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经济发展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换档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转为中高速成为新常态。经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积极适应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新常态”的提出及其意义

（一）“新常态”的提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危机引发了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变化，世界经济步入低速增长期。从2011年起，影响中国经济30年增长的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增速同时下降，经济增速持续下行。与此同时，中国人的海外消费却在上升，从奢侈品到普通生活用品，每年中国有上万亿元人民币花在国外。而中国企业的大量产品卖不出去，钢铁、煤炭、水泥等多个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利润减少。中国经济整体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但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历史任务远未完成。

中共十八大后，经济体制改革首先面临回答怎么看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经济怎么发展的重大问题。通过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正确分析，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一重大战略判断。

一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2010年，中国GDP总量401513亿元人民币，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还不是经济强国。2014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7000美元，位于“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但收入分配存在很多问题。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的划分标准，中国属于人均国民总收入3856美元～11905美元之间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同时意味着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截至2014年，拉美地区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平均滞留时间为40年，其中智利43年、乌拉圭41年、墨西哥40年、巴西39年、哥伦比亚35年、阿根廷更是长达52年。

国际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步的发展阶段，往往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容易忽视技术进步、结构优化，以致出现经济与社会、城乡、地区、收入分配等结构失衡。伴随着问题的累积，容易出现经济停滞不前，甚至严重下滑。为避免这样的情况，必须准确把握新阶段的特征，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

二是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特征是“三期叠加”。

中国经济发展最主要的阶段性特征就是“三期叠加”，即：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档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2012年开始结束近20年10%的高速增长，转而进入增速换档期。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2012年为7.8%，2013年为7.7%，2014年为7.4%，2015年为6.9%，2016年为6.7%，2017年为6.7%。

中国经济结构进入调整的阵痛期。2012年年底，中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而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情况下，政府出台的4万亿投资结构中，45%是铁路、公路、机场、城乡电网的投资，使得中国处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三是国际经济格局深刻调整。

全球经济增长缓慢，强国重新制定游戏规则，各国努力进行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调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大西洋和跨太平洋区域合作，重塑世界贸易版图，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形成反制。

外需是支撑中国30多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而随着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外部需求萎缩成为常态化，这种变化使中国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换，并趋于常态化。

习惯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略有减速，人们就会觉得不适应。

减速是短期变化还是长期趋势？经济结构应如何调整？内生动力从哪儿来？众说纷纭。

在2013年12月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使用了“新常态”这样一个提法。习近平指出，中国经济面临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状况；要注重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各类问题，既防范增长速度滑出底线，又理性对待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

这是给中国经济确立的全新历史坐标。

进入2014年，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势头并不明朗，世界贸易投资格局变化不定，债务风险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区域动荡给世界经济增加诸多变数。2014年一季度，中国经济7.4%的季度增速创下24年来的最低点，实体经济成本高企，房地产交易量价齐跌，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乏力。

出台强刺激政策还是加快人民币升值？放缓改革步伐还是推迟转型升级目标？

2014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习近平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要坚持现有政策基调。

2014年5月10日，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2014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对此次考察的新闻报道，首次使用“新常态”一词。

河南考察后，就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和如何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导新常态等问题，习近平进行了系统论述，使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涵日益清晰。

2014年7月29日，习近平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014年11月9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首次对“新常态”进行了系统阐述，论述了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的三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速度、结构、动力，三个关键词，勾勒出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本内涵。

“新常态”的判断，简洁又全面地回答了怎么看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

习近平用“新常态”描述了中国经济的一系列新表现，包括增速变化、结构升级、动力转变，特别阐述了新常态派生新机遇，指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发展前景更加稳定。

新常态是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高度概括，是对中国经济今后一个时期战略性走势的科学判断，是谋划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据。

2014年12月9日，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从速度、方式、结构、动力四个方面，又进一步明确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本内涵。他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增长速度正从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2015年10月18日，习近平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讲到：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经历新旧动能转化的阵痛，但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国内市场需求强劲，经济发展具有巨大潜力、韧性、回旋余地，结构性改革正在深化，中国经济的前景十分光明。

基于对发展大势和发展规律的科学研判，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是我们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断。

对于新常态的出现，习近平有个形象的比喻。他说：经济发展面临速度换挡节点，如同一个人，10岁至18岁期间个子猛长，18岁之后长个子的速度就慢下来了。在经济发展面临结构调整节点，低端产业产能过剩要集中消化，中高端产业要加快发展，过去生产什么都赚钱、生产多少都能卖出去的情况不存在了。经济发展面临动力转换节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驱动力明显减弱，经济增长需要更多驱动力创新。

但是，人们对新常态内涵的理解，却存在着一些误区。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列举了几种极端的情况，他说：“有人问，新常态是一个好状态还是一个坏状态？这种问法是不科学的”。他强调，新常态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不要滥用新常态概念，搞出一大堆“新常态”，什么文化新常态、旅游新常态、城市管理新常态等，甚至把一些不好的现象都归入新常态。

（二）提出“新常态”的意义

新常态既是概念的创新，更是理念的创新，是在对经济发展规律科学把握基础上形成的。新常态重大战略判断，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变化，准确研判了中国未来一段时期的宏观经济形势，充分展现了中共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决策定力，扫清了人们思维上的迷雾，对中国经济怎么看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了鲜明回答。

新常态的判断，理清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为完善政策提供了依据；理清了经济运行的态势，为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提供了依据；理清了发展的新机遇和新动力，回应了对中国经济下行的担忧，甚至唱空中国的观点。

2014年11月9日，习近平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指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第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第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第三，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第四，新常态下，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

新常态意味着新考量。

如何冷静地对经济发展态势进行准确把握，是摆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前的重大课题。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对追求赶超发展时期要求高速增长的紧迫性已减弱，只有实现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才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目标。

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连续25年以上保持7%以上高增长的经济体只有13个。

改革开放30多年间，中国以年均近10%的速度持续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历史性的奇迹。

新常态战略判断带来的是中国经济工作思路的重大调整。

早在2012年12月，习近平就强调：“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

2014年12月9日至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狠抓改革攻坚，突出创新驱动，强化风险防控，加强民生保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面对各种矛盾和重重挑战，中共中央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2014年11月9日，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指出：“新常态也伴随着新矛盾、新问题，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

新常态蕴藏着新跨越。

长期以来，作为拉动经济的“火车头”，中国制造业发展迅速，但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潜力亟待释放。

新常态催生着新动力。

中共中央、国务院坚持用深化改革的办法破解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通过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迎接新常态，适应新常态，从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到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从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到积极稳定对外贸易，从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到增加民生保障有效供给，一系列新思路、新决策，为中国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多种困难叠加、风险隐忧交织的严峻挑战，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去产能去库存与稳增长、融资难融资贵与财政金融风险上升、“走出去”与国际市场萎缩等两难、多难问题明显增多。这些问题根源上是体制性和结构性的，仅靠需求管理不但难以有效解决，而且还可能埋下一些新的风险和隐患。中共中央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从供给侧实现新跃升。这是宏观调控思路与时俱进的一次重大变革。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原有的全球经济大循环，引发世界经济结构进行深刻调整，迫使很多国家主动调整经济结构，抢占科技制高点，培育新兴支柱产业。发达国家通过实施“再工业化”“本土化制造”等，打造竞争新优势。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则依靠低成本优势，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再分工，拓展国际市场空间。

中国产业面临传统比较优势逐渐削弱、新的竞争优势亟待培育的双重挤压。

中共中央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

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三大失衡，即：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

三大失衡导致供求关系的矛盾：供给的产品在质量、服务等方面跟不上变化了的需求，供给侧成为供求矛盾的主要方面。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意味着，一味追求经济高增长的旧思维难以为继，过分依赖总需求扩张刺激经济的政策效率越来越低，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和出口拉动的粗放型发展老路已走不通，通过大水漫灌式强刺激的老办法，不仅无法解决新常态下的问题，难以拉动经济增长，而且可能导致一些矛盾更加突出。因此，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通过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解决问题、稳定增长，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

习近平指出：“当今时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进行回应。”只有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从供给侧发力，找准在世界供给市场上的定位，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才能增强国际竞争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作出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决策。

基于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判断，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首次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习近平明确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坚持改革开放，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战略上坚持持久战，战术上打好歼灭战，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这就回应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改革怎么干的问题。

随后，习近平就如何理解、如何贯彻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了大量论述。

2015年11月18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作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2015年12月14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2016年经济工作时强调：“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

2015年年底，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表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强调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次会议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2016年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工作的总体思路和基本遵循。会议明确指出，战略上要着眼于打好持久战，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致力于打好歼灭战，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

2016年1月4日至6日，习近平在重庆调研时强调：“要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需要，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2016年5月16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会上特别听取了江苏、重庆、河北以及深圳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情况的汇报。

2016年年底，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上，进一步概括、凝练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定位、本质属性、最终目的、主攻方向、根本途径及相关理论范畴，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内涵更为清晰，逻辑更加严密。

一是深入分析了改革要破解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习近平指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的重大结构性失衡主要有：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久久为功的事业。

二是鲜明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习近平强调：必须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从生产端入手，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推动我国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三是深入阐述了政府与市场、短期与长期、减法与加法、供给与需求四大关系，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思路。

四是明确了我国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结构性调整，不是对市场失灵的简单修补，又不同于我国过去以增量改革为主的改革，而是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重构的一场深层次的全方位变革。它既需要通过结构调整以促进生产力发展，更需要通过制度改革和创新，推动生产关系深刻的变革。

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所论述的“稳中求进”“统筹推进、重点突破”“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把调存量同优增量有机统一起来等思想，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提升到新的高度。特别是将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提升到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提升到做好经济工作方法论的高度，创新发展了改革方法论，系统回答了深化改革要处理好的重大关系和实施方法等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供给和需求变化的新特征，回答了为何改、改什么、怎么改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经济实现更高水平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南，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三、五个“搞清楚”与标本兼治的药方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是制胜要诀，制定好方案是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

在2015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就如何做好工作方案给出了具体的思路，明确提出五个“搞清楚”：

一是“搞清楚现状是什么，深入调查研究”；二是“搞清楚方向和目的是什么，把握好手段，防止就事论事甚至本末倒置”；三是“搞清楚到底要干什么，确定的任务要具体化、可操作”；四是“搞清楚谁来干，做到可督促、可检查、能问责”；五是“搞清楚怎么办，用什么政策措施来办”。

这五个“搞清楚”各有侧重，明确了制定工作方案总体思路和基本路径。

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中央开出了一剂标本兼治的药方——“三去一降一补”。

2016年1月26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是工作重点，关系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开局、关系到‘十三五’的开局。”

去产能，就是通过市场及法治化让绝对过剩的产能退烧去热；去杠杆，就是通过推动市场化兼并重组，市场化债转股试点，强化企业负债自我约束，消除瘀堵虚肿，让资金血脉畅行；去库存，就是通过分类调控，消除困扰发展的炎症病痛；降成本，就是减税降费，为企业休养生息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补短板，就是提升基础设施、加强公共服务、培育发展新产业，让经济社会发展强身健体。

“三去一降一补”，就是从供给侧改善资源配置、提升经济运行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举措。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应对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困难的有效良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也因时而变，不断深化。

2015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扩大有效供给，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施互相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要“加法、减法一起做”，既做强做大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又主动淘汰落后产能，腾出更多资源用于发展新的产业，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上获得更大主动。

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力点，进一步拓展到农业、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等多个领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问题导向，向更广维度、更深层次、更大空间深化拓展。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习近平继经济发展新常态之后作出的又一重大理论创新，回应了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应该干什么的问题。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论断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创造性地内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思想和布局中，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从生产端入手，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推动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这一重大决策，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既立足于破解当前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难题，又着眼于构建长效机制、重塑长期经济增长动力，努力推动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中国经济的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是一场改革，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为提高供给质量激发内生动力、营造外部环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结构之变，是追求质量效益之变，更是经济发展方式之变；是全面之变，更是深层之变。与需求侧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相比，供给侧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工业化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社会需求升级变化的现实条件，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把调控的重点转向供给侧，正式拉开了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成为中共十八大后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与重大成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逐步深化。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十三五”时期的发展主线。

2015年后，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就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研究并明确阶段性任务。

2015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明确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

2016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在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基础上，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2017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在“破”“立”“降”上下功夫，强调要大力破除无效供给，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要抓手，推动化解过剩产能；大力培育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排头兵企业，积极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继续清理涉企收费，加大对乱收费的查处和整治力度，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降低用能、物流成本。

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1月18日发布的统计数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转型升级取得新成效。

“三去一降一补”扎实推进。钢铁、煤炭年度去产能任务圆满完成。

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7.0%，创5年新高。商品房库存水平持续下降，2017年12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比上年末减少10616万平方米。工业企业杠杆率不断降低，2017年11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5.8%，比上年同期下降了0.5%。企业成本继续下降，2017年1～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26元，比上年同期减少0.28元。短板领域投资加快，2017年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水利管理业、农业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23.9%、16.4%和16.4%，分别快于全部投资16.7%、9.2%和9.2%。

创新发展持续发力，新动能继续较快增长。

2017年全国新登记企业607.4万户，比上年增长9.9%，日均新登记企业1.66万户。航空航天、人工智能、深海探测、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出一批重大科技成果。新产业、新产品蓬勃发展，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1.0%，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4%；工业机器人产量比上年增长68.1%，新能源汽车增长51.1%。经济结构继续优化。2017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8.8%，比上年提高1.3%；消费是经济增长主动力，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8.8%，高于资本形成总额26.7%。绿色发展扎实推进，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下降3.7%，为1980年的1/4。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由2002年的466立方米下降到2017年的134立方米，下降了71.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得到拓展。

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领域从2016年的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拓展到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和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四大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范围从工业领域拓展到农业领域和振兴实体经济，从单纯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拓展到基础性制度建设，从解决突出的表象性问题拓展到解决深层次结构性、体制性问题。

二是进一步拓展“三去一降一补”的广度和深度。去产能向其他产能过剩的行业延伸；去库存注意提高三四线城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去杠杆支持企业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同时规范政府举债行为；降成本注重降低各类交易成本；补短板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等等。

三是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基础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发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牵引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直接相关的改革，最后都落脚到国有企业、政府职能、财税金融、价格体制、农业农村、社会保障、生态文明等领域基础性、引领性改革上。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迈出实质性步伐，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态势。

实体经济活力不断释放，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服务业持续较快发展，成为第一大产业，2018年其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2.2%，比2012年提高了7.6个百分点，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带动作用与日俱增。

“中国制造2025”加快实施，制造业加速迈向中高端，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快于传统产业，2018年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达到32.9%和12.4%，比2012年提高4.7和4.5个百分点。

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2016～2018年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1%，快于同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3.8个百分点。2015～2018年，新能源汽车产量年均增长79.7%，2018年产量达115万辆；智能电视产量年均增长11.9%，2018年产量达11376万台。

高铁、核电等重大装备竞争力居世界前列。农业基础更加稳固，2014～2018年粮食总产量连续五年稳定在12000亿斤以上，持续站稳新台阶。

以新的理念引领发展，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2013～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0%，高于同期世界2.9%左右的平均增长水平，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稳定之锚。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国内生产总值在2016年超过70万亿元，2017年超过80万亿元，2018年突破9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经济比重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