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是時先父藻廷公經商於美洲，余目睹清政腐敗，亟欲離開此專制黑暗的祖國，以美國乃一文明自由合眾國家，心竊嚮往，乃函先父設法辦理赴美手續。一年之內，去函請求達十餘次之多。迨至光緒卅四年八月間，接先父來函，云及渡美手續辦妥，囑即赴港候船，隨即前往香港乘船赴美。抵達金門，經過手續登陸後，即到三藩市華人埠都扳街華安號暫住。華安號之東主陳君乃余之世伯輩也。全店之東主店●都有相當年紀，多屬保皇黨（即帝國憲政會）會員。凡年少而有革命思想者難以涉足其間。查當時乃康有為^[5]、梁啟超^[6] 在美國提倡保皇，帝國憲政會最發達之時也。

余登陸後，以初履斯土，亟欲一廣見聞。乃將衣履整理及剪了辮子後，約同華安店東陳世伯之侄外出遊行於某街上，瞥見廣告牆上貼有大標貼一張「今晚七時假座某戲院，敦請孫逸仙先生演說，不收門券。歡迎各界參加，共聆偉論。」等語。該標貼并無上下領銜，不明由何方發出張貼。余私謂陳君曰：「我們今晚可赴戲院聽孫先生演講否？」陳君半吞半吐，不敢置答。因受保皇黨尊長專制之下，頗多顧忌，并反問余曰：「孫先生是何人，你知否？」余答曰：「伊乃革命黨也。」陳君又問曰：「你何以知他為革命黨？」余答曰：「余由書報上得悉。」陳君於是極表同情，認為志同道合。伊正在學生時代，人極膽小，恐有得失於尊長。拖余至一橫街，細語喁喁謂：「今晚聽孫逸仙先生演講，我們可以去，但不能被店中各老頑固知之。倘他們得知，我們便難達目的矣。」

晚飯後，余乃以初到此地，不識道路為辭，大聲邀請陳君陪往各處遊覽。陳君答謂：「一同往看電影。」鐘鳴七下，我們兩人便聯袂而出，逕赴戲院聽講。坐下未久，見舞台上有一位主席坐於正座，孫逸仙先生坐於主席之左。先由主席起立介紹說明孫先生此次由別處抵此，今晚特敦請其登台演講等語。計參加者約有三百餘人，多屬年少的商人與工人。孫先生講至中途，距講台第八、九行座位之聽眾，有一人起立質問先生曰：「滿清政府如何專制？對你曾否加過殺害？」繼有數人手攜石碎磚頭，向講台拋擲，但先生兀立不動，非常鎮靜，置之不理，也不向他人責罵，袛有微笑，現出滿面春風，繼續演講下去，秩序依然，并無紊亂。暴徒數人覺得無甚興趣，分頭先後退出，而聽眾對此事亦絕不理會，不作為一件事。余目睹此情形，覺得孫先生之堅毅精神、人格道德修養確有過人之處，加速我們的興奮。

演講完畢之後，余即到講台上與孫先生招呼。孫先生即伸手與余相握，詢余是何處人，到此地若干年？余一一以實告，并云余今日初到，下午登陸。孫先生點頭曰：「初來即來聽講，膽子確大。」余與孫先生初次相晤，其仁愛忠誠、和藹可親之態，令人發生愉快，油然生尊敬及信仰之感。旋由孫先生介紹與當主席者黃君相識，相談甚快，孫先生告余赴各地宣傳革命工作經過及華僑情況。余乘間詢先生曰：「剛才用石碎、磚頭擲上講台之人，先生與其認識否？」先生答曰：「不識。」余再詢曰：「先生有被擲傷及受驚否？」先生答曰：「此乃司空見慣之事，反對我們主義的人，常有這種舉動，若有恒心應付於他們，必獲得他們就範。有一次我在雲高華演講，情形比較這次厲害，將擲上講台的磚頭木石搜集起來，有佰餘弍佰磅之多，但始終沒有被它擲傷。應付此種搗亂份子，我本人宗旨，絕不理會，更絕不認其為一件事，以泰然態度處之。他們攜來之石碎，擲完了自然不擲，反為自己覺想到理虧。若他們知道理虧，便悄悄地自動走了。」余聆畢此段箴言，余及陳君均大感動。有此機會接受先生的慈祥感召，似有無限榮幸安樂。談至十時許，余乃邀請先生及黃、陳兩君同赴都扳街杏花樓食消夜，先生諾之。共用了七塊半錢，余身上僅得六塊錢，向陳君借了兩塊錢，方能湊足此數結賬。散席時，已午夜十一時許矣。臨別互道晚安，先生告余其住所地點，約余等明日再談。

適逢翌日乃星期日，陳君不需上課。正午十二時與陳君到先生住所拜訪，商談入盟事。蓋斯時尚未有黨，先生見余一片真心，有愛國熱誠，帶往見致公堂大哥唐君，斟酌加入致公堂（即洪門）。先由先生在唐君住宅與余及陳君主盟發誓，另日開山加入洪門。儀式一種表示成為盟友。是日余姊夫之父黃燦卿公知余抵步，他係洪門重要份子，充當洪門所辦之報館《大同日報》要職，知余是一個有革命性的人，恐住於華安有不便之處，即到華安號訪問，邀余住於他家，并教余學習英文。他有一妻兩子，大子即余姊夫寶朝在發明書籍公司受職，幼子在學生時代。他妻待余極好，細子課罷歸來，督促教余唸書。過一天，孫先生約余赴旅館會面，由黃燦卿公陪往，講及余本人新到此地及是晚到戲院聽講，向黃燦卿公贊許余意。黃公因公事辭出，先生教余繪製黨旗即青天白日旗。除將尺寸說明外，并提示注意十二角要分開。

約一星期後，先生便離開三藩市赴別處去了。在先生留居三藩市約十天左右的時間當中，余每日到先生處互談一小時，共領得十餘鐘點的教訓，作為余等宣傳的綱領和工作的南針。先生去後，黃燦卿公介紹余入《大同日報》服務，與劉成禺（即禺生）^[7]、徐甘棠同事，除去學校上課外，則在報館裡半工半讀。除對相識親友間接宣傳革命外，在兩個月後，說到唇焦舌弊，把一班老頑固的世伯都被余逐漸陶化了。當開始宣傳的時候，真感到非常棘手，所有一般老頑固的世伯和余的父親，每日給余許多恐嚇和辱罵，說余是逆黨作反份子，他日回國必遭斬首，但一人之死不足惜，恐更連累父母家人受抄家等詞。其中又有世伯輩向余父親挑撥。幸余宗旨堅定，不屈不撓，寧作革命鬼，不作專制奴。經過相當時間，父親和世伯才漸漸明白我等處在專制淫威之下，已忍無可忍，非革命無法拯救四萬萬同胞於水深火熱中的宗旨了。不幸父親僅對余主張初步了解，漸表同情的時候便染了急症身亡了。

是年聖誕節後，先生由別處來函，著余等組織少年學社，聯絡有志青年參加，由余及陳帝庚、林潮漢、劉漢華、黃超五、黃伯耀、崔通約^[8]、李梓青、余日朝、李仕南等君發起，租得士得頓街鄺吉映相館閣樓為社址，每晚七時至九時，凡屬發起人必要到社。若一連兩晚不到，罰款二角半。該社成立後，一班有思想青年，蜂擁加入，不半年間社友增加至三佰餘人。宣統元年七月間更組織一劇團演戲籌款。初租一戲院演白話劇一晚，名曰「女學生」，意義即秋瑾遊東洋，此乃屬試演。該晚所沽入場券，計頭等弍元、二等一元、三等五角，共得款壹仟元。除院租二佰餘元，尚得七佰餘元，成績頗佳。各社員均感興趣，於是決定由社員每人認捐樂器一件，有演劇天才者，自行寄信至香港訂製戲服。各社員不分晝夜，多在社內練習音樂唱曲。數月後，戲服運到，遂開始排演銅鼓大戲。每月則在戲院開演二晚。所得券款除院租、印刷外，均彙集存入銀行，聽候孫先生到來定奪。該劇團名曰「少年學社」。劇團每次演戲祗用支院租及印●●入場券等費，其餘均不開銷。因各社友即團員均有職務，故大家都當義務，甚至消夜都是自己解囊，概不動用公款，枵腹從公，真當之不愧也。余在戲團擔任管什箱，另任男丑生角，扮演乞丐。計演戲七晚，集得美金弍萬元左右。

註釋：

[5] 康有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字廣廈，號長素，晚號天遊化人，廣東南海人，中國近代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晚清戊戌變法的領袖。康有為二十二歲遊香港，被西方文明深深吸引，開始形成救國救民的思想。一八九五年曾發起「公車上書」。一八九八年在光緒帝支持下開展戊戌變法，失敗後逃亡，康有為所領導的保皇黨多次與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展開論戰。康有為在民國時期鼓吹孔教為國教。一九一七年參與張勳復辟。一九二七年逝世於山東青島。重要著作有《新學偽經考》等。

[6] 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清末民初思想家、學者、政治家。梁啟超一八八九年中舉人。一八九○年師事康有為。一八九六年任上海《時務報》主筆。一八九七年任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鼓吹變法。一八九八年參與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後亡命日本，任《清議報》和《新民叢報》主筆，積極介紹西洋思想，同時鼓吹君主立憲。一九○五年與革命派《民報》展開筆戰。一九一二年返國，統合各小黨派而為進步黨。後參與討袁，晚年專意治學，從政界引退，任教於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一九二九年逝世。重要著作有《飲冰室合集》等。

[7] 劉成禺（一八七六—一九五三），本名問堯，字禺生，湖北武昌人，革命元勳、著名文人。早年入武昌兩湖書院，後入自強學堂。因唐才常案被累，往上海，後在香港加入同盟會。一九○一年入日本成城陸軍預備學校。一九○二年與李書城等在東京出版《湖北學生界》，後赴美為《大同日報》總編輯。一九一一年，離美返國，入南社。一九一三年起先後任湖北省參議員、廣州大元帥府顧問、臨時中央執行委員、國史館總編修等職。一九五三年逝世於漢口。代表作有《洪憲紀事詩》、《世載堂雜憶》等。

[8] 崔通約（一八六三—一九三七），原名成達，廣東高明人，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