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失业率若干理论与应用问题研究:以成都市失业率抽样调查实证分析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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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失业率测算文献的述评

通过对众多文献的阅读与分析,我国的失业率测算还任重而道远,过去一直存在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比如说我国失业率的具体概念,可靠的失业率统计口径等,这些远远不是学术界经过几番讨论就可以得出结果的。无论该领域怎么发展,又产生了多少新的理论和应用的方法,最基础的数据来源是无法由研究方法的改进得到的,而是需要国家相关部门做到实事求是,根据最有效的失业率口径去统计和调查,这才是进一步研究失业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基础。

登记失业制度的弊端与不科学已经不用再过多叙述。调查统计数据的准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调查的方法和内容,是我们现阶段应该改进和加强的方面。我国现行的统计制度基本上是对原有制度的沿用,远不能满足现实的要求。要真正客观体现我国就业与失业的状况并进行国际比较,必须改进这一调查制度。比如可以增设就业与失业统计指标,如“城镇不充分就业”“农村失业”“城镇隐性失业”和“农村隐性失业”等(熊鸿军,2009)。甚至在不同区域、不同产业和不同行业间设立二级指标,作为就业与失业统计的有益补充。

在失业统计的标准上,我们不仅要看到国际上是怎么样划分的,更应该看到国际上为什么这样划分,比如在调查失业中,国际上对于失业的时间和年龄标准与我国的标准就不一样。那么,判定我国的被调查者失业的标准是否科学?举例说明,统计的年龄界限划分不准确,划分年龄是否应该以人体的生理以及综合社会因素等来决定。过去是15岁,但是现在也可能就是20多岁或者更高,因为当今社会需要考虑教育时间;在工作时间的确定上,国际劳工组织将调查失业中的每周工作一小时有报酬就认定为不算失业,更加深层次的理由是什么,是否是小时报酬数与工作时间的乘积就是该人一周的最低生活标准呢?

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已经慢慢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变,许多学者比如蔡昉(2007,2010,2011)、佟家栋等(2010)都在争论我国是否已经通过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的供给由无限变为有限。以往的国际发展经验表明,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形成具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人口红利,而二元结构转换的关键是传统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增长方式的转变。如果真的像学者们所说,刘易斯拐点已经来到,那么我国的失业率统计与研究的路应该怎么走呢?这也许应该是未来的研究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