》中，克勒翁没有受到直接的抨击。阿里斯托芬感谢人们把他从克勒翁的指控中解救出来，虽然他顺便对这个政治煽动家进行了各种恶言诽谤，但情节和人物根本都没有涉及这个人。诗人显然稍微变乖了些。然而第二年，阿里斯托芬写出了《骑士》，带着重新开始的勇气，他对克勒翁的职业生涯极尽挖苦嘲笑之能事，把他描绘成一个粗俗而卑鄙的奴隶，最后被彻底推翻，名誉扫地。我们应该回忆一下，在雅典的历史上，可曾有什么时期，有过这种肆无忌惮的抨击。在前一年的秋天，克勒翁获得了他最大的胜利，带着斯法克特里亚岛（Sphacteria）战役的战利品，处于他最受欢迎的顶峰时期。《骑士》创作于公元前424年2月，那时克勒翁作为时代的英雄，正在第一次享受他在剧场里的荣誉座位（proedria）权。眼见自己被如此恶毒地嘲笑，克勒翁的震惊和狂怒可想而知。除此之外，观众们衷心地喜欢这个剧作，给它评了一等奖。如果我们可以说，这个奖象征着公民明白这个政治煽动家的缺点，这该是多么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是，事实证明，恰恰相反。因为还不到两个月，克勒翁就被选为将军（general），这个国家最高级的官员之一。

在《骑士》上演之后，克勒翁再一次采取措施制止阿里斯托芬。但是这一次，他采取了不同的办法，用（作为外侨被控有窃取公民权的罪）来抨击诗人，指控他窃取了公民（citizen）的资格。^[34]我们没有关于这个指控的发展情况的资料。从诗人在《马蜂》（1284－1291）中所说的一句话，我们可以假定，阿里斯托芬发现，这次他是真的遇到麻烦了，而且他无法指望会得到人们的支持，尽管人们曾经正是为了那些言辞而鼓掌叫好，而现在他却因为那些言辞而受抨击。阿里斯托芬很害怕，因此很显然，他和克勒翁私下和解了，但其和解的条件很难让诗人有什么颜面。无论如何，第二年，在《云》中，阿里斯托芬避开所有的政治事件，而把他的讽刺集中在苏格拉底身上。但是在公元前423年，刚好就在克勒翁被任命为总司令（commander-in-chief），在色雷斯（Thrace）对抗布拉希达斯的时候，诗人又抨击嘲笑了这位政治煽动家，尽管只是在《马蜂》中对狗进行审判那有名的一场里，所借的也只是（狗）之名。伴随着这个剧作，宿仇彻底地结束了，因为第二年，克勒翁在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被杀身亡。然而，即使在克勒翁死后，阿里斯托芬也不让他得到安宁，甚至到公元前405年，当《蛙》上演的时候，阿里斯托芬还顺便贬损了克勒翁一番。

概而言之，这就是阿里斯托芬对克勒翁发动的战争，而对这场战争，诗人感到非常骄傲。他屡屡夸耀自己抨击这个政治煽动家的勇气；而且他甚至声称自己的努力获得了成功。^[35]但是，事实并没有证实他的说法。人们不再赞同诗人激烈的抨击，而是给予克勒翁最高的荣誉。阿里斯托芬绝没有减损这个政治煽动家的力量或者声望。^[36]的确，克勒翁两次采取措施要惩罚他的敌人，但是，对一个自尊受到侮辱的人来说，这不是可以理解的吗？要是他真的害怕诗人或者是诗人的影响，克勒翁一定有很多有效的办法来压制诗人。

我们对戏剧的影响力信以为真，认为由于这个喜剧诗人的嘲笑，所以苏格拉底遭了殃，这算是最有名的例子之一。基于《苏格拉底的申辩》（Apology），评论家几乎毫无异议地指出，《云》是苏格拉底被定罪的主要原因之一。^[37]篇幅所限，在此无法完全援引那著名的段落，但是毫无疑问，每个读者这一段落都很熟悉。对此，格罗特（Grote）说道：

有突出的证据表明，那些喜剧作家绝对不是无力的诽谤者。对那些古老影响的作用，苏格拉底表现出来的担心，比对那些刚刚发表来反对他的演讲的担心更多。^[38]

罗德（Lord）评论道：^[39]

雅典的民众不会热心于区别滑稽模仿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参看《云》中的苏格拉底）。讽刺的效果非常有效，于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滑稽的模仿代替了现实……我们不可能逃避这样一个结论：这部剧作是苏格拉底被定罪并执行死刑的主要原因之一。无论是好是坏，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明，证明了阿里斯托芬对他自己那一代人有着强烈的影响。

如果喜剧诗人对克勒翁和其他知名人物的抨击都是徒劳无用，而现在却能够在苏格拉底的个案中有如此突出的成功，这会让人觉得非常奇怪。难道没有另一种方式来看待这种情形吗？这些事实不支持一种不同的解释吗？我们知道，普通公众不喜欢苏格拉底。^[40]这个伟大的哲学家的生活方式，他的理想，他的价值标准，都与一般人不同。他质疑任何人、每一个人的习惯，他在辩论中把对手玩弄于股掌之间，大获全胜，他的学生们滥用他的教义，这一切都导致公众对他的厌恶。而且，无论是多么公正或者不公正，在公众的眼中，他都与智术师相联系，而这个群体，在公众中声名狼藉。毫无疑问，苏格拉底在雅典并不受欢迎，而且，在公元前423年，当《云》上演的时候，或许他还被认为是妨害公众利益的人。难道阿里斯托芬仅仅在他的剧作中反映了这一公众态度？因为决定要嘲笑智术师，对智术师这个学派，这个保守的诗人一点也不同情，所以，对于这样一个其外貌和生活都为讽刺作品提供了如此丰富的素材的老师，诗人无法拒绝选择其作为他讽刺的目标。苏格拉底是为讽刺作家准备好的现成的合适人选。这个剧作极不可能是故意对苏格拉底进行的深思熟虑的恶毒人身攻击。因为在柏拉图的《会饮》中，苏格拉底和阿里斯托芬明显是最要好的朋友，而且，柏拉图令这个诗人说出精彩而巧妙的讲辞，就如在阿里斯托芬的剧作让我们看见的那样，这些讲辞肯定与这个喜剧作家的性格一致。我们不能厘清这份友谊完全是虚构的假设，对于这两个人实际上一直都处于敌对状态的看法，我们也难以厘清。

普鲁塔克讲过一个很可能真实的故事，而这个故事能够进一步证实这一点。普鲁塔克说，阿里斯托芬创作了《云》之后，把各种各样的侮辱都加在苏格拉底身上，在场的某个人就问这个哲学家，他被如此嘲笑，是否觉得很生气。“以宙斯的名义，根本不生气”，苏格拉底答道，“因为我在剧场被取笑，就如在一次盛宴上被取笑一样”（普鲁塔克，前揭，14c）。

勉强说来，剧场里的嘲笑，还算是善意而干净的玩笑。苏格拉底害怕的不是喜剧诗人，而是由喜剧诗人所揭示出来的公众头脑中的态度。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中，苏格拉底明确地说“我不知道（那些造谣中伤者的）名字，我也不能说——除非恰好是个喜剧诗人”。很明显，他认为诗人是一个很大群体中的一员。诗人是在表达出一种已经广为流传的态度；他可能把一些可笑的联想和苏格拉底这个名字联系起来，而且或许通过他的敌人加强了对这个哲学家的偏见。

《云》写出来的时候，无疑存在着一种同样反对苏格拉底的情绪，这使得定罪的裁决成为可能，并鼓励阿里斯托芬写出了这个剧作。^[41]

苏格拉底所害怕的，正是这样一种情绪，一种态度。他几乎只是顺便提到喜剧诗人，作为他所说的一个例子，而不是具体的个人导致他不受欢迎，而现代评论家却非常强调后一种观点。因此那里存在一种巨大的差别。无疑，公众的观点在喜剧中有所反映。但是，那种公众观点受到喜剧的直接影响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毫无疑问，该剧的确导致苏格拉底不受欢迎，因为它明确表达出了一种普遍的看法，但是，事实是，在这个被人们老生常谈的“影响”产生之前，25年已倏忽而逝，这个事实似乎可以排除《云》与苏格拉底的定罪之间有直接联系。

《和平》常常被引证为在政治上很有影响的一部喜剧。

《和平》对《尼基阿斯和约》（Peace of Nicias）的签署有很大的影响力，它上演后不久，该条约就签订了。^[42]

但是，那样一种解释，过度地强调了这部作品，而没有充分地考虑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因为当诗人上演他的剧作时，和约实际上已经缔结了。因为在戴里乌（Delium）和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都遭遇了惨败，所以雅典对她的力量不再有原来的那种自信，而且害怕她的同盟国叛乱。另一方面，斯巴达疯狂而急切地想赎回他们在斯法克特里西被俘的俘虏，她的国家正遭受抢劫，奴隶正在逃跑，因此斯巴达害怕有革命发生。于是第一次，双方都渴望和平。公元前422年，克勒翁和布拉希达斯（Brasidas）都死于安菲波利斯，因此和平的两个主要障碍被清除了。修昔底德清楚地告诉我们：

事情的确这样发生了，在安菲波利斯战争和拉姆菲阿斯（Ramphias）从塞萨利（Thessaly）的撤退之后，双方都停止了发动战争，而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和平。（修昔底德 V，14）

随着两国之间敌对的中止和谈判的进行，和平实际上已经很确定了。^[43]该剧于公元前421年3月在城邦酒神节上演，《尼基阿斯和约》在公元前421年3月或者4月签订，“刚好就在城邦酒神节之后”（修昔底德Ⅴ，19以下）。到处洋溢着和平，我们发现在这个喜剧中反映出来的，也正是这种和平的喜悦。^[44]该剧确实是大众思想的一种反映，我们不能坚持说，诗人对公众意见或者国家的谈判施加了，或者甚至想要施加影响。

我们可以指出，与这一点有关的是，公元前425年，在获奖的《阿卡奈人》上演后不久，带着它充满活力而真实的和平宣传，雅典人开始向皮罗斯（Pylos）进军，这是他们最冒险的一次军事任务。该剧似乎完全没有效果。

也许，在阿里斯托芬剧作中，最负盛名、也最被高度赞扬的段落，是《蛙》中那段高尚的插曲，在这段插曲中，诗人勇敢地恳求，对那些因为参加四百寡头政治革命而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国家应重新恢复他们的公民身份。^[45]公元前405年春天，当这部剧作第一次上演时，观众对这段插曲高度赞赏，给诗人戴上了一个用神圣的橄榄枝做成的花环，而不是惯用的常春藤，这是一份特殊的礼物，而且他们还要求给予这个剧作第二次上演的殊荣（Bergk，Prolegomena De Comedia，XII）。在接下来的一年，雅典人的确采取了诗人所建议的措施，让那些被流放和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重新获得了公民身份，这个事实让很多作者都指出，《蛙》是法令得以恢复的直接原因。罗杰斯说道：

这很能证明雅典人的慷慨大度，他们并不怨恨诗人的呼吁，而是给予诗人的呼吁最高最特殊的荣誉……一个非常有名的事实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也就是在另一个政治危机到来的时候，在阿哥斯波塔米（Aegospotami）灾难后，雅典人一字不差地遵从了阿里斯托芬的建议，而他们的第一步，就是赋予那些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公民权。（《蛙》引言，vi以下）

无论罗杰斯有没有意识到，他都已经在结论里包括了这个辩驳的关键点。因为在阿里斯托芬给雅典人提出建议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遵循阿里斯托芬合理而卓越的建议，而那个时候，遵循建议可能会对他们有些好处。雅典人称赞阿里斯托芬崇高的情感，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觉得要按这个建议行事。“他们更认为阿里斯托芬是个诗人，而不是政治家”（《剑桥古代史》[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360]）。尽管在海军战役之后的悲伤和恐惧还挥之不去，但前一年夏天的阿吉纽西（Arginusae）战役还是一次非凡的胜利，而类似的胜利，雅典人已经很多年没享受过了。雅典又赢回了她的海上霸权，而且，依靠她倾其所有而建造的舰队，雅典拒绝了斯巴达提出的和平提议，通过最后孤注一掷的努力，避免了和波斯联盟的耻辱，因为这样的联盟意味着希腊将沦为附庸。以同样的心态，雅典拒绝了阿里斯托芬的提议。随后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阿哥斯波塔米大屠杀。拥有180条船的舰队整个被摧毁，3000名雅典俘虏被处死，所有的统帅中，只有科农（Conon）死里逃生。这就是战争的结束，也是雅典的结束。这个城市，准备好做一次最后的以死围城，但是已经失去了人力，于是，最后，雅典恢复了所有失去公民身份的人的完全公民权，无论他们以何种原因失去公民身份——除了因为血罪（blood-guiltiness）或者叛国。毫无疑问，这一行动肯定不是阿里斯托芬建议的结果，而是悲惨的军事失败的结果，正是这个结果迫使雅典通过这项法令。雅典人

认识到他们自己对自己的伤害已经太晚了……在那一天，《蛙》的作者被证明是正确的。他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来使他那些充满热情而缺乏思考的同胞，在合适的时机采取有用的行动，但是，他的优秀之处在于，他发现了什么是对的，而且坦率地使用美丽的语言。（Croiset，前揭，163）

对克勒翁和政治煽动家的攻击，对苏格拉底的嘲笑，《和平》中所谓的“宣传”——真正的欢庆，以及《蛙》中的政治建议，这是四个最经常被援引的例子，用来证明阿里斯托芬剧作的影响。如果我们已经成功地论证了这影响微不足道，那么我们也就有理由假定，就其他一些不怎么被强调的抨击来看，事实也是如此。篇幅所限，在这里不能详细地讨论这些要点，但是我们可以顺便注意到，《骑士》也嘲笑了诗人克拉提诺斯（Cratinus）（526以下），然而第二年，他的喜剧胜过了《云》而获得头奖。在《吕西斯特剌塔》（Lysistrata，574－578）中，政治俱乐部只是被顺便抨击，然而纵使有来自法律方面的更有力的反对，这些组织依然兴旺发展（参看Croiset，前揭，页136以下）。《吕西斯特剌塔》和《和平》，表现出了巨大的泛希腊情绪（pan-Hellenic feeling），而且也充满了对全希腊统一的有力论证，但是，就如历史所悲惨地证明的那样，所有这些论证都徒劳无用。似乎不可能指出一个单独的个人、政治党派、或者理论，受到了阿里斯托芬抨击的伤害，甚或严重的威胁。对某些有名的人来说，诗人无疑是个讨厌鬼，但是，阿里斯托芬也不能让大多数人反对那些他曾经抨击过的人。阿里斯托芬常常反映出他一部分观众和普通大众的看法，但没有证据说明，对他那些早已不那么有倾向性的大部分观众或读者来说，他还有着很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