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性教育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文峰 何梦源

作者简介：文峰，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财政理论与政策、后发大国财政制度与经济发展、财政制度演变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何梦源，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财政制度与经济发展。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教育经费总投入、基础教育经费比重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倒“U”形关系，中等职业教育经费的比重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U”形关系，高等教育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不显著。为了进一步发挥财政教育经费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不仅需要继续加大财政教育经费投入力度，还应优化财政对教育经费投入结构。

关键词：财政性教育支出；城乡收入差距；倒“U”形关系

一、引言

收入差距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直到2000年前后我国总体收入差距快速扩大，近年来逐渐呈缩小的趋势，但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慢慢在扩大。究其原因，既有城乡二元结构障碍的原因，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作为这一结构性障碍的外显效应，呈现出“先缩小再扩大”的现实样态（蔡昉，2000），也有一定的政策原因，如户籍制度带来的城乡人口自由流动受限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刘志强和谢家智，2014）。社会保障制度、税收制度、转移支付等能在一定程度上调节收入差距，但最根本的办法还是提高低收入家庭获取劳动收入的能力，这涉及人力资本积累问题。人力资本理论已经揭示人力资本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是提高个人收入的重要途径，而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积累的最主要方式。一般来说，普及教育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重要作用，但财政教育经费长期在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不合理分配，也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

从教育、人力资本和收入分配的关系来看，一般认为教育能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威廉·配第，1672），不同个体接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导致积累的人力资本差异是导致个体间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1961）认为，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要比实物资本重要得多，教育的普及对提高劳动者收入有重要作用。Solow（1960）通过建立包含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模型，得出结论，认为相对于物质资本差异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劳动力自身的知识和能力，即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才是带来收入差距的真正原因，教育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

众多研究的关注点在于教育与收入差距的变动关系，以实证分析为主。在两者关系的显著性问题上，Ram（1984）在对跨国数据的研究中发现，教育不平等程度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更多的研究集中于探讨教育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线性关系和倒“U”形关系。

从线性关系方面来看，陈钊等人（2004）估计了1987—200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表明各地的高等教育人口比重指标呈现收敛的趋势，教育的持续平衡发展将有助于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郭剑雄（2005）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实证了人力资本、生育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城乡的受教育差距与城乡收入呈正相关关系。王海云等人（2009）从人力资本角度，利用重庆市的历年数据，通过将各级教育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指标化，构建两者之间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得出高等教育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基础教育与中等教育具有抑制作用的结论。刘新和刘伟（2013）利用我国1999—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完全修正最小二乘法，进行单位根检验、面板协整，得出在全国层面教育投入、社会保障支出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的结论。

部分研究结果显示出收入差距与教育不平等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Glomm等人（2008）认为，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影响呈非单调特点。杨俊等人（2008）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构建出联立方程组模型且得出结论：教育不平等的改善并没有促进收入不平等的改善，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段景辉和陈建宝（2014）利用中国大学生与非大学生1989—2009年的微观数据建立信号博弈模型，认为教育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非线性变化，在不同时期的作用强度有所差异。詹国辉等人（2017）利用阈值的协整检验发现，教育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非线性关系，在一定阈值水平内其影响为正，超过这个水平时则表现为负。

大量研究者围绕库兹涅兹关于收入分配的倒“U”形假说做了大量引申研究。Londonon（1990）提出了教育存在库兹涅兹的倒“U”形关系，认为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教育分配差距会先恶化达到峰值后再逐渐改善。Ram（1990）利用94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实证得出倒“U”形曲线的拐点约出现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年时。赖德胜（1997）利用49个国家的数据建立一元二次回归，实证得出教育扩展（包括成年人识字率、男性中等教育入学率和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且表现为倒“U”形关系，其中成年人识字率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大。白雪梅（2004）基于中国1982—200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得出教育的不平等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教育扩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且该时段中国正处于倒“U”形曲线顶点左侧，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将会提高收入的不平等程度。郭庆旺等人（2009）构建了包含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两阶段人力资本模型，并利用我国已有数据得出公共教育支出规模、基础教育支出比重和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倒“U”形关系。但也有相反的结论，如刘敏楼（2008）通过省级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得出结论：基础教育不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高等教育则与城乡收入差距有“U”形关系，即在对城乡收入差距起一定的缩小作用后又扩大了这一差距。王晓清等人（2012）利用我国1990—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得出，教育基尼系数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大致是一种“U”形曲线关系，且现阶段仍处于临界点左边，意味着降低教育基尼系数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由此可以看出，因学者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和环境不同，对教育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角度和数据来源不同，既可能得出相似的结论，也可能出现相反的结论。对教育投入影响经济社会的探讨和研究仍在继续深入，财政性教育经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学术研究领域仍没有形成比较统一、完善的理论体系。虽然关于教育及广义的教育投入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研究众多，但随着教育经费投入的不断增长，尤其是多年来基础教育的普及，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发展，教育投入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是什么，是否能起到改善作用，从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包括两种口径，即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和预算内教育经费）角度出发，探讨通过教育来缩小收入差距的问题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教育发展水平和较为合理、科学的教育政策之上，而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还未得到全面和深入地展开。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理论模型分析财政性教育经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并利用我国已有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数据，全面考察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规模和结构，进而探讨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

二、教育财政支出影响城乡差距的理论模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主要是劳动力和资本，个体拥有资本的多寡无疑是影响其收入多寡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主要还是凭借劳动力要素获取收入。对于一般个体，来源于节制消费的资本积累十分有限，拥有较多资本的富人占人口的比重毕竟比较低，多数穷人想要获得更多收入还是主要着眼于增加人力资本和劳动时间。假定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决定劳动时间，个体间拥有人力资本的差距就成为影响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由于人的能力不但具有异质性，而且具有可塑性，通过后天人力资本投资来改变个人收入是理性经济人的正常选择。教育是形成人力资本的主要方式，能增加受教育者的知识存量，能够提高受教育者的劳动技能，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更多就业机会，取得更多的收入。舒尔茨在其著作《论人力资本投资》中指出，差别化教育使得工人获得收入的能力不同，从而导致个体收入存在差距，对教育的投入本质上是对人力资本的增进。

本文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产出考虑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假设城市资源包括城市劳动力（Lc）和城市自有资本（Kc），农村资源包括农村劳动力（Lv）、农村自有资本（Kv）和可耕地数量（T），在借鉴宋英杰和曲静雅（2018）的理论研究基础上，为更好地比较教育投入带来的城乡收入差别，构建模型如下：

其中，Yc和Yv分别表示城市总产出和农村总产出，Ac和Av分别表示城市技术对产出的作用和农村技术对产出的作用；由于劳动力具有流动性，农村部分劳动力Av2外流到城市打工，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的农村劳动力为Lv1，即Lv=Lv1+Lv2, L表示城市劳动力的总量，包括城市自有劳动力Lc和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劳动力Lv2，即L=Lc+Lv2；由于城市偏向的教育政策和受过教育的农村劳动力更倾向到能够获得更高收入和更好发展的城市工作和生活，假设教育经费投入没有对农村劳动力产出能力的提高带来影响，则E表示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对提高城市劳动者产出的能力，EL代表包含更多人力资本的城市中的有效劳动力；城市资本K包括城市自有资本Kc和来自农村储蓄的资本Kv，即K=Kc+Kv，其假设前提为城市资本用于投资，而农村自有资本Kv以储蓄形式全部存于银行，农村居民每年获得一定利率收益rv，而城市居民每年以利率rv向银行贷款，获得Kv并用于投资；α和β分别表示城市劳动力产出弹性系数和农村劳动力产出弹性系数，且0＜α, β＜1。

为简化研究，本文假设城乡劳动力之间可以自由流动，这意味着城乡劳动力个人工资由市场决定，且与其边际收益w相等，而单位资本的收益也由市场决定，等于其边际收益r。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前提是其在城市获得的工资高于其在农村获得的工资。若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获得的收入高于其在农村从事生产获得的收入，那么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会选择流入城市，导致留在农村的劳动力会相对减少，这时农村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会随之增加，直至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获得的收入wc与其在农村从事生产的边际产出wv（Yv/Lv1）相等。因此，城乡劳动力的收入为：

城市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来自劳动力工资及利息收入，其中，城市居民利息收入rc决定于市场利率r，农村居民利息收入决定于储蓄利率rv。而在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下，wc=wv，则可得到劳动力工资w。城市居民人均收入Rc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Rv分别为：

本文主要用泰尔指数来测算城乡收入差距，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Theil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泰尔指数越大，表示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反之，则表示城乡收入差距越小。j表示地区，j=1时表示城市地区，j=2时表示农村地区。Yit表示t时期城市或农村地区的收入，Yt表示t时期总收入。Pit表示t时期城市或农村地区的人口。Pt表示t时期总人口。由以上分析可知，城市和农村地区人口数分别为Lc和Lc，城乡总人口为（Lc+Lv），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总收入分别为RcLc和RvLv，则上式可写成：

可令a=RcLc/（RcLc+RvLv）, b=Lc/（Lc+Lv），则上式可变为：

为进一步讨论泰尔指数与教育经费投入的关系，本文利用Theil对教育经费投入E进行一阶求导，得：

从上式可以看出，教育经费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当a＞b,时，，表明教育经费投入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正向关系，即教育经费投入越多，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当a=b,时，，表明此时教育经费投入存在临界状态，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极值；当a＜b,时，，表明教育经费投入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负向关系，即随着教育经费投入的增加，城乡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小。由以上分析可知，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教育经费投入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既可能存在线性关系，也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将通过构建计量模型进一步分析。

三、实证分析

（一）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

教育作为形成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通过人力资本渠道与就业联系影响居民收入。财政教育经费一方面使得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孩子获得教育的可能性增大，能满足其基础阶段教育和接受更高教育的需要，通过提高技能和自身竞争力获取更多收入；另一方面，个人受教育有利于改善农村家庭福利状况，贫困家庭会衡量短期内的成本和长期的教育回报率。长期来说，家庭受教育的劳动力会获得更高收入，带动家庭整体收入水平提高。我国教育财政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其政策的有效性在于教育资源的投入是否缩小了城乡间或地区间居民在教育投资方面的差距。有研究指出，教育是造成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主因，影响程度达到43.92%，其中偏向城市的教育投资政策对总体差距的影响度高达34.69%（陈斌开等，2010）。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市偏向教育经费投入政策，有利于城市居民人力资本的积累，而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不足，人力资本得不到充分发展；同时，由于农村劳动力更倾向到城市打工，投身城市建设，故教育资源投入所带来的收益更多流入城市，从而最终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自2012年起，我国财政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连续多年高于4%，表明政府开始重视教育投入。但从另一角度来看，我国教育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如图1所示。一方面，财政对教育投入不足的直接后果就是受教育的费用更多由家庭负担，当受教育的权利与财富直接联系时，带来的便是收入高的家庭受教育的机会将大于收入低的家庭，长此以往，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另一方面，财政对各级教育的投入结构仍存在不合理现象，各级教育发展之间不协调，尤其是近年来对城市地区高等教育的急剧扩张，职业教育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而基础教育供不应求且在城乡地区间发展不均衡。考虑到基础教育对劳动者素质形成的重要性，职业教育对劳动者获得实用技能的特殊性，高等教育对提高劳动者收入的有效性，这需要各级教育协调发展：不仅需要在基础教育的层面上尽量给每个孩子提供大致相同的教育投入，还需要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层面上尽可能为更多的农村孩子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教育补助，以保证教育的公平效益，切实发挥财政教育调节的作用。

在对已有文献和理论模型分析的基础上，考虑财政性教育经费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本文基于2005—2016年全国除港澳台以外的31个省、区、市的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对财政性教育经费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趋势图见图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二）计量模型构建

1．基于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规模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其中，Theil代表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动态特征，城乡收入差距变化不仅受当前时期因素影响，也受到前时期因素影响，所以取滞后一期的泰尔指数来衡量前时期因素影响，用lbtheil代表。edu代表财政性教育经费规模，x代表控制变量。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α表示截距项，β表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λ表示控制变量系数，μi表示个体效应，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2．基于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结构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其中，bsedu、svedu和hedu分别代表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财政性教育经费比重，其他变量解释同上式。

（三）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的核心变量包括城乡收入差距、财政性教育经费总投入和结构；控制变量包括产业结构、城市化率、人均GDP、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等。

第一，城乡收入差距。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比较常用的有两种：一是选用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作为度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二是选用泰尔指数作为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相对于城乡收入比，泰尔指数更能综合反映城乡人口结构和收入水平。本文采用泰尔指数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

第二，财政性教育经费总投入和结构。本文选取财政性教育经费与财政支出之比作为衡量财政性教育经费规模的指标，对于财政性教育经费结构，本文借鉴郭庆旺等人（2009）的研究方法，考虑基础教育（普通中小学）财政性教育经费比重、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性教育经费比重和高等教育财政性教育经费比重。

第三，人均GDP。本文选取人均收入水平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由库兹涅茨提出的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存在的倒“U”形关系，反映出经济发展对收入差距有很大影响。在经济发展初期，非农业部门发展速度比农业部门发展速度快，不断加剧整个社会收入不平等；之后，随着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部门之间的收入趋于平等。

第四，城市化率。陆铭等人（2004）认为，城市化进程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作用，且城市化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本文采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反映城市化进程。

第五，产业结构。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会拉动非农产业的发展，进而拉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通过影响农民工收入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同时，农业本身的发展释放出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促进农民生产经营收入进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高霞（2011）通过实证研究表明，第二、第三产业比重的显著提高将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本文以此为基础进行验证，并用第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

第六，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社会保障支出是公共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国民收入再分配效应，能对收入差距起到重要的抑制作用。一般来说，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会增加低收入群体福利，进而降低社会的收入差距。本文借鉴吕承超（2017）的研究，由于社会保障支出在2007年前后统计不一致，2007年之前社会保障支出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行政事业单位的离退休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三项支出之和，而2007—2016年社会保障支出则为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支出，取社会保障支出与财政支出之比来反映社会保障支出水平。

本研究运用Stata12软件，所用数据为2005—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用于计算泰尔指数的人口和收入的数据、人均GDP值、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城市化率和社会保障支出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各类财政性教育经费数据来自各年的《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描述性统计

表1给出了模型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统计结果中可以发现，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的平均值为0.1241，方差为0.0594，说明各省份的泰尔指数差距较小，泰尔指数在2005—2016年变动不是很大。从自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财政教育经费总投入的均值为0.1834，方差为0.0285，说明国家财政对教育的经费支出在各省份间的分配差异不明显。同时可以发现，城市化率均值为0.5143，方差为0.1472，各省份不同年份间的城市化存在一定的差异。

2．基于财政性教育经费规模的实证结果分析

对式（12）进行Hausman检验拒绝原假设，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具体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中的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泰尔指数滞后一期的系数都为正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时间滞后效应，前期的城乡收入差距会扩大当期的城乡收入差距。

首先，未加入控制变量时，核心解释变量财政教育总投入及其平方项的系数分别为正值与负值，但都不显著。其次，引入控制变量城市化率后提高了财政教育总投入及其平方项系数的显著性，模型趋于合理。财政教育总投入的系数为正且都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财政教育总投入平方的系数为负，模型（2）和模型（3）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模型（4）和模型（5）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在考察期限内财政教育经费投入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一定的倒“U”形关系，在一定阶段内财政教育经费投入并不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反而会加大城乡收入差距，直至城乡收入差距达到最大值0.2815。最初，我国教育投入向城市倾斜，且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空间较大，对城市经济发展拉动力强，进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此后，随着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其边际效用下降，农业生产率提升，教育投入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又会呈负相关关系（余菊，2013）。最后，逐步引入控制变量后，模型仍比较稳健。城市化的系数显著为负，这反映出城市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较为显著且具有缩小作用。城市化的进程有利于促进农村人口转移，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生产效率和人均收入，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陈钊等人（2004）的结论一致。人均GDP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线性关系显著为负，反映出经济的增长是从整体上提高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进而起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社会保障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可能原因在于中国长期以来城市和农村社会保障存在差距，社会保障支出也是更加偏向于城市，本应该起到调节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维护社会公平职能的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事实上并没有发挥其收入再分配的功能，甚至还起到了“逆向调节”作用（刘渝琳和陈玲，2012）。从产业结构方面来看，其相关系数为负与所定假设不相符且不显著。

3．基于财政性教育经费结构的实证结果分析

为进一步探讨财政性教育经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对式（13）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同表2中的结果相似，城乡收入差距泰尔指数滞后一期的系数为正，且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其受前期影响较大且为扩大趋势。在未加入控制变量时，基础教育经费的比重系数及平方项系数分别为正值和负值，基础教育经费的比重系数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其平方项系数不显著；中等职业教育经费的比重及其平方项系数分别为负值和正值，且都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中等职业教育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U”形趋势，即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先缩小后扩大；高等教育教育经费比重及其平方项系数分别为负值和正值且不显著。在引入控制变量后，基础教育经费的比重及其平方项系数显著性得到提升，分别通过了1%和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具有稳健性，从线性角度来看，财政对基础教育的经费投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从非线性角度来看，财政对基础教育的经费投入与城乡收入差距同样存在倒“U”形关系；中等职业教育经费的比重及其平方项系数正负号和显著性没有变化，结果比较比较稳健；而高等教育经费的比重的平方项系数符号发生改变，之后一直保持为负且不显著。加入城市化率、人均GDP对数和社会保障水平指标的结果与表2中的结论相似，社会保障水平系数为正且不显著，而城市化水平提高和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依然都是显著的，且能起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而产业结构指标的系数符号变为正，这与所做的假设相符，但同样不显著，说明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需要进一步验证。

一般来说，个人的能力与工资收入呈正相关关系，如果基础教育门槛较低，城乡居民受到相同基础教育的机会比较均等，这将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更多来源于更高教育的扩展，而农村家庭接受更高教育往往会比城市家庭承受更重的负担。在工业和服务业发展前期，对于中等职业教育人群需求很大，更多农村劳动力出于教育成本考虑，会选择接受职业教育而不是高等教育来提高自身技能，进而从事非农产业部门工作以提高收入，因而在一定时期内中等职业教育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比高等教育要更明显。但随着行业和部门发展更加细化，当对学历和专业化技能的要求更高时，一方面行业内将会区分出技能等级，分别对应不同收入等级；另一方面相比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要为接受更高教育付出更大的代价。从长远来看，中等职业教育又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最终其对城乡收入差距表现为先缩小后扩大趋势。基础教育质量差异是人力资本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陈斌开等，2010），其普及能使更多农村孩子受益，更是他们获得更高教育机会的前提。而长期以来，我国基础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分配不合理，现阶段反而出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更为显著，且基础教育扩大作用大于中等职业教育的缩小作用。

四、主要结论和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探讨教育投入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分析表明，教育投入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不确定，即两者的关系既可能是线性关系也可能是非线性关系。利用我国2005—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得出，财政教育经费总投入、基础教育经费投入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倒“U”形关系，中等职业教育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U”形关系，高等教育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不明显，财政教育经费结构不协调使得教育投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不明显。优化财政教育经费的投入结构，不仅需要加强中等职业教育的财政教育经费的投入、以抑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也需要协调好各级教育财政经费的投入比重，在增加财政教育总投入和基础教育投入过程中使城乡收入差距顺利跨过最高点。现阶段我国财政教育政策想要达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本文认为其着力点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在提高受教育者的文化水平的同时，重点关注基础教育经费在城乡之间的合理分配。一方面，基础教育的普及能使更多孩子得到公平受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我国现处于城市化加快推进阶段，大量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如果城市基础教育资源不能满足进城学龄儿童的教育需求，同时，投入农村的教育资源因农村人口流出而闲置，不仅不利于迁移儿童的发展，也会导致教育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所以，基础教育投入机制要综合考虑城乡地区间农村孩子的需求，在优先保证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完善的同时提高整体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

第二，优化教育结构，注重对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良好的教育结构对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要协调发展各级教育。在政府教育经费的支出管理过程中，应该实现对教育资源的统筹安排，调整教育投资方向和结构，注重对贫困农村地区的财政支持。现阶段中等职业教育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对更多农村劳动力提供高质量的培训，培养更多掌握实用技术的农业劳动者，带动农村经济整体发展，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水平。

第三，改善农村投资环境，利用政策引导人才回乡建设。为获得更高收入，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劳动力越想要脱离农村，到城镇发展。一方面，结合农村自身资源和相关政策科学规划农村经济社会建设，给予农村经济发展项目提供政策优惠，加快农村土地产权流动，促进农村土地从小规模分散经营向规模化、产业化经营转变，提高劳动生产率，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通过制度和福利吸引人才到农村创业，确保回乡创业和外来人才发挥其参与农村经济建设、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1] 蔡昉．中国二元经济与劳动力配置的跨世纪调整：制度，结构与政治经济学的考察[J]．浙江社会科学，2000（5）:18-31.

[2] 刘志强，谢家智．户籍制度改革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来自重庆的经验证据[J]．农业技术经济，2014（11）:31-39.

[3] 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梁小民，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4] ROBERT M SOLOW. Income Inequality since the War [M]// RALPH E. FREAMAN. Postwar Economic Trends in the Unite States. New York:Harper,1960.

[5] 威廉·配第．政治算术[M]．陈冬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6] RAM R. Population Increase, Economic Growth Education Inequalit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Some Recent Evidence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4（14）:419-428.

[7] 陈钊，陆铭，金煜．中国人力资本和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对于面板数据的估算[J]．世界经济，2004（12）.

[8] 郭剑雄．人力资本、生育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 [J]．中国社会科学，2005（3）:27-37.

[9] 王海云，陈立泰，黄仕川，等．教育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检验：扩大或抑制——以重庆市为例（1985—2006）[J]．经济问题探索，2009（10）:23-29.

[10] 刘新，刘伟．东、中、西部教育投入和社会保障支出联合的收入差距效应 [J]．西北人口，2013（4）:78-82.

[11] DUFLO B E. Inequality and Growth:What Can the Data Say?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3,8（3）:267-299.

[12] GLOMM G, KAGANOVICH M.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Public Education in an Economy with Public Pensions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2010,44（3）:917-937.

[13] 杨俊，黄潇，李晓羽．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中国的实证分析 [J]．管理世界，2008（1）:38-47.

[14] 段景辉，陈建宝．高等教育与收入差距：信号博弈模型的研究 [J]．统计与决策，2014（13）:37-40.

[15] 詹国辉，张新文．教育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外部效应[J]．财贸研究，2017（6）:41-50.

[16] RAM R. Educational Expansion and Schooling Inequality: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Some Implications [J]. Review of Economics& Statistics,1990,72（2）:266-274.

[17] 赖德胜．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J]．经济研究，1997（10）:46-53.

[18] 白雪梅．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中国的经验研究[J]．管理世界，2004（6）:53-58.

[19] 郭庆旺，贾俊雪．公共教育政策、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溢价 [J]．经济研究，2009 （10）:22-35.

[20] 刘敏楼．教育、人力资本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J]．现代管理科学，2008（2）:47-49.

[21] 王晓清，刘东．教育对区域间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 [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7）:59-65.

[22] 宋英杰，曲静雅．财政职业教育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J]．公共财政研究，2018,21（3）:29-40.

[23] 陈斌开，张鹏飞，杨汝岱．政府教育投入、人力资本投资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J]．管理世界，2010（1）.

[24] 陆铭，陈钊．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 [J]．经济研究，2004 （6）:50-58.

[25] 高霞．产业结构变动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协整分析[J]．数学认识与实践，2011（12）.

[26] 吕承超．中国社会保障支出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吗——基于规模与结构的动态面板模型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7（5）:100-112.

[27] 余菊．教育投入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基于我国不同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3（10）:54-55.

[28] 刘渝琳，陈玲．教育投入与社会保障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联合影响 [J]．人口学刊，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