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小传

巴金小传

刘天艺

一、大家族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尧棠”和“芾甘”均出自《诗经》中《国风·召南·甘棠》首句“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巴金出生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大家庭。李家祖籍浙江嘉兴，高祖李介庵作为幕僚入川，曾祖父李璠做过知县，祖父李镛做过知县、知州，所以到了祖父这一代，李家已经置办了不少田产，还在成都北门建造了一座公馆。李镛的长子李道河即巴金的父亲，巴金出生于公元1904年11月25日（清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九日），按照家谱，巴金这一辈是“尧”字辈。大哥名为“尧枚”，三哥名为“尧林”（二哥是巴金二叔家的孩子，巴金排行老四）。巴金的生母名叫陈淑芬，为人谦和，品性善良，又熟读诗词。在大家庭里，她对下人们从不呵斥，也不反对巴金与他们交往。巴金的二姐患有肺结核，也是这位母亲开明地请来西医为其诊病。温和的父母和殷实的家境，让巴金度过了一段快乐的童年。1909年，父亲李道河受命赴四川广元就任知县，广元是四川省北边的一个山区。李道河带着一家七口，来到这个不算富裕的地方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在广元的童年生活中，有两件事给巴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件事是照顾他们起居的下人杨嫂因为生病发疯，孤零零地死在柴房；另一件是父亲审案时，犯人被打得皮开肉绽后还得向老爷磕头、高呼“谢恩”。这两件事让年幼的巴金第一次模糊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存在某种隔阂与不平等。宣统三年，李道河卸任回到成都，7岁的巴金又重新回到那个大家庭。

二、敏感的心

巴金随父亲返回成都老家时，正是清王朝统治的最后一年。这是个多事之秋，巴金的家族仿佛与旧王朝一样，也经历着巨大的变动。先是宣统三年，四川民众与清政府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即著名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不久就爆发了武昌起义，直接导致清政府倒台，随后中华民国建立。年幼的巴金或许当时还没意识到自己生于乱世，可随后几年的经历，彻底改变了巴金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1913年，陈淑芬生下她最小的孩子李尧椽后，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不久撒手离世。这成为巴金童年里遭受的第一个沉重打击。从母亲离世起，李家仿佛开启了一个神秘的诅咒，巴金的几位至亲相继离世。母亲陈淑芬去世后仅4个月，二姐尧桢就结束了16岁的生命。紧接而来的传染病白喉先后夺走了李家好几条人命，分别是巴金二叔家的二哥、五弟；巴金的十妹和父亲李道河。这一年，巴金年仅13岁。这对一个少年的打击是巨大的，巴金敏感的性格，或许和童年中经历死亡、战乱和复杂的大家族关系不无关系。这时候，李公馆的命运已经在走下坡路了，祖父李镛越来越衰老，又遭遇了丧子之痛，而他另外一个儿子——巴金的五叔，在家里装作老实，却在外面吃喝嫖赌挥霍无度，也让李镛彻底绝望。很快，李镛在悲愤和病痛中去世。大哥尧枚因为“承重孙”的身份，无法追求理想，也不能自由选择恋爱对象，只得早早地结了婚，扛起大家族的重担。这一切后来都成为巴金小说《家》中的原型。

三、邂逅无政府主义

祖父李镛听说学英语可以去邮局做事，于是送巴金去成都的一个英语补习学校读书。后来巴金生病辍学，由表哥濮季云为其补习。濮季云在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上学，巴金因此接触到了《大卫·科波菲尔》《金银岛》等外国文学原著。祖父去世后半年，巴金和三哥尧林也考入了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因为没有初中文凭，巴金只能作旁听生。也是在这个时期，成都《川报》刊登了北京发生五四运动的消息。尧枚每天下班都会带回来新书报，巴金接触到了《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等刊物。这些刊物对巴金的世界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逐渐看清了自己大家族的丑陋本质，也看清了大哥尧枚在家中的可悲地位，反抗意识从巴金心中升起。在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读书期间，巴金从华阳书报流通处的一位朋友那里得到一本克鲁泡特金《告少年》的节译本，这是巴金第一次接触无政府主义的相关著作，克鲁泡特金“到民间去”的思想极大地鼓舞了巴金。这本书是《新青年》社翻印的，兴奋的巴金马上写信给陈独秀，渴求得到陈独秀的指引，但很遗憾没有收到回信。另一本令巴金振奋的书是波兰剧作家廖亢夫的《夜未央》，这是巴金在上海出版的《申报》上看到广告后索取的。这两本书使得巴金对未来社会充满了憧憬和鼓舞，仿佛找到了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从这时起，他与成都的一些无政府主义团体有了联系，并很快就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1923年，巴金和三哥一同来到上海准备继续求学。李家的祖籍是浙江嘉兴，那边有一些亲戚接洽他们。兄弟二人在嘉兴住了数天，决定去收费较低且教学质量好的南京读书。两人一同考进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在那学习直至毕业。在南京求学期间，巴金与上海、广州等地的无政府主义者有了更广泛的接触。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日本政府利用灾难期间的混乱，残杀了著名的日本无政府主义领导者大杉荣。巴金参照日本《劳务运动》发表的资料，编撰了《大杉荣著作年表》《大杉荣年谱》，又用世界语介绍翻译了《东京安那其主义者1923年10月25号报告》和《日本政府军阀及反动党对于安那其主义者的攻击》等文章。兄弟俩毕业后，尧林报考了苏州东吴大学外文系，而巴金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准备报考北京大学，可惜因为肺病没能参加考试。滞留在南京的巴金把精力主要放在阅读、研究和宣传无政府主义理论方面，并因此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如沈仲九、卫惠林、毛一波、周索非、秦抱朴、卢剑波等。巴金曾写信给立陶宛无政府主义者爱玛·高德曼，称她是“精神上的母亲”，他收到高德曼的复信，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巴金先后翻译了蒲鲁东的《财产是什么？》（部分）、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面包与自由》）、高德曼的《妇女解放的悲剧》、伯克曼的《俄罗斯的悲剧》、若克尔的《近代劳动运动中的议会活动观》《克鲁泡特金学说的介绍》等著作，先后在《民钟》《时事新报·学灯》《国风日报·学汇》等刊物上发表无政府主义研究文章。可以说，1925年前后的巴金，对于无政府主义的信仰已经不仅仅限于感性的热情，而是努力通过理论、著作和发表文章来践行自己的信仰了。

四、远赴重洋

1927年1月15日，不满22岁的巴金同卫惠林一道，乘法国“昂热号”邮船前往法国自费留学。在旅途中，巴金陆续写下了《海上的日出》《繁星》等散文杂记，后来收录在散文集《海行》中。

经过34天的漫长旅程，巴金于1927年2月17日在法国马赛登陆。巴金赴法之际，正值国内大革命热火朝天的时候：外国舰队纷纷开往上海，国内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北伐军也传来连连胜利的好消息。远在海外的巴金虽然无法亲历现场，却依然关注着革命的进展。法国是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的故乡，也是众多无政府主义者们的聚集地。巴金初到法国，交往密切的也是一同来法留学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当地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他同卫惠林、吴克刚等人，就国内形势讨论了无政府主义对中国实际问题的看法，并将各自的文章寄给广东《民钟》月刊，于1927年3月末4月初以《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为题出版。在文章中，巴金认为“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革命的时期了”，他们“应像巴枯宁那样投身入一切革命的漩涡里，把革命潮流引向无政府主义之海流里去”。他还认为“虽不能立刻使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实现，但至少能使中国民众与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接近一点……”从这可以看出巴金对国内革命的关切态度和某种决心，为此他甚至为自己在中国革命高潮时远在法国而感到内疚。

然而同年又发生的两件事，极大地震动了巴金的内心。首先是4月初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逮捕大批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人不幸牺牲；又有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举逮捕屠杀共产党人。虽然此前巴金并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但他还是给予了共产党最大的同情，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表示强烈的愤慨。巴金在《答诬我者书》中说“我这一生只帮助弱者。在国民党未得势以前，我不愿谩骂他（理论上反对是可以的），在它成了升官发财的党以后的今天，我自己也在攻击他了。对于共产党，也是如此，我反对骂共产党为卢布党徒者也如此”。另一件引起巴金内心极大震动的事件发生在美国，即援救萨珂和凡宰特事件。这两人都是在美国工作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美国政府为了镇压工人运动，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们逮捕。美国地方法院将案子拖了六年后宣布处决这两位无辜的意大利工人，这引起了全世界无政府主义阵营的谴责和声援。美国当地掀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各国无政府主义者也纷纷加入援救队伍中。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聚集地的巴黎，当地报刊上也不断刊载萨珂和凡宰特的消息，以及众多知名人士的宣言，如乔治·比阿席、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巴金对美国此举同样义愤填膺，他不仅积极参加营救两位工人的运动，还给狱中的凡宰特写信。凡宰特在复信中勉励巴金继续为无政府主义而奋斗，并告诉他“无政府主义的真意就是在了解而且以解放生活，解放个人，废除人对人的压迫和掠夺等等方法，来消灭这种历史的消极结果。因此‘无政府’便是我们所能处理的生活的唯一方法和道路”。这封复信为巴金无政府主义信仰的确立产生了重要影响。

无政府主义阵营内部分为很多流派，巴金所追随的是克鲁泡特金一派，这一派主张互助而非竞争，鼓励劳动与脑力相结合，反对政府、军队、宗教等对个人的迫害，以个人能尽可能发挥自身才能为目的。巴金在南京求学时期，便翻译了克氏的《面包与自由》等著作；留法期间，他又继续翻译了克氏的《伦理学的起源与发展》等著作，克鲁泡特金的人格和思想此后一直指引着巴金。然而国内的实际情况却是，1927年以后，由于社会和时局的变化，作为实际政治运动的无政府主义，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已经日渐式微了。而与巴金差不多同时代或者先于巴金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元老，有的转而投向国民党阵营，如吴稚晖、李石曾等；有的则将政治信仰转入到实际工作，如开办学校、农场等。远在异国他乡的巴金，与当时中国国内瞬息万变的政治运动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而无政府主义思潮日渐衰退的大形势，也让巴金感到孤苦和迷茫。

五、登上文坛

1927年夏，巴金肺病复发，移居到小城沙多—吉里休养，这期间除了翻译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外，巴金开始断断续续地撰写一部小说的片段，即后来的《灭亡》。据巴金自己称，写小说的初衷，是在法国时与大哥尧枚的通信中，尧枚一再希望他能学成专长，回成都兴家立业。巴金感到大哥和自己存在很多思想上的分歧，想通过这部小说让大哥了解自己，表达自己想走上与民众共同为美好未来奋斗的路。第二年，巴金将已写好的片段加以整理，并添加了几章，用硬面练习簿抄写一遍题为《灭亡》，寄给了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索非。巴金请索非用自己译书的稿酬印刷两三百册，以求分发给自己的大哥、三哥和其他朋友。也就是在这部小说的首页书名旁，他第一次使用了新的笔名：巴金。

索非收到书稿后，并没有拿去付印。而是将其推荐给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当时的代理编辑为叶圣陶，叶看过小说后决定将《灭亡》发表。于是《灭亡》在1929年1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20卷第1期开始连载。在写作《灭亡》之前，巴金发表过诗歌、译作、杂文、论文，所使用的笔名为“芾甘”“佩竿”“P·K”等。为何要使用新的笔名？巴金不愿别人知道这部小说的作者是自己。“巴”取自他在法国期间一位姓巴的朋友，这位朋友后来投水自杀了，巴金感到很痛苦。“金”则取自巴金在沙多—吉里时期翻译克鲁泡特金著作时克氏译名的尾字。

《小说月报》连载《灭亡》以后，迅速引起了读者和批评界的注意，优秀的作品和陌生的作者，使得人们纷纷发问：“巴金是谁？”编者不得不公开回复读者来信：“我们也不能知道，他是一位完全不为人们认识的作家，从前似也不曾写过小说。”远在法国的巴金，似乎也还不知道自己当初希望“内部传阅”的小说，竟会在不久后震动国内的文坛。《灭亡》完稿后，巴金回国途中阅读了左拉的《卢贡—马加尔家族》中的几部，打算学习左拉的“家族式”小说，给《灭亡》的前后各加两部。前两部打算命名为《春梦》《一生》，后两部为《新生》《黎明》。

巴金在法国留学时期，虽然经历了无政府主义思潮史上许多大大小小的事件，也通过报刊、朋友等关注国内政治形势，但总体上在法国的生活仍是浪漫、充实且富有诗意的。他在巴黎时对着卢梭的铜像沉思，也在沙多—吉里体验法国小城的惬意，还通过翻译无政府主义著作来丰富自己的理论知识。怀着对创作的思考和为理想献身的雄心，巴金取道马赛回国。当然，也有更加现实的原因——大哥尧枚已经无法在经济上支持巴金，巴金自己也要考虑谋生问题，他准备回上海找工作。然而到了马赛后又赶上了当地海员罢工，巴金在马赛住了12天，终于在1928年10月30日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六、在上海

巴金回国后，《灭亡》已经在《小说月报》上开始连载并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关注。虽然巴金写作《灭亡》的初衷并不是希望以一部名作登上文坛，他更关心的是希望通过实际行动来践行自己的无政府主义信仰，积极参与社会革命。可是在1927年以后的中国，无政府主义热潮已经退去。与此同时，出乎巴金意料的便是《灭亡》的成功，小说先是连载，紧接着又出了单行本。尽管也有批评的声音——有人指出作者的立场是无政府主义或虚无主义，《灭亡》中寄托了一部分巴金个人对革命与青年理想的思考。在《灭亡》的序言中，巴金说道：“杜大心不是我自己”，“我承认，我底过去某一个时期的思想的确是那样，而且也矛盾得厉害”。但是对比同一时期崛起的“革命文学”，《灭亡》较之那些艺术粗糙、结构松散、甚至几近于喊口号的小说，它的成功和影响却是大家所公认的。

回到上海的巴金化名“马拉”，开始编辑一份名为《自由月刊》（只出版了4期）的刊物。该刊物由自由书店出版，主要是为自由书店出版的书籍做宣传，也刊登书评、译作等。巴金在这里发表了自己翻译的普希金、屠格涅夫的诗，还有《赫尔岑回忆录》和左拉《萌芽》的片段。自由书店的创办者也同样追随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巴金在自由书店工作期间，继续潜心翻译克氏的《伦理学的起源与发展》，并翻译了克氏1898—1899年的回忆录，以《克鲁泡特金自传》为题出版。在20年代末，巴金回国后主要工作重心都放在了翻译和编辑上，他编译的外国革命家传记和报告文学集《断头台上》《俄罗斯十女杰》等也在此时出版。创作方面发表了《房东太太》《丁香花下》《复仇》等一系列以法国为背景的短篇小说，结集为《复仇》出版。1930年初，巴金完成了第二部中篇小说——以五卅事件为背景的《死去的太阳》。

在文学活动之外，巴金还是世界语运动的积极推进者。早在南京求学期间，巴金就开始自学世界语，世界语运动本身与无政府主义有很深的联系。该语言由波兰籍犹太人柴门霍夫发起，旨在创立一种世界通行语言来弥合种族国别间的文化不平等。巴金参与世界语运动，和他信仰无政府主义二者之间有着共同的目标——无强权、无约束、人人平等，早些年前巴金曾声援过的大杉荣，也是日本世界语运动的发起人之一。1929年1月，巴金加入了上海世界语学会，与他一同担任教员的还有胡愈之、索非、王鲁彦等人。在上海世界语学会的重要刊物《绿光》上，巴金曾发表《世界与创作文坛概观》和《世界语文学论》等文章，还翻译了一些世界语的文学作品。抗战时期，上海世界语学会迫于形势宣告解散了，但巴金仍持续关注着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对世界语的理想依然保留在巴金心中。

七、“正式地写小说”

据巴金回忆，他“正式地写小说”应该是从1931年开始。“从这一年起我才开始‘正式地’写起小说来，以前我只是在读书、翻译或旅行余暇写点类似小说的东西。”可能此前巴金还在摸索实现自己理想的道路，也可能是他看到了无政府主义在当时中国实际政治环境中的困境。总之，从这一年起，巴金在个人心境上完成向自觉写作的转化，同时完成了对“作家”这一职业的身份认同。这年春天，巴金答应为上海《时报》连载一部题为《激流》的长篇小说（即《家》）。同年，他以惊人的出产量完成了两部中篇小说《新生》（第一稿）、《雾》和短篇小说《老年》《墓园》《亚丽安娜》《光明》《我的眼泪》等。

作为巴金最有代表性的力作《家》，从创作到出版也是一波三折。《激流》本是继《灭亡》之后巴金决定续写的小说《春梦》，但从法国回来后的巴金觉得“春梦”并不能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因此决定将这部以自己大哥尧枚为原型的小说命名为《激流》，用以象征生活现实。1931年4月18日，《激流》在《时报》上开始连载。然而仅仅过了一天，巴金就收到大哥尧枚服毒自杀的噩耗。这位听到“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的小说而“欢喜得了不得”的大哥，竟还没看到弟弟的小说就被生活和家庭的重负压迫致死了。巴金怀着悲愤的心情继续《激流》的创作，历时间一年零一个多月，前后共264期，《家》终于在《时报》上连载完毕。《家》一经问世便在读者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巴金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叙说自己的遭遇，渴求巴金指引自己。这样一部精心雕琢的巨著，对比30年代初期泛滥于文坛的“革命加恋爱”的文学，在读者看来无疑是一抹亮色。

巴金在30年代曾分别南下北上，途经泉州、晋江、广州、厦门、青岛、北京等地。用巴金的话说：“朋友们给我的东西确实太多太多了。然而我拿了什么东西来报答他们呢？我是一个心地贫穷的人，我所能够献出来的，除了这生命之外，就只有一些感谢的表示。所以我要到各地方去看那些朋友们温和的面孔，向他们说一些感谢的话语，和他们一起度过几天快乐的时光……”怀着这种心情，1930年起，巴金几次南下旅行，会见一些无政府主义友人。在泉州，巴金探望了吴克刚、陈范予、袁国钦、叶非英等一批无政府主义者，参观了这批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兴办的泉州黎明高中；在广东，巴金参观了西江乡村师范，看到友人陈洪有等人在办学中把学习和劳动结合起来，践行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巴金北上与南下的旅行是交错进行的。1932年9月，巴金来到青岛，寄寓在沈从文家中。随后，他又去往北平，住在谬崇群家。这期间巴金写下了一些阐明自己艺术观的散文，如《灵魂的呼号》《作者的自剖》等，他的内心十分矛盾，对徘徊在文学和信仰之间感到痛苦。巴金第三次去北平是在1933年9月下旬，这次在北京逗留了将近半年，于1934年2月才回上海。这次北上除祝贺沈从文与张兆和结婚外，巴金在北平与中断联系5年的爱玛·高德曼恢复通信，倾诉自己内心中的痛苦；他在沈从文家中完成了《爱情的三部曲》中的插曲《雷》以及第三部《电》的前半段。到了1934年，国民党政府当局的文禁政策愈加严重，巴金的《新生》《萌芽》《电》等作品先后都被禁止发表。大概正是这种压抑和愤懑的心情，促成了巴金决定前往日本。虽然他对此的解释是学习日文，但在离开北平时，他却说：“我不怕……我有信仰”。1934年11月，巴金抵达日本横滨。

在巴金的文学生涯中，除创作之外，出版和编辑工作也占相当重要的一部分。1935年5月，由吴朗西、伍禅、柳静等人发起成立了文化生活出版社。30年代的上海工商界萧条、经济疲软，大部分出版社和书店都只顾发行销量大、利润高的杂志，而不愿出版单行本。在这样的背景下，吴朗西等人成立文化生活出版社，模仿美国《万人丛书》和日本《岩波文库》的编辑方式，出版《文化生活丛刊》。应吴朗西之约，巴金从日本回国后担任了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书写了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堪称奇迹的一页。一方面，在出版行业不景气、重利益的环境下，文化生活出版社兼容并包的出版理念使得文化出版行业得以健康运转；另一方面，文化生活出版社独特的运行机制，也彰显了巴金、吴朗西等一众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文化生活出版社不同于一般的营利性质出版社，而类似于同人组织。无论是总编巴金，还是总经理吴朗西，在现实生活中都有自己的工作，他们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几乎都是不拿薪水。每个人做好自己岗位上应该做的事情，通过出版图书来运转整个出版社，该社成为巴金等一批安那其主义者实现自己价值的理想组织。抗战爆发后，巴金辗转广州、重庆、桂林、成都等地筹建分社继续出版事业。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期间，巴金主编了《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译文丛书》《文季丛刊》《文学小丛刊》《现代长篇小说丛书》《新时代小说丛刊》等多套影响很大的丛书，并刊发了许多当时青年作家的作品，如曹禺的《雷雨》、艾芜的《南行记》、萧红的《商市街》、何其芳《画梦录》等。文化生活出版社对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以及推动新文学的发展，都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八、动荡的30年代

20世纪30年代对于中国文坛是一个充满论争、迷茫和辉煌的时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更加引起了爱国人士的激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坛也发生了动荡：先是有20年代末太阳社和后期创造社掀起的“革命文学”论争；后有1930年3月2日成立的“左联”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左翼文学运动，并在左联后期1935年底内部又爆发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之争。巴金没有直接参与“左联”的活动，但他追随鲁迅，紧紧团结在鲁迅的身边。1936年，他与鲁迅、黎烈文、茅盾、萧红、丽尼等77人，共同签署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这份宣言由巴金和黎烈文分头起草，原文中巴金说：“当民族危机达到了最后关头，一只残酷的魔手扼住我们的咽喉，一个窒息的暗夜压在我们的头上，一种伟大悲壮的抗战摆在我们的面前的现在，我们绝不屈服，绝不畏惧，更绝不彷徨、犹豫。”然而另一边，左联解散后，由周扬为首的左翼作家发起成立了中国文艺家协会，并发表了《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两份宣言各自涉及了左联时期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1936年8月1日，徐懋庸致信给鲁迅，对鲁迅身边的巴金、黄源、胡风等人抱以怨言，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为巴金辩护道：“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之称，但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可见鲁迅对巴金是爱护的，并充分尊重巴金的政治信仰。巴金也深受鲁迅的影响，在文学创作和为人方面，追随着前辈的道路。

1937年抗战爆发，许多文学刊物停刊。上海沦陷后，巴金接替茅盾编辑《烽火》，这份小小的刊物在战争年代像一盏明灯，发表了大量反映抗日战争的通讯、报告、诗歌杂文等作品。巴金还参加了《救亡日报》的编委，在上面发表《给山川均先生》《致日本友人》等书信公开谴责日军侵华行为，并出版了“激流三部曲”中的《春》。1938年起，局势越来越紧张，巴金先后往返于上海、香港、广州、武汉、桂林等多地，度过了一段动荡不安的日子。除继续编辑出版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丛书外，巴金还创作了“抗战三部曲”《火》（第一部和第二部）等表现革命青年救亡运动以及控诉日军侵华恶行的作品。“激流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秋》，也是巴金在奔波和忙碌中，从深夜中挤时间完成的。

在30年代到40年代这段时间里，巴金还经历了8年的恋爱生活。萧珊原名陈蕴珍，萧珊是她后来用的笔名。萧珊和巴金于1936年相识，抗战爆发后，萧珊跟随巴金流转于广州、梧州、柳州、桂林、重庆、成都、贵阳等地。巴金比萧珊年长很多，但这份真挚的感情让两个人走到一起，不离不弃。1944年在贵阳的花溪，巴金和萧珊印制了一些简易的“旅行结婚”卡片发给亲朋作为“通知”，两个人举行了平淡朴素的结婚仪式。

九、迎接新的时代

20世纪40年代，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巴金都是一个重要的时期。首先是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其次是中国共产党推翻了国民党统治，建立了新的政权。40年代的巴金随着环境的变化和阅历的丰富，在创作上也更加深刻、冷静和细致。这种变化具体体现在作品中的题材、人物、思想和风格上。在这之前，巴金的作品关注的主要是充满激情和反叛意识的年轻人、革命者，以及控诉社会上不平等的现象。而从40年代开始，巴金关注的对象转向了生活中的小人物。对待自己曾经批判过的对象也倾注了更为冷静和深入的思考，具体作品有《还魂草》《火》（第三部）、《憩园》《第四病室》等，到1946年底完成《寒夜》，这种变化逐渐走向成熟。尤其以《寒夜》《憩园》为代表，巴金把自己对旧时代小人物的复杂性的理解，深刻地融入了作品中。无论是坐吃山空的地主寄生虫杨梦痴，还是从自由恋爱结合到在贫病交困中解体的汪文宣曾树生夫妇，巴金都寄予了深刻的反思和同情。

1949年前后，中国文坛又经历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文人迁徙流动，有的随国民党去了台湾，有的选择出国或者滞留香港，而巴金则怀着复杂的心情和对新社会的期待留在了大陆。1949年7月，巴金应邀出席了中华全国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面对来自全国各地参加会议的新老面孔，感受着一股朝气蓬勃的时代气息。新的时代真的要到来了。怀着复杂且激动的心情，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巴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诚挚的短文《我是来学习的》，他说：“第一，我看见人怎样把艺术和生活揉到一块儿，把文字和血汗调和在一块儿创造出来一些美丽、健康而且有力量的作品，新中国的灵魂就从它们中间放射出光芒来”。“第二，好些年来我一直是用笔写文章，我常常叹息我的作品软弱无力，我不断地诉苦说，我要放下我的笔。现在我发现确实有不少的人，他们不仅用笔，并且还用行动，用血，用生命完成他们的作品。那些作品鼓舞过无数的人，唤起他们去参加革命的事业，它们教育着而且还要不断地教育更多的年轻的灵魂”。“第三，我感到友爱和温暖”。这种心态成为巴金文学与生活道路上的新转变。此后，他试图通过实际的参政活动，为新中国的文学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上半年，巴金先后担任了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作协上海分会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大会代表等一系列重要职务，也多次代表中国作家出国访问、参加会议，并主编了《收获》等至今仍影响巨大的文学刊物。在50年代，巴金曾两度赴朝鲜采访，他把自己在朝鲜的见闻写成散文或小说结集出版，代表作有《英雄的故事》《明珠与玉姬》《李大海》等。

十、噩梦

1955年5月起，《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等一系列“揭发”“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文章。在这次声势浩大的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巴金也被迫参加“战斗”，先后发表了《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党集团》《他们的罪行必须受到严厉的处分》等批判文章。在晚年回顾这段历史时，巴金为自己当时所作的文章感到深深的忏悔和羞耻，并沉重地认识到“被迫”和“跟风”并不能成为自己屈服的借口。其实巴金自己的处境也不容乐观，1958年起，巴金陆续受到不同方面的批评。他在《文艺报》上发表的《法斯特的悲剧》被批判为“忽略了共产党员叛党的重大事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十四卷《巴金文集》后，以姚文元为代表的极“左”分子指责巴金的作品“不利于无产阶级思想占领阵地”。巴金早期作品中的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等都成了批评对象。巴金感到了极大的恐惧，他一方面承认自己过去的作品存在思想上的不足，另一方面又认为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他的作品和人物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然而这种相对客观理性的思考，并没能够坚持到“文革”中去。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作协上海分会被斗争的对象有批评家叶以群、孔罗荪，以及作家王西彦、魏金枝、师陀等人。巴金虽然还未被列入批斗名单，却已经感到大祸临头。1966年10月，巴金成了正式的“审查对象”，被关进上海作协二楼的资料室里，此时的巴金已经年过60，除了被批斗，还要每天交代“罪行”，接受惩罚性的劳动。“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闯入巴金家中抄家，并用铜头皮带打伤了萧珊的左眼。1972年7月，萧珊被诊断为肠癌，巴金因身在干校劳动，无法陪同萧珊。而萧珊由于身份问题也无法得到很好的救治。萧珊的离世成为巴金心灵上永远的伤痛。萧珊的骨灰在龙华火葬场寄存了三年后，巴金将其取回家，一直至巴金逝世都从未与之分开。

“文革”中，巴金受尽了屈辱的批斗会，就连自己被批斗的大会上，他也要高喊“打倒反动作家巴金”的口号。看到身边的朋友一个个被迫害得家破人亡，想到自己噩梦般的处境，这一切都成为巴金一生中无法弥补的痛苦。但在受难期间，巴金仍不忘作为一个文学家的职责，“文革”后期，巴金相对获得了一些“自由”，他在家中潜心翻译赫尔岑的巨著《往事与随想》，并背诵但丁的《神曲》，以勉励自己。

十一、天鹅之歌

1976年“文革”结束后，巴金也结束了噩梦般的十年。巴金深深地感到，在经历磨难后，除了批判“四人帮”、否定“文革”之余，更应深刻检讨人们在这场浩劫中表现出来的人性中软弱、丑陋的部分。在这样的动机下，1978年12月，巴金开始着手写作“文革”以后最重要的作品——《随想录》，这对一位古稀老人来说并非易事。从1979年编印《随想录》第一集起，到第二集《探索集》、第三集《真话集》、第四集《病中集》、至第五集《无题集》完稿，共耗时七年零九个月，共计40余万字。写作过程中巴金因为生病和其他原因，不仅造成了进度的延缓，更给写作本身带来了困难。然而巴金仍然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自己承诺的这部巨著。《随想录》着重审视了巴金在“文革”中的遭遇，以及他对种种事件的看法。作为“文革”的受害者，巴金把自己也摆在了责任者的位置上，主动反省了自己在这场灾难中的责任。他清晰地意识到，如果“文革”仅仅是几个人发起，而没有响应者来推动的话，无论如何也不至于发展至祸国殃民的程度。正是因为人性中的软弱、自私和欲望，才导致了“文革”中勾心斗角、相互迫害的惨象。所以，人们只有坚持独立思考、明辨是非、不盲目跟风，才能避免悲剧重演。“说真话”是《随想录》中巴金反复强调的一种态度，在几十年大起大落的政治经历中，巴金意识到这种诚实的精神尤为重要。《随想录》以其独特的自我批判立场，寄托了巴金反思历史和警醒当下的苦衷，作品中也有很多文章是根据写作时的文化环境对“文革”遗留问题的讨论，以及巴金为坚持“说真话”而对一些文艺作品、文艺政策的讨论。《随想录》出版后，又一次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与讨论，这部巨著先后由香港三联书店、北京三联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了多种版本，成为出版界和文学界中的一个奇迹。

1979年起，巴金重新以中国作家的身份多次出国访问。巴金先后出访法国、日本、瑞典，受到国外读者和文学界的热烈欢迎。80年代以后，巴金的文学贡献在国际上也越来越被重视，他本人也因此获得了多项国际荣誉：如获得意大利但丁国际奖、法国荣誉军团指挥官勋章、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至此，巴金所获得的种种荣誉，真实反映出巴金的文学成就和人文精神所达到的高度。

巴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贡献——筹建现代文学馆。巴金的这个想法一经提出，便得到众多文艺界人士的支持。1981年10月13日，由巴金、冰心、曹禺、严文井、唐弢、王瑶、冯牧、孔罗荪、张僖等组成的现代文学馆筹备委员会成立。经过4年的筹备工作，1985年3月26日，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北京西郊万寿寺西院正式建馆，巴金先后将自己的稿费、藏书、手稿以及保存的其他作家的手稿和书信等珍贵资料捐给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成，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中许多珍贵的资料得以保存，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发展，更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十二、魂归大海

2005年10月17日，巴金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同年11月25日是巴金102岁诞辰，当天由巴金的子女李小林、李小棠捧着父亲和母亲的骨灰盒，来到长兴岛附近的东海，把两人的骨灰一同撒入了大海，巴金终于和萧珊团聚了。

巴金在他漫长的生命岁月里，以惊人的创造力，横跨小说、散文、杂文、翻译、编辑出版等多个领域，为世人留下了诸多作品，先后有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巴金文集》（十四卷）、《巴金全集》（二十六卷），而其他作品的单行本、选集本更是不计其数。巴金用自己的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树立了一座伟大的丰碑。巴金还是一位享誉国际的作家，自20世纪30年代至今，不断有研究巴金作品的著作问世，如今，巴金研究在国内外都已成为一门显学。与此同时，巴金故居、巴金研究会等一系列围绕巴金研究的组织、机构也在有条不紊地运行，在巴金研究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