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积累

原始积累时代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前史，同样，重商主义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的前史。原始积累这个术语大概是亚当·斯密最先提出来的，他认为资本原始积累是在发展各生产部门之间多种联系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条件。

马克思则说“所谓原始积累”，问题在于，从斯密时代以后，原始积累这个术语已经在资产阶级科学中扎了根，而且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和体面的意义。就像马克思指出的：“人们在解释这种原始积累的起源的时候，就像在谈过去的奇闻逸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两种人，一种是勤劳的，聪明的，而且首先是节俭的中坚人物；另一种是懒惰的，耗尽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耗费过了头的无赖汉……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第一种人积累财富，而第二种人最后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没有可出卖的东西。”由此可见，马克思同时代的资产阶级学者把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描绘成了经济上的田园诗。

然而，实际上远非如此。当然，资本原始积累是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的结局是在社会中划分出了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产生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但它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过程中进行的，是同压迫、暴力和欺骗联系在一起的。这不是由于某种恶意，也不是由于人们“自古以来”就爱好暴力。在原始积累过程中只有客观的历史规律为自己开辟着道路。这一过程在本质上是进步的，它使社会前进了。原始积累时代——这是生产发展相对来说比较快的时代，是工业和商业城市以及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时代。这还是文艺复兴时代，它在千年停滞之后带来了文学和艺术的繁荣。

至于科学与文化在这一时代发展较快的原因，那是由于旧的封建社会关系的崩溃和新的资产阶级关系的兴起。当千百万小农（部分还是半农奴，部分已是自由土地所有者）变为城乡无产者时，谈不上什么闲情逸致。当资本家——剥削阶级（他们的宗教就是货币）形成时，同样谈不上什么闲情逸致。

16世纪时一些西欧国家（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形成了拥有强大王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在成百年的斗争中它们战胜了恣意妄为的贵族并使它们依附于自己。封建卫队被解散，封建首领和奴仆变成了无事可干的人。这些人如果不想变成雇农，便去从军，参加开赴殖民地的海军，期望得到美洲和东印度无穷无尽的财宝。但是，如果说，作为雇农他们养肥了农场主和地主，那么，到了海外，这些人又多半使商人、种植园主和船主发了财。在这些人中少数“有能耐的”人发财致富，成了商人或种植园主，并且开始靠直接的抢劫和海盗行径去攫取其他巨额财产。

在国王反对贵族的斗争中，城市手工业资产阶级和商业资产阶级是他的同盟者和支柱。城市为皇家政权提供金钱和武器，有时还提供人力。经济生活的中心转移到城市，确实损害了封建主的权力和影响。但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反对“愚民”和反对外国竞争的斗争中，也要求国家政权支持它的利益。国家也的确给予了它这样的支持，商业公司和手工业行会从国王那里获得了各种特权和垄断，制定了各种残酷刑罚，强迫贫民在作坊中劳动，还制定了尽量压低工资的法律。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正是为了维护城市的特别是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很多情况下，重商主义的经济措施也符合贵族的利益，因为他们的收入同工商业活动总有某种联系。

当所有者从事他的业务、购买商品、以便加工或转卖时，他的出发点就是货币，即能够转化为货币资本的货币。这一事实形成了重商主义的基础，重商主义的使命和目的，就是把货币——贵金属弄到国内。

在早期重商主义阶段，这些措施很简单：外国商人必须把他们出卖商品所得的全部进款在该国花掉。为此政府还委派了专门的“监督人”，他们的活动有时是秘密的。完全禁止金银出口。

后来，在17～18世纪，欧洲各国采取了比较灵活和建设性的政策。政府及其谋士认识到，把货币引进国内的最好办法是发展出口商品生产，并使出口超过进口。因此国家政权开始扶植工业生产创办工场手工业并给予它优惠的待遇。

同重商主义政策的这两个阶段相适应，它的理论也有两个阶段。早期重商主义（也称为重金主义）没有再制定什么把货币保持在国内的措施。发达的重商主义已不把国家致富的源泉放在简单地积累财宝上而放在发展对外贸易以及贸易顺差上（出口大于进口）。它已不像前辈那样“作威作福”。发达重商主义代表者们只赞成那些（按他们的说法）符合自然权利原则的国家干预。自然权利哲学对17世纪和18世纪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这门科学本身就是在自然权利思想范围内发展的。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古代思想家，它在新的时代又获得了新的内容。自然权利哲学是从抽象的“人性”和人的“天赋”权利引出自己理论的。因为这些权利多半同中世纪世俗的和宗教的专制相对立，所以自然权利哲学包含着重要的进步的因素，文艺复兴时代的人道主义者就是站在自然权利立场上的。

自然权利哲学家们以及追随他们的重商主义理论家们，把国家看作专门保障天赋人权，其中包括所有权和安全的机构。这一思想的社会意义在于，国家应当保障增加资产阶级财富的条件。

经济理论和自然权利哲学的联系，经由重商主义一直贯穿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然而这一联系的性质变化了，因为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时期（法国重农主义，英国斯密主义）资产阶级已经不太需要国家的保护了，而且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过多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