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與我》謄正

（一）

余童齡時四歲，父親藻廷赴美經商，賴母親黃氏東家教養^[1]。七歲起即在中山石岐私塾讀書。次年（即光緒廿三年）余之舅公設私塾於白水井巷程北海君住宅之前廳。余就讀於該宅，與程北海之五女、八女、七子同學。北海之一妻一妾，待余如自己子侄，暇輒到程家，內進與程氏子女嬉戲。一日，程氏有友到訪，相與談天，談到孫先生文^[2] 出走問題。余適因感冒，舅公着余至偏間休息。偏間與程氏內室相隔祗一屏門，程氏不知余卧在屏門側之椅。程氏與友人談孫先生因犯革命嫌疑（他稱作友）亟擬推倒光緒皇帝，離石岐，赴香港。孫先生所開設之中西葯局雙扉嚴搞，無人主持。程氏原在該局門外經營買賣舊料什架生意，已多日未見開門營業，乃冒險啟門入內，將店中什物執檢妥當；權以一邊鋪面兼營舊料生意，一邊則照舊經營葯品生意，擬候孫先生回來主持，盡賓主關係交還與他。但孫先生去了多時未見消息，亦無音訊，而其手製之葯品，多已售罄，幸留下葯方。程氏照方配購原料，製成補充應市。余靜聆兩人講話落花流水，滋滋有味，亦極感興趣，惟尚未十分明瞭孫先生離開石岐出走原因。

渾渾噩噩，倏過數載光陰，迨至十六歲（即光緒卅一年）余入鴻祐米店學習生意，翌年（即光緒卅二年）轉入寶祐米店充當幫柜之職，生活比當學徒較為優裕。寶祐米店設在石岐鳳鳴街，與恒和菓欄、惠和菓欄對門。恒和菓欄乃先伯漢廷公當司理，為人謹慎守舊，陳雁聲^[3] 君當頭柜。惠和菓欄係阮剛君當頭柜。在該年夏間，忽見惠和菓欄門側貼有紅柬一張，書曰：「店內阿剛氏介紹《粵東小說林》」等字樣。阮、陳兩君，年歲雖然較余為長，但相差不過五、七年耳。余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每日晚膳後，店中工作完畢，便早關鋪門。各●^[4] 於關門後，多拿木櫈在門外乘涼，因為鄰近情感，無話不談，談到介紹小說問題。初則向阮君借閱小說。同時有一林君由香港回，見余閱書有興趣，他晚間亦參加閒談，并借余《揚州十日記》一本，閱畢交還與他，後再借得有革命性書籍數本參觀。當時祗有等待寶祐司理先伯及各●睡後始燃一小燈偷閱。閱畢，感到我們漢族，堂堂華胄慘受滿人虐殺，流血成河，不禁義憤填胸，誓欲找一機會為死者復仇，雪前恥恨。余之革命思想，便由此發生，亦恍然明白前在程北海家讀書時聆悉程氏與友共談之事實、孫先生離開石岐放下中西葯局的緣故。

註釋：

[1] 編者按，為保留手稿本來面貌，除糾正錯字、增補漏字、刪去衍字以外，其他一律不作更動。

[2] 孫文（Sun Yatsen，一八六六—一九二五），譜名德明，後取名文，初名日新，後為逸仙，廣東中山人，中華民國的締造者，創立中國國民黨。孫文早年在夏威夷、廣州和香港接受教育，也是基督徒。一八九五年，他在香港創立興中會，宣揚革命，十月在廣州起事，失敗逃亡，繼續宣揚革命思想。一九○五年為中國同盟會總理。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同年中國同盟會改組成國民黨，為理事長。一九一三年袁世凱派人行刺宋教仁，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失敗流亡日本。一九一四年組織中華革命黨。一九一七年在廣州建立軍政府，為大元帥。一九二一年任非常大總統。一九二二年與陳炯明分裂，被逐。一九二三年回廣州重設大元帥府，後落實聯俄容共政策。一九二五年在北京逝世。孫文的政治理論具體見於《三民主義》等書。

[3] 陳雁聲在民國初年曾任廣東中山縣警察局長。

[4] 編者按，未能辨認的字以●表示，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