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與吐魯番寫本孫盛《晉春秋》及其「傳之外國」考
關於唐初所存之晉史，在《晉書》未修以前，遺編尚在。《隋書·經籍志》所記諸家，即據當時現存之書加以著錄。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七略有考證，惟多疏誤。(1)
諸家晉史以孫盛之《晉春秋》一書最具代表性。梁元帝《金樓子·聚書篇》云：「使孔昂寫得《前漢》、《後漢》、《史記》、《三國志》、《晉春秋》。」六朝時，以孫盛之《晉春秋》代表晉史，與四史相配，其地位之重要可以想見。盛書本稱《晉春秋》，以避晉簡文宣鄭太后諱阿春，故改稱《晉陽秋》。(2)《晉書·后妃下》：鄭太后諱阿春，河南滎陽人也……后生簡文帝。（成帝）咸和元年薨。追號后曰會稽太妃。至孝武帝太元十九年（394）夏六月，追尊會稽王太妃鄭氏為簡文宣太后（《晉書》卷九，標點本，240頁）。時下詔有「依《陽秋》、二《漢》、孝懷皇帝故事」語，而徐邈言亦云：「臣案《陽秋》之義，母以子貴。」至是俱諱「春秋」作「陽秋」。孫盛書記及桓溫枋頭之役，事在海西公太和四年（369），在此之前二十五年，原書當稱《晉春秋》，避阿春諱作《陽秋》當在孝武時。
盛書生前已有別本，傳之外國。《通鑑》卷一〇二《晉紀》海西公太和四年（369）條：
大司馬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既頻，加以疫癘，死者什四五……祕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大司馬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言……諸子改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及孝武帝購求異書，得之於遼東人，與見本不同，遂兩存之。（標點本，3227頁）
《晉書》卷八十《本傳》云：
著《魏氏春秋》、《晉陽秋》。《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既已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諸子遂爾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慕容儁。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2148頁）
劉知幾《史通·直書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茲避禍，幸獲兩全。」亦謂其有遼東之本。考《周書·異域·高麗傳》：
書籍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晉陽秋》。（885頁）
是唐以前其書分明流入高麗。韓國弘文館所輯《文獻備考·藝文考》列出書單如下：
宣宗八年，戶部尚書李資義等還自宋。奏言傳寫附書凡一百二十八種，其中有阮孝緒《七錄》、孫盛《晉陽秋》三十三卷、《魏氏春秋》二十卷。
盛所著史籍二種，皆在表中。考東晉後期，中、韓屢有來往：
（成帝咸康二年二月）庚申，高句驪遣使貢方物。（《晉書》180頁）
（簡文帝咸安）二年春正月，百濟、林邑王各遣使貢方物。（221頁）
（咸安二年）六月，遣使拜百濟王餘句為鎮東將軍，領樂浪太守。（223頁）
（孝武帝太元七年）九月，東夷五國遣使來貢方物。（231頁）
（太元十一年）夏四月，以百濟王世子餘暉為使持節都督鎮東將軍百濟王。（235頁）
孝武時，百濟王受晉封，故得鈔回孫盛之書於遼東。高麗有《晉春秋》一書，自是事實。
《通鑑》稱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晉書·本傳》作「盛寫兩定本寄慕容儁」。故說者有異議。標點本《晉書校勘記》引《考異》云：
枋頭之役在慕容暐時，儁已先死久矣。
此條實出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二二，非《通鑑考異》。《晉書》卷八：「海西公太和四年九月，戊子，溫至枋頭。丙申，以糧運不繼，焚舟而歸。辛丑，慕容垂追敗溫軍於襄邑。」是時晉與燕對壘，孫盛何敢以所著通燕？《通鑑》「先已寫別本」云云，明在枋頭一役之前。《晉書》卷一百十載記：
慕容儁好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講論不倦，覽政之暇，惟與侍臣錯綜義理。凡所著述四十餘篇。
儁卒於穆帝升平四年（360）年僅四十二，在位十一年。孫盛寄書與儁，殆以其好文籍故，必在升平四年以前可知。
敦煌寫卷列P.2586號，記晉代史事，羅振玉定為長沙鄧粲之《晉紀》(3)。據《世說·豪爽》等篇劉孝標注引《粲紀》，以校此卷，多有未合。《晉書》粲本傳稱「粲以父騫有忠信言，而世無知者，乃著《元明（帝）紀》十篇」（標點本，2151頁），是粲乃承其父業。劉勰《史傳》稱「至鄧璨《晉紀》，始立條例……雖湘川曲學，亦有心典謨；及安國（孫盛）立例，乃鄧氏之規焉」。《史通·序例篇》：「令升（干寶）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孫已下，遂躡其蹤。」又稱「鄧粲、道鸞，詞煩而寡要」。鄧史立例，詞煩寡要，故劉氏以「湘川曲學」譏之，以鄧粲為長沙人也。今觀敦煌此卷，無例可觀，明其非鄧粲之《元帝紀》。
《世說·豪爽》「王大將軍自目高朗疎率」句下劉注引孫盛《晉陽秋》云：「敦少稱高率通朗。」今敦煌卷云：「故世目以高師朗素。」鈔者誤「帥」字為「師」，帥即「率」之借字，故知此卷應是孫盛之書。周一良於所著〈乞活考〉一文中提出此卷宜改屬孫安國，訂正羅說，明確可從。(4)拙編《敦煌書法叢刊》即用其說。(5)
孫盛此書，劉勰已見之，《文心雕龍·史傳》云：「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彼所見寫本，避諱作「陽秋」。《隋書·經籍志·史部》：「《晉陽秋》三十二卷，訖哀帝，孫盛撰。」宋司馬光撰《通鑑》時，盛書具存。《通鑑考異》卷四、五《晉紀》上下引《晉春秋》，不作「陽秋」，臚列人名、年代之異同，不可勝數。盛書今雖已亡，然從《通鑑考異》徵引，可窺其書之梗概。光所引最後一條，錄之如下：
哀帝興寧元年閏八月，《帝紀》：天錫殺玄靚自立在七月，今從《晉春秋》。
海西公太和二年五月，《晉春秋》：在建熙十年八月，恐皆非是。
五年（370）八月慕容評將兵三十萬拒秦。《考異》：「《載記》云四十萬，今從《晉春秋》。」
此後即不見引用。似太和五年八月為司馬光引用《晉春秋》之最後一則。以是觀之，盛書實不終於哀帝。海西公太和五年慕容評拒秦事，盛猶及記之，故其書非寫至太和四年枋頭之役而止。桓溫見此書有所責難以後，盛仍照舊執筆。考盛書亦傳至日本，《日本國見在書目》作三十卷訖哀帝止，同於《隋志》，而卷數又復不同，計有三十卷、三十二卷、三十三卷之歧異。隋唐以來，盛書流傳寫本有訖於哀帝，而題名多避諱作「晉陽秋」者，其寫至海西公五年不避諱仍作「晉春秋」者，即司馬光所見本，似是足本。
孫盛此書，《世說》劉注所引逾百事。(6)清馬國翰、黃奭俱有輯本。黟縣湯球輯本三卷。湯輯以海西公以下，屬檀道鸞之書列入《續晉春秋》輯本之內(7)，蓋湯氏未檢《通鑑考異》，故所述不確。《舊唐書·經籍志》「《晉陽春秋》三十二卷，鄧粲撰」，衍一「春」字。《新唐書·藝文志》「鄧粲《晉陽秋》三十二卷」，俱誤作者為鄧粲。王應麟《玉海·藝文類》引《中興書目》：「《晉陽秋》孫盛撰。《隋志》本三十二卷，今止存宣帝一卷，懷帝一卷，唐人所書，康帝一卷，餘亡。」則南渡以後，此書已多亡失，僅存三卷耳。
吐魯番阿斯塔那一五一號墓出土唐以前文書，有殘本記西晉惠帝永康元年（300）三月至四月，詳敍賈后廢太子遹之後，趙王倫、孫秀等廢賈后殺朝臣事。存八十六行，約千餘字。與《晉書》不類，而敍述較詳。寫本有《宣（太）子與王妃書》及趙王倫頒之《甲午詔》，皆《晉書》所無。《吐魯番文書》第四冊收入此篇(8)，定為孫盛之《晉陽秋》，其說可從。為之作專文討論者，已有兩家。(9)最明顯之證據，如記張華一事，吐魯番寫本云：
華博學洽聞，圖籍無不貫綜。世祖嘗問漢事□□□□□（中缺五字）萬戶，華畫地成圖，應對如流，雖張安世□□□□□（中缺五字）之，遷中書令，加散騎……
《世說·言語》引孫盛《晉陽秋》文云：
華博學洽聞，無不貫綜。世祖嘗問漢事及建章千門萬戶，華畫地成圖，應對如流，張安世不能過也。
兩文比較，如出一轍。「吐本」缺文，正可據劉注引補之。「漢事」句下所缺五字，正是「及建章千門」下接萬戶二字。「雖張安世」句下所缺，應是「不能過也，久」五字。「久」字臆補，下接「之。遷中書令」句，文字暢順，完全一致。以此觀之，吐魯番此本必為孫盛書，可以證實。
今結合敦煌及吐魯番兩寫本，知孫盛之《晉春秋》，在晉唐以來，不僅傳之遼東，且播及西陲。觀兩寫本多用北朝書體，雖無書寫年代，意東晉時，流傳於晉本土以外，傳鈔已不止一種，且多有不同。枋頭一役經其家人羼改，詳細惜不可考。至其先時寫寄慕容儁者，自不及枋頭之事。盛書當時有別本傳之外國，徵諸《周書·高麗傳》，正可與「本傳」參證，而西陲且有兩本。吾人不能專據西陲寫本而疑遼東本一說為無稽，因除《晉書》已明確記載晉孝武得之遼東，《韓國文獻備考》之書單且確鑿載有孫盛二書，在在足證《晉書》所言之可信。(10)
至於北傳本之原委，今亦不必多作忖測，如謂苻堅建元之末，徙江漢人萬戶於敦煌，置會稽郡（《晉書·載記》），是時故書雅記自可大量隨之西徙。然孫盛此書已先時入燕，燕與苻秦在當日遣使來往頻繁，孫氏之書自可由燕入秦，何必遲至會稽設郡，南北始有交流之機會乎？且燕自慕容暐不久已為秦所滅。
《通鑑》卷一〇二云：
太和五年（370）十二月，秦王堅遷慕容暐及燕后妃王公百官並鮮卑四萬餘戶於長安。
苻堅自鄴如枋頭，改枋頭曰永昌，復之經世。此一紀念性之地名，不免遭更改之命運。甲寅，堅至長安，封慕容暐為新興侯。燕之人口文籍必隨之入秦。孫盛曩時送慕容儁此書之寫本，當亦可流入長安，揆之情理，自合事實。是時孫盛尚健在(11)，其書已不脛而走，傳寫四方，何止北傳本而已耶？
1986年
圖一 《晉春秋》殘卷1，吐魯番寫本
圖二 《晉春秋》殘卷2，吐魯番寫本
圖三 敦煌所出，P.2586號
(1) 陳垣：〈《廿二史札記》七《晉書》條末引唐藝文志訂誤〉，《陳垣史源學雜文》，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8頁。
(2) 《元和郡縣圖志》卷一三「鵝城」條引《晉春秋》記事一條考證。
(3) 羅振玉《鳴沙石室佚書》二冊，《雪堂校刊群書敍錄》卷下。
(4) 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論集》，18頁。
(5) 《敦煌書法叢刊》第一一卷，《經史》（九），東京二玄社印。
(6) 參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引書索引七五《晉陽秋》，115頁。
(7) 《九家舊晉書》，《史學叢書》本。
(8) 《吐魯番文書》第四冊，34頁。
(9) 王素：〈吐魯番所出《晉陽秋》殘卷中史實考證及擬補〉，《中華文史論叢》，1984（2），25～47頁。陳國燦、李征：〈吐魯番出土的東晉（？）寫本《晉陽秋》殘卷〉，《出土文獻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52頁。
(10) 陳國燦君過信出土文物，反疑文獻為錯誤，且誤錢氏《考異》為《通鑑考異》，故論斷不免於鹵莽，謹為訂正。
(11) 盛卒於孝武寧康元年（373）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