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1.2.1 国外研究

纵观现有文献，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技术层面关注沼气发展的可行性。马修·伊洛林（2007）提出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缺乏热能和电能，但生物废弃物充足的农村地区，可以选择大力推广农村沼气技术。印度是继中国之后拥有农村户用沼气数量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由于该区域的自然温度比较高；另一方面，印度还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牛饲养量，43%的农户拥有4头以上的牛，因而发展农村户用沼气有很大的潜力（辛哈，1990）。

其次，主要关注沼气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米克尔·兰茨和马莘亚斯·斯文森（2007）对瑞典沼气在推广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政策对沼气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导向性作用。艾格尼丝·戈德弗雷·姆瓦卡（2008）认为，沼气池建造成本过高和严重缺水是制约坦桑尼亚地区户用沼气推广的瓶颈，已建沼气池的质量低劣也大大影响沼气池的利用效果。杰辛塔·姆维里基（2009）以肯尼亚那库鲁地区不同地形的沼气使用者为研究对象，试图找出影响农户使用沼气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拉杰布·高塔姆（2009）认为，温度条件是严重影响尼泊尔农村户用沼气发展的重要因素。

最后，主要关注沼气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方面。哈里卡图瓦尔和阿洛克·波哈拉（2009）提出，应从健康收益、妇女维权收益、农业收益、环境收益以及就业增加收益等多个方面对沼气发展带来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价。维萨·阿西凯宁（2004）采用室内环境质量、土壤质量以及生物数量作为环境参数，从当地和全球范围的角度来估算大规模的沼气使用对于人类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并且通过将沼气与其他生物燃料、石油液体燃料进行对比，估算出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甲烷以及一氧化二氮的排放量。克鲁克斯·安吉拉（2005）认为，以沼气为纽带的农业生产模式，有机肥的使用不仅可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还可以提高农作物产量。格兰德·马克西姆和盖多斯·埃里克（2010）认为，甲烷和二氧化碳是沼气的主要成分，同时也是温室气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在发展沼气的同时，也加速了全球的气候变暖。

1.2.2 国内研究

总体来看，国内学者主要是从几个方面来研究农村沼气。

1.2.2.1 农村沼气的综合利用模式研究

目前，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和“五位一体”等以沼气为纽带的综合利用模式探讨方面。具体来看，“三位一体”主要是指南方地区的“猪—沼—果”能源生态模式。蒋远胜、邓良基、文心田（2009）重点介绍了适合丘陵地区发展的“粮—猪—沼—果（菜、药）”和“粮—酒—糟—猪—沼—粮”两种循环农业模式及两个循环链中集成的先进技术，认为实施循环经济型现代农业技术集成与示范十分必要。吴卫明（2006）通过对安徽贵池区“猪—沼—茶”农业生态系统的分析指出，该模式能兼备能源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董宜来、孔长青、卜平（2007）通过对江西平阴县西山村的“鱼—沼—猪”生态养殖模式的调研，指出该模式不仅降低了农户的生产成本，同时也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牟晓莹（2010）从政策扶持引导、技术体系、生产模式以及组织方式四个角度，分析了重庆市涪陵区营盘村“猪—沼—菜（果）”模式的成功经验。“四位一体”模式主要考虑北方比较寒冷，在农村沼气工程建设时必须采取增温保温措施，由此在“三位一体”模式的结构上多了日光温室部分。吴晋斌、马小林、苏汉卿（2011）通过对晋中市榆次区石羊坂村的实地调研发现，“‘四位一体’+太阳能路灯+太阳能热水器”模式，有效地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五位一体”模式由高效沼气池、太阳能畜禽舍、卫生厕所、节水灌溉系统、蓄水窖组成，由于引入了节水措施，大大缓解了西北地区水资源短缺、果园灌溉难的现实情况，因此该模式适合气候干旱、严重缺水的地区（陈豫，2011）。李克敌、黎华寿（2008）通过实地调研，分析了“五位一体”生态农业模式的经济合理性。栗红（2012）对比分析了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猪—沼—菜（果）”“庭院立体经营”“种—养—加—贸”等模式的优点和缺点。侯利芳（2014）指出，以沼气为纽带的循环型生态农业发展模式是一种环境友好型农作方式，不仅可以解决农民的生活能源问题，还有利于解决土壤中营养物质的循环利用问题，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方向。

1.2.2.2 农村沼气发展的效益分析与评价研究

在沼气发展效益分析方面，学者们结合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从不同角度进行综合评价。郝先荣、沈丰菊（2006）建议选取农村沼气池建设的初始投入、能源的直接产出、直接的经济效益以及生态环境效益等相关指标，对农村沼气的发展进行综合效益评价。吴蜻、韩兆兴、王逸汇（2007）对陕西省淳化县农村户用沼气池和户用堆肥池进行了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分析。路娟娟、尹芳（2007）以河南省伊川县路庙村为例，评价了该地区发展以沼气为纽带的生态农业模式在经济、社会和生态等方面产生的综合效益。石方军、薛君、王利娟（2008）利用BIA指标体系，考察了河南省农村沼气综合利用示范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刘钦、刘超锋、赵言文（2008）通过运用模糊数学综合评价法以及层次分析方法，从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及社会效益角度出发，以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为例，对金坛区生态农业规划实施前后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对比分析。王兰英（2008）系统分析了农村沼气的生态校园模式产生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胡艳霞、李红、王宇等（2009）采用能值分析方法对北京郊区典型万头猪场的生态经济效益进行了综合评估，得出循环生态经济系统在财务上具有可持续性的结论。张鑫（2010）认为凌源市的“生态家园”“四位一体”和“菜—沼—果”等农业生态发展模式给农民带来了明显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以及社会效益。雷震宇（2011）通过对淮南市潘集区的实地调研，以及对安徽亚强公司和安徽华茂公司的污水处理工程进行研究，分析其带来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刘萧凌（2012）指出沼气的替代效应具有差异性，农村沼气对于商品能源的替代效应明显高于传统生物质能源。陈豫、杨改河、胡伟等（2012）采用全生命周期成本（Life Cycle Cost，简称LCC）评价方法，对农村沼气池的全部生命周期过程中的环境影响和经济效益进行了定量评价，研究结果表明：8立方米的农村户用沼气池全生命周期对环境影响的负荷约1.6418人当量，其经济收益约835元，而成本回收期约3.69年，全生命周期成本约3082元。

也有学者只选择其中某一个方面进行研究：①有关农村沼气发展的经济效益研究方面。狄崇兰（2006）通过对入户调研的数据对比研究，得出农户建设农村沼气池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的结论。李熊光（2007）、吴罗发（2007）、张萍（2008）、彭新宇（2009）、崔艳琦（2009）、陈小州（2009）、刘叶志（2009）等采用成本—收益法，通过对农村沼气池的建设和运行成本与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农村沼气发展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而且具备较强的抵抗风险能力，因而具有很好的推广价值。张培栋、李新荣、杨艳丽等（2008）运用国际通用的温室气体减排量的有关计算方法，以我国的大中型沼气工程为估算对象，并参考国际碳交易市场的现时价格，系统分析沼气工程建设所带来的温室气体减排量的经济效益。蒲小东、尹勇、邓良伟等（2010）以养猪场废水处理的沼气工程为例，对比分析了太阳能、沼气锅炉以及沼气发电余热利用这三种方式的经济效益。陆娜娜、任鹏、张雪晶等（2011）以北京市农村某沼气站为例，评估了该沼气站的投资绩效。②有关农村沼气发展的生态环境效益研究方面。张培栋、王刚（2005）借鉴了被国际上广泛认同的有关减排量的计算方法，对农村沼气发展所替代的薪材等传统生物质能源以及其他商品化能源如煤炭、液化气等，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减排量进行了详细分析和测算，说明农村沼气的发展可以有效地减少对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李萍、王效华（2006）将环境收益纳入成本—收益分析思路中，并将农村沼气发展对环境产生的影响以货币的形式体现出来。王小艳（2007）基于生态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采用生态综合指数法和层次分析法，初步构建了农村沼气发展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价指标体系。刘黎娜、王效华（2008）以北方“四位一体”沼气生态农业模式为例，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农村沼气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污染物排放量仅相当于煤炭燃烧所产生的污染物排放量的20%左右。张嘉强（2008）从生态效益和环境效益两个方面一共选取了减少森林破坏率、供应农田有机肥、提高污水处理率、提高人畜粪便处理率、提高二氧化硫减排率、增加土地生态破坏率六个指标构建了农村户用沼气能源生态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关阅章、黄宏畅、茅夫等（2009）以湖北省恩施市三龙坝村作为实证研究区域，并对该村因农村能源结构改变所带来的生态效益进行了分析。衣婧（2010）运用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简称EF）分析方法，重点探讨了农村沼气的发展对农村生态系统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人均生态足迹需求减少，可以减少生态赤字，从而对生态经济系统的稳定性有一定的积极贡献。林妮娜、庞昌乐、陈理等（2011）运用能值分析法对山东省淄博市畜禽养殖场沼气工程和秸秆沼气工程两种模式的投入和产出效果进行了十分详细地计算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秸秆沼气和畜禽养殖场沼气两种工程都具有非常高的生态经济效益。陈绍晴、杨谨、宋丹（2012）综合考虑农村沼气建设的初始投入和后续管理、使用等全部过程，对农村沼气的综合利用在每个阶段的节能减排的详细清单进行核算，并评价了农村沼气工程的环境效益。温晓霞、李长江、眭彦伟等（2012）依托陕西省退耕还林地区户用沼气减排项目，对6个乡镇2543个农户的农村沼气工程生态环境效益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退耕还林地区农村户用沼气池的建设，不仅有效保护了林地资源、增加了森林覆盖率，而且还减少了对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的排放。

由此可见，在沼气利用的效益分析与评价方面，学者们主要围绕农村沼气利用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研究方法也从定性分析转向定量评价发展。

1.2.2.3 影响农户发展农村沼气的因素研究

汪海波、辛贤（2007）采用1998-2005年全国层面的有关数据，对影响我国农村人均沼气消费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农户消费理念、农民人均收入、传统薪柴资源可获得情况以及当地的商品能源价格等因素对农村沼气的消费选择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金鑫（2007）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筛选出对农户是否采纳沼气影响呈正向显著的业余爱好、环境意识、农户收入三个因素。康云海（2007）通过对云南山地农户行为对农村沼气发展的影响分析认为，农村能源具有明显的外部性，从而导致山区农户发展农村沼气积极性不高。徐晓刚、李秀峰（2008）认为气候条件尤其是温度，对农村沼气建设和使用起着关键性的影响作用。瞿志印、徐旭晖（2008）则认为农户观念、经济水平、沼气技术三个方面对农村沼气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崔奇峰、王翠翠（2009）指出，人均生猪饲养头数、受教育年限对农户是否选择农村沼气发展的行为呈正相关，而人均收入水平、家庭外出务工所占比例的情况、农户是否位于粮食主产区域、农户液化气的使用等因素对农户在农村沼气消费的选择行为上呈负相关方向影响。杨占江（2008）、侯向娟（2008）认为政府投资力度不够是影响欠发达地区农村沼气发展的主要原因。孙玉芳（2009）以北京、广东、江苏、浙江等发达地区农村沼气的发展情况为例，研究发现，农村沼气原材料的可获得性、政府所提供的有关农村沼气方面的管理和服务水平，是影响经济发达地区农户是否愿意选择发展农村沼气的显著性因素。盛颖慧（2010）认为，政府的沼气推广对农户采纳农村沼气的行为有导向性作用，农户采纳沼气行为决策过程可以划分为五个步骤，即农户对能源消费的认知、农户采纳沼气技术的欲望、信息的搜寻与评价、选择与采纳、评价与反馈。王维薇（2010）指出，影响农户是否长期使用农村沼气的因素主要包括农户家庭的外出务工人数、农户的畜禽养殖情况、综合利用所产生的收益、环境保护意识、当地合格的农村沼气技术工人的数量和相关零配件的质量等。王士超、梁卫理、王贵彦（2011）认为，充分考虑农户意愿和承受能力是关键。柯明妃（2011）对福建泉州实证分析表明，常住家庭人口规模、户均生猪饲养量、农户种植面积以及是否使用商品能源对农户参与沼气池建设影响显著，而且呈正向影响。任龙越（2012）从农户角度分析发现，原料来源减少、沼气池运行故障且缺乏专业人员及时维修、家中人手不够等是农户弃置沼气池的主要原因。柏清玉、曲玮、魏胜文等（2013）研究结果显示，农户对农村沼气技术的选择受到农户自身的禀赋以及决策环境的共同影响。丁冬、郑风田（2013）以贵州省丹寨县130个自然村为实地调研区域，发现农村沼气的发展不仅受村庄和农户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而且还受政府对于农村沼气发展有关政策的落实情况的影响。王达、张强（2013）指出政府补贴的成本覆盖率平均还不到30%，极大影响了农户建造农村沼气池的积极性，因而如何制定一个科学合理的补贴标准显得十分重要。

由此可见，农户对农村沼气的消费偏好不仅受农户的预期收益和支出等经济方面因素的影响，同时还受农户自身行为、心理特征以及诸多外部环境如政府政策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农户是否选择建设和使用农村沼气，其行为结果是基于其自身效用最大化而做出的理性选择。

1.2.2.4 农村沼气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农业部科技教育司（2009）调查发现，我国沼气占农村生活能源的比例已经从2000年的0.4%上升至2009年的1.9%，从而成为广大农民重要的生活能源消费选择。然而，农村沼气在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补贴效率低、行政成本高等问题。王国艳（2014）指出，农村沼气项目只有建设资金补贴，没有管理经费补贴，导致农村沼气服务网点的生命力难以维持。韩军（2005）认为“重建轻管”思想成为农村沼气发展主要障碍之一。吴树彪、翟旭、董仁杰（2008）分析认为，农村畜禽养殖方式的转变尤其是散养户的减少，将导致部分农村沼气池由于原材料的不足而被迫停用甚至被废弃。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农户对农村沼气的发展尤其是以沼气为纽带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与自身利益关系认识不到位（吴明涛，2008），因而建议通过农村沼气综合利用效益的发挥，实现农户的被动参与向主动发展的转变（刘叶志、余飞虹，2009）。庞凤仙、那伟、张永峰（2009）认为，农村户用沼气发展最主要的困境是农户经济承受能力有限，而“以政府为引导，农民自身投入，项目支持，部门帮扶”的筹资模式，应是解决农村沼气发展资金严重短缺的有效途径（包红霞、杨改河，2008）。陈慧敏（2009）根据农村沼气政策在湖南省的具体实施情况，指出了在政策实际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资金投入严重不足且投入失衡、个别项目在进行申报时缺乏合理规划、个别项目的审批环节过于烦琐、沼气相关服务滞后、沼气技术工人队伍不稳定等问题。李莉莉（2009）对江苏省沼气协会、个人承包制沼气物业服务站和股份合作制沼气物业服务公司三种农村沼气物业化管理模式的具体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进行了系统地分析和比较研究，指出了三种农村沼气物业化管理模式的优点、缺点以及各自的适应性，并剖析了这三种模式的应用前景。刘莹玉（2010）在分析总结湖北省农村地区四种典型的政府参与型模式的成功经验基础上，通过引入物业化管理的有关理念，提出了完全市场化模式构建的必要性，并通过设置沼气物业化管理机构的思路实现对该模式的构建。王金辉（2010）以聊城市为研究对象，对农村沼气能源开发的生产技术水平、投入情况、收益水平、后续服务管理、面临的主要障碍做了系统的调查分析与研究。罗雨国（2010）以农户、村级组织、技术部门和政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提出构建以农村户用沼气合作组织为纽带的农村沼气发展机制设想，进而提出确保该机制运作的具体思路和政策建议。冯大功（2010）结合随州市发展实际，指出当前农村户用沼气的发展主要是受农户观念、农民生活习惯、沼气技术本身、沼气相关产业的发展相对落后、农村沼气后续服务体系不健全等因素的制约。周兆霞（2011）认为在农村沼气快速发展进程中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沼气后续服务管理问题极大地制约了农村沼气正常效益的发挥，从而影响了农村沼气产业化的进程。王元勇（2012）在对贵州省镇宁县的实地调研发现，该县农村沼气发展存在的问题总体上可以归结为工程运行和项目管理两个方面，前者主要表现为农户建池积极性不高、后续服务管理差、综合利用效率低；后者主要表现为项目管理混乱。李潇晓（2012）认为，沼气产业要获得长远发展，必须要与当地的环境资源、气候资源以及农业资源等相结合才能形成区位优势；陈豫（2011）提出应做好农村沼气区域适宜性分析与可持续性研究，从而实现我国农村沼气的合理布局和可持续发展。

1.2.2.5 有关农村沼气国债项目的研究

李兵（2006）认为，农村沼气国债项目暂行办法中规定的项目村户用沼气的规模化水平达80%的要求，极大地挫伤了非项目村农户建池的积极性。李军（2008）认为，沼气施工技术人才的缺乏制约了农村沼气国债项目的有序推进。陈慧敏（2009）根据农村沼气发展的有关政策在湖南省的具体实施情况指出，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还存在项目的申报缺乏科学规划、项目资金的投入严重不足以及资金投入不平衡等问题。王建（2010）调研了浙江文成县黄坦镇占里村实际情况，指出农村沼气国债项目的实施使该村实现了庭院经济的高效化、家庭能源的清洁化和农业生产的无害化，是引领山区农民走向生态家园发展的致富之路。张兰英（2010）结合自身从事县级农村沼气20多年的工作经验，总结出农村沼气国债项目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个别领导重视不够、意识较差，宣传不到位，相关的技术力量比较薄弱，沼气专项配套工作经费投入不足或者配套资金到位率比较差，甚至存在项目资金的挪用或挤占现象，等等。张俊浦（2010）认为，在行政力量和市场经济的双重作用影响下，参与农村沼气国债项目建设中的农民从某种程度上看，是处于一种自身利益与相关制度约束之间的博弈过程中，农户本质上处于强制性和自愿性之间的尴尬局面，因而他强烈呼吁政府不能盲目追求政绩工程，应当改变做法，在政策的制定者与参与者农户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平等合作关系，赋予农民更多的话语表达权利。王晓荣（2011）认为，农村沼气国债项目建设是一项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的农村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通过对有关项目的审计结果发现存在些许问题，即不按计划实施项目、建设达不到事前的设计标准、资金的配套不到位、资金损失浪费严重、建设的规模效益难以发挥、后续管理和服务不到位等。郑军（2012）针对我国农村沼气国债项目实施存在的问题，从思想意识、资金来源、运行体制、服务建设四个层面提出了政策优化建议。

1.2.2.6 有关四川农村沼气发展的研究

针对四川的情况，中共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课题组（2006）认为，四川农村沼气建设面临中央和省委对沼气建设的高度重视以及广大农民群众建沼气池的高涨情绪，而部分县乡对沼气推广工作却比较冷淡，推广力度不够，从而导致“两头热、中间冷”的局面；不仅面临科研和应用方面存在“两张皮”现象，即各自一体，互不相干，还会面临建设质量与发展速度难统一、经济性与公益性建设两条道难平衡等局面。文华成、杨新元（2006）以四川省什邡市为例，认为当前发展沼气面临的主要问题除了技术、资金外，还有市场约束。方行明、屈锋、尹勇（2006）认为，四川在沼气建设上不断加强技术创新，增加科技含量，大力推广沼液回流冲圈以及玻璃钢拱盖沼气池等新技术，从而确保了农村沼气发展进度和工程建设质量。李铁松（2007）指出，在四川省南充市农村沼气能源建设中，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政府通过市场价格、税收和信贷优惠以及财政补贴等多种手段，为农户建设沼气池提供了多渠道的资金支持。贾西玲、王康杰（2008）认为，四川摸索出的“建管分离”的运行机制，走出了一条“招标公司承包项目、农能部门监管质量、物价部门核定工资、财政部门统管经费、干部群众全员监督”的新路子，使农村沼气建设更加阳光、透明。姜文斐、王斌（2009）分析了农村沼气建设对四川节能减排的贡献，并提出发展农村户用沼气可以获得更多的热能，并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周了（2010）认为，四川农村户用沼气发展，应倡导适宜四川省农村地区户用沼气发展的“猪—沼—果”生态农业模式理念，并提出应提高领导认识、完善管理体制、建立服务体系以及规范市场产品等建议。何周蓉（2010）结合四川绵阳市丘陵地区发展“猪（鱼、兔、蚕）—沼—电—粮（菜、果、菇）”的农村沼气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实际，分析了农村沼气发展对农户的家庭经济、农村环境和农村能源消费水平及结构等方面带来的影响，从而指出，在偏远的丘陵地区推广农村沼气生态农业综合利用模式，不仅可以转变农村传统的用能结构，还可以改善农户的生活环境以及增加农民收入。杨敏（2011）从农户和国家两个角度，系统分析了农村沼气池投资建设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及其影响因素。覃发超、李丽萍、王海鹏（2011）提出将沼气发展逐步由政府推动、财政扶持转向市场运作，力争实现“小沼气、大作用”。黄鑫、张艾林、夏丽（2012）介绍了在CDM（清洁发展机制）机制下四川省德阳市的沼气发展现状，认为CDM机制给四川省德阳市的沼气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1.2.2.7 有关公共项目效果评估的研究

公共项目是公共部门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而进行的公共设施建设的活动（高喜珍，2009）。由于公共项目是政府部门履行公共职能的主要载体，随着公共项目及其产生的结果问题受到社会普遍关注，项目绩效评价成为政府公共项目管理的重要工具。王念彪（2007）从项目的组织管理、项目的完成效果、项目的资金管理等方面进行评价。颜艳梅（2007）采用平衡计分卡法，从内部流程、财务、顾客以及学习和成长等方面构建了公共项目的绩效评价体系。彭莉（2007）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资金保障、实施管理五个维度构建了一套评价框架。吴建南（2009）从投入、产出、结果、影响四个维度构建了一个多维的评价体系。刘淑娟（2009）从大型建设项目绩效的四大关键影响因素、工程生命周期和平衡计分卡三个角度建立了一套适合大型建设项目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陈豫（2011）采用生命周期评价及生命周期成本方法对户用沼气池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和经济效益进行了定量评价。从项目评估框架来看，主要有“3E理论”和“3D理论”。“3E”理论，即经济（Economy）、效果（Effectiveness）和效率（Efficiency）；“3D”理论，即设计（Design）、诊断（Diagnosis）和发展（Development）。从评价方法上看，主要包括逻辑框架法、平衡积分卡、比较分析法、功效系数法、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DEA法、物元分析、模糊综合评价和顾客满意度指数法等。

1.2.3 简要述评

综上所述，有关农村沼气的研究无论是从对微生物学发展到对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是从农村沼气的综合利用模式、发展存在的问题等定性研究领域到借助各种数学方法、计量工具的效益评价、影响因素等定量、实证研究范畴，都取得了大量的学术成果。然而，从已有文献统计情况来看，通过对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所有数据库的检索，主题包含“农村沼气”的文章有7644篇，在这些文章中题名为“农村沼气”的文章有2485篇（见表1-1），其中硕士论文29篇，博士论文3篇，且大多数为农村沼气部门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作总结或者经验介绍。鉴于现有的文献中专门针对农村沼气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系统研究还不多见，尤其是对于自2003年农村沼气国债项目实施以来的政策效果关注和反思不够，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因此，构建农村沼气可持续发展的分析框架，从政府宏观管理角度和农户微观层面客观评价农村沼气发展的有效性，审视农村沼气发展亟须调整的方向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