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着眼当下，做一个面向未来的会计

一、会计是描绘世界的一种方式

——升级会计思维

会计，一个古老又不断焕发生机的行业。作为理论学科，会计产生发展不过两百多年的时间；而作为实务运用技术，会计自石器时代便萌发雏形。如果用一句话解释会计是什么，那么“会计是描绘世界的一种方式”应该是恰当的。

如同数学、物理学、哲学一样，会计也是我们描绘世界、解释现象的工具。

在数学家眼里，一切存在都可以抽象归纳为以数字方式表达的逻辑，小到加减乘除，大到宇宙的起源，都是能计算出来的；在物理学家的眼里，世界是遵循物质运动一般规律和基本结构的现实存在；在哲学家眼里，任何问题都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千古哲思。

世界这么大，在会计学家的眼里，可以体现为收入、支出和结余，可以归纳为资产、负债和权益。我们用企业会计描绘商业活动、用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描绘政府行为、用公益组织会计描绘慈善活动……只要有人和人类活动的存在，我们就能以会计的方式描绘世界，并将其表达为经济活动形式的会计内容。

会计是描绘世界的一种方式，但要说清楚会计用什么逻辑描绘世界，就不是容易的事了。

我们知道，会计的定义是“以货币为计量单位，核算与监督资金运动，提供信息的经济管理活动”。但在货币出现之前，在没有资金运动的人类活动时期，会计功能就已经出现。

根据会计定义本身，很难解释清楚会计描绘世界的逻辑，换个角度，我们深挖这个问题，就会变为“如果没有会计，人类社会能否正常运转？”

很多学科都不是人类生存的必要因素，“会计”当然也不是人类生存的必要因素。

在当下，如果与会计相关的工作都不存在了，人类社会的经济体系，估计也会就此崩塌。所以，当经济活动复杂到超出人的大脑运算、理解和记忆的极限时，“会计”自然就成为人类活动的“必需品”。

一项人类生存的非必要的内容，成为社会运转的一个基本要素，这体现了人类不断探索未知，通过理论知识和技术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

所以，会计是“被重要”出来的实用功能，是“被抽象”出来的理论学科。会计描绘世界的过程，是以“数”为载体，通过记录经济活动“量”的变化，反映经济活动的原貌。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成员在《会计披露在东亚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及应吸取的教训》报告中提道：“缺乏透明、可靠和可比的会计信息是东亚金融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意思就是，会计信息反映的“事实”和经济活动实质的差异太大，误导了经营、商业和金融活动，由此引发了危机。

这就是会计信息“背离经济活动原貌”的严重后果。

现在看来，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不做假账”的校训，其内含的深意，几乎是会计存在的唯一理由。

有意思的是，非财会行业的人很难理解，“不做假账”是多么简单的工作要求，为何会计人员总抱怨工作多、压力大？通常，会计工作体现为“报销记账”“报税做表”，要做到“不做假账”确实简单，但这些不过是会计工作的形式，其实质是确认、计量和报告。

“确认”是以会计标准描述经济活动的过程，“计量”是用数量的方式抽象表达经济活动的过程，“报告”则是归类划分经济内容和经济活动，展现经济内容价值变化的过程。

这三件事都是为“还原经济活动原貌”这一目标服务的。

我们以案例来诠释会计工作的这三个程序。

王老板卖矿泉水给张老板，双方签订合同后，张老板预付3万元，约定一个月后送货，年底再付余款7万元。王老板认为收到的这3万元就是收入，年底收回7万元时，再增加7万元的收入。

但在会计看来，现在收到的3万元不是收入，因为，矿泉水还没送出，万一张老板改主意不要了，这3万元最终将不属于王老板。只有矿泉水发出后，与之相关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了张老板，才能确认收入。

王老板和会计对同一个事情的看法，相差如此之大，谁的看法是对的呢？在王老板看来，每一笔都是实实在在的交易，没有问题：但王老板的会计以会计准则的标准确认经济活动，也没问题。

会计人员是在会计准则的“价值观”下，以会计的规则描绘经济活动（商业活动、经营行为）。“确认、计量和报告”是会计描绘经济活动过程的经验总结和一般原则，当“确认、计量和报告”成为具体的标准和规则后，又有可能与经济活动发生冲突。

好比以上案例中，王老板和会计各自持有相互矛盾的观点。

正是因为人类活动无法穷尽的各种可能性，会计准则才需要不断修订和补充，这种“打补丁”式的自我完善方式，正是为了扩大会计准则的边界，尽可能地涵盖不同经济活动的所有特质。

人类对“会计”的运用，自旧石器时代就已开始，原始人以简单刻记、绘图、记事等方式，记录内容和数量的变化，以弥补人脑记忆的不足。在会计的演进过程中，计量、核对、报数等内容的会计功能，伴随人类活动持续至今。

会计最早是为满足“记事本”“备忘录”的功能需求出现的。实物记事、绘画记事、结绳记事、刻契诩中，都是具体的计数和计量方法。

据说“结绳记事法”是伏羲氏通过结绳记数的方式，管理部落生产及日常生活的工具。虽然结绳的操作很简单，但其内含的计量和记录的原理，却比实物记事、绘画记事和刻契诩中要复杂得多。“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的计量特征，类似于现代会计信息的重要性要求。

我们穿越历史，当年结绳记事的伏羲氏和现代身处办公楼里的会计，二者从事的工作没有本质差别，都是从事计量、报告内容和数量变化的脑力活。

显然，在体力劳动为生存前提的原始社会，从事结绳记事工作的就是“金领”阶层的员工，他们的劳动强度低，常伴“老板”左右，从事的还是“管理”工作。

什么样的人会被安排到如此重要的岗位？

无奈笔者没当过部落首领，也不是部落首领的朋友，但我们可以从工作内容推断一个大概：

任职条件一：手要巧，绳结要打得又快又好。

任职条件二：记忆力要好，能清楚记得绳结记录的内容。

任职条件三：智商要高，可以根据经济内容确定结绳的大小。

任职条件四：学习能力要强，宰杀牲口和交换物品是不同的业务，必须快速理解才能结绳。

任职条件五：职业操守要好，成年的牛和初生的牛，在绳结的大小上必须有差异，要体现会计计量客观公允的原则。

任职条件六：情商要高，常伴“老板”左右，如果情商不高，怕是干不了几天。

可以看出，原始社会“会计”们的专业胜任能力和任职要求，一点也不比现代会计的低，说会计是一门古老的职业，确实有历史渊源。

后来，随着人类活动范围扩大和内涵加深，出现了以文字（图形、甲骨文、象形字等）形式刻记在可收藏保管的实物上，并可供查阅使用的“书契记录”。“书契记录”的操作模式体现了“连续、系统、全面地记录、反映和监督经济活动”的特征。

不论结绳记事还是书契记录，都是为了尽可能完整地记录和反映经济活动的原貌。

原始社会的经济活动简单明了，结绳、画图、刻契都能满足描述经济活动的需求。到了夏、商、周时代的奴隶社会，简单计量、记录的会计功能，不再满足经济活动的需求，计量和记录技术的落后，成为会计发展的重大障碍。

西周时期甲骨文开始向钟鼎文升级，文字的出现和发展，为会计抽象地描述经济活动创造了可能。人们采用文字、数字、计量单位相结合的方式，完成记录工作，并分类“收”“支”，会计簿记开始向单式簿记的方向发展。

伴随簿记技术的进步，西周出现了最早的会计机构，“司会”为机构最高长官（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部长），下设职内、职岁、职币等岗位，分别负责财政收入、支出和结余的登录和核算，“司会”总管全部会计账。这样的岗位设置，与现代企业财会部门收入核算岗、成本费用核算岗、汇总会计岗的分类方式非常相似。

在西周还出现了“宰夫”这一官职，粗看还以为是刑部官员，其实不然，“宰夫”的职责是考核百官治绩，并兼负责检查“司会”工作的职责。

“宰夫”的出现体现了“内控”的推广和应用，也就是说，在西周，考核监督成为会计职能的一部分，会计不再只是单纯的计量和计数工具，开始具有管理功能，成为控制和影响经济活动的工具。

伴随着会计机构和簿记技术的进步，西周还建立了配套的财计制度，有名的“九府出纳制度”“九式均节财用”便出自这个时期，说起来有点拗口，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按照收入类型匹配对应支出项目，多收就多支、少收则少支。

关于“九府出纳制度”“九式均节财用”对后世的影响，这里多说两句。这两个制度都是财务收支管理的具体方法，其“政在节财”“崇尚节用”的思想，对后世财务管理影响颇深，以至于现代企业的成本管理，都将财务视为重要的控制手段和管理工具。

实际上，决定企业成本的核心要素是生产技术、运营能力和商业模式，财务当然能发挥成本管控的作用，但并非决定性要素。

既然如此，为什么以“九府出纳制度”“九式均节财用”为代表的管理思想，能在封建帝国的财计制度中存在几千年？

因为“九府出纳制度”“九式均节财用”是“官厅会计”下产生的财计制度。“官厅会计”的根本逻辑是政治，而政治关注的是如何“分配”的问题，与经济关注如何“赚钱”的逻辑完全不同。

同时，农耕经济时期的生产力极为有限，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骤然提高生产力以扩大收入。因此，严格按照收入的多少控制支出，是最直接有效的管理方式。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偏重“节流”的财计制度难免忽视“开源”。

中国官厅会计的先发优势，极大地影响了民间会计的发展。以经济活动为基础，以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民间会计被大量植入官厅会计“重在节流”的财务管理思想。

为什么会计总被认为过于谨慎？为什么财务管理时常制约经营，而不是有力支撑业务拓展？

这些问题，我们从会计发展的历史轨迹里，就能找到答案。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生产力和文明程度快速提升，但各国会计簿记的形式和标准大相径庭。常出现赵国会计看不懂楚国的账，楚国会计看不懂齐国的账，这对国家集权统治来说，管理成本实在太高。统治者要想知道全国财政收入情况，还得先完成一次“汇兑损益”和“会计政策”调整的工作。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依靠行政手段，强力推行统一规范的记录规则，并规范会计记录的内容和形式，形成相对统一的簿记方法。文字或图形叙述式的记录方法被逐步取代，以“入、出”为符号的会计记录开始出现，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可理解性在这个时期初露端倪。

这一切都为“定式简明簿记法”的出现建立了现实基础。

所谓“定式”，是指核算规则、形式、标准相对统一。所谓“简明”，是指用标准化的会计要素、记录方式取代文字叙述方式，解决了记录烦琐且不易理解的问题。

定式简明簿记法算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推广的簿记方法，其作用类似于现在的会计核算规范。

虽然直出直入的单一会计记录方式，无法完整反映经济业务的逻辑，但其为后来的借贷记账法奠定了实务和理论的基础。

定式简明簿记法采取序时流水式的方式，按对象归类，分项核算。虽然，按主观意志或自然属性的分类方式仍不够科学，但较为统一、标准的簿记形式，有利于信息的传递和使用。

簿记方法的进步当然有利于服务经济建设，但在秦朝后期，大规模、大范围同时开工特大型建设项目，在生产力极为有限的时期“以支定收”，依靠暴力机构横征暴敛，也导致秦朝最终被推翻，西汉政权开始建立。

秦朝后的西汉政权，力推休养生息政策，生产力得以恢复，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景象。

经济一繁荣，会计就发展。

国家层面的财计制度逐步丰富和完善，出现了编户制度（一种赋税制度）、上计制度（相当于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和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专仓储备制度（国家储备粮管理制度）和财政收支制度等财计制度。

这期间的官厅会计凭证开始有序编号，“入”“出”作为簿记符号通行一致，“收”“付”作为簿记符号也在民间出现，西汉时期的簿记形式体现了简要、明确、完整的特点。

西汉时期的财计制度和财政管理，彰显出科学性和系统性，但西汉时期郡县和封国并存的“郡国制”，赋予地方过多财政权（封国享有地方税收），以致后期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动摇了国家根基。

也就是说，西汉时期的财政授权体系和权力分配机制出了问题。而对现代财务管理来说，如何处理财权的集中和分配，也是个难题。

西汉政权后，封建社会进入政权更迭最为频繁的魏晋南北朝，在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只有三十多年时间国家统一。这期间更迭的朝代和国家多达几十个。不光中原政权，在北方地区也是政权纷立，史称五胡十六国。

魏晋南北朝虽然承袭汉制簿记方法、财计制度和机构设置，但实际执行时却有名无实，甚至完全放弃了“量入为出”的基本原则。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财政支出，主要就两项，一是和别国打仗的军费支出，二是统治阶层的个人消费。

封建时期的财政收入来自田租、口赋（人口税）、力役（免费使用劳动力）。因为政权极不稳定，魏晋南北朝时期存在大量农田荒芜、人口流失的现象，所以，国家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根本没有保证。迫于无奈，这期间的财计制度，以扩大经济流入为核心，以适应环境变化为原则，统治阶层开始适度放松国家财政管理权。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家财计制度形式上很混乱，是因为相对于西汉时期稳定的政权，魏晋南北朝的国家治理环境根本没法推行标准化、规范化的财计制度。

财计制度本身没有好坏对错，适不适用才是关键。

着眼当下，我们常困惑什么是完美的财务流程和管理制度。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决定财务管理体系和具体内容的关键，是市场环境和经营规律，而“完美”的管理制度，往往是建立在众多假设之上的理想状态。

如果缺乏对环境因素的考量，制度越“完美”，效果反而越差。

纵观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是混乱的，经济是倒退的，战乱是不断的，文化是自由的，混乱的魏晋南北朝结束后，迎来了封建社会存在时间最短的王朝——隋朝。

隋朝国祚38年，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隋朝却创造了封建社会经济的高峰。史载：“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逾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廊庑之下。”

意思是说，储备物资的仓库塞得满满当当，不论赏赐还是耗用都不会超支，京都存放金银财宝的房子堆满后，还有很多积压在房屋四周的走廊中。

更夸张的是“所有赉给，不逾经费”，也就是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根本不用考虑钱的事！

隋朝这么富是有道理的，核心在于财政和财计制度很给力。概括起来，有三方面的突破：第一，切分士族门阀一部分土地交予农民，同时，将生产工具（牛）还给农民；第二，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制定与人口相关的赋税制度，以此，在扩大财政收入的同时，降低个人赋税压力；第三，建立储备粮制度，价高时放粮，价低时收粮，确保谷贵不伤民，谷贱不伤农。

财计制度一给力，生产力得到解放，经济收益自然就迅猛上升。三管齐下，短短十几年，成就“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的美誉。

在会计簿记技术方面，隋朝时期的会计簿记，开始推行“入、出、余”三柱式簿记方法，但没有其他实质进展。真正对会计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是隋文帝重新规范了度量衡标准，包括统一币制和重量标准。

上次做这个事情的是秦始皇，目的是为了国家管理，而这一次，是为了规范市场。

古时的会计计量标准，包括货币、实物（物资的重量）和劳动（工作时间、工作量）三个维度。作为会计，我们都知道，存在多种计量标准的情况下，核算时很难准确定义核算对象，极易造成会计信息失真。

隋文帝统一和规范计量标准，对会计发展的推动意义可见一斑。

隋朝在国家财政制度变革方面大有作为，其积累的庞大财富为唐、宋时期的会计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创造了商业环境。

隋朝之后的唐朝，代表了封建社会文明的最高水平，其时，国家统一、经济发达、文化昌明、国力强盛。“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更是封建政权巅峰的代表。

汉代的财计制度和财政体系，具有规范、统一和体系化的特征。唐朝的财计制度和财政体系也展现了同样的特征，并在财务机构设置、风险控制和资金管理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最具创新性的是在财务机构设置方面。唐朝时设立户部，分管财税工作，户部下设度支部负责预算、核算和考核，金部负责钱、帛收支等具体工作，仓部则负责粮谷出入库的管理。

这种基于账、实分离原则的职责划分，有利于强化财产物资的专业化管理，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更先进的是，唐朝正式确立了国家层面的会计法律法规，如发现记账、户籍和会计报告不实，会予定罪。唐朝虽然不是第一个对会计记录、簿记规则提出具体要求的朝代，但《唐律疏议》是以法典形式出现的，而负责编写的长孙无忌，是唐太宗任命的宰相，双方还结有姻亲关系。言外之意，这是一部高起点、有强大政治资源做保障、可以落地、并能强有力推行的法律。

唐朝统治者不仅在法制层面对会计工作提出规范性要求，还高度关注会计人员的执业能力。中唐时期的户部侍郎刘晏（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部长、税务总局局长外加农业部副部长），对会计职业胜任能力提出“通敏”“精悍”“廉勤”的执业要求。

一个国家部级官员，专门对会计工作提出要求，这说明两点：第一，会计工作对国家经济的影响重大；第二，当时的会计行业已有相当规模。

从唐朝开始，簿记方法体现出专业化的特征。这时期的账、簿已有区分。“簿”登录各种财、物变动（相当于核算凭证、流水账），“账”则按“簿”的类别分类归集（相当于明细账、总账）。

账、簿功能的分离，在中国会计发展史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更具划时代意义的是“利润”概念的出现。“利润”是现在司空见惯的报表项目，可在当时，却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因为这首次体现出会计核算的对象是有价值的内容！这是以前从未出现过的概念，会计从“计数”层面，上升到价值计量的层面。可让人费解的是，“利润”项目出现来自唐朝的官厅会计，而非民间会计，这确实有点出乎意料。

唐朝时期的簿记技术，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仍然承袭“三柱结算法”，唯一的变化在于会计记账的工具和方式——唐朝开始以货币计量的方式记账了！

唐朝的“两税法”实施后，实物地租变为货币地租，国家收入开始以货币形式体现。同时，唐朝经济发达，政治稳定，发行了“开元通宝”铜钱（中国历史上币值最稳定的铜钱），并且唐后期铜钱与白银同为金属货币，大幅挤压实物货币的用量，复本位币具备了大范围、标准化使用的基础。

既有强大的经济支撑，又有贸易结算货币的保证，货币计量方式具备了广泛推广的基础。

我们知道，货币计量是会计专业化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其意义堪比簿记技术和方法的进步。

在唐朝，专门的“会计报告”也已具雏形，编制方法、内容、规则趋于统一和规范，分为日、旬、月、季、年五个时点，前三种重在反映财物收支情况，后两种则全面反映出、入、余的内容。

伴随会计报告的运用，还出现了国家层面的财务专业报告。唐代李吉甫撰写的《元和国计簿》被认为是最早的会计专著，其中大量运用了数据分析的方法。此书共十卷，其内容与数据高度相关，在没有统计软件、数据库的年代，完成此书实属不易。关键是笔者的身份——李吉甫是唐宪宗的宰相。可想而知，唐宪宗对这本书的创作应该是大力地支持了一把。

估计李吉甫编写的《元和国计簿》被狠狠地表扬了一番，唐文宗的宰相韦处厚又编写了《大和国计》，这次一口气写了20卷，比《元和国计簿》整整多了一倍，结构、内容与其差不多，也是早期的会计著作。

到了宋朝，更是一发不可收拾，类似的如《景德会计录》《祥符会计录》《皇佑会计录》《绍兴会计录》等与会计相关的著作有十几种。这一时期也是商品经济异常发达的年代，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就突出反映了当时繁荣昌盛的城市生活。

“经济越发达，会计越重要”，这一定论在现实中得到反映。

宋朝商品经济的繁荣，有力地促进了民间会计的发展，而这一时期的官厅会计（类似现在的政府会计），却只能用“纠结”来形容。

宋时期官厅会计纠结的根源在于政权的“不安全感”。

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后，历代宋朝执政者的核心工作就是确保中央的集权统治。中央集权的核心基础是财权集中，所以，唐朝归属于宰相管辖的户部职能，划归“三司”（包括盐铁、度支、户部，相当于财政部、税务总局、农业部和民政部），而三司听命于皇帝。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其实，问题很严重。

因为皇帝对“三司”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和决策权，但皇帝不从事具体的工作，还得委托第三人——宰相，可宰相既没有决策权也没有控制权，面临事权和财权相互割裂的尴尬。后果自然是，办事效率大幅降低，而财务审核工作也变得异常麻烦。

为了解决这样的麻烦，宋太宗设置了“总计司”（专门的审计复核部门），这样一来，更是机构重叠、流程冗长。不到一年，又走回老路——复设三司。

于是，接下来的108年里，机构是设了撤、撤了设，反反复复没个定准，直到王安石变法，设置“三司条例司”（推行改革的总结构），将盐铁、度支部、户部三机关合并为一，划归宰相统管财计大权。可惜的是，仍然没有解决问题，并再次落入机构重叠的“死循环”中。

再后来，由于实在折腾不清楚，同时也折腾了不少事出来，干脆不折腾了！直接恢复唐朝的三省六部制，还是由户部来管。

结果，事情又闹大了。

由于长期的机构调整，财权、事权相互交叉重叠，是剪不断理还乱，国家财计大权变为皇帝管一部分、宰相管一部分、户部管一部分。

各位会计朋友一定知道财权分属而不集中的种种恶果。“责、权、利”本该高度相关的三者相互隔离，最终导致宋王朝集权统治的乏力。

宋朝财务机构调整的过程如此折腾，实在让人揪心，但对后世如何设置财务机构却有重要启示：为了“理想”的财务组织形式，贸然改变既有状态，往往适得其反。

有些时候，不折腾反而是最好的“折腾”。

宋朝在财务机构设置方面问题重重，在会计簿记发展方面却卓有成效。宋朝的官厅会计开始运用两联式原始凭证，一联由当事方留存，一联作入账凭据，并与其他经济档案一并交由专人常年保存。同时，分别设置草流（会计分录内容）、细流（按日序时账）和总清（分类核算汇总账簿）三类账簿，分工明确、层次清晰。

值得标榜的是，宋朝开始启用“四柱结算法”（期初结余+本期增加-本期支出=期末结余的计算公式），这一方法有效降低了因新旧账目混淆而发生贪污盗窃事件的概率。自“四柱结算法”出现后，便形成了后期历代记账方法的基本逻辑，著名的“龙门账”就是“四柱结算法”的升级版。

有意思的是，宋朝时的会计工作具有强烈的人文情怀。苏轼、王安石、曾巩等众多文豪巨匠，纷纷提出观点鲜明的财计制度。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与欧美国家的会计发展出现了根本性的差异，二者开始朝着不同的方向演进。

我们知道，自宋朝开始，历朝历代一直沿用单式簿记法，而在13世纪，复式簿记法开始在意大利广泛的使用。为何簿记概念最早出现在中国，而复式簿记法却出现在欧洲？

有观点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欧洲，经济发展推动了簿记方法的发展。但资本主义萌芽是14～16世纪之间的事，而复式簿记在13世纪就广泛地使用，况且，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体量远超他国，这一说法显然不成立。

所以，复式簿记法最早出现在欧洲的原因很可能是——纯属偶然。

1494年，一本名为《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的著作，系统性总结了复式簿记理论，本书的笔者卢卡·巴其阿勒，是位数学家，也有认为其是思想家的，总之不是会计学家。

后世的数学家凯利对复式簿记原理的评价是“像欧几里德的比率理论一样，是绝对完善的”。复式会计簿记就是在如此严密的逻辑推演下形成的，此后的会计记账方法和处理规则，都以此为基础衍生发展。

但为什么说这是偶然发生的？有三个理由。

理由一：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科学精神成为一种思潮，在当时，研究数学甚至成为一种时尚，尊崇科学精神的欧洲人民对任何涉及“数”的事都抱有浓厚的兴趣。

理由二：那个时候研究数学还不是专门的职业，需要靠其他营生养家糊口。

理由三：卢卡·巴其阿勒年轻时在商人家庭作坊当学徒，这期间，对威尼斯商人们广泛采用的复式簿记法进行了多年的研究。

于是，科学精神+案例（经验）积累+数学方法=复式簿记原理。

这就是“纯属偶然”的原因，但偶然性的底层是必然性。好比文艺青年和理工学霸的区别，在充满文艺气息的宋朝，确实没有研究具有科学精神的复式簿记法的基础。

在失去簿记方法升级发展机遇的宋朝之后，元朝的会计发展呈现出三个特征：第一，财计组织方式极其简陋，后期基本失控；第二，经济发展脱离农耕经济的基本形态，官厅会计失去发展的基本条件；第三，民间会计略有进步。元朝时期的会计发展，基本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按部就班、毫无亮点。

转眼来到明朝。明朝的财计制度很简单，就围绕一个核心——中央集权，由皇帝直接控制的中央集权。所以，明朝财计组织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大大减少，监督监控职能大大增加。

究其原因，与洪武大帝朱元璋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这样看来，一个公司财务管理的风格，基本取决于“一把手”的个人风格。

所以，明朝官厅会计的特点就是“严”，令人难以想象的严，其典型代表就是明初的“空印案”。简单地说，就是国家每年关于预算执行的审计工作，因为其制度设计过于严苛导致了“舞弊”事件，从中央到地方诛杀官员几百人，还连坐了几万人。

整个明朝时期的财计制度、记账方法体现出三个特征：一是会计报告的格式和内容高度统一；二是审核内容细化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三是审核的程序也是异常严格。

明朝的官厅会计虽然没有创新的空间，民间会计却发展迅猛。在明朝中后期异常开放的政治环境和自由的市场环境中，民间创新热情空前高涨，龙门账（有人认为是中国的复式簿记法）出现并成型，这一时期甚至还出现了“账房”这种专业性的民间会计组织形式。

明朝之后的清朝，封建帝国的财计制度经过几千年的积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中央到地方搭建起由财税、会计、国库、出纳构成的经济监控系统，形成了条线与模块相结合的财计组织管理体制。而这种体制，也深刻地影响了民间财务组织的形式，现在广泛存在的科层式组织架构，承继的就是这种模式。

同时期的民间会计，以“钱庄会计”的发展为代表，出现了“四角账”复式账簿，在成本结转、盈亏平衡、结账编制等方面与西式的复式簿记法有许多共通之处。

可以看出，清朝的官厅会计和民间会计的发展，同时达到相当高度，特别是民间会计，不管是发展速度还是高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单式簿记法在我国沿用这么长时间，却未能升级为复式簿记法，个中原因众多且复杂。根本在于农耕经济时代下的簿记方法缺乏技术进步的内生动力。

农牧经济基本是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经济活动范围小、内容简单，单式簿记法完全能胜任记录和管理经济活动的需要。而历代封建统治阶层的主流意识，是不允许大范围开展商业活动的，“重农轻商”的国家意识，限制了商业经济的发展，复式簿记法缺乏外部环境和现实基础。

同时，封建王朝中央集权式的统治，形成了经济集中的财计管理体系，经济管理方式对更复杂的簿记技术完全没有需求。官厅会计没有复式簿记技术的需求，民间簿记又缺乏复式簿记发展的环境。所以，单式簿记法才会一路高歌、不断前行，直到复式簿记法从国外传入。

至此，我们大致了解了中国古代簿记技术和财计制度的演进过程。研究历史是为了看清现实，从会计发展的脉络中，我们可以得到六点启示。

启示一：会计是一种古老又新兴的行当，只要有人类活动存在，一定就有对会计的需要。

启示二：会计是一门只能修补式完善的学科，其基本的原理和逻辑都已确定。

启示三：会计是需要不断创新和丰富的工作，工作内容包括计量记录的方法、统计分析的应用、管理控制的工具……

启示四：会计是不可或缺的部门，特别是在专业性不断增强、应用程度不断加深、会计理论不断完善的大趋势下。

启示五：会计是一门两极分化极为明显的职业，年薪30万元和年薪3万元的会计都会出现在这个行业里。

启示六：以上五项中与会计年薪相关的是内容是启示三和启示四。

要当一个年薪30万元的会计并不难，读者朋友们，只要接着看完本书后面的章节，相信您就能找到突破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