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算术

英王查理二世非常想在生活上胜过他显贵的亲戚——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他学凡尔赛宫的样子举办舞会和焰火晚会，可是他的钱比法国君主少得多。

不过，还有科学。复辟之后不久，在皇家鼓励下创办了皇家协会（英国科学院）。查理完全有理由为此感到自豪，因为路易还没有！国王自己可以做化学实验，从事航海事业，这体现了时代精神。

在皇家协会中，威廉·配第爵士是一个最有趣和最机敏的人。在小圈子里国王和显贵们是一些自由思想者，而配第比任何人都更不会在各式各样的宗教虔信者身上花费更多的金钱。有一天，爱尔兰上院议长奥尔芒德公爵显得非常愉快，也许还不十分清醒，这时一伙人请配第爵士表演一下。配第登上高层座椅，在哄堂大笑中模仿着各种传教士的滑稽神态。开头他像神父一样，口中念念有词，不大一会儿，像一位目击者所说的那样，他忽然责骂起“某些官员和显要人物”来了，骂他们管理不善、偏袒和贪财。笑声消失了，公爵不知道该怎样平息这种由他招惹造成的不和谐的气氛。

国王和爱尔兰议长愿意听从配第，只是在他还没有谈论政治和商业的时候，可是配第怎么能不谈这些呢！对他来说，所有其他的话题，不过是说明当前方案和计划的根据和理由，他的方案和计划一个比一个大胆和激进，这就显得危险、使人厌烦和多余了。

为什么配第的计划与方案几乎总是不受朝廷欢迎呢？应当看到，在这些计划方案中，有些虽充满了天才的胆识，但毕竟是一种单纯的空想。不过，其他多数的计划方案，从当时的眼光来看却是很有道理的。问题的实质在于，配第所主张的一切意在自觉地大胆地发展英国和爱尔兰的资本主义经济，更彻底地粉碎封建关系，而查理二世和他的兄弟雅科夫二世的王朝却紧紧抱住封建关系的残余不放，不得已时还要在一定程度上压制资产阶级。配第死后一年封建王朝就垮台了，原因就在这里。

配第总是通过同邻国的比较来观察英国的繁荣富强的。对他来说，荷兰可算是一个标准。他不止一次地在著作中提出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荷兰顺利发展的原因何在？但是，若干年后，他深信直接威胁英国地位的不是荷兰，而是更强大也更富侵略性的法国。这样，配第的经济思想就越来越具有鲜明的反法的政治特点。

配第的第二部主要经济著作《政治算术》是在1676年完成的，但没有决定出版它。与法国结盟——这是查理二世对外政策的基石。配第不是懦夫，但他冒着失去朝廷恩宠的危险。

《政治算术》曾以抄本形式流传。1683年有人在作者事前并不知晓的情况下匿名出版了这本书，而且改了书名。只是在1688—1689年“光荣革命”之后，随着英国政策的急剧改变，配第的儿子（肖别尔勋爵）才以作者署名出版了《政治算术》全书。他在该书序言中说，他已故父亲的这本书不可能早些时候出版，因为“该书的思想刺痛了法国”。

作为法国的反对者，配第当然是英国资产阶级的坚定不移和目光远大的代表者。此后一百年间，直到19世纪初，英国和法国进行了接连不断的战争，而且英国在战争中逐渐成为世界上头号工业强国。不过，《政治算术》中更重要的东西是配第用以论证自己原理的方法。在科学史上，这是第一本以经济统计研究法为基础的著作。

现代国家没有统计行吗？显然不行。现代经济研究没有统计行吗？可以，但很困难。如果作者只依靠“纯理论”（文字的或数学的形式）而不运用任何统计资料，那么他就势必要从原则上存在的而且多少已为读者所了解的材料出发。

17世纪的情形有所不同，统计那时还根本没有（统计这个词直到18世纪末才出现）。对人口数量、分布、增长率和职业构成知道得很少。对一些基本的经济指标也知之不多，如基本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居民收入以及财富的分配，只有一些税收和对外贸易的资料。

配第的巨大功绩在于，他最先提出了有必要创设国家统计工作的问题，并且为收集资料勾画了一些基本线条。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提到创设国家统计工作这一话题。不过，顺便说说，他从不以这项工作的指导者自居。他用过不同的、多少有点堂而皇之地说法来称呼他所想到的这项工作，这以他的心情以及对成功希望的估计如何而定。通过统计工作，他不仅指望进行核算和统计，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指望进行“计划”。比如，他对当时的“劳动力的平衡”就做过很好的计算，他指出一国应有多少医生和律师（实际上，在17世纪还未曾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其他专门人才），因此应有多少学生进入大学。

配第不仅不断地宣传统计的必要性，而且十分出色地利用了他所掌握的那些并不很多也不周全的统计资料来论证自己的经济原理。配第为自己提出的一个具体任务是在客观数字材料的基础上证明，英国不比法国贫穷。由此引出了一个更宽泛的任务，从数量上估价英国当时的经济状况。

配第在自己著作的序言中，谈到政治算术的方法时指出：“我进行这项工作所使用的方法，在目前还不是常见的。因为和只使用比较级或最高级的词语以及单纯作思维的论证相比，我却采用了这样的方法（作为我很久以来就想建立的政治算术的一个范例），即用数字、重量和尺度的词汇来表达我自己想说的问题，只进行能诉诸人们的感官的论证和考察在性质上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至于那些以某些人的容易变动的思想、意见、胃口和情绪为依据的原因，则留待别人去研究。这里我敢明白地说，老实说，以这些因素（容易变动的思想等）为依据（即使这些因素可以叫作依据）的原因是不可能谈得透彻的。”

配第的政治算术是统计的范例，他的方法在经济科学上预示了一系列重要的流派。他很有远见地谈到了计算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的重要性，这些指标在现代统计学和经济学中起着重要作用。配第最先对英国的国民财富进行了计算。

配第估计，英国的物质财富为2.5亿镑，还要加上人口的货币价值4.17亿镑。这个离奇的思想比初看上去要深刻得多：配第在探寻一种方法，以便估价生产力各个要素的大小——劳动技巧、熟练以及技术发展的潜力等。

配第的全部经济理论都是从人口数量和构成问题开始的。马克思在研究配第时指出：“我们的朋友配第的‘人口论’，同马尔萨斯的完全不同……人口——财富。”对人口增长的乐观主义态度是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者的特点，19世纪初年的马尔萨斯则相反，他断言劳动群众贫穷的主要原因是自然的，是由于人口增长过快。

配第对英国国民收入进行了计算。从这种最初的计算中引出了当时的国民核算体系，这一核算体系综合地相当精确地对下述指标作出了判断：一国生产规模，产品在消费、积累和出口之间的分配，社会各主要阶级和阶层的分配情况，等等。的确，配第的计算有严重缺陷，他所计算的国民收入是居民的消费支出额。换言之，这也就是认为支出中的积累部分——投资于房屋、设备、改良土地，等等——可以不算在国民收入内。不过，这个假设对17世纪来说还是实际的，因为那时的积累率非常低，一国物质财富的增长极为缓慢。此外，配第的这个不足不久就被他在政治算术上的追随者们所改正。特别是戈里高里·金，他在17世纪末对英国的国民收入做了全面的有根据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