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即IP

漫长的田园时代远去后，工业革命凸显了技术对社会巨大的改造作用。而技术对社会的改造，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改造信息流通方式来实现的。信息流通的网络愈加畅通、广泛、迅速，不同的社会组织、个人也就愈能更好地实现互联，信息的流通伴随着知识、资本、技能的流通，因而能够推动社会加速发展。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的出现，把更加新鲜、丰盛的信息大餐带到了人们面前，大众媒体构成了如今信息社会的基石，信息网络初步构建，IP个体所表达的信息也就能够借助印刷机和无线电波飞到大众眼前。

德国工匠谷登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术推开了信息传播新世界的大门，使大规模、低成本的信息复制与传播成为可能；19世纪，无线电让信息第一次可以零时差地传播；20世纪，电视、电影构建了“银幕”世界，人物形象变得触手可及……在互联网出现之前，这些媒介技术的繁荣发展已经为“明星”的出现奠定了技术基础，工业技术是当之无愧的“偶像”造物主。而工业时代下的文学领域与古代农业社会时期相比，已然换了一副面貌。得益于信息传播技术的巨大突破，印刷行业蓬勃发展，文艺作品的流传无论是广度还是速度，都发生了质变。而在这个时代，作家成名的周期也大大缩短了。

相比生于中国古代时期的李白，出生于美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大文豪马克·吐温就由于赶上了时代的浪潮而幸运很多。他童年境况不佳，早早出来谋生，先在印刷厂做学徒，又当过送报员、水手、矿工、新闻记者。尽管马克·吐温在孩童时期过得并不幸福，但这些丰富的阅历为他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播下了种子，更成为他日后创作的灵感来源。

1865年，马克·吐温在纽约一家杂志社发表了《卡拉韦拉斯县驰名的跳蛙》，文章以通俗幽默的语言、对人物鲜活饱满的形象塑造和对当时美国社会“淘金热”的影射，令他一举成名——成为当时代表美国西部社会文化和本土文学的大IP。此后，马克·吐温佳作不断，除了有描写家乡风貌的《密西西比河上》、反映少年生活的《汤姆·索亚历险记》、经典之作《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还有讽刺封建制度、宗教制度和殖民压迫的《王子与贫儿》《赤道旅行记》等现实主义作品。在美国工业化社会的大环境下，发达的印刷术让马克·吐温的作品很快面世，为美国民众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的惊喜。无论他到哪里演说，都会为当地街头巷尾的百姓带来无穷谈资。在人生后期，马克·吐温旅居欧洲长达数年，但当他携全家回到美国时，依然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并成为美国文学界的领军人物，可见其巨大的影响力。

在如今追求短平快的互联网时代，如果一位名人长期淡出公众视野，等到复出之时，几乎已很难再现昔日辉煌。而马克·吐温却不同，即使离开美国很长时间，后起之秀不断，他在文坛的地位依旧无法撼动，至今依然是美国文学领域的超级偶像，他的作品经久不衰。其中，“历险记系列”在当代仍然是青少年必读课外读物。

用互联网思维来分析，马克·吐温之所以成为几代人心中的大IP，离不开他本身就具有的强大生命力。童年不幸，却能以此为契机丰富自己的阅历，写出妙趣横生又内涵深刻的作品，将枯燥艰辛的生活活出趣味；成名之后的马克·吐温以幽默诙谐的语言为大众所喜爱，但自己却承受着丧女之痛；到了晚年，妻子过世，他在悲痛之余，依然笔耕不辍。他的作品受到美国几乎各个阶层人士的喜爱，没有晦涩难懂的高级句法词汇，题材贴合寻常百姓生活；同时，他的作品深刻反映了社会种种乱象，并开创了文学界的新流派——本土色彩（Local Colorism），为学院派大力推崇，对后世作家影响深远。福克纳、斯托夫人、海明威皆受到马克·吐温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力传承了下去。

作品想要流芳百世，除了需要作品生产者的用心锻造和长期耕作，更重要的是要打造作品背后能与社会现状、公众一致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不仅要能引起大众共鸣，更要在某种程度上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马克·吐温毫无疑问就是这样的生产者。在当下互联网共享、爆款层出不穷却大多只能昙花一现的时代，马克·吐温式的超级IP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与工业社会相匹配的除了印刷、造纸，广播和银幕更是这个时代的伟大发明。书本塑造了马克·吐温等畅销书作家，大银幕则让童星秀兰·邓波儿家喻户晓。

2014年2月10日，秀兰·邓波儿于当地时间晚上10点57分在美国加州的家里过世，享年85岁。不同于现在众多童星成年后丑闻不断，邓波儿自21岁淡出影视圈以后，投身政界，塑造积极正面的形象，成绩不俗。但在人们心里，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公众的心里，邓波儿在童年时期所创造的银幕形象更让人瞩目。

秀兰·邓波儿成长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也成名于这一时期。6岁时，邓波儿签约福克斯公司，在影片《起立欢呼》中饰演一个配角，不料大受欢迎。紧接着，邓波儿接连出演让她名声大噪的《小麻烦》《宝贝答谢》，在美国红极一时，不仅受到全美追捧，还获得奥斯卡迷你奖杯，风头盖过同时期一众演员。邓波儿现象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席卷美国，在经济效益和精神价值上都创造了奇迹：20世纪30年代，美国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企业纷纷倒闭，工人失业，民不聊生，许多影院以及福克斯公司都濒临破产。邓波儿的出现，几乎力挽狂澜，成为福克斯公司的救命稻草，各大影院票房剧增，更帮影视行业的许多工作人员保住了饭碗。在美国公民信仰缺失、生活绝望的境况下，邓波儿为美国大众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寄托，人们在她的微笑中能够短暂地忘却饥饿与痛苦，重现笑容。伴随着一部部温暖的影片、邓波儿招牌式的酒窝笑容与卷发，美国公众度过了贫穷困苦的岁月，她无疑是那个年代的幸运儿，更是迎合时代而出现的超级IP。

随着邓波儿的走红，以她的名字和形象衍生出的产业应运而生，洋娃娃、手帕、服装、书籍甚至鸡尾酒都冠上“邓波儿”的名字，拉动销量，其中光是洋娃娃每年就可卖出150万美元，可谓掀起一阵“邓波儿热潮”。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福克斯公司被新闻集团老板默多克收购。为了打开中国的媒体市场，默多克造访中国时将福克斯早年制作的100多部电影赠予中国，其中就包括邓波儿的影片。随后影片在央视播出，这场迟到了几十年的“邓波儿旋风”终于刮到了中国。至今，那个时代的中国观众对邓波儿的银幕形象依然记忆犹新，哪怕邓波儿经历了成年、婚姻和生子、老年，人们依然称呼她为“小天使”。

邓波儿作为童星，在20世纪30年代出演的影片称不上制作精良，剧情也谈不上缜密新颖，但由于时代的特殊性，邓波儿为当时几乎一蹶不振的美国社会塑造了积极正面的形象，为美国各界人士传递着温暖的正能量和价值观，同时也开拓了童星行业的路子，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基于这些综合因素，邓波儿形成了持久的影响力。

对于偶像来说，那是最好的时代：由于“造星”过程高昂的经济、时间、管理成本，一个偶像面临的竞争相对不是那么激烈。他们一旦成功，便能较长时间地高居神坛，被推上金字塔顶端，受到大众追捧。在这一时期，人们追逐相同的明星，标新立异是一件危险的事。

对于偶像来说，那也是最坏的时代。除了被大众媒体“赋权”上位，他们再也没有其他成为明星的可能。除此以外，在人人都恐惧与他人不同的社会环境里，除了金字塔顶端的那几位佼佼者，之下的二、三线明星都承受着较大的压力。然而他们除了见缝插针地在大众媒体上露露脸，保持最基本的存在感，力争获得大众媒体的认可外，也别无他法。

想要长期延续一个偶像的IP价值，必然需要优质的内容支持。依附于偶像本身的名气、毫无内涵可言的作品，反而降低了偶像的IP价值，公众的热情被消耗，“粉”转“黑”只是一夜间的事。

2003年，郭敬明因玄幻小说《幻城》而被人们熟知和关注，随后他相继出版了小说《1995-2005夏至未至》《悲伤逆流成河》《小时代》三部曲。这些围绕青春、忧伤、爱情等命题的故事，凭借着细腻动人的情节、唯美感伤的辞藻，风靡于时下的年轻读者中。通过出版青春文学小说，郭敬明拥有了一大批青少年“粉丝”群体，他开始成立公司签约写手，出版杂志，迅速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之后历经“抄袭事件”“炫富事件”，郭敬明的人气有所下跌，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本身依然有IP价值。2013年，郭敬明自编自导的同名电影《小时代》问世，“90后”贡献票房的同时怀念着自己的青春岁月，最后该系列总票房达到17.9亿元，这当中也少不了杨幂、郭采洁等偶像明星的票房号召力。

而也正是从《小时代》电影开始，郭敬明的身份不再局限于作家、出版人，而显现出商人的特质。他曾多次在采访中认真强调自己商人的头衔：“我除了是一个作家，我本身是一个商人，所以我非常介意投入产出比这个事情，以及它的性价比。”然而，一连四部的《小时代》在获得巨大票房成功的同时也引起了争议。知名时事评论员梁宏达曾这样表示：即便郭敬明在中国作家富豪榜上再上升几个梯度，他的作品也不能与极具震撼力的文学作品在同一等量级别上比较。

直到电影《爵迹》上映，郭敬明的偶像IP效应才遭遇“滑铁卢”。电影被指剧情混乱、服饰夸张、节奏拖沓，再加上之前的抄袭传言，即使有诸多大流量的新晋偶像明星的加盟，《爵迹》依旧票房和口碑双失利。网友表示影片毫无内涵，只是华丽的走秀而已。此时，郭敬明不得不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指责，《爵迹》路演的最后一站，他突然情绪崩溃：“是不是因为我叫郭敬明，所以做什么都是错的？是不是只有我死了，你们才不会骂《爵迹》? ”

郭敬明的商业模式就是写小说，培养“粉丝”，然后再影视化，二次消费读者，这一切都立足于偶像的IP价值。但需要指出的是，任何偶像都不是本身就带有IP价值的，这一切还得扎根于优质的内容输出。在新一轮的市场博弈中，只有具有高度和深度的内容与偶像的IP价值相呼应，才能有更长久的价值释放出来。

造星工程产生了“粉丝”群体，而“粉丝”群体的出现是大众媒体“议程设置”的结果。与工业时代的大众偶像不同，IP概念的出现和成功更多依靠网民的赋权，走红较快，数量较多。粉丝的产生则更多出于网民的自发行为，他们并不缺选项，互联网时代给了每个人充分选择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