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题　回想托克维尔

地理之于美国民主的利与弊[1]——兼论联邦党人之美国例外论的神学-政治论题

林国基

引言

古典时代，地理习惯上划归运气或命运的范畴，与战争的关系至为密切，归神掌管；[2]而民主则是现代人“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的集体功业，归人掌管。[3]地理与民主之论题由此是一个神学—政治（Theologico-Political）[4]的论题，而不是地缘政治（Geo-political）的论题[5]。

1492年，随着美洲的偶然发现，人类进入了所谓的“哥伦布时代”（the Columbian Era），[6]或者说大航海时代，古代世界那个以陆地为中心的封闭的宇宙秩序随之被撕开，地球上的各个地理实体和实力中心命定被海洋结为一体，它们彼此之间或交通或战争，宇宙秩序随之重新塑造和奠基。从此，游历新大陆者如过江之鲫，绵延不绝。淘金的，占地的，避难的，传教的，建国的，林林总总。于是，关于美洲的游记或考察报告一时间大有泛滥成灾之感。比如，德国人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就游历过美利坚合众国，美国“生存空间”之大成为其游历报告《政治地理学》挥之不去的巨大阴影。其报告单调枯燥，充满了地理决定论的宿命感，在他的笔下，人像蚂蚁一般匍匐在陆地上，成群成群地互相撕咬，虽不体面，却颇为实在。而另一位考察者的报告却要丰富得多，充满了海陆空三维之立体感和平衡感，那就是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

当托克维尔谈到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三个主要原因时，他列举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上帝为美国人安排的独特的、幸运的地理环境”。[7]遵循其师孟德斯鸠的古典史学传统，托克维尔赋予地理因素以显著的重要性，《论美国的民主》开篇就讲美洲和美国的地理。在他看来，美洲这一地理发现本身乃是一个纯粹的“运气”，或者说是某种“神意”。如果说人们习惯上将地理这一因素划归命运和神意这一神秘且神圣的范畴，那么，十分显然的是，托克维尔赋予了美洲尤其是美国某种天命色彩，把美洲的发现与旧约的《创世记》乃至那场担负着第二次创世使命的大洪水联系在了一起。贤明的洛克就曾模仿圣经创世论的口气说：“太初有美洲”，[8]而托克维尔的描述更是质朴动人，颇有旧约《圣经·创世记》的古风：[9]

当创世主赐给人们以大地的时候，大地上是人稀而物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人们没有能力和知识去利用大地。当人们学会开发大地的宝藏而获得好处时，大地上已经到处是人。不久，人们便不得不为获得在一个地方居住和自由生息的权利而互相厮杀。

正在这个时候，北美被发现了。它好像是一直被上帝保藏着，而现在才从洪水中露出水面的。

当它出现于人们面前的时候，仍保留着创世之初的面貌，上面是一条条源头永不枯竭的河流，一块块湿润青葱的绿野，一片片没有触过犁铧的无边无际的土地。

托克维尔在行文中处处把旧大陆与经由海洋而重生的新大陆相比，将旧大陆上日薄西山的贵族制与新大陆上生气勃勃的民主制相较。托克维尔认为，地理的特殊优越性是建立和保持美国的民主制的重要因素，但他并不认为地理是最重要的因素。在有助于美国民主制的建立和保持的三种重要因素中，民情最为重要，立法次之，地理的因素最轻。然而，关于地理在美国民主的建立和维持中到底占有何种重要性，托克维尔的论述似乎显得不够清晰，甚至是前后矛盾，至少是不够充分。因为，即使是在法治和民情这两个环节，地理仍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和作用。比如，就法治这个环节而论，托克维尔在逐一论述了美国的乡镇自治和州的政治制度之后，最后谈到了联邦制这个美国民主政治的“第一因”。他认为，美国联邦制“几乎完全建立在法律的假设之上”，简直就是“一个理想国”，它的建立和保持“主要应当归功于国家的地理环境”。紧接着他就谈到了战争，说战争能使政府的弱点暴露得最为清晰和触目。他认为，美国的联邦制有着固有的缺陷和软弱，经不起战争的考验，它之所以没有毁于一场大战，实在是拜优越的地理条件之赐。在这些优越的地理条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其一，国土的东西两侧是海洋，这一自然的疆界像天然的屏障使得美国与其他大陆隔开；其二，与美国在陆地接壤的国家不多，且没有强邻。于是，托克维尔这样总结道：“因此，美国的大幸并不在于它有一部可以使它顶得住大战的联邦宪法，而在于它处在一个不会使它害怕战争发生的地理位置”。[10]

托克维尔似乎认为，美国的联邦制是由于地理这一“偶然的”或“天赐的”属于“运气”成分的护佑，才没有成为各种“强力”尤其是战争的牺牲品。或许在他看来，联邦制本身似乎是经不起现实种种“运气和强力”检验的奢侈品，尤其是当它应付可怕的战争时。然而，如果我们稍稍留心一下以汉米尔顿为代表的美国联邦党人对联邦制的著名解释和辩护，我们就会发现，托克维尔的上述判断是有失公允的。

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的第一段，汉米尔顿无比简洁有力地提出了所谓的美利坚问题，或者说美国的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

时常有人指出，似乎有下面的重要问题留待我国人民用他们的行为和范例来求得解决：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运气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11]

汉米尔顿认为，“运气和强力”乃是历史的常态，而美帝国试图成为一个例外。如果说人们习惯上将“运气和强力”划归神意或命运这一神秘且神圣之域掌管，那么，美国的例外论表达的则是一种不甘神意或命运掌控的去神圣化的努力。在此意义上，这同样是一种政教分离的尝试。它表达的是这样一种建立在常识感基础之上的政治自信：一个民族凭借人自身的“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建立在意见或同意基础上的社会契约），可以征服“运气和强力”的近乎神圣的盲目役使和摆布。与其相比，其他形形色色的政治主张和理想无一例外地沉溺于“运气和强力”的盲目役使和摆布之中。正是在这种渎神的政治命题中，联邦党人的例外论表达了征服命运的政治冲动和自信，显示出了试图超越古代世界的“诸神之争”的普世冲动，从而表达了比异教罗马的陆地性帝国更加强烈的基督教的海洋帝国的冲动。[12]在以汉米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看来，上述问题不仅仅是美利坚的问题，而且也是人类和历史的普遍问题。由于在美国之前还从没有任何一个政体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美国联邦党人看来，这个问题的解决与否不仅关乎着“一个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引人注意的帝国的命运”，[13]而且也关乎整个人类的命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汉米尔顿将军的美国例外论乃是例外论的最经典、最深刻的唯一表达，它显露出一种无比强烈的普世性的帝国冲动和雄心；与之相比，迄今为止的其他的种种所谓例外论，皆是特殊论（Localism或Particularism）的变种[14]，是文人的羸弱病态之象，不思进取之饰，矫情煽惑之辞。它们毫无例外地沉溺于“运气和强力”的神龛和魔咒之中而不愿自拔，而非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