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度、自由和公共德性——托克维尔论民主时代的基督教

崇　明

现代性的诞生常常被认为是现代思想家如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在其政治计划中明确拒绝、批判和驯化基督教的结果；只有上帝远离人间人类主宰大地后，现代才启幕。[1]但同时现代性又会被解释为基督教精神的推演或世俗化的产品，这是尼采、韦伯和洛维特等人对现代性之基督教渊源的阐释的结论。这两种互为矛盾的阐释却殊途同归构成对基督教的攻击和否定：基督教或者成为现代政治的绊脚石而应被从政治中驱逐，或者因为对现代性的败坏负责而应当和现代性一起成为被反思和清算的对象。当然，西塞罗式的宗教观——对宗教的政治和社会功用的强调在任何时代都不乏传人，现代也不例外。无论是洛克对宽容的提倡、卢梭指出宗教对于立法者的不可或缺、伏尔泰对创造上帝的必要性的强调、内克对宗教的功用的阐释、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对美国人民就宗教和道德的关系的谆谆告诫，都表现出一种哲学家或治国者的务实和审慎。托克维尔也持守这一务实和审慎，小心翼翼地调和民主和宗教，然而他并不是换一种方式在民主时代重复西塞罗的老生常谈，而是试图以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净化和提升民主时代人的灵魂。他对基督教和现代性的阐释，虽然不成系统，但却颇为复杂。他绝不认为现代性是人类文明拒斥基督教所取得的进步，相反基督教提供了现代道德的基础；但现代道德也并非从基督教推演而来，而是取基督教人性的一面，拒绝其超越的根基并因此威胁到基督教。因此托克维尔不会同意现代性对基督教的拒斥，因为现代性认清了基督教才能更好地理解自身，而基督教不能也不可以被现代性拒绝。与很多世俗化论者不同，他亦不接受把现代性的过错归咎于基督教而把两者一同否弃，因为现代性的过错是背离了基督教和贵族价值的结果。他对现代性温和的认同不只是由于他承认现代性的不可逆性和正当性，而更多地在于他相信民主和现代性的不足和过错能够被创造性的自由政治和基督教来克服，民主和现代因此可以成为人类自由生活的空间。

人类的民主和现代性计划立足于对人的自然和理性的正当性的承认，但对由此导致的自然和理性的不断膨胀，民主和现代性却时常束手无策因而陷入危机。基督教对于民主和现代性意义根本上在于为这两者提供一种超越性的限度，在这一限度内创生道德和自由，使民主时代个体的灵魂不至于被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淹没。然而基督教如果只能安定个体道德和维护基督教会信仰共同体的上帝之城，它仍然不能面对民主和现代性的重大问题：公共德性和公民性的丧失。基督教与公共德性和公民性的关系是在政治维度对基督教的最大挑战，这一问题亦困扰了托克维尔，他的回应为我们思考基督教的政治可能性提供某种启发。

托克维尔对基督教和民主及现代性关系的思考出发于他的思想最富戏剧性和争议的观点：民主的天意。读过《论民主的导言》的人会注意到托克维尔断言民主是上帝的意志，人们由此可以推论托克维尔认为民主是基督教的结果，然而这实在是一个重大误解。托克维尔为民主的修辞辩护的背后隐藏着对上帝和世界历史的某种神义论发问，并因此引出基督教与民主及现代性的复杂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