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管控的总体思路

政治风险处理方式的不同将会加深或减小政治风险带来的损失。学者对于政治风险的处理方法也进行了探讨。

博林（A. Berlin）认为：“风险是商业决策过程中持续存在的因素，决定合适的方法去管控风险、缓解风险，对任何新投资或现有商业运营扩容的最终成功都至关重要”。对投资者来说，评估投资项目的政治风险至关重要，可指导投资者应在何处投资以及是否应该进行投资。一旦投资者意识到政治风险对未来或现有的投资造成的问题，就应着手管控这一问题，以避免损失，并使收益最大化。

在政治风险的具体管控措施方面，1981年，沙皮罗（Alan C. Shapiro）提出四种管控政治风险的基本方法：① 风险规避。假如损失的概率过高而预期的利润不及风险时，则投资可以延期或撤离。② 保险。大多数国家会为其跨国公司提供政治风险的保险以保障其跨国公司在国外的投资。③ 与政府交涉。一些跨国公司在进行投资之前会与东道国政府协议，以获得特许权并商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④ 改变投资的股权结构。跨国公司应尝试增加东道国的股权投入，以增加东道国介入营运的成本，减少其政治风险的产生。

1987年，阿克特（（Humayun Akhter）和鲁斯切（Robert F. Lusch）提出了另外三种对政治风险进行管控的方法：① 适应策略。使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利益一致，并呈现持续性的状态。② 经济性吓阻。跨国企业塑造一种情境，使得当东道国政府单方面采取行动而将对公司不利时，这项行动亦会对该国经济造成影响，而这种双向的经济互动将会延缓东道国政府采取对企业不利的行动。经济性吓阻的相关策略包括减少资源承诺、跨国公司活动的全球整合、控制原料市场或产品市场及计划性撤资等。③ 从政治上考虑企业的经营策略。能影响跨国公司的政治活动很少只是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维护国家安全、安抚利益团体和权力的维持等考虑通常会凌驾于企业的经济行为之上，而使得经济上的吓阻有时无法阻止东道国政府单方面的行动。所以，跨国公司亦需对东道国的政治情势多加观察。

1992年，米勒（Kent D. Miller）提出了五种策略性风险管控的方式：① 回避（Avoidance）。当企业面临无法接受之政治风险时，可以通过资产的撤离或推迟进入市场、在不确定性的市场中采取利基策略（Niche Strategy）等。② 控制（Control）。通过控制重要的资源以降低风险。例如，利用政治游说和广告促销影响消费者，或以垂直整合、水平并购之方式来加强对投入/产出及竞争者的控制等。③ 合作（Cooperation）。利用多边协议增加彼此相互依赖的程度，以降低个别组织的选择权。例如，订立长期合约、设定股权比例、合资和授权等。④ 仿效（Imitation）。通过仿效竞争者的策略、产品与风险规避技术，或采取跟随策略，以减少风险的发生。⑤ 灵活性（Flexibility）。借由增加组织的灵活性来增加其适应能力，以减少风险。例如，产品、原料来源与市场的多元化，加强多国生产的环节等方式。

以上研究多半是站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立场上展开的，并且主要是基于传统政治风险，但是其指导思想和分析框架依然值得我们借鉴。必须指出的是，中国跨国企业有其自身特性，这些特性意味着中国跨国企业的政治风险管控方式不能照搬传统西方跨国公司的海外政治风险管理模式。本书着重提出以下五方面的政策建议：

第一，建立境外投资保险制度。根据2010年MIGAEIU政治风险调查显示：政治风险被认为是近年来对FDI的流向产生影响的唯一的、最重要的限制因素。这个调查结果反映出多方面的问题，包括各国对FDI监管的趋势上升和近期世界上某些地区的政治动荡。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伯尔尼联盟（BU）投资保险公司2009年承保的投资保险量截至2010年6月总计超过1420亿美元，12个月内增长了7.7%（MIGA，2011）。近年来，政治风险保险有增加的趋势。例如，一些跨国企业在考察东道国环境时，以对方能够提供政治风险保险为前提条件。中国企业投资项目的政治风险保险可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包括某些形式的政治风险保险。这能够使企业确信，如果损失确实出现，其可得到投资项目所有部分的补偿金；二是中国跨国企业可采用事实保险形式，包括旨在防止损失最初出现的一套战略合作关系或计划。

第二，为企业提供实际的外交支持与保护。美国对企业海外投资的外交支持与保护主要体现在：一是通过签订双边和多边条约保护企业的海外利益；二是通过外交途径向东道国的相关机构施压以解决投资者在海外投资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对于前者，即通过利用已有的国际机制来保护企业的海外利益，已经成为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一条重要途径；而后者的实现需要两个条件：作为投资国，应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及国际地位作为强有力的后盾，能够对东道国起到威慑作用；该难题已经严重影响到投资国的国家利益。如若两个条件都成立，中国则可尝试。根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已经与130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但由于国内没有相应的海外投资保险立法和制度，使得这些双边保护协定流于形式，并未发挥实际作用。

第三，通过提供安全类公共产品打造区域及区域间安全共同体。在全球性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或无法满足其个性化需求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只服务于特定区域或跨区域，其成本又是由区域内或区域间国家共同分担的安排、机制或制度称为“区域性或区域间公共产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2015年5月发布的《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中提出：在军事安全合作中，中国军队将加大参与国际维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行动的力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提供更多的安全类公共产品。事实上，截至2014年8月，中国已经连续、常态化地派出了17批次编队执行护航任务，为5670余艘中外船舶实施了安全护航，成功解救、接护和救助了六十余艘中外船舶。未来，中国在安全类公共产品的提供领域仅仅提出理念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到具体实践中去，积极提供区域性或区域间安全治理的公共产品，引领区域性或区域间安全机制的构建，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第四，动员社会资源，创新海外公民保护机制。保护海外公民是一个国家的应有权力和应尽义务。也就是说，政府部门、主要是外交机构等应负起保护海外公民的首要责任，特别是对自我保护能力较差的个人。一些国家包括大国的成熟经验表明，充分动员社会各方面资源投入是比单纯走政府路线更为经济、更有效率的方式。例如，在刚果（金），当地有大量国际背景的NGO和专业机构在各个社会领域活动，这些机构为从事本职工作的需要，必然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当地社情、民情调研，由此也使外界得以获知大量、详尽的国情基础信息。这些海量信息显然是任何一国政府，甚至是东道国政府都难以独立组织采集完成的，而母国当然是首先的获益者，由此可见社会资源的强大作用。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这就需要政府在处理自身与各种社会行为主体（特别是走向海外团队与个人）的合作关系、资源分配等社会管理机制方面实现创新。说到底，资源动员能力的改善需要制度革新。就海外公民保护而言，国外尤其是东道国社会资源显然是更为重要的动员对象。如英国外交部年度报告显示：2013—2014财政年度，英国赴海外旅行人数为6000万人次，同时还有遍布全球的500万海外侨民，英国外交部在该年度为45万人次的本国公民提供领事服务，包括回应处理了来自海外公民的4.8万宗紧急求助。支撑起这组大国数据的英国外交部，其正式工作人员仅有4609名，但在其驻全球各地270个左右的外交机构中雇用了约9200名当地雇员，人数是本国正式工作人员的两倍。大量雇佣东道国当地雇员的外交职员本地化策略，行动效率、成本节约的效果自可期待，而建设这样一种团队所需的管理机制、组织保障、忠诚度维系手段，以及显现出的主管当局的强大自信，都是让人更有兴趣的着眼点。相比之下，我国外交机构的组织理念可能还存在着一些传统思维，而在新形势下恐怕需要革故鼎新、与时俱进。

由于政治风险的不可预测性较大，因此，做好政治好风险的管控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为了规避政治风险，我国亟须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总的来说，应注意以下四个方面：在原则方面，应做好自身战略定位，审慎节制地配置战略资源；在安全方面，要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境威胁，通过提供安全类公共产品打造区域及区域间安全共同体；在政治方面，应主动发展与相关国家国内各主要政治力量、派别或族群的友好关系，力图保证不同势力的掌权不会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形成风险；在外交方面，加强与各国家政策沟通与协调，妥善处理好与大国和国际组织的关系。对面临的政治风险要提前作出详细的评估，并及早制定风险防范措施。

在明确上述针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本书的核心内容将分别按照“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和海上国际运输通道的顺序，分析中国企业在沿线重点地区或国家投资所面临的政治风险现状、原因以及管控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