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罗遭遇廊下派：历史背景

我们应该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西塞罗笔下首次与廊下派正式交锋。那时，罗马共和国迫切需要推行国际化的政治和军事道德准则，因为罗马铁蹄所到之处，独立的公民生活荡然无存，民间信仰遭到动摇，城邦融入鱼龙混杂的帝国，其精英被五花八门的通俗哲学（或“神学”）弄得晕头转向。这些哲学（或“神学）出自各式各样相互抵牾的希腊教派（伊壁鸠鲁学派、廊下派、怀疑派、逍遥派、新老学园派等等）。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能否为罗马帝国主义提供其所需的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为其添加道德约束？西塞罗遭遇了政治家和理论家都不得不长期面临的挑战：必须保留苏格拉底哲学蕴含的可能性，必须施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发现并推广的准则。[9]在这种情势下，希腊哲人的著作不足以提供直接指引，西塞罗发表了郑重声明，他论及战争的道德底线，公民间的相互义务及公民对非公民的责任。这些声明已成为目前最具影响力也最常被征引的经典论述。

倘若我们想要正确地理解西塞罗，理解他以这些重大宣言希望传达给我们的信息，仅仅了解大致的历史背景还不够。西塞罗也让我们留意到他个人的政治地位。他一再强调，他写作的动机不是出于政治哲人或理论家的身份，而是出于政治经历。他曾经是罗马军团战功赫赫的将领、卓越的城邦政治家、成功的地方牧首、罗马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演说家。为了保住苟延残喘的罗马共和，他奋起反抗凯撒的独裁统治，失败后落得被迫引退。[10]然而西塞罗相信，仍然可能以某种形式复活共和制。他甚至希冀正在形成的专制会因为尊重共和国的往昔而有所收敛。因此，他想哺育一种奋进和可行的罗马共和传统（这当然包含了共和派的帝国主义），他同时又宣扬普适的道德准则，这可以在凯撒的淫威下保存些许尊严，也可能限制和改变这种更为合理的新型普遍专制。在这部复杂和有细微差别的修辞作品的核心，他诉诸某些超国家的统治原则，其中包含了廊下派所谓的“自然法”以及与“万民法”类似的概念。[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