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研究综述

巴金创作在俄罗斯

［俄］罗季奥诺夫

众所周知，巴金先生偏爱、珍惜和熟知俄苏文学。假如这位以屠格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为创作航标的杰出中国作家的文学遗产没流传到俄罗斯，那就是极大的不公平。毋庸讳言，在一定的时间内这一不公平确实存在过。巴金作品第一个真正的俄译本1954年才发表，1955年才有了第一篇以序言形式介绍巴老创作的论文。那个时候巴金早已被认为是中国新文学巨匠、文学战线司令、几代中国青年的崇拜偶像。比如说茅盾的力作《子夜》（1933）过4年后，也就是1937年，很快被译成俄文，而巴金像《家》那样的巨作却等了20多年。其原因并不在于苏联汉学家不知道或低估巴金的作品，而取决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情况对文坛的影响。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末许多汉学家遭到了镇压，再加上二战期间苏联文学翻译的人数又减少了，客观原因战争遏止了中国文学研究；另一方面，30至50年代苏联出版社在制定外国文学出版计划时一般从政治合理性原则出发。共产主义作家和无产阶级文学占一定的优势，而巴金作品虽然也涉及革命，但还是属于另一类文学。50年代初，苏联积极出版了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张天翼、艾青等人的作品。除此以外，还大量翻译了以新中国建设、抗美援朝为题材的赵树理、周立波、刘绍棠、刘白羽、魏巍的小说。无产阶级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大浪过去了，才到了巴金、老舍、叶圣陶和曹禺的时代。他们的作品马上赢得了广大苏联读者之心。很可能另一个推动巴金小说翻译的因素是巴金1954年访苏参加纪念契诃夫逝世50周年活动，当时巴金先生认识了苏联领头作家、文艺学家和汉学家。这次访问也在苏联确认了他的政治身份。

1954年苏联重要杂志《十月》10号发表了俄译文题为《一位四川男青年》的巴金短篇小说《黄文元同志》。1955年国立文学出版社于莫斯科出版了165000册《巴金短篇小说集》，此文集包括《奴隶的心》《狗》《煤坑》《五十多个》《月夜》《鬼》《长生塔》《雨》《黄文元同志》等9篇小说。1956年我国有了巴金代表作《家》的译文，印刷量为90000册。1957年在巴金作品翻译上有了特别大的收获。国立文学出版连续出版了三本巴金的书，印刷量都为90000册。第一本包含了《激流三部曲》和《沉落》《能言树》《废园外》等7篇短篇小说，第二本就是《春》，而第三本是《秋》。这样一来，苏联读者认识了巴金30年代的代表作即“爱情三部曲”和“激流三部曲”。1959年以两卷巴金文集给这个马拉松式的翻译过程作了总结。文集的选编者是当时优秀的汉学家和外交官员费德林教授，50年代他在制定中国文学出版计划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文集第一卷包含了1957年业已发表过的《雾》《雨》《电》等3篇中篇小说以及《狗》《煤坑》《五十多个》《怀念》《雨》《沉落》《能言树》《废园外》《活命草》《寄朝鲜某地》《坚强战士》《一个侦察员的故事》《爱的故事》等17篇短篇小说，其中14篇是新翻译的。第二卷包括了新的译文即《憩园》和《寒夜》。本文集的印刷量比上述版本小得多，仅有15000册，其原因大概在于一部分的作品早在1957年已经得到大量发表。那么，截至50年代末，巴金的代表作都被译成了俄文，其印刷总量（刊物以外）达到了540000册。考虑到1960年曹禺著作译文印刷总量达160000册、叶圣陶达210000册、老舍达278000册、郭沫若达408000册、茅盾达551100册、张天翼达590000（他的儿童文学深受俄国小读者的欢迎）、鲁迅达878000册，这可算是相当大的、非常体面的数字。巴金作品的译者有彼得罗夫、穆德罗夫、罗杰斯特文斯卡娅、伊瓦先卡、乌里此卡娅、且尔家索娃、子沃诺夫、雅拉斯拉夫侧夫、扩恩金、林、火和罗娃。巴金作品受到了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与过去感兴趣的广大苏联读书界的热烈欢迎，特别令读者喜欢的是巴金作品里主人公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其道德上的清白、纯正的全人类感情、自我牺牲的能力、对真理的追求。作家以不凡的语言表现力和感染力引起瞩目。虽然巴金的小说在社会批评方面很尖锐，但是它们并没有患上当时文学所流行的口号化、公式化和狭窄的政治服从之病。看起来，很快就应该出现新版本和再版本。不过60—70年代中苏关系的破坏虽然没有影响苏联学者和广大读者对巴金的敬爱（比如，1974年4月莫斯科国际友谊宫举行了纪念巴金诞辰70周年晚会），但对包括巴金创作在内的中国文学翻译和出版造成了非常负面的影响。结果是巴金作品很快就变成了稀有的珍品，不管是60年代还是目前连在旧书店也买不到巴金的书。因各种情况，下一本巴老的俄文选集1991年才露面（此外，1976年基辅出版了《家》的乌克兰译文本），它既包含着新的译文如中篇《灭亡》，短篇《莫娜丽萨》《马赛的夜》《丹东的悲哀》和《随想录》的一部分，又收入了旧译文如《寒夜》《雾》《奴隶的心》《沉落》《煤坑》《五十多个》《长生塔》。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充满着巴金人生智慧和对人生的意义、人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思考的《随想录》。他对待“文革”的态度和看法非常契合20世纪也经历过不少政治动荡的俄国读者的心情。因当时的苏联经济政治危机和出版社的不稳定情况，本文集的印刷量只有15000册。目前这本书除了图书馆以外无法找到，本文集主要收入了穆德罗夫、罗杰斯特文斯卡娅和索罗金娜的译文。1991年另一个苏联出版社，即文学出版社的列宁格勒分社，也准备发表巴金选集，但是苏联的崩溃阻碍了这个计划。该选集选编者为谢列布利雅科夫教授，译者为司格林、布什涅科娃、叶戈洛夫等列大教授和校友。按照原来的计划，这本未发表的选集应该收入《家》，其他的作品有《随想录》（就是莫斯科彩虹出版社没发表的那一部分）和《苏堤》《杨嫂》等9—10个之前未翻译过的短篇小说。据预料，挑选的作品会对正在经历政治经济改造的俄罗斯具有特别的吸引力。未实现的巴老俄文选集原定印刷量为50000册。巴老诞辰100周年前夕，我们又提出了发表这本巴金选集的想法。但是因出版社多次改组，所以没能找到已经做好的样本。这样一来，15年以来，俄罗斯没出版过巴金著作。不过不管怎么样，伟大作家的创作注定要回到俄罗斯。

巴金创作的学术研究与其作品翻译同步开始，译文推动了对巴金人格和创作的重视。俄罗斯巴金研究先驱者和最优秀的专家是列大彼得罗夫教授。他就是长篇《家》的译者和50年代4本巴金文集序言的作者。他用序言的形式阐述了其对巴金创作的理解。对广大苏联读者来讲，一直到70年代中期彼得罗夫写的序言是唯一的介绍巴老创作生涯的资料。除此以外，1984年他还在苏联《妇女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纪念巴金80大寿》的文章。初看起来，彼德罗夫写得不太多，但是他的每个评价、每个提到的日期或事变均有赖于其渊博的知识和多年搜集材料的功夫。彼得罗夫的学问在世界汉学界是非常有名的，他认识许多中国作家并与他们保持了书信交往。彼得罗夫家里收藏了12304册书，其中有不少稀有的珍本。这些书籍有24本是巴金作品的不同版本，有的书上还写着巴金先生的题字。彼得罗夫有关巴金作品的收藏在规模上仅次于鲁迅的书籍，后者一共有500本左右。再打个比方，老舍的书籍他搜集了98本，郭沫若的68本，茅盾的65本，艾青的62本，郁达夫的49本，张天翼的35本。这些数字很明显地展示了彼得罗夫对巴金创作的重视。从1957年1月18日到1966年2月7日彼得罗夫积极和巴金通信，彼得罗夫档案里保存着巴老致彼得罗夫的66封信和4张明信片。第一封信的内容证明，此前还有一封巴老寄到莫斯科文学出版社而彼得罗夫未收到的信。书信的内容涉及许多方面，比如巴金经常回答有关自己或其他中国作家创作的问题，介绍其生活和工作情况，报告给彼得罗夫买了什么样的书籍，提出有关屠格涅夫、高尔基、托尔斯泰创作的问题，请教俄罗斯作家作品中比较难翻译的地方，对彼得罗夫给他寄来的书表示感谢等等。这不但是两个同行之间的交往，而且也是两个好友之间的通信。彼得罗夫1957年11月见到认识了巴金先生，当时巴金正好来到了列宁格勒。1959—1960年当彼得罗夫去中国进修1年的时候，他们的合作和私人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根据巴金致彼得罗夫的信，他们至少有一次在1959年4月初于北京见了面。此外，彼得罗夫应巴金先生的邀请两次到上海。第一次访问，从1959年8月18日至9月22日，其间与巴金会见了5次；第二次访问，从1960年1月1日至1月29日，其间又5次会见了巴金先生。著名的作家巴金很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年轻的苏联汉学家，而且对他表示了慈父般的关切。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陪彼得罗夫去旧书店，给彼得罗夫安排需要的访问，允许他在家里看自己收藏的书籍。

这一切让彼得罗夫搜集到不少罕见的关于巴金创作的材料，并保证了他后来能够给同行和学生深入介绍巴金的创作。彼得罗夫认为：“在吸收着中国和世界文学优秀传统的同时，巴金从来没有模仿别的作家——无论前辈还是同辈的风格。作为真正的艺术家，他在文学道路上挑选了自己的路线”。谈到巴金的创作方法，他曾指出：“巴金作品中梦想永远赶在事件进程的前面，但是其出发点一直是生活的现实。梦想是积极作用于读者的工具”。作为学者，彼得罗夫特别注意对作品思想内容、情节和形象的解剖分析。遗憾的是，教学压力和身体情况不允许他在60—80年代把对巴金创作的理解写成专著。

彼得罗夫巴金研究的追随者是莫斯科大学尼果里斯卡娅教授。“文革”期间，当巴老的命运不明的时候，她正在下功夫写《巴金创作概况》，本书1976年于莫斯科问世。专著的形式允许尼果里斯卡娅去更详细地分析巴金作品的主题和艺术手法。她连续不断地将巴金的创作放在中国和世界文学的框架中去研究。比如，她经常拿巴金的作品与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屠格涅夫、契诃夫的作品作比较，特别成功的是尼果里斯卡娅对巴金艺术手法的探究。不过，与此同时，她在材料的处理方面颇失平衡，作者把注意力集中于少数的重要作品，如《家》《雾》《雨》《电》《火》《寒夜》等，而忽视了巴金其他的著作，如《春》《秋》《死去的太阳》《海底梦》《雪》《新生》等。巴金处女作《灭亡》的分析仅占了一页。也就是说，尼果里斯卡娅专著的发表虽然是一个进步，但还是没完成全面研究巴金20—60年代创作生涯的任务。当然，因出版时间较早，这本书也未能涉及巴金晚年的散文，如《随想录》系列。

对《随想录》的内容、巴金英勇精神、其承认错误勇气的妥当评价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索罗金教授1991年写的《遥远历程的路标》的序言中才出现。索罗金认为巴金一直保留着下列的核心特点：“……作家对人类的责任意识、对真理和争议的追求、对解除人类所受的各种社会和精神上的奴隶枷锁的痴心”。该序言在回顾巴金创作历程的同时，特别重视作家世界观的演变。

90年代苏联解体和经济危机对中国文学研究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巴金研究也不例外。13年内俄罗斯没发表任何有关这位中国文坛巨匠的文学遗产的研究。

巴金研究新的推动来自巴金先生诞辰100周年。2004年6月22—26日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在中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支持下，举办了纪念巴金百岁的“远东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一共有来自世界7国的50位学者与会。研讨会前出版了一本对巴金伟大人格和独一无二的才华表示亲切敬意的论文集。

该研讨会以圣大谢列布利雅科夫教授题为《在追求善良和正义的道路上》的学术报告开幕。报告中，谢列布利雅科夫提到了巴金创作的道德基础，也探讨了作家世界观的哲学和文学来源。他有信心地表示：“21世纪巴金的作品仍然会打开精神顿悟、崇高理想、纯洁意图之世界，它们符合当代读者的道德要求，给予深刻的美感乐趣”。谢列布利雅科夫也认识巴金先生，他跟彼得罗夫一样，1957年11月于列宁格勒第一次会见了巴金，然后1959年8—9月在上海见了几次面。1984年11月他最后一次上门拜访了巴金。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捷罗霍夫丘夫教授题为《当代中国文学中巴金的传统》的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的积极反应，他将巴金及其同代作家曾面临的挑战与当代文学面临的问题作比较，如对待外国文学的问题。从这个角度上看，巴金先生的经验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新周期无疑具有极大的价值。其实上述的论文并不是这位有名学者研究巴金的第一次探索。早在1983年捷罗霍夫丘夫在苏联主导汉学刊物《远东研究》杂志业已发表了题为《巴金——爱国主义作家》的论文。该文章就俄国文学对巴金创作和世界观的影响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作者也对美国学者奥尔格·朗在《巴金及其创作》中对巴老人生哲学的结论表示了不同意见。

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扎哈洛娃教授的论文《巴金散文》研究了散文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特点，并评估了巴金对推动散文发展的贡献。除此以外，扎哈洛娃还按题材原则对巴金所写的散文加以分类。

2004年10月圣彼得堡俄中友协在圣彼得堡友谊宫举行了纪念巴金诞辰100周年的晚会，活动吸引了不少学汉语的大中学生以及热爱中国文学的人士。晚会上圣大司格林教授和谢列布利雅科夫教授发表了讲话，后者充满感情地向观众介绍了他几次与巴金的会见和这位伟大作家的命运。

据我看，俄罗斯汉学界目前面临着空前的研究巴金的机遇。其原因在于：第一，俄罗斯巴金研究确实存在着许多不足；第二，时间见证了巴金遗产的永远不朽的文学价值；第三，中国出版了《巴金全集》，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材料不全的问题；第四，经中国学者的努力，20年来发现并发表了许多有关巴金生活和创作的材料，如巴金的书信；第五，文坛和文学研究的非政治化提供了做出更客观、更灵活评价的机会。

在俄罗斯汉学教育中，比如在圣大东方系，对巴金作品的认识是汉学家培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长达1年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中，巴金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巴金创作被评为体现20世纪中国文学和历史特点的革新路线，巴金代表作《家》为学生必读之书。本科中国文学毕业考试中只有10个涉及现代文学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巴金的创作。再加上，文学翻译课程就是从翻译巴金作品，即中篇《雾》和长篇《家》开始。巴金清清楚楚的、富有表现力的语言，生动的外貌和大自然的描写是培养高级翻译家的上乘教材。除此以外，自1954年起一直到现在，巴金创作是我校大学生年级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常见题目，比如最近3年来，圣大学生在巴金创作的不同问题上写了3篇学士论文和7篇年级论文。这一切让人相信俄罗斯巴金研究和巴金文学翻译肯定会有生力军。

得知巴老走了，心里就有了不同感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巴金一直爱俄罗斯，俄罗斯也一直爱、永远会爱巴金。

（原载《巴金研究集刊卷二·一粒麦子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