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古代城市发展演变的历史

一、城市的起源

城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文化时期。早在五六千年前，人类社会就出现了城市的雏形。早期的城市主要分布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南部、古埃及尼罗河下游三角洲、印度河流域和中国黄河流域等地区。中国是世界上城市文明历史最为悠久的少数国家之一。关于中国城市出现的确切时代，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根据考古发现，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先后出现了一批古城。“城者，所以自守也。”这些古城用夯土筑成，主要出于防卫的目的。

关于城市的起源，自古以来就众说纷纭。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是集市说、地利说和防御说等。但无论哪一种观点都承认，只有社会分工和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城市才有可能产生。所以，城市并不是历来就有的，也不是人们主观愿望的产物，而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伴随着人类社会大分工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手工业和商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工商业活动持续扩张，城市经历了从萌芽、发展到繁荣的过程，并逐渐成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城市文明也在持续发展。

相较于农村，城市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志，是更高层次的文明形态。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分工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从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到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人类文明的历史主要是城市文明的历史。城市的数量、规模、设施、形象和功能等，都经历了逐步发展的过程，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从混乱到有序，从脏乱差到整洁美观等。当然，城市也是有生有死的生命体，许多城市都经历了从繁荣到衰落甚至是消失的过程。

什么是城市？从古代夯土而筑成的小城垣，到当今地域辽阔、连绵成片的城市带，人们都知道城市所指是什么，也知道不同城市从里到外都充满了差异，城市的功能及性质也在永恒的变化中，但人们却不知道如何定义城市。法国地理学家潘什梅尔（Pinchemel）曾说过，城市现象是一个很难下定义的现实。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L.Munford）在其编撰的《国家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说道，城市的定义尚在争论中。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的学科，都给予城市不同的界定，具体的定义有数十上百种。比如，城市是人群的生态系统；城市是物质生产分配的空间；城市是相互关联的决策系统；城市是人性的产物，城市也是斗争的产物等。每一种定义都聚焦于城市现象中的某个或某些方面，但又不免过于片面和简单。

在早期，“城”与“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并没有必然联系。“城以盛民也”，“城，所以守也”。从城市的起源来看，城最初是一种防御设施，是在一定地域上为了防卫而围起来的墙垣，它包括城垣、城郭、护城河等多个部分。《吴越春秋》中记载：“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这也正如《管子·度地》所说：“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郭外为之土阆。”根据《说文》，“市者，买卖之所也”。市是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正所谓“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居住在乡村的农民按照约定的时间到固定的地点交换各自的物品，就形成了市。市一般都是在重要的交通道口或人烟稠密的地区，可以在城内，也可以在城外。早期的“城”与“市”是分开的，各有其防卫和交易功能。“城”与“市”的结合最终形成了“城市”。

二、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

从游牧到定居到修建房屋等，是人类生活史上的伟大革命。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随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较多的剩余产品，私有制得以逐步确立和发展，也进一步加快了社会分化的速度。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产品的质量和劳动的效率也随之提高。其中，建筑技术（包括夯筑技术、土坯砌墙和木构建筑等）也在不断发展，这为城市的建设提供了技术基础。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各个原始部落为了生存和发展，彼此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战争，作为防御工事的城堡逐渐出现，人群的聚居也开始更为密集，这也是早期城市的源头。

从原始社会末期到春秋战国之前，是城市的萌芽阶段。从商周到春秋战国时代，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城堡和都邑的数量越来越多，人口也不断增加，城市开始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中心，也开始发展成为商业和手工业的中心。根据分封制的逻辑，诸侯们各自在其领地内修筑城池，由此形成了松散的城市体系。早期的城市要素以宫殿或城垣为主，分布范围较窄，数量不多，规模较小，政治和军事功能突出，经济功能薄弱。“城”的政治、军事功能与“市”的经济功能是相互分离的。城市之间的联系也是以政治联系为主，而社会与经济上的联系则是次要的。实际上，这个时期的“城市”更多的只是“城”，还不具备城市的完整内涵。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群雄割据的局面。由于诸侯割据，战乱频繁，各称雄割据的诸侯或大力发展城市据点，或扩大旧城，或建筑新城，加速了城市的兴起和发展。特别是由于冶铁技术的发展，铁制工具开始得到更多的应用，生产力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各地都兴起了一大批工商业城镇。一些城和市逐渐结合为一体，许多城市发展成为商业和手工业集中的经济中心。比如燕国的下都，魏国的大梁，赵国的邯郸，秦国的咸阳，齐国的临淄等。其中，齐国就有70多座城市，国都临淄城有7万多户，近40万人口，城中车水马龙，人潮涌动，非常繁荣。

就这个时期来说，城市与乡村逐渐分离，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城市的非农化特点，城市体系形成了多中心的格局，城市的经济功能日益突出，出现了具有完整意义的城市和以国都为中心的城市群，但它们整体上的发展比较缓慢。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之间为了战争需要而筑城，加强防御，推动了城市的发展。这一时期，城市具有强烈的政治和军事色彩，许多城市因战争的需要而修筑起来，也因为战争的摧残而变成废墟。

公元前221年，“六王毕，四海一”，秦国最终消灭齐国，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在残酷的统一战争中，“攻城以战，杀人盈野”，许多刚刚兴盛和发达起来的城市毁于战火，从此一蹶不振。为了巩固统一战争的成果，秦朝进一步扩大咸阳的建设规模，大造宫殿，还下令损毁六国的城郭和城垣，强行要求其他六国的贵族和商人共计12万户（粗略按每户5人算，也有60万人之多）迁徙到咸阳，使原来六国的都城及其经济再次遭到巨大的破坏。

秦朝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国开始由分封制时代进入郡县制时代。秦朝将全国分为四十多个郡和近千个县，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各级行政中心得以发展成为规模不等的城市，由此城市的数量急剧增加，城市的地理分布也更加广泛。根据对郡县数量的不完全统计，秦朝有800余个城市，较大的城市有250多个。当然，由于国家总体人口数量有限，这些城市的规模也不会很大。统一后，秦朝修筑从咸阳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加强了首都与其他地区以及城市之间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城市也开始成为大一统国家体系的重要节点。此外，秦朝也注意广修城池以巩固辽阔的边疆领地。

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经历过秦末农民起义和诸侯争战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从首都咸阳到全国各地，城市趋于衰败没落。刘邦平定天下后，奉行休养生息政策，到文景之治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农业和工商业发展迅速，经济社会秩序稳定繁荣，形成了中国城市发展的高峰。其中，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以及发达的交通运输，为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西汉国力强大，疆域不断扩张，在岭南、河西和川南等地新建了许多行政中心，促进了新兴城市的发展。许多城市恢复了昔日的繁华，并发展成为重要的经济中心。

西汉鼎盛时期，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有670余个。比较著名的城市除了首都长安外，还有洛阳、临淄、邯郸和成都等商业都会。经过多次的建设，首都长安人口最多时，有40万人左右，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刘邦最早在洛阳建立西汉政权，西汉初年只剩下5000多户，到西汉后期，人口增长了10倍，达到5.2万多户，其商业经济非常繁荣，成为全国性的商业中心。成都在历史上虽名不见经传，但经历汉朝200年的发展，“成都，户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六”，成为仅次于长安和临淄的商业都会。

两汉之交的社会大动乱，导致社会人口锐减。公元57年，东汉在籍人口数为2100万，仅为西汉末年的三分之一。由于长安已经成为废墟，刘秀只能选择建都洛阳。东汉初年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的措施，人口和耕地面积逐渐增加，逐步接近西汉时期的最高水平。各地城市也逐渐恢复生机，若干大城市又开始出现了繁华的局面，但城市分布的格局已经有所不同。北方地区虽仍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但由于都城东移到洛阳，关中地区的政治经济地位下降，长安及其附近人口也大幅度减少。

这个时期，长江流域和岭南地区的经济得到较大发展，产生了一批较大的城市，比如东南地区的丹阳（今安徽当涂）、豫章（今江西南昌）、东治（今福建福州）、番禺（今广东广州）以及长沙等，还出现了比郡县数量更多的市邑。这一时期城市的发展范围更广了，数量更多了，经济要素的重要性超过政治和军事要素，成为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基础。由于疆域面积的扩大，国家根据军事需要设置若干边城，东至辽东，西到敦煌，许多边塞城市的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著名的“丝绸之路”上出现了一些新兴城市，如酒泉和张掖等，成为地方的中心。

东汉末年，朝政腐败，天下大乱，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不断，社会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从三国魏晋到南北朝时期，前后长达400年的历史，除西晋初年曾有过为期11年的短暂统一之外，其余时间都处于分裂和动荡之中。其中，北方地区相继陷入“八王之乱”和“五胡十六国”（实际上是7个民族23个政权）的动乱之中。长安和洛阳等北方地区的城市先后多次成为都城，又多次被攻陷，其他城市绝大多数处于停滞状态。自三国时代开始，东南和西南地区的经济开始得到发展，其城市的发展水平逐渐接近北方。

在大分裂的动荡时期，频繁的战争导致北方人口大量向南方迁移，由此给南方带去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和经验，南方地区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因为社会较为稳定，战争比较少，土地得到了较快开发，经济和文化得到了发展，城市也获得长足发展。南方地区第一次出现了可与昔日长安和洛阳媲美的大城市—建康（今江苏南京），人口约为60万人，也出现了京口（今江苏镇江）、郢州（今湖北武昌）和山阴（今浙江绍兴）等重要的都会。这个时期，南方的城市中发展形成了“草市”，即在城郭之外或交通要道上形成的定期的市集，奠定了后续商业市镇的基础。

公元589年，隋文帝灭亡陈朝，统一中国，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的分裂局面。隋朝跟秦朝有许多相似的地方，都是短命的王朝，但都对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比如，秦朝的郡县制，隋朝的科举制、三省六部制和大运河等，奠定了后世的政治和经济格局。在城市发展方面，随着南方地区经济的发展，国家的经济中心逐渐向东南迁移，隋朝虽然仍定都在长安，政治中心还在北方，但经济中心却南移了。由此，城市也不再集聚在北方，南方的城市得到了发展，城市在南北方的分布上更加均衡了。

为了解决首都长安的粮食问题，隋文帝不惜代价开凿大运河，加强了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奠定了隋朝繁荣的基础。大运河贯通国都长安与黄河下游、长江三角洲和浙东平原等富庶地区，推动了这些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促进了沿线城市的发展和繁荣，比如杭州、苏州、常州和镇江等都成为运河沿线上繁华的商业城市。隋炀帝即位后，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大兴土木，铺张浪费，最终导致国力困窘，社会矛盾尖锐，隋朝迅速灭亡。农民起义以及军阀割据等因素导致城市人口大为减少，城市被损坏得非常严重，“万户则城郭空虚，千里则烟火断灭”。

自618年唐朝建立，到755年“安史之乱”发生前，唐朝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励精图治，除弊兴利，发展生产，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延续了长达130多年的增长繁荣期，人口逐渐增加。唐太宗初年，全国人口不满300万户，到开元二十八年，达到841.3万户，人口达到4814万人。“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都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盛世时代。这为城市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唐朝的城市总数超过1000个，远超过历史上各朝代。唐朝城市的分布也更加均衡，南方地区的城市数和北方地区的城市数大体相当。著名的城市除长安和洛阳之外，还有扬州、益州（今四川成都）、广州、泉州、明州、登州等，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苏州、常州、扬州和湖州等城市，也逐渐兴盛起来。

唐朝的首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人口最多的时候约有100万人口，比较保守的测算也有70多万人，是当时国际交往的中心。鼎盛时期，长安有10余万流动人口，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甚至还有很多外国人在唐朝做官，唐朝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程度可见一斑。东都洛阳仅次于长安，鼎盛时期总人口约40万人。城市内人烟稠密，商旅众多。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因此，当时“扬一益二”的说法，即扬州第一，益州第二，比京师长安有过之而无不及。长安实行限时开市闭市的制度，而扬州等地已经出现了繁华的夜市。

自“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唐朝持续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755年，“安史之乱”骤然爆发，标志着唐朝由盛转衰。其后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主宰着唐朝的命运，国家陷入长达150多年的混乱局面。907年，朱温灭掉唐朝，建立后梁，由此进入五代十国的动荡时期。自“安史之乱”到北宋统一共200多年的历史，中国陷入实质上的分裂时期，社会发展又遭遇到巨大的波折，城市发展也出现了明显的衰退。

长期的分裂和战乱给北方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使得著名的古都长安和洛阳屡遭战争浩劫，彻底化为废墟，从此丧失了成为都城的资格。南方战争较少，长江流域得到持续开发和发展，经济和文化重心逐渐南移。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地区又依托新兴的大都市（如杭州、成都和广州等）发展成为割据政权，比如南唐和吴越等，城市经济又有所恢复。城市中除了行、肆和店等之外，还有为商业服务的辅助性机构，如邸店与柜坊。周世宗柴荣对开封城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包括拓宽道路、理顺交通、整顿市容以及治理河患等，将城市规模扩大了4倍，使得开封成为当时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推翻后周，建立宋朝。至979年，宋朝统一了中国的东部和北部地区，与更为北方的辽形成了对峙局面。北宋初期，采取了大量奖励生产和发展经济的措施，使社会经济得以较快恢复，人口规模、耕地面积和生产力水平都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手工业也较隋唐更为发达，手工业门类增加，分工细密，商品经济非常活跃，城市打破了住宅区和商业区的界线，出现了许多临街设店的现象，也出现了大量的夜市，使得延续千余年的坊市制全面崩溃。北宋货币流通量比唐朝增长了约20倍，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使用纸币（交子）的国家，直接促进了商业贸易的迅速发展，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活力。

北宋的都城汴梁和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都先后发展成为百万人口量级的特大城市，城市中的市民阶层日渐庞大。如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在其《马可·波罗行纪》中提到，南宋都城临安商业繁盛，人口稠密，市容整洁，将其誉为“世界最富丽华贵的城市”。在南北宋200多年的历史中，城市的发展经常受到辽、西夏和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干扰。这期间，商业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小型市镇的发展，江南社会经济发展进一步提速，“附郭草市”的活跃甚至使得某些草市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在广州和泉州等港口贸易城市，居住着许多亚非国家的商人，形成了外国人集中居住的“藩坊”。

两宋时期，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不仅坊市的界线被突破了，城镇和乡村集市的时间也不再受到限制，历史上的宵禁制度被完全废除，直接促成了各地城市夜市的繁荣。据北宋的《东京梦华录》载：“市井经纪之家……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其中还记载了汴梁的潘楼东街巷，“街北山子茶铺，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女性也可以出来享受夜生活。南宋诗人陆游在《杂赋》中写道：“今朝半醉归草市，指点青帘上酒楼。”夜市繁荣起来后，老百姓的夜生活非常丰富，各种商铺和摊贩辐辏云集，“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城市的繁华由此可见一斑。

1203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落。三年后，铁木真即大罕位，称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开始了震撼欧亚大陆的征服战争，建立了空前庞大的帝国。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1279年，元朝灭亡南宋，从中唐以来持续500余年的割据分裂局面再次获得了更大范围的统一。元朝初期的征战，具有极大的掠夺性和破坏性。蒙古铁骑所到之处，大量的城池被夷为平地，阻碍了中原地区的城市发展。但大一统政权的建立，使水陆交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带动了大批市镇的兴起和发展，泉州和广州等港口城市商货云集，极尽繁华，尤为引人注目。县以及县以下的镇、市墟和村集等初级市场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各地交通要道上。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为辽阔的王朝。元朝初年，忽必烈采取一系列重农政策，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手工业和商业等继续发展，人口也稳步增加，人口最多时估计有1985万户，约8920万人。在城市分布上，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地区的城市数量更多，城市的发展水平高，人口规模也更大。在北方的城市中，都城大都（今北京）独领风骚，是一座从平地建起来的城市，规划有序，格局宏大，鼎盛时期人口在50万上下，是当时世界著名的大都市，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著名的商业都市。在商业经济发达的城市中，如杭州、苏州、扬州、泉州、集庆（今江苏南京）等，有繁荣的商业、手工业以及港口经济，有为数众多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此外，元朝时期，西南云贵地区也得到进一步开发，新建了许多县城。

朱元璋1368年在建康登基，建立明朝，逐步完成了全国的统一。明朝初期推行了较为积极的政治和经济措施，奖励垦荒，推行屯田，兴修水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农业、纺织业、制瓷业、矿冶业和造船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民间手工业发展较快，私营作坊大量出现，商业更加繁荣。明代全国约有大中型城市100个，小城镇2000个，农村集镇4000～6000个。明朝中期后，商业经济日趋繁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此萌芽，城市经济更加繁荣，全国先后恢复和发展出50多个较为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包括北京、应天（今江苏南京）、苏州、扬州、成都、广州、武汉、西安等，不同城市还形成了以产品或原材料为基础的专业分工，区域性市场和全国性的商路网也都基本形成。

1421年，朱棣迁都北京后，建康成为留都，两个城市分别是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城市的规模都很大，人口以百万计，工商业非常繁荣。在江南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使得许多农村小集镇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名震一时的工商业重镇。比如明清朝历史上著名的“四大名镇”，即景德镇、佛山镇、汉口镇和朱仙镇，也在明朝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在规模较大的城市中，出现了一定的功能分区，城市也突破城墙的界限，向近郊发展，比如南京城内不仅按照手工业类型有专门的分区，也根据居民的社会地位形成近似现代的“社会区”。

1644年，清兵入关，定都北京，逐步统一全国，建立了第二个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政权。由于清兵迅速占领北京，北京城得以全面保存下来，从而避免了大兴土木的消耗。清朝康乾时期，经济逐步恢复，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人口逐步增长到明朝鼎盛时期的水平，人口数量超过1亿。到鸦片战争前夕，全国人口数量达到4亿。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商贸活动的活跃，城市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城市主要集中于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交通便利的位置，一些商品流通中心城市的人口规模有的还超过政治中心城市的人口规模，比如天津、汉口和重庆等。历史上人烟稀少和经济落后的边远地区，得到了更多的开发，兴起了许多城镇。其中，东北、西北、西南和台湾等地兴起的新城镇，约占到新设的200余个县城中的一半。乌鲁木齐等新兴城市陆续涌现出来，成为地区交通和经济的中心。

清代的北京、苏州、南京、扬州和杭州人口都超过了百万。除了北京和承德等作为政治中心城市之外，清代还形成了大批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城镇，如苏州、扬州、宁波和广州等城市，如南浔镇、罗店镇和南翔镇等市镇。东南沿海地区、江南地区以及南北大运河沿岸的城市，都取得了更快的发展，城市的商业职能也都更为突出，超越了单纯的政治功能。农村的集市许多都逐渐演化成商业性的小市镇，比如宁波府下属四县。乡村集市在宋代仅有26个，清代则发展到170余个。由于清朝是少数民族政权，一些较为重要的城市内建设了以城墙隔离的设防城堡—“满城”，以便与汉族居住区分开。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比如宣统年间，北京的人口合计约为150万人，城市文化特别是市民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

三、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史

1840年的鸦片战争将中国强行带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开始了中国长达一百多年落后挨打的历史。西方国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大量不平等条约，提出割地、租地、开设租界和开辟通商口岸等要求，先后被开辟成为通商口岸的城市有上百个。开辟通商口岸导致国家主权大量丧失，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带来了中国城市的近代化转型。资本主义的发展，工厂、银行以及公共事业部门的建立，改变了城市的面貌、性质、结构和功能，城市不再只是简单的消费性场所，而是日益成为工业经济的集中地。随着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瓦解。沿海地区的通商口岸通过发展工业、商业和金融业，逐步成为重要的城市，如天津、厦门、重庆、宁波和广州等，也都被动而无奈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去。

在这个时期，部分西方国家大举侵入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设立租界，形成了一批新的城市，比如青岛、旅顺、大连和香港等。到1914年，上海的租界总面积近5万亩，居全国之首，天津共有9个国家的租借地。近代兴起的工商业城市（包括港口城市），如上海、天津、青岛、沈阳、大连、广州等，基本都是从通商口岸逐步发展成为全国性或区域性的经济中心。特别是先进的交通工具—铁路的修建，不仅推动了不同地区经济的交流和发展，而且促进了一些新兴城市的建立，比如长春、郑州和石家庄等。许多中小城市也沿着铁路线而逐渐发展起来。

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建立伪满洲国，日本在对东北地区进行大肆掠夺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东北地区的规划，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北地区城市的迅速发展，各主要城市的人口数都增长了1倍甚至更多。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迅速侵占了华北、华中、华东和华南等地区的大片土地，许多城市在战火中遭到严重破坏，绝大部分城市的建设陷入停滞状态，城市人口锐减。沦陷区大批企业、机关、学校和居民向后方撤退，导致大西南和大西北地区人口激增。1937年，重庆的人口是28万人，到1945年达到100万人，成为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繁盛一时。

抗战期间，一些内地城镇也因为抗战时期军事、交通和工业布局，而获得了发展的契机。抗战胜利后，战时迁往内地的工厂、学校和机关等重新回到东部沿海地区，相关的内地城市（如宝鸡、天水、昆明和内江等）再次衰落，沿海城市的人口则快速增长。1947年，中国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有7个，分别为上海、天津、北京、广州、南京、沈阳和重庆。其中，上海以430万人口居于首位。这一时期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沿江和铁路沿线地区，导致了地区的不均衡发展，也带来了严重的城乡分化问题。

四、城市发展的基本逻辑

城市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城市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纵观中国古代社会更迭兴衰的历史可以发现，城市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兴起，也因为社会的动荡而衰败，国家的命运决定了城市的命运，决定了城市的兴衰。在各个朝代所谓“盛世”时期，城市的数量一般较多，根据古代郡县制的情况来测算，历史上不同时期城市的数量在1000～1500个之间，这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些城市因为政治的、经济的或军事的原因而成为全国性或地区性的枢纽。

古代的城市绝大多数都是政治（军事）中心，也是经济或商业的中心。从宋朝坊市制被彻底打破之后，店肆的分布突破了政府集中控制的方式，城市中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城市要素交错分布的特点更加突出。由于工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独立的工商业市镇。这些工商业城镇，也多为国都或州郡所在地。这些地方聚集了大量官僚以及富裕人群，他们对商品的大量需求，刺激了当地工商业的发展。但大多数的商业城市都是在成为国都或郡县治所后，才逐渐发展成为商业城市，这也是历史上许多商业城市发展的重要路径。

在农业社会的条件下，一些重要的城市（往往是首都）的规模较大，鼎盛时期有百万左右的人口，不仅是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心。比如隋唐时期的长安、宋朝的开封和临安以及明清朝的北京等，都是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大城市，也都有着发达的手工业和商贸经济。美国学者钱德勒曾列举了不同历史时期的35个世界较大的城市，其中中国有5个城市先后8次位居世界第一。而同时期，欧洲尚处在荒蛮和落后的状态，巴黎等城市还是很小的城市。这些说明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水平是居于世界前列的。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正如王朝兴亡的历史一样，城市也经历了兴衰沉浮的历史。从秦汉魏晋到宋元明清，经济的重心从北方（西北）逐渐向东南地区迁移，城市的分布及发展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动。这一时期南方涌现出大量的城市，主要聚集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大运河沿岸地区，如武汉、苏州、杭州、沧州和临清等，富有经济特色的小城镇大量兴起，在国家的经济版图上也变得更为重要。有的城市，比如西安、洛阳和南京等，屡次成为地位显赫的都城，建了又毁，毁了又建，其命运跌宕起伏。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政治因素决定了城市的地位，但商业经济不断突破政治束缚，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有的城市，比如开封、大同、扬州和太原等，也曾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衰落。曾经名扬一时的全国四大名镇之一的朱仙镇，明清两朝是江淮与西北物资交流的水陆转运站，商贾云集，舟车辐辏，鼎盛时期有民商4万余户，人口20余万人，但随着其赖以存在的贾鲁河河道淤塞以及铁路的兴建，导致朱仙镇失去了交通枢纽的功能，最终走向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