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人民银行跟进改革信贷制度

1979年3月21日—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中讨论国民经济调整问题。陈云、邓小平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陈云提出，要充分利用外资和外国技术。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中心任务是调整，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了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要把钢的指标减下来，搞一些别的。谈农业，只讲粮食不行，要农、林、牧、副、渔并举。会议同意国家计委修改和调整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并决定用3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

1979年4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李先念做《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讲话。会议针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决定从1979年起，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针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调整，重点是停止1965年以来的“三线建设”。那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全面拖进准备迎击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全面进攻的备战计划。“三线建设”在十来年间，吞噬了大约10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停止“三线建设”每年可以减少上百亿的无效投资，可以把大约300万工人、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重要的工厂、实验室、学校、医院从西南、西北的大山里搬迁出来，回到大城市，充实工业、科研与高等教育，转向民用产品生产。

根据其后进行的银行信贷制度的改革和货币信贷政策，银行系统开始把资金投向人民日常生活的吃与穿，并扶植农村乡镇企业、城市集体工商企业和城乡个体工商户。

集体企业是准国有企业，乡镇企业也不是私营企业。但是，在1980年开始出现广泛而沉重的财务压力，迫使这两种企业以及国营小微工商企业开始转型。这些变化，从中央到地方，人们都懂，只不过心照不宣而已。

在货币政策方面的改革重点是：

（1）将企业的流动资金全部由财政支出改为银行信贷管理。1979年7月1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的暂行规定》，要求国营工业交通企业的流动资金，由财政和银行分别供应，分口管理。定额流动资金由财政部门核拨，作为企业的自有资金，无偿占用；超定额流动资金由银行信贷供应。这种办法，管理多头，调剂困难，而且占用资金多少与企业和职工的经济利益没有关系，不利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管好流动资金的积极性。为了充分发挥银行信贷这个经济杠杆的积极作用，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减少物资积压，加速资金周转，国营工业交通企业（包括物资部门所属企业）的全部流动资金，逐步改由中国人民银行以贷款方式提供。中国人民银行随即与各部委开展资金管理的具体交接工作，并在1979年年底基本完成。

（2）继续扩大利用外资。在这期间，继续扩大利用外资的第一个重大成果是成功解决了国外投资者最为关注的两个问题：一是法律环境，二是中美关系。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建商法系统的时候，其第十六条规定合营各方发生纠纷，最终可由合营各方协议在国外仲裁机构仲裁。这是让外商最为放心的条款。同时，国家外汇管理局也对外汇进出及在国内特别是在沿海14个经济特区存放使用做了对外商投资束缚最少的规定。外资开始缓慢但不断增加地进入。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5月，中、美两国签订了关于解冻资产的协议。9月，国务院授权中国银行办理收回中国被美国政府冻结资产的命令。中方依照美方要求解冻并无诉讼支付8050万美元，中方亦索回被冻资金1.12亿美元。这项解冻的意义不仅仅存在于中美关系，其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3）基本建设投资试行贷款。1979年8月28日，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关于基本建设投资试行贷款办法的报告》及《基本建设贷款试行条例》。报告说：遵照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基本建设投资要逐步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今年就开始试办的指示精神，我们对基本建设投资试行银行贷款的问题做了多次研究，草拟了《关于基本建设投资试行贷款的意见》和《基本建设贷款试行条例》，在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在全国财政会议上征求了意见。多数同志表示赞成，要求创造条件，尽快试行。少数同志认为贷款办法好是好，但在现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前实行有困难。还有个别同志认为搞贷款不见得比拨款好。此后，我们又在四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征求了部分省、直辖市、自治区主管经济工作的同志的意见，他们都赞成试行贷款办法。

基本建设贷款由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负责办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当时是财政部的一个局级单位。拨改贷后，升格为国务院直属单位，由国家建委、财政部代管，以财政部为主。1982年国务院发99号文件规定，在办理金融业务方面受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在办理财政业务方面受财政部领导。毕竟建设银行也是金融业一分子。

为什么我们都赞成试行贷款办法？因为我们都认为：银行和贷款单位都是经济组织，它们之间的业务往来按合同办事，互相承担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由于贷款单位要保证按期还本付息，这就促使它们慎重地考虑是否需要进行建设，建设过程中怎样精打细算，少花钱多办事，加快建设进度，更好地发挥投资效果，以达到发展生产、增加盈利的目的。同时，银行发放贷款，要按规定进行严格审查，实行择优发放的原则，符合条件的，才给予贷款。不符合条件的，有权拒绝贷款。这对于那些只从需要出发，不看建设条件，不讲经济效果，盲目争项目、争投资、争材料设备，随意拉长基建战线的做法是一个有力的限制。

后来的历史证明，个别认为搞贷款不见得比拨款好的观点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政府的银行贷款制度对政府的基本建设项目的决定并没有强大的财务约束力。

（4）1981年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信贷管理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从1978年起，中国的货币发行量就开始猛增。放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的增长幅度并非灾难而只是比较痛苦的事。先是城镇职工工资上调。在1978年做了一个少数职工不调高工资的错误决定后，1979年起实行普调，就是都往上调高。同时，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也开始上调，进而推动市场价格上涨和产量扩张。

当时，农村集市贸易普遍恢复，中小城市甚至北京三环路以外的城区，都在农村集市贸易范围内。其市场价格比国家计划收购价格高，是因为国家按计划收购的粮食有国家计划价格的化肥等农资实物补贴，而把计划收购外的粮食卖给国家粮站，粮站只会给计划价格的钱与粮票。当时，粮票可以比较公开地卖成钱，各种农资补贴指标也可以换算成货币。同样，城里的小商小贩也知道，他们跟“公家”单位的人不一样，没有生、老、病、死的生活保障和各种各样的福利，自己挣的钱比“公家”单位里的人拿的工资的钱“小”些。所以，他们从乡村高价买回城里卖的农副食品就该卖贵些，反正城里的计划配给没有或者不够，或者不新鲜、不好吃。货币价值被计划经济分裂后再通过自由市场统一。于是自由交易促进了计划外产量提高和收入增加，大多数人的生活开始有了改善。1953年以后从控制吃的开始，人民普遍贫困；1/4世纪后的发展也从吃的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改革是从要求吃饱穿暖开始的。

“自己挣的钱比公家单位里的人拿的工资的钱‘小’些”，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对货币“元元平等”本性的撕裂，反映为价格分裂与货币分裂。从社会学上讲，也是国民身份分裂具体到当期劳动收入报酬隐含了长期收入水平的不同。将来的改革实际上不仅仅是发展问题，而且包含社会平等的诉求。但短期内，人们还没有想那么远，维护秩序还是比较重要。所以，1979年9月15日，粮食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关于纠正违反粮票使用规定的通知：“近来一些地方反映，有的生产队、生产大队在农村开设的饭馆，出卖熟食，收取粮票，并持粮票到当地粮食部门要求供应粮食；有的生产队、生产大队和社员个人，在集市上出售粮食，也收取粮票；国家职工和城镇居民把粮票作为货币换购物品的现象也多有发生。这不仅违反国家粮食政策和粮票管理制度，不利于国家控制粮食销量和城乡人民节约粮食，同时也给投机倒把分子以可乘之机。”好在这样的文告并没有被人们认真执行。

同时，全国各地、各部委的投资建设热情高涨，人民群众热烈拥护，各项投资也在1978年开始进行。有些投资见效快，有些投资见效慢，共用设施投资没有直接回报，有些投资错误了……三五年后，都汇集成货币流通量洪流，主要在消费品价格上形成猛烈的物价上涨。在短期内，人们都对工资水平感到不满。有些单位没有资源给职工发放福利，或者有，但是又不敢给职工发放计划外福利，特别是党政文教系统的职工所受痛苦最深。那时候的党政机构和大、中、小学都严格遵守党的财经纪律。

本节所讲述的历史，放进货币政策实践就是：既然通货膨胀不可避免，那么多少为最佳，危害最少？这是最困难的政策选择。在一般通货膨胀历史与理论中，持续性的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对实体经济的增长是非常有害的。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段历史中并非如此，实体经济和人民的实物获得量都在快速增长。但是，国务院并没有掉以轻心，仍然发表文告要严格遵守信贷计划，制止通货膨胀。1981年1月2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切实加强信贷管理 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立即对全国货币流通现状、货币发行数量陡增的成因及后果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和专业讨论，得出的结论基本可以用货币使用范围扩大来解释。主管研究工作的刘鸿儒副行长在1981年9月撰文讲道：“今年年初，党中央进一步明确狠抓经济调整，稳定经济，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信贷收支平衡，不搞财政性发行作为稳定经济的重要标志之一，国务院为此专门下达了加强信贷管理、控制货币发行的文件。随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进一步提出，三中全会以来城乡经济发展变化较大，人民收入增加，特别是广大农村变化更大，许多新变化、新因素需要相应地增加货币流通量；要求人民银行就这些新变化、新因素对货币需要量带来的影响进行调查，并研究怎样根据新的情况确定货币流通是否正常的标志。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总行布置各地银行进行调查测算，在这个基础上召开了这次汇报会议。”表2.3是此次调研得到的数据。

对于表2.3中的环比CPI，笔者不完全同意，但对折算后的GDP、原始的进出口额、银行账户里的国民储蓄余额还是认可的。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前面已经叙述过的在漫长苦难中重建经济。这样的现象，在二战后的欧洲国家和日本，以及韩国重建家园时期都出现过若干年。有兴趣者可以读读《来自竞争的繁荣》（[西德]路德维希·艾哈德著，祝世康、穆家骥合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西南财经大学的贾渠平在《日本经济起飞时期的货币政策》中也有叙述（见《金融研究》1988年第8期）。大家也可以访问韩国中央银行网站中关于其货币政策史部分。要说明的是，当时，西德、日、韩三国都接受了美国大量援助，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得到任何援助。

当然，中央政府也一直不断警告、反复制止、持续清理过度投资。1981年1月2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切实加强信贷管理 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1982年4月1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整顿国内信托投资业务和加强更新改造资金管理的通知》。1983年7月7日，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发布《关于严格控制贷款的紧急通知》。

1983年6月，李先念主席指出：现在银行贷款搞基本建设比较乱。固定资产投资性贷款余额1979年为25亿元，1982年年底增加到300亿元。要认真整顿。用银行贷款搞基本建设，实际上就是财政赤字。我们的物价不够稳，币值在受影响。每年增发多少货币，要有个合理的限度，要严格管起来。

李先念主席在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协助周恩来领导经济建设，在“文革”期间更苦苦主持国家经济计划管理工作。1983年，李先念主席已经74岁，仍继续使用财政金融综合计划理论来分析走向市场初期的货币政策问题，告诫同志们要处理好通货膨胀问题，对党和国家负责任之心令人敬佩。

也是在这一年，国家计委根据1960年国务院曾做出的《关于加强综合财政信贷计划工作的决定》和金融教育与学术界的意见，推出编制“国家财政信贷综合计划”任务，希望把银行信贷和计划外信用活动产生的借贷规范于财政收支计划范畴，并使之成为驱动中央计划“战车”的“战马”。但这两次编制财政信贷综合计划的工作最终都成为没有任何意义的工作。

农业时代，国家强制农民更加辛勤地在田地里用双手劳作；但工业社会里，国家强制只会打垮一家又一家工厂，也不能使大多数中小型国营企业兴旺发达。1980年底占用的流动资金相当于当年国民收入的88.2%，从生产领域到流通领域，都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在现代工业社会，银行撮合资本与生产要素的信贷，是财政可以收集更多资源来增加社会福利的时代，也是大金融小财政的时代。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金融教育与学术界一直在社会经济生活变化的后面继续讲授苏式社会主义财政信贷学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应用。同时，从西方国家引进的经济学和货币银行学的教科书以及介绍外国国家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各方面情况的著作、文章也开始出版、发行、发表。“文革”后最早翻译并公开出版发行的教科书是《货币银行学》（[美]钱得勒等著，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教研室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发行）。于是，在货币政策方面，实际社会生活的进程与理论研究严重脱节，理论研究中苏联教科书派占据上方，刚刚从西方引进的市场货币理论则有更宏观的思想与历史基础、可观察与可统计的工具、更精细精确的概念与研究工具，受到部分青年学者的追捧。中国人民银行也开始及时公布年度货币信贷数据，而苏式货币银行制度则把这些数据作为国家机密不予公开。不过旧派与新锐对货币政策的讨论归讨论，发生决策作用的依然是党中央改革开放求发展的基本政策，中国人民银行紧紧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一直奉行发展优先的积极货币政策。表2.4是1979—1980年全国金融余额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