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言　樊善標

一

在所謂的新文學四大文類中，散文的身份向來曖昧。新詩、小說、戲劇都算是「純文學」，散文卻因為「不純」而有點遜色，像朱自清《背影·序》所抱歉的：「我所寫的大抵還是散文多。既不能運用純文學的那些規律，而又不免有話要說，便只好隨便一點說着」。⁽¹⁾幸而他後來大大擴展了文學的界域，不但兼包美文、小品，連帶雜文、通訊、特寫等，也都可以帶有「文學意味」，要不然本卷的選擇範圍就極為有限了。⁽²⁾

這種朱自清命名為「文學報章化」的現象，並非指作者或作品向「純文學」的本質靠近，而是研究者追蹤着不斷冒現的新作品，努力論證它們具備新的文學品質——既說這些作品和以前的不一樣，卻又肯定兩者同是文學，未免有些弔詭。朱自清借用胡適「至大無外」的文學定義：「達意達得妙，表情表得好」，⁽³⁾又稍稍改易胡氏用來解釋「妙」和「好」的「明白」、「動人」，以求新舊品質表面殊異而內裏相通，其苦心可以理解。但「報章化」的文學一定「明白」、「動人」嗎？如果「報章化」的文學比以往的文學更「明白」、「動人」，原因在哪裏呢？

「文學報章化」最基本的意思，是報紙成為文學作品主要的發表場所，這一媒體或載體的特性主導了作品的特性，以至並非在報紙上刊登的作品也多少受到影響。在香港的散文寫作上——最少在本卷的時限裏——，報紙副刊正擔當這種角色。因此要了解香港散文有沒有、有哪些特點，也不妨從媒體、載體入手。自然副刊不是孤立的，它從屬於報紙，報紙又連結在更大的商業、政治、社會關係網絡中，而在這些關係網絡上活動的是人。所以媒體結構即或決定了基本的性質，個人意志有時也能闖出新路。

二

早期的香港文學資料散佚嚴重，目前掌握材料最豐富，研究成果最豐碩的，當推盧瑋鑾、黃繼持、鄭樹森、黃康顯四位學者，但他們也不免要部分借助於親歷者的陳述和回顧。⁽⁴⁾綜合現存資料及學界意見，香港報刊登載白話作品始見於二十年代初。一九二一、二二年左右的《妙諦小說》、《雙聲》已有少量白話文，幾年後的《小說星期刊》除了白話散文、小說，還有新詩。⁽⁵⁾在同一時期的《英華青年季刊》上，也可以看到英華書院學生的白話文和新詩，可見白話文學創作逐漸在香港青年中流行。⁽⁶⁾本卷從《小說星期刊》中選了靈芬女士的〈女子教育問題〉，作為全書第一篇。這雖然並非美文，可是筆調流暢，條理清晰，頗有胡適議論文的風格。但正如吳灞陵所說，這些書刊上的文藝是「新舊混合」的，⁽⁷⁾純粹的新文學期刊要待一九二八年八月創刊、張稚廬主編的《伴侶》。而據侶倫回憶，這時候的報紙副刊如《大光報·大光文藝》、《循環日報·燈塔》、《大同日報·大同世界》、《南強日報·過渡》，也開始接受白話作品，⁽⁸⁾可惜這些副刊絕大部分沒有保存下來。

《伴侶》維持了不到一年就因銷量不佳而停止，但在該刊上發表的年輕作者如侶倫、張吻冰沒有氣餒。他們在一九二九年與謝晨光、岑卓雲、陳靈谷等組織了「香港第一個新文藝團體」的「島上社」，⁽⁹⁾創辦了同仁刊物《鐵馬》（一九二九年）、《島上》（一九三○年）。儘管這些刊物都很短命，⁽¹⁰⁾但島上社同仁和他們後來交往的文友，包括林英強、李育中、劉火子、戴隱郎、張任濤、易椿年、魯衡等，在當時的文壇頗為活躍。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七年創辦的多份期刊，如《繽紛集》（一九三二年）、《小齒輪》（一九三三年，魯衡主持編務）、《紅豆》（一九三三年，梁之盤主編）、《時代風景》（一九三五年，侶倫、易椿年主編）、《南風》（一九三七年，李育中主編），都有他們的作品，甚至由他們主持編務，因此黃康顯認為「島上的一群」是這一時期最有影響力的香港青年作者。⁽¹¹⁾本卷從中選入了謝晨光、魯衡和其他作者的幾篇文章。從侶倫個人散文集《紅茶》選入的作品，有些本來也發表於上述刊物。

島上社組成時，謝晨光已在上海創造社的周邊刊物《幻洲》發表過作品，雖然只有二十多歲，卻儼然是社員中的前輩。⁽¹²⁾〈藎獻〉原是謝晨光短篇小說集〈貞彌〉的序，但情調浪漫感傷，頗類葉靈鳳一九二五、二六年間在創造社嫡系刊物《洪水》半月刊上的〈白葉雜記〉。同樣表現青年對青春短暫的悽然，還有侶倫的〈向水屋〉、〈夜聲〉。這些作品似乎代表了二十年代末香港文藝青年的寫作心情和模倣對象。⁽¹³⁾其實不僅文風，不少文藝刊物整體上都有前期創造社或中期創造社「小夥計」的影子，如侶倫曾說《鐵馬》的裝幀設計受《幻洲》影響，《伴侶》上也有葉靈鳳風格的插畫。⁽¹⁴⁾黃繼持認為，「香港新文學的發端，似乎沒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最初不過是以文藝青年朦朧的文藝理想作開端」，又說：「香港最早的文學創作，未必與魯迅來港直接相關，它更多接近五四時期個人意識、青春覺醒等主題」，是很敏銳的觀察。⁽¹⁵⁾

黃康顯統計在一九三一年「一二A八」至一九三七年「七A七」期間創辦的文藝刊物約有十五種，除一種外都用白話文，由此推論白話文學「已完全控制大局」。⁽¹⁶⁾就期刊而言當然是正確的，但這些文藝期刊多是同人出版物，或依賴有心人贊助。靠廣告和銷量支撐的報紙，則是另一種情況，首要的考慮是吸引讀者，如率先支持白話文學的《大光報·大光文藝》，在一九三二年的〈徵稿簡例〉提出：「凡本地風光，殊方禮俗，社會趣聞，名人軼事，短評，諧談，及一切富有趣味之小品文字A無論文言語體，均所歡迎」。⁽¹⁷⁾《香港工商日報·市聲》的〈編者啟事〉更聲明「本欄〔引者案：指「市聲」版〕非純文藝刊，所有新詩，小說，戲劇等稿，均不登載」，並說「本欄文體不拘，語體文及文言文並行採用」。⁽¹⁸⁾難怪在報紙副刊上發表的白話作品，往往未能達到新文學追求者的期望。⁽¹⁹⁾但如果不以「純文學」為限，香港散文的主要發表場地其實是副刊，而報紙的商業性質也塑造了這一時期散文的基本形態。⁽²⁰⁾

為了吸引一般讀者，副刊散文多為千字以下的短稿，行文務須淺白易懂、題材力求有趣輕鬆，編者也會因時制宜，徵求某些話題或文章類型。⁽²¹⁾天健〈爛漫的江濱〉選自《大光報·大眾》的「海濱之夏號」，這篇寫景散文現在看來平平無奇，但從所刊登的專號看來，顯然有為讀者提供消遣娛樂的用意。諷世、刺時的作品向來有吸引力，也可以說具有娛樂效果。雖然為安全計，一般編者不允許政治太敏感或易涉及官非的內容，但為爭取讀者而冒險試探底線的還是大有人在。甫衣〈為狗官獸兵解嘲〉、甫公〈可謂志同道合〉、華胥〈屠殺的進化〉等篇的政治諷刺指向內地，大抵仍屬安全，而最後者雜引中外史事諷刺隨着時代進化，「中國也一定會跟着進化的，不消說屠殺也是會跟着進化的」，技巧似乎取法自魯迅或周作人早年的雜文。宋綠漪〈從「……」到「□□□□」和「XXXX」〉嘲笑政府審查報刊，同時針對大陸和香港，雖然出之以滑稽腔調，此文能夠刊登，恐怕仍因為時局還未算嚴峻。

不過並非所有副刊都全力圖利，像羅雲顏主編《南強日報·鐵塔》時，即宣稱其任務是「在落後的香港文壇，給予嚴厲的刺激」。⁽²²⁾「鐵塔」以小說、新詩為主，並願意接受無名作者的長篇作品。蝶衣〈送死的程序〉描寫出殯的情景，文如其題，感情深藏不露，這種含蓄的寫法大抵出於創新的意圖，或許只有在這樣的副刊才能夠發表，在本卷中也是獨一無二。此外，有些副刊由報館以外的文社承包，選稿較自由，如《南強日報》的「繁星」和「青年問題」由白文藝社主編，但出色的作品似不多見。

三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件後，有財力的上海居民陸續移居香港，但文化界到來的無多，反而不少香港青年回國參加抗日。⁽²³⁾在此以前，香港本地的副刊和雜誌上已出現具有強烈民族、社會意識的言論，如《南強日報·鐵塔》編者呼籲：「轉，轉，我們以往的態度，把牠轉變過來·〔……〕為了我們個人對于國家，社會的責任，我們必得這樣子轉·文藝的作者們，我們放棄自己的個人底生活描寫吧·把描寫的對象，轉移到現在國家和社會吧·我們個人的享樂的生活，在現在是不適了，我們不是在願意做亡國的詩人或沒有祖國的文藝家了·」⁽²⁴⁾《紅豆》主編梁之盤的長篇特寫〈工作間零拾〉，批判資本主義剝削工人，雖然只陳述了浮光掠影的印象，未能深入剖析問題，卻也體現了從個人到社會的轉向。⁽²⁵⁾

真正重大的改變在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戰爆發後。內地戰區和淪陷區居民紛紛南移——來自上海的尤多，其中包括大批文化人。他們帶來了資金、知識和生活作風，改變了香港社會的面貌。內地著名報紙如《大公報》、《立報》、《申報》，以及多種原來在上海出版的雜誌畫報，在香港設立分版，或乾脆遷到香港復版。外來和本地報刊紛紛羅致南下的著名文化人主理報政、負責編務或撰寫文稿，如《大公報》之於蕭乾、楊剛，《立報》之於薩空了、茅盾，《星報》之於喬木、姚蘇鳳，《星島日報》之於金仲華、戴望舒、葉靈鳳。此外還有為數眾多的名記者、演員、畫人等，一時香港竟有繼上海成為新的文化中心的勢頭。⁽²⁶⁾儘管很多人來去匆促，念茲在茲的是全國形勢或家鄉劫難，未見對本地有多少歸屬感，顯然不具備日後所謂的香港身份認同。但他們的寫作和發表畢竟是此地的文學事件，像一九四○年初來港的蕭紅，在養病和埋頭寫作小說之餘，只參與了少數文學活動，筆下鮮見香港事物，⁽²⁷⁾卻在「九一八」紀念日後兩天於《大公報·文藝》發表了散文〈九一八致弟弟書〉。同日該版還有一篇辛代的〈短簡——紀念第十一個九一八〉，可見作者和編者都有藉文學支持抗日的用心。本卷選入蕭文以見時代風氣之一斑。

南來文化人中傾向左派的，多由周恩來有計劃地安排到港，目的是建立共產黨的宣傳基地。⁽²⁸⁾他們憑着在內地的名氣和人脈，迅速佔據了報刊的上層位置，變更了副刊的面貌，使得香港文壇直接成為內地文壇的延伸，負起以文學抗戰的使命。⁽²⁹⁾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茅盾，在此期間他擔任「文協香港分會」理事，主編《立報·言林》、《文藝陣地》、《筆談》等園地，發表了不少創作和評論，可說是全方位地介入香港的文學、文化活動。⁽³⁰⁾本卷選錄了茅盾在《立報·言林》上的兩篇文章，〈從「戲」說起〉是典型的借古刺時之作，〈懷念行方未明的友人〉表達對幾位文學界朋友在廣州淪陷之後失去聯絡的憂慮，其實也有傳播抗戰消息的用意。即使並非南來左翼文化人主持的副刊，也在注重趣味之餘積極回應戰時形勢，如《香港工商日報·市聲》宣布以「重酬」徵集下列稿件：「戰時常識（須精簡而通俗，並能切於實用者更佳）」；「民族解放戰爭的故事（須以趣味為中心，以引起讀者的興趣。例如某次戰役中被壓迫民族的慷慨赴戰，或作光榮的犧牲，或獲得最後勝利的情形。）」；「關於在敵人蹂躪下的平，津，淞滬等地的名勝，沿革，古跡，文化機關……的小品」；「其他對於非常時期有所裨益之文章」。⁽³¹⁾經常在「市聲」和其他副刊發表譯作及世界奇聞軼事短文的苗秀，在「七七事變」後，也寫了像〈騎兵〉這樣的文章，以調整取材聲援抗戰。

文學以怎樣的內容和形式來支持抗戰，是這一時期全國熱烈討論的話題，香港文壇也不例外。⁽³²⁾正如內地其他地區，大量單一主題、類似寫法的作品湧現，惹來了「抗戰八股」的批評；反駁者則把「抗戰文藝」和「藝術至上」說成不能兩立，而「藝術至上」又容易沾上與汪精衛派「和平救國文藝」連結的惡名。⁽³³⁾在這情勢下，任何藝術討論都無法避免政治的質問，不過體現在創作上的藝術追求終究沒有絕跡，本卷選文也盡量考慮事過境遷仍值得一讀的作品，而不僅僅保存某一時期的歷史面貌，例如沙威〈雪梨葡萄也變了〉寫戰爭中的日常生活，袁水拍〈西班牙抗戰兩年了！〉談西班牙的抗戰以鼓勵中國士氣，馬御風（柳木下）〈明暗——閉戶隨筆之一〉從知識性的內容引伸到戰爭，都和車載斗量的「樣板」文章迥別。張春風的內地回憶、葉靈鳳的書話，雖然不算獨一無二的題材，但寫來各有情味。更有意思的是梨青〈兩個不寂寞的人〉，寫兩個人的友愛，像兄妹、夫妻、同病相憐者，但又不完全是那樣，那是戰時環境造就的特殊人際關係。此文的抗日主題非常明顯，卻探索了一種新鮮的感情。

抗日的對立面是汪派的「和平文藝」，此派在香港的作者不多，集中於《南華日報》前後相接的兩個副刊「一週文藝」、「半週文藝」。本卷選入了蕭明、李漢人、娜馬合共四篇文章。蕭明〈談回憶〉寫童年、母親、孩子、冰心的作品，歸結到戰爭的可惡，其實是反對抗日；李漢人〈我所知道的西貢——南行漫憶之二〉、〈死年——燈下書感之四〉，前一篇借記遊宣傳「東亞民族大聯盟」的主張，後一篇寫戲劇家洪深全家服毒自殺，以此否定抗戰；娜馬是《南華日報》上文藝評論的主力，〈夜感〉旨在反擊葉靈鳳對他及和平文藝的批評，略見雜文筆調。這幾篇文章的政治動機呼之欲出。

然而寫不寫抗戰題材與作者是否愛國，原無必然關係，把書寫非抗戰題材的作者一概打入反抗戰陣營，實在是粗暴的行徑，其理甚明，毋庸贅說。⁽³⁴⁾這裏想提出的是，在戰爭時期不是每個人每一刻的思想感情都離不開戰爭，特別是在頗長日子裏保持繁榮安定的香港。響應民族精神感召，與自我的實踐或追求，時而相合，時而相違，時而並行不悖，這本是常情。抗戰之初從上海南下的現代派詩人徐遲，在香港發表了著名的〈抒情的放逐〉，宣示因為戰爭緣故而放棄個人主義、投入左翼革命陣營以圖改造世界的決心。⁽³⁵⁾可是選入本卷的幾篇文章，雖然寫作日期在〈抒情的放逐〉以後，卻都沒有表現出「革命」的昂揚，特別是〈最後的玫瑰〉對舊世界、現代派文學戀戀不捨，在理念與感情間猶豫低迴，抒情意味濃厚。事實上，如果日軍沒有在一九四一年底攻陷香港，徐遲很可能不會離開這個讓他「能夠常常看到這些歐美實驗派（Experimentalism）的作品」，⁽³⁶⁾以及接觸各種西洋藝術的地方。此外，徐遲署以筆名余犀的香港郊外遊記，除了可見與戰事無關的生活面向外，特別有趣的是發表於報紙的「娛樂版」。研究者一般不會到這種園地蒐集資料，因此可能錯過了當時文學創作的特殊面貌。

四

香港自十九世紀以來，人口流動為其常態。絕大部分香港華人或其祖、父輩，由廣東一帶遷來，但往往只視香港為暫居地，逢年過節常回鄉探望親人，也多存落葉歸根、告老還鄉的打算，因此一般認為在一九四九年前香港並無本地的文化和身份認同。⁽³⁷⁾不過也有歷史學者指出，香港華人依賴殖民地相對穩定的環境而賺得財富，中國動盪的政局令他們對香港逐漸產生歸屬感，尤其經歷了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的省港大罷工，更是如此。⁽³⁸⁾及至抗戰爆發前後，從廣東以外南來的文化人，以「排山倒海的姿態」主導了香港的新文學文壇，⁽³⁹⁾根基薄弱的本地新文化界，在全國精英雲集之際，自然難以競爭，有論者認為當時「香港文學在發展中的主體性忽被中止」，「驟然回歸中國文學的母體」。⁽⁴⁰⁾然而正如上文所說，香港身份認同在不同層面、範疇有不一致的表現，賴以自我界定的他者也有所不同。⁽⁴¹⁾在梳理清楚相關的脉絡前，談論香港文學的主體性或會陷入定義「本質」的循環。⁽⁴²⁾這裏無法詳細分析，可以簡單交代的是，本卷並不企圖通過篩選作品建構任何一貫的香港特色。唯一預設了要排除的只有一類作品，即雖然在香港發表，但在發表前作者不曾在香港居住過，內容也不涉及香港的作品。⁽⁴³⁾

如要重建「歷史現場」，這唯一的排除原則也許仍是有問題的，因為有些著名發表園地如《大公報·文藝》，的確以這樣的面貌出現。⁽⁴⁴⁾不過作為選本，必須劃定界線才能免於浮濫。剔除了上述作品後，剩下來的數量還有不少，仍要面對去取的問題。文學價值和歷史價值是任何大系式選本都力求達到的目標，入選作品自需具備相當的文學性；同時，那些作品也要在主題、題材、體式、表達手法等方面，有一定的時代和地域代表性。不用說文學性和代表性都是很主觀的，充斥着選文者的偏見。但既是偏見，就更需要說出來，一來是自我反省，二來則是讓讀者知所迎拒。

文學性方面，本卷採用朱自清後期的看法，納入小品、美文以外的類型，如雜文、特寫、速寫、通訊等，也認同朱氏所說的，界域擴大源於報紙媒體成為主要發表場地。報紙需要吸引一般讀者，自以趣味為先，但甚麼是吸引讀者的有趣題材和寫法，在不同時期每有變化；而在某些情況下，報紙不以圖利或大眾為目標，副刊對作品的限制又會有所改變。所以不宜限定只有採用某些表達手法、追求某些效果，才算文學性的散文，而不妨以未必前後一致的標準來嘗試測繪文學散文的界線。

地景描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現在地特色，但要注意同是描寫地方，問鵑〈外省人的香港印象記〉以單一意象概括整個香港，筠萍〈彌敦道夜〉、華胥〈九龍塘邊的花市〉則寫個人在某一地區的生活經歷，地景在作品中的意義並不一樣。但這也不一定是外來者和本地人的分別，如棱磨暫時過境，〈沙灣的傍晚〉卻不採用問鵑的寫法。更多的作品甚至沒有地景描寫，如與〈沙灣的傍晚〉同樣刊於《南華日報·勁草》的禾金〈長衫〉、羅洪〈扁豆〉、維娜〈烟〉，也都如此，似乎沒有具體時空背景是該版流行的寫法，故選入一些細節較豐富的作品，以存其體。反過來，本卷也特意收進一些居於香港，或曾居於香港作者的外地題材作品，如落璣〈乘腳踏車遊深圳記〉，以作為當日文人跨地域流動的例證。⁽⁴⁵⁾

本地話題是另一種表現地方特色的要素。本卷選入了薩空了〈關於保育兒童〉等短文。作者是《立報·小茶館》的編輯，這些短文出自他在該版的專欄，用來回應當天所登的讀者來稿，以社會時事不一定和政治有關——為題材，主動了解香港的內部問題，而不急於從意識形態的高度來批判，表現了該版的社會參與。此外，有些報刊特別徵求與香港歷史、社會、生活有關的稿件，可見這些內容對讀者有其吸引力。⁽⁴⁶⁾然而儘管讀者歡迎地方口味的作品，抗戰開始後香港本地新文學作者卻被擠到文壇邊緣，那只能解釋為新文學從來只是小眾的愛好，大量的本地讀者在通俗文學裏已得到滿足，他們的文學消費沒有為本地新文學作者提供支持。⁽⁴⁷⁾

在地景描寫和本地話題兩種和香港直接相關的元素外，泛覽這一時期的報刊，當然還可以看到更多的其他題材，例如感情、時局、書話、抗戰等。事實上，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及戰爭時交通樞紐，國內外人士、訊息蝟聚，非本地題材之繁多，也許才是本地最特別之處。⁽⁴⁸⁾至於主題、體式、表達手法等，前文在敘述發展過程時已略作介紹，此處不再重複。總體而言，這一時限裏的香港散文，與同期的內地相比，其成就還有一段距離，很少作者能與冰心、朱自清、郁達夫、梁遇春、林語堂、何其芳等一較高下，更不用說魯迅、周作人了。然而考慮到文化根基和知識人口的弱點，本卷作品的價值不全在於文學水平，而是香港這一地方的歷史文化印記。

最後需要交代三點：一是本卷的限制。本卷主要在香港出版的文藝期刊和報紙副刊選取作品，另參考了少量在此段期間出版的單行本。⁽⁴⁹⁾因資源所限，本地及鄰近地區保存的舊書刊遠遠未能全數蒐集，也沒有在外地的出版物搜羅材料。更毋庸多說的是選者文學修養的淺薄，歷史和理論知識的貧乏。希望種種缺失在日後能夠逐漸補苴訂正。二是校對問題。早年不少報刊校對並不精細，印刷技術又未如人意，拍成微縮膠卷後，效果更不理想，本卷作品的底本常有錯字、倒字、漏字，以及漫漶不清之處。但錯、倒、漏字和作者的特殊行文習慣，有時無法分辨。為盡量保存作品面貌，除非有十足把握，不作輕率改動。字跡模糊至不能推測，則以符號表示，以俟識者。三是篇幅所限，部分選篇無法全文收錄，以存目方式列出，選篇出處列於正文後之〈存目作品出處〉，以備讀者參考。

*本卷篇目承許定銘先生、吳萱人先生過目，導言初稿獲編委會同仁惠示高見，另李卓賢、姚君華、趙曉彤三位同學協助收集整理選文資料，李豐宸、邱嘉耀、馮凱稔、楊彪、另一位趙曉彤、鄧瑋堯、黎小玲七位同學協助初校及收集作者資料，並此申謝。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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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仁選編《朱自清散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九），頁三○–三一。本文撰於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除作為朱自清散文集《背影》（一九二八年初版）的序，又以〈論現代中國的小品散文〉為題刊於《文學周報》第三四五期（一九二九）。

(2)　朱自清〈甚麼是文學？〉：「雜文固然是雜文學，其他如報紙上的通訊，特寫，現在也多數用語體而帶有文學意味了，書信有些也如此。甚至宣言，有些也注重文學意味了。這種情形一方面見出一般人要求着文學意味，一方面又意味著文學在報章化。〔……〕這裏的文學意味就是『好』，就是『妙』，也就是『美』；卻決不是賣關子，而正是胡〔適〕先生說的『明白』『動人』。報章化要的是來去分明不躲躲閃閃的。雜文和小品文的不同處就在它的明快，不大繞彎兒，甚至簡直不繞彎兒。具體倒不一定。敘事寫景要具體，不錯。說理呢，舉例子固然要得，但是要言不煩，或簡截了當也就是乾脆，也能夠動人。使人威固然是動人，使人信也未嘗不是動人。」見朱自清《標準與尺度》（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四），頁四五。文末注明原刊「北平新生報，三十五年」，即一九四六年。本文又見於《新教育雜誌》第一卷第一期（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五日），引文中兩處「報章化」都作「新聞化」，「使人威」作「使人感」，「威」似是誤字。

(3)　胡適〈甚麼是文學——答錢玄同〉：「語言文字都是人類達意表情的工具；達意達的好，表情表的妙，便是文學。」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A新文學運動》（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八），頁八七。據姜義華，本文撰於一九二○年十至十二月，見上書頁八七。

(4)　四位學者與本卷有關的著作主要有：盧瑋鑾編《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一九二五–一九四一）》（香港：華風書局，一九八三），盧瑋鑾《香港文縱——內地作家南來及其文化活動》（香港：華漢文化事業公司，一九八七），盧瑋鑾、黃繼持合編《茅盾香港文輯（一九三八–一九四一）》（香港：華風書局，一九八四），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編《早期香港新學作品選（一九二七–一九四一）》（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一九九八）、《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一九二七–一九四一）》（同上），黃康顯《香港文學的發展與評價》（香港：秋海棠文化企業，一九九六）。吳灞陵、貝茜、簡又文等在當時曾撰文討論香港的文壇狀況，這些文章已收於鄭樹森等編《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簡稱《資料選》）。侶倫在七、八十年代之交撰寫了一些文學回憶，結集為《向水屋筆語》（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一九八五），也是重要的參考資料。

(5)　黃康顯《香港文學的發展與評價》（簡稱《評價》），頁二一–二四。

(6)　《英華青年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二四年七月）。

(7)　吳灞陵〈香港的文藝〉，鄭樹森等編《資料選》頁一○，原載《墨花》第五期（一九二八年十月）。

(8)　侶倫〈香港新文化滋長期瑣憶〉頁九。

(9)　侶倫〈香港新文化滋長期瑣憶〉、〈島上的一群〉，《向水屋筆語》頁一四–一七、三二–三四。

(10)　《鐵馬》出了一期、《島上》似乎只出了兩期，參盧瑋鑾〈香港早期新文學發展初探〉，《香港文縱》頁一三。

(11)　黃康顯《評價》頁二七–二九、四七。

(12)　侶倫〈島上的一群〉，《向水屋筆語》頁三二。

(13)　平可（岑卓雲）〈誤闖文壇述憶（二）〉說他當時記喜歡讀《創造週報》、《幻洲》和創造社作者的作品。載《香港文學》第二期（一九八五年二月五日），頁九九。但也有人不認同葉靈鳳等人的風格，如《伴侶》第九期（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五日）〈伴侶通信〉龍實秀說：「『文言化真是本港許多作者的常病。他們的文章只曉得要求詞藻美麗，但內裏情緒空虛得沒有半點意義。本來詞藻美麗是可以用機械的工夫來取得的，而結果的成績表就成為了一種新四六的詞章罷了。我以為這是學幻洲派的葉靈鳳藤剛等所致的流弊，這里許多青年愛好他們的文章。葉靈鳳輩的作品已經算是纖小了，他們壞得更壞呢。先生看出這是毛病，我很同情。』」（頁五○）龍實秀在一九三○年代中期為《天光報》總編，並曾兼理《香港公商日報·市聲》。

(14)　侶倫〈香港新文化滋長期瑣憶〉：「《鐵馬》是卅二開本的小型雜誌，一百頁，文字橫排，毛邊；形式和風格多少是受着當時上海出版的《幻洲》雜誌的影響。」（頁一六）《伴侶》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五日）雲枝的新詩〈鵑啼夜〉配以黃潮寬的畫（頁一二），頗有日本女插畫家蕗谷虹兒的風味，而葉靈鳳為創造社刊物所繪的插畫，正以模倣蕗谷虹兒和比亞茲萊稱著。前期創造社以郭沫若、郁達夫為核心，崇尚「自我的表現」，中期創造社加入了葉靈鳳、周全平等，自稱為「小夥計」，承擔了創造社刊物的實際編輯出版工作，但其時郭、郁等前期作者的文學主張已經轉變，反而「小夥計」的文學追求更接近前期創造社。參陳青生、陳永志著《創造社記程》（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一九八九）。

(15)　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三人談〉，《早期香港新學作品選》（簡稱《作品選》）頁一一、一四。據平可（岑卓雲）〈誤闖文壇述憶（四）〉，魯迅一九二七年在香港的兩次演講，本地社會並無反應。載《香港文學》第四期（一九八五年四月五日），頁九九。

(16)　黃康顯《評價》頁一○。

(17)　《大光報》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又如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大光報·大觀園》〈園例〉：「本園歡迎一切短潔清巂之小品文字無論文言白話壹律加新標點」。

(18)　《香港工商日報》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三日。

(19)　如侶倫反對把白話文等同「新文藝」，他認為「目前在報紙上流行着的連載小說，有部份簡直是『隨意所之』地寫下來又寫下去的作品」，侶倫〈香港新文化滋長期瑣憶〉，《向水屋筆語》頁一○。引文中的「目前」指寫作該文的一九六六年，但當也是侶倫一向的想法。

(20)　辛旦〈關於香港的文壇小話〉：「在香港這樣的地方，刊物零落得淒涼，文藝的代表應該在報紙的副刊身上的了。」載《激流》創刊號（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七日）「香港文壇小話」欄，頁二七。

(21)　《香港工商日報·市聲》編者〈本欄今後〉對文稿去取原則有非常坦率的交代：「從今天起，本欄擴篇幅，增加字行密度；文稿內容，側重趣味，附加插圖，務求充實。〔……〕（一）本欄以前所載文字，持論嚴肅，稍嫌枯燥；今後趨重趣味短稿，即所謂軟性文章，每篇在千字左右者，以符小品副刊之條件。讀者倘能以幽默的態度，輕鬆的辭藻，談人生，談社會，筆而為文，惠寄本欄，不勝歡迎之至。（二）本欄選稿，亦有『不成文』之戒條，惟不便宣佈。來稿如涉及團體及個人之私德，或省港環境所不許可發表者，只有藏諸名山。又長篇鉅作，亦不適用，幸勿惠寄。其在千五字至二千字間，尚有發刊價值者，則須俟機分日發刊，請勿來函催促責難。（三）本刊特別徵求下列稿件：（甲）省港風光之素描，附有清晰圖片者。不論名勝，古蹟，社會生活，學校生活，均所歡迎。（乙）幽默文章，隽穎小品，以不襲前人，不流庸俗者為合。記敘須正確，描寫不妨生動，能適乎中庸，謔而不虐，斯為上乘。（丙）國內外名山大川，都市城鎮，其間景物宜人，風土殊異，有足記載者，均可實錄之以投本欄。（丁）應時小品。（四）本欄改版後，本報各週刊亦略有變更，由本星期起，停止讀書週刊，電影週刊改為半週刊。其日期分配如下：（星期一）體育週刊。（星期二）文藝週刊。（星期三）電影半週刊。（星期四）婦女週刊。（星期五）國際週刊。（星期六）電影半週刊。（星期日）圖書週刊。惟篇幅及隔週發刊關係，不能多容文稿，列位作者最好多賜『市聲』小品。」（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

(22)　《南強日報·鐵塔》編者自白（無篇名），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值得一提的是，本版沒有稿酬。

(23)　平可〈誤闖文壇述憶（五）〉第五期（一九八五年五月五日），頁九七。

(24)　《南強日報》「鐵塔」，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又，《南強日報·繁星》編者〈今後的「繁星」〉：「我對于今後的繁星，意見是：（一）關于內容方面，要增加社會理論和文學介紹與批評的文字，因為使大家都知道社會的內幕並要知目前的環境〔，〕尋其解決方法，引起一般人注意。」（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南強日報》可能有點特殊，但最少表示某些人有此轉向。另參黃康顯《評價》頁五二。

(25)　除了社會、民族意識，自由戀愛和其他美式思想、觀念也通過荷里活電影輸入，在青年間蔚然成風，參平可〈誤闖文壇述憶（四）〉頁九九。

(26)　平可〈誤闖文壇述憶（五）〉頁九七、九九。另參本卷所收了了（薩空了）〈建立新文化中心〉。

(27)　蕭紅在香港參加過「紀念三八勞軍遊藝會」籌備委員會在堅道養中女子中學舉行的座談會、「文協香港分會」等合辦的魯迅六十歲誕辰紀念等活動等，並發表《呼蘭河傳》、《馬伯樂》等重要作品。參考盧瑋鑾〈十里山花寂寞紅——蕭紅在香港〉，《香港文縱》頁一六二–一六七。

(28)　鄭樹森等〈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三人談〉，《作品選》頁二一。

(29)　如適夷〈今後的工作〉代表各報副刊主持人宣布，以後「直接接受重慶全國文藝協會總會的領導」，跟從前一年總會在武漢全國大會中提出的口號「一切的寫作為了抗戰」。載《星島日報·星座》，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九日。

(30)　參考盧瑋鑾〈茅盾在香港的活動（一九三八–一九四二）〉，《香港文縱》頁一四三–一六一。

(31)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徵稿啟事〉。

(32)　重要的文章收於鄭樹森等編《資料選》。

(33)　例如文俞〈兩種批評〉，《星島日報·星座》，一九三九年七月四日，甘震〈文藝的生命談〉《文藝青年》第二期（一九四○年十月一日），頁八–九，都這樣立論。

(34)　即使反對抗戰，是否必然代表不愛國，近年史學界也有不同意見，參蔡榮芳〈「愛國史學」迷思及「民族主義」之曖昧複雜性與危險性〉，《香港人之香港史一八四一–一九四五》（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二○○一），頁二七五–二九五，以及余英時為汪精衛著、汪夢川注釋《雙照樓詩詞藁》（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二○一二）所撰的〈序〉，見該書頁六–三○。

(35)　先後刊於《星島日報·星座》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三日，《頂點》第一期（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頁五○–五一。此文迅速引起胡風、陳殘雲、穆旦等的反對，參陳國球〈論徐遲的放逐抒情——「抒情精神」與香港文學初探之一〉，載王德威、陳思和、許子東主編《一九四九以後》（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二○一○），頁二九○–三○○，以及陳國球〈放逐抒情：從徐遲說起〉，陳國球《抒情中國論》（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二○一三），頁一九三–二三二。

(36)　引自〈最後的玫瑰〉。

(37)　鄭宏泰、黃紹倫《香港身份證透視》（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二○○四），頁一四○。又，根據香港政府的統計，在一九六一年前，非本地出生華人一直較本地出生華人為多，同上書頁一二一–一二二。

(38)　高馬可（John M. Carroll）著、林立偉譯《香港簡史——從殖民地至特別行政區》（香港：中華書局，二○一三），頁一一八。

(39)　盧瑋鑾〈香港早期新文學發展初探〉，《香港文縱》頁一五。

(40)　鄭樹森等〈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三人談〉指出，早年在香港活動的新文學主力作者，到了這時期基本上沒有立足之地，部份變成了通俗作家，南來文化人則寧可培養一些與香港文壇完全沒有關係的青年，「香港文學在發展中的主體性忽被中止」，「香港的主體性被中國主體性取代了」。鄭樹森等編《作品選》頁二二–二七，引文見頁二四。黃康顯也說：「國內名作家的湧至，迫使香港作家，驟然回歸中國文學的母體，在母體內，這個新生嬰兒還在成長階段，當然無權參與正常事務的操作」。見黃康顯《評價》頁三九。

(41)　如高馬可討論的是香港和內地的區別，抗戰爆發後則出現廣東和外省生活文化的衝突。

(42)　參黃子平〈香港文學史：從何說起〉，《害怕寫作》（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二○○五），頁五二–五九。

(43)　但有相當數量的作者未能考得其生平，只能從作品內容推斷。

(44)　《大公報·文藝》刊登了很多內地前線、後方的來稿，包括朱自清、冰心、馮沅君、沈從文、陸蠡等沒有在香港居住過的作者。《星島日報·星座》、《立報·言林》也都有此傾向。

(45)　順帶一提，本卷選入了施蟄存〈薄鳧林雜記〉之四〈兒童讀物〉，薄鳧林即現在的香港島薄扶林，此文並無地景描寫，大抵只表示寫作的所在。

(46)　如《立報·小茶館》可可〈香港的人生〉：「希望大家各就所知，作忠實生動的紀錄」。（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可可似乎是接替了了主持該版，故公開呼籲投稿。又如《國民日報·新壘》徵求「談香港地理、風俗、人文沿革的掌故文章」，同日又開始連載胡春冰以香港社會為題材的長篇小說。（一九四一年十月一日）

(47)　平可〈誤闖文壇述憶（五）〉：「當時〔一九三九年〕一切報刊所努力爭取的讀者正是人數眾多的典型香港市民。外來的作者並非故意不理會讀者，也非不知典型香港市民是重要對象，但有許多困難是他們不易克服的。有些作者自視為『過客』，無意在香港久居，〔……〕其他的作者雖有久居意，也願同化，但居港期間畢不長，對香港社會的實況和傳統所知有限，〔……〕所用的題材仍不能不以過去的見聞和經驗為根據，因為〔而〕不易博得典型香港市民的親切感。」載《香港文學》第六期（一九八五年六月五日），頁九十九。原文說的是小說，但似乎也適用於一般的寫作。當時最受歡迎的作者是寫通俗小說的傑克（黃天石）、平可、望雲（張吻冰），他們本來都是新文學作者。另參鄭樹森等〈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三人談〉，《資料選》頁一○。

(48)　蕭乾〈門前雪總得掃掃——給旅港的文藝朋友們〉：「我們有優裕的物質條件，我們有便暢的交通，而且我們是住在一個國際的『接觸點』上，難道我們不能在那些愉快的節目外，再來點別的嗎？」載《大公報·文藝》一九三九年七月三日。當然，蕭乾表達的是不滿「旅港文藝朋友」未有「盡全力裁制猖獗在我們身邊的漢奸的言論」，及「用筆幫國家爭取點國際的了解」，但他對香港優勢的判斷，與當時一般文化人相同。另參黃友秋〈文藝工作的開展〉：「香港是國際『航程』的一個出口，是南洋各國和華南內地的一個中站。」又：「國際宣傳，我們分明要負起這個責任。」載《大公報·文協》一九三九年五月二日。

(49)　包括潘範菴《範菴雜文》（香港：大眾書局，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初版，一九五四年十月增補重排再版）、侶倫《紅茶》（香港：島上社，一九三五）、葉靈鳳《忘憂草》（香港：西南圖書印刷公司，一九四○）。本卷所選兩篇潘文，原刊處一篇不可考，另一篇未能閱覽，侶文及葉文大部分原刊處可考，但單行本字句和原刊略有不同，當為入集時作者所修訂，故以單行本為準，在文末注明初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