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的法兰西

路易十四王朝好像还不会完结。18世纪到来了。人们禁不住自问，或者（如果胆敢的话）彼此打听：假如上帝还要让“太阳王”时代继续延续下去，法国将会怎么样呢？

在路易十四当政的最初20年中，国家的经济是由柯尔倍尔掌管的。柯尔倍尔知道工业的重要性，为发展工业做了许多事情。然而某些工业部门的发展却牺牲了被视为国家财源的农业经济。柯尔倍尔政策最主要的缺陷是，以不侵犯封建关系为基础，而这种关系已经阻碍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了。如果不是为路易十四进行无休止的战争，不是为了满足他穷奢极欲的挥霍而不借任何代价地榨取金钱，柯尔倍尔的努力也许会取得巨大的成就。

柯尔倍尔死后，他的政策的某些成就逐渐化为乌有，而缺陷却日益显露出来。1701年开始了对法国来说最不得手也最破费的战争——所谓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英国、荷兰、奥地利和其他一些小国联合起来对付法国。

老朽的路易十四丧失了吸收干才来领导国家的能力，精明强干的柯尔倍尔被一些平庸之辈所取代。在路易十四和随后的两代波旁王朝统治下，大臣中的第一把交椅是由财政总监把持的，这些总监集财政、经济、内务和司法大权于一身，有时还掌管战争事务。财政总监实际上就是首相，当然，他只能执行王权的意志。

布氏知道，任何经济改革都得靠财政总监来实行，因此，他力求让邦夏尔特和沙米拉尔相信自己的方案和计划是有效的。这两个人是17世纪最后十年和18世纪最初十年法国的总监，但这两个人甚至连布氏的话都不愿意听完。有一天，布氏得以晋见邦夏尔特。当布氏开始陈述自己的要求时，邦夏尔特很可能以为他发疯了，但这位总监很快又改变了主意，装作愿意听取布氏意见的样子。过了一会儿，邦夏尔特哈哈大笑起来，并且说，他仍坚持开头的看法，不必再谈下去了。

政府不愿意也不考虑有损于特权阶层（贵族和宗教界）利益、有损于新贵族（包税人、大金融家）利益的任何改革。可是，只有这样的改革才能使国家经济摆脱深重的危机，使人厌烦的布氏所提出的计划，目的即在于此。

布氏的著作是关于这一时期法国经济的贫困状况、关于人民（其中3/4是农民）的悲惨状况的最重要记述之一。人们对此已经说了很多。著名的政治和经济著作家沃邦元帅在1707年写道，全体居民的1/10是贫困的、5/10处于贫困的边缘、3/10处境窘迫，只有1/10生活较好，其中生活豪华奢侈者也就是千多人。

布氏同这些批评家的区别在于，他在一定程度上理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因此，他能为经济思想的发展做出很多贡献。他的观点转向农村不是偶然的，发展法国进步的资产阶级经济的关键在农村。国王、贵族和教会顽固地维持现状，而17世纪末革命暂时还不能打破这种现状。法国农民获得人身自由已有几个世纪了，但他们还不是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中世纪的原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还在起作用，尽管形式发生了变化。在当时的法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新阶级——像在英国发展起来的那种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阶级。农民在残酷的压榨下疲惫不堪，他们要向地主交纳地租，承担各式各样的封建义务；他们要向教会交纳什一税，供养牧师们和君王为数众多的军队。实际上，农民是唯一的捐税交纳者，贵族和宗教界不交税，而城市资产阶级虽然相对软弱，却能够成功地逃脱捐税。

正如布氏在著作和演讲中多次提到的，这种经济制度窒息了农民改良土地耕作、扩大生产的任何积极性。

由于各种经济政策都服从于征集税收的任务，所以，国家要利用封建残余，阻止对它的破坏。全国被遍布各省的税界所分割，任何过境商品都要纳税。这是国内市场和资产阶级企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另一个障碍是城市手工业行会中的特权、严厉的法规以及对生产的限制。这同样对政府有利，因为它可以把类似的特权无限期地出让给行会。甚至柯尔倍尔当初创办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型工场手工业，在18世纪初也衰落下去了。路易十四于1685年废除了允许一定信教自由的南特敕令，致使几十万新教徒逃出法国，其中包括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同时也带走了金钱、手艺和经营事业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