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效胜于真理

在《论演说家》的高潮部分，西塞罗抛出令人吃惊的言论，他提出了选择哲学立场或学派的根据。对话主人公似乎主要讨论这个问题。这个谈话者是克拉苏斯（Lucius Licinius Crassus，页140-191），杰出的罗马政治家，公元前95年的执政官。西塞罗认为他是罗马的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修辞学杰出传统中最伟大的演说家。[1]在这部最全面的修辞学著作中，西塞罗的代言人无疑就是克拉苏斯。[2]克拉苏斯说，当他审视源于苏格拉底的各个哲学流派时，他认为模范演说家应该吸纳哲学，他并非关注最符合真理的哲学（philosophia verissima），而是关注最适于演说家的哲学（oratori conjuncta maxime）。[3]这个观点似乎最大程度上缓和了西塞罗处处强调的观点：哲学主要探讨和沉思真理，应该让位于现实生活。晚近的沃格林（Eric Voegelin）也为多面的西塞罗烦恼：

这个思想家能把哲学当成“洋学”，认为哲学应受尊敬，但是他也能把哲学当成消遣来完善人的优越。或者，人们可以放心地说，西塞罗在哲学著作中并未理解灵魂变化的本质，也不理解所谓的普遍人性。西塞罗尊敬希腊哲学同时又拿来消遣，他这种特殊的混合方式表明，当人们把这些理论真理用于扩大知识面和道德视野时，这些理论对罗马人来说没有存在的意义。[4]

西塞罗在作品中表示过他尊敬哲学，并且尊敬哲学揭示和获取真理的能力；这个时候，他似乎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正宗门徒。西塞罗在《图斯库卢姆清谈录》中写道，哲学神圣，是神的礼物，超乎一切（1.64-65）。他在《论法律》中认为，哲学是上天最好的礼物，他也反复承认，人本性上受知识吸引，哲学生活构成人类最好的生活，同时也是人类最高的愉悦。[5]哲学不是为了装饰，而必须探索和揭示真理；真理不由流行和主流意见评判，而要经受不断地审视和论证。[6]

当然，我们注意到，西塞罗一方面在《论演说家》中借克拉苏斯之口表示哲学适合演说家；另一方面，他在其他作品中提到，哲学构成人类生活的标准和顶点。他常说哲学是“诸术之母”，解决以上的困难似乎挺吸引人。但是，以上的说法并未解决悖论而是重新陈述问题。人们解释西塞罗的生活和作品时也喜欢这样陈述问题，他们提出存在所谓的“两个西塞罗”来解决问题。莫姆森（Mommsen）严厉批评西塞罗的政治实践，哈斯克尔（Haskell）总结说，西塞罗的门徒只能看到“政治家西塞罗”以及“人类生活的典范西塞罗”。[7]最近的卡明（Cumming）、威廉森（Whihelmsen）以及肯德尔（Kendall），他们比哈斯克尔更关注西塞罗的作品，而且更加赞成西塞罗。威廉森和肯德尔发现，西塞罗身上有“恶性的矛盾”（vicious contradiction），这让他陷于修辞真理与社会真理“两级意义”之中。[8]卡明也发现类似的张力：《论义务》中，西塞罗的标准是，个体应该臣服于普遍真理；《论共和国》中，西塞罗则认为，道德水平依赖罗马社会具体的历史成就。卡明总结说，西塞罗彰显了哲学与政治的裂缝。[9]确实，我们可以说，“两个西塞罗”的说法至少反映出，历史上的西塞罗可能并未在作品和（或）生活中整合政治与哲学。另外，人们也想到，支持以上说法的人以及西塞罗的拥趸发现，虽然西塞罗致力于融合哲学与政治，但政治和哲学不能相容。这些解释者认为，西塞罗的首要悖论反映了人类状况的基本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