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众所周知，失业和通货膨胀、资源匮乏、环境恶化一起，被列为制约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四大难题。而且，相对于后三者而言，失业现象的历史更长，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更直接，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更大，被视为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头号敌人。因此，失业率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社会经济指标，与GDP、物价和国际收支平衡一起，构成了政府调控社会经济发展的四大主要目标。失业率是否真实可靠，事关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决策，同时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是一项关系社会和民生的大事。

在世界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尤其是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失业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为治理失业问题，我国采取了各种政策，主要包括：增加职业教育机构，鼓励劳动者参与职业教育，从而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增加更多的工作机会；扩大第三产业的规模，进而优化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建立预警体系，不断完善失业保障制度；积极创造各种新的就业机会等。虽然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失业问题带来的不良后果，使得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就业结构日趋合理，但是我国目前的就业形势仍然不容乐观，失业问题仍然比较严重。所以失业问题仍然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2012年2月8日，国务院正式批转了《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以下均简称为《规划》）。该《规划》的编制主要根据已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这两个文件，这是多年以来国务院批转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关于促进就业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文件，主要阐明了在“十二五”期间我国政府部门为了促进就业而专门设计的对于未来管理和调控政策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以及任务和措施等，也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开展各项关于促进就业工作的行动纲领，更是政府和地方各级管理机构履行国务院制定的促进就业的各项职责的重要依据和目标。

《规划》中讲到，在“十二五”期间，我国的就业形势将会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有就业需求的各种不同来源的劳动力总量压力也将继续加大，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将会更加突出，就业任务将会变得更加繁重。首先，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量与“十一五”期间相比将持续加大，加上现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他们也将加入城镇的劳动大军行列，这些都将使就业问题更加严峻，社会的就业大军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其次，结构性失业现象将会更加频繁，主要表现为劳动者的技能不能满足单位的岗位要求，导致失业者找不到工作，单位的空缺职位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人。再次，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得以前的很多就业政策已经过时，这向我国促进就业的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对劳动者的从业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适应政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和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切实把全民都能够在合适的岗位谋一份自己的工作作为我国的民生之本，构建劳动力之间和谐的劳动关系，努力使我国整体实现充分就业。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想做好“十二五”时期的就业工作，就必须在市场机制中积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使得劳动者的权益得到应有的保障，使得促进就业的政策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中不断成熟和完善。

《规划》明确了“十二五”时期我国促进就业工作的发展目标，对城镇新增就业人口、转移农业劳动力、高技能人才总量、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率、企业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企业的集体合同签订率、劳动人事争议的仲裁结案率等方面都给出了具体的量化指标。《规划》还提出了“十二五”时期做好就业工作必须要完成的八项主要任务以及必须要执行的政策措施：加强依靠经济的发展来拉动就业；就业政策要向有利于劳动力群体的方向靠拢；重点做好城乡和高校毕业生、下岗工人、农村剩余劳动力等群体的就业工作；全面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和素质；大力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加快建立失业统计制度以及失业预警机制；加快建立健全失业预防和调控机制以降低失业风险；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和企业工资的分配制度；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和争取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将到2020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由原来的“5000万人”改为“大于5000万人”。这是草案根据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意见进行的57处修改之一。此次修改之后，“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的就业目标变成了开放式的目标，与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2020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5000万人以上”保持了一致。

李克强总理2016年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称，今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示，在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我国就业的形势还能够保持稳定，主要得益于三个原因：一是经济仍保持中高速的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比过去大大增强；二是得益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和改革创新红利，服务业对就业的贡献率高出第二产业大约20%；三是积极的就业政策和就业服务体系的完善。此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2016年的就业形势也做过预判，总体来说就是形势比较复杂。尹蔚民认为主要的压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化解过剩产能会造成一部分职工下岗；二是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有一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会造成企业用工不足；三是以高校毕业生为主的青年就业群体的数量还在持续增加，这将对就业产生很大的压力。

我国长期以来都采用登记失业率作为衡量失业的标准，即劳动年龄内（16岁以上，男60岁以下，女55岁以下）人口，城镇户口，有工作能力，想就业但是没有找到工作，然后去当地的就业部门登记，登记状况为失业。对照而言，国际劳工组织对失业的定义为在一定年龄范围内没有工作（或过去一周内从事了少于一个小时的有效收入的工作），在一段时间内一直在积极地寻找工作，能够立即参与工作的人。由于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定过于宽泛，各国都在此定义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处理，使得相互之间的可比性要差一些。表1-1是部分国家对失业的定义：

表1-1 部分国家对失业的定义

我国的城镇居民登记失业率由于本身对失业率的反映不够全面，有很多满足失业条件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或不能及时登记的人并未计算在内，还有很多失地的农民失业、隐形失业等现象的存在。鉴于各种原因，我国有关部门多次提出要采用调查失业率作为衡量我国失业率的标准。调查失业率相比登记失业率有较多优势：①可使我国失业率统计和国际接轨，统计数据更具可比性。②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考虑在内，可取得最真实的失业率数据。

但迄今为止，我国学者更注重对登记失业率的研究，而对调查失业率的实证研究较少。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出现了关于奥肯悖论的结论。而这正是由于我国的登记失业率本身存在很多不足，无法全面反映我国的真实失业情况。本研究要通过调查失业率数据对我国的失业情况进行分析，但由于国家没有公布调查失业率的数据，只能结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种数据，通过前人的研究和分析进行筛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