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中国样本分析

表2报告了利用中国样本数据基于OLS和Order-Probit模型的方程（1）与方程（2）的估计结果，显示了高等教育对创新意识和三项创新人格特征的影响。由于通过OLS和Order-Probit方法得到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基本一致，本文主要基于OLS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

对于创新意识而言，高等教育对创新意识的回归系数β8=0.416（p＜0.01），为影响创新意识的最重要因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受过高等教育群体的创新意识强度平均来说比未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高出0.416，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在培养民众创新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证实了假设H1。控制变量中，性别的回归系数为0.313（p＜0.01），对创新意识有显著影响，男性创新意识更强；年龄对创新意识具有负效应，年龄越大、创新意识越弱；健康人群的创新意识更强；结婚和是否生育对创新意识无显著影响；收入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创新意识越强。

在影响成就动机人格特征的各种因素中，高等教育深刻地塑造了成就动机的个人特征，其系数为0.379（p＜0.01）。在社会责任感方面，高等教育对社会责任感的回归系数为0.272（p＜0.01），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冒险精神方面，高等教育对冒险精神的回归系数达到0.161（p＜0.05）。综合这三项回归结果，高等教育对创新人格有显著的正面影响，验证了假设H2。

表2 高等教育对创新意识和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中国样本

注：*p＜0.1、**p＜0.05、***p＜0.01；括号内为t值或z值。

表3显示了基于方程（3）和方程（4）的回归结果。同样，由于通过OLS和Order-Probit方法得到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基本一致，本文主要基于OLS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由表3中第1列可知，成就动机人格特征对创新意识作用显著，系数为0.396（p＜0.01）。表3中第3列反映了社会责任感的影响，社会责任感的回归系数为0.342（p＜0.01）。表3中第5列反映了风险倾向的影响，其回归系数为0.368（p＜0.01）。以上的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设H3，即创新人格对创新意识有正向作用。

表3中第7列和第8列显示了方程（4）的结果，同时包含了高等教育和三项人格特征变量。三项人格特征变量的回归系数都很显著（p＜0.01），其中，成就动机的系数为0.237，社会责任感的系数为0.198，风险倾向的系数为0.275。高等教育的作用系数为0.232（p＜0.01），与表2中第2列的系数0.416相比，大幅度减小，因此满足了中介效应成立的条件：高等教育既培育了创新意识又塑造了创新人格特征；创新人格特征对创新意识有正面影响；同时加入高等教育和创新人格特征时，高等教育对创新意识的影响减弱。由此可知，对中国样本数据而言，假设H4成立，创新人格的中介效应存在。

表3 中介效应检验回归结果：中国样本

注：*p＜0.1、**p＜0.05、***p＜0.01；括号内为t值或z值。

（二）美国样本分析及中美比较

表4显示了基于美国样本的OLS估计结果，Order-Probit的回归结果与此类似，为节约篇幅，在此不予报告。第1列为回归方程（1）的结果。高等教育的回归系数为0.104（p＜0.1），假设H1成立。但与中国样本的回归系数（0.416）相比，差异比较大，美国的高等教育对创新意识虽然有一定培养作用，但远不如中国高等教育的作用大。与中国样本相同，性别对创新意识有显著影响，男性的创新意识更强，年龄有负面的作用，身体越健康、创新意识越强，婚姻有负面作用，生活满意度对创新意识有正面作用；但是，在美国样本中，有两个控制变量与中国差异较大，生育对创新意识的负面影响比中国样本显著（p＜0.1），收入对创新意识的影响比中国更弱，且不显著。

表4 高等教育对创新意识和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美国样本

表4中第2列至第4列报告了基于方程（2）的回归结果，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对人格塑造的作用。高等教育对追求成功的系数为0.066，且不显著；高等教育对社会责任感的回归系数为0.205，显著（p＜0.01）；高等教育对冒险精神的回归系数为-0.040，且不显著。除了社会责任感外，美国高等教育对创新人格的塑造作用不明显，假设H2不成立。第5列至第7列显示方程（3）的回归结果，展示了在美国创新人格特征对创新意识的影响。其中，成就动机的回归系数为0.226 （p＜0.01），社会责任感的回归系数为0.258（p＜0.01），风险倾向的回归系数为0.292（p＜0.01），三项创新人格对创新意识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因此对美国样本而言假设H3成立。

表4中第8列给出了方程（4）的回归结果，将高等教育和三项创新人格特征变量都加入回归方程后，成就动机的回归系数为0.112（p＜0.01），社会责任感的回归系数为0.169（p＜0.01），风险倾向的回归系数为0.213（p＜0.01），三者仍然显著。但是高等教育的系数为0.076，较之方程（1）中的系数0.104，略有下降但不显著。综合回归结果可知，在美国，高等教育对创新意识形成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成就动机、社会责任感和风险倾向三项创新人格特征对个人创新意识提升具有显著作用，但在创新人格特征三个变量中只有社会责任感在高等教育培养创新意识中具有中介效应，成就动机和风险倾向两项人格特征未产生中介效应。

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美国高等教育对创新人格特征的影响较小，使得高等教育经由创新人格塑造培养创新意识的路径没有获得充分的经验支持，中、美两国的创新意识培养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反映的中美教育体制差异值得进行深入辨析。

首先，在中、美两国，以成就动机、社会责任感和风险倾向为代表的创新人格特质都对创新意识有着正面影响。在美国，以乔布斯、比尔·盖茨、扎克伯格和马斯克等人为代表的科技产业的创新领导者，无一不深具人格魅力。他们有着强烈的成就动机，不满足于在产业中做跟随者，而是要引领产业的发展，甚至开创新的产业，屹立于技术创新的浪潮之巅；他们都有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热心于慈善事业，致力于解决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他们都具有高度的风险倾向特征，不畏惧行业激烈竞争的现实、进行具有高度风险的技术创新。因此，我国实施创新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支撑是在全民教育中注重创新人格的塑造，培养具有远大理想、高度社会责任感和愿意冒险的创新人才。

其次，在创新人格和创新意识培养方面，中国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阶段，小学和中学阶段基本处于应试教育状态，主要集中于基本知识学习和训练，创新人格和创新意识培养缺失。而美国的创新意识在高等教育之前已达到较高水平。根据样本数据计算的结果，中国样本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和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之间的创新意识水平差距很大，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的创新意识均值为4.379，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的创新意识均值为3.482。但是，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和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之间的创新意识差异较小，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创新意识均值为4.018，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的创新意识均值为3.896。因此，美国民众创新意识形成的时期比中国民众更早。同时，三项创新人格特质中，美国高等教育仅对社会责任感有较强影响，对成就动机和风险倾向的作用不显著，美国在高等教育之前的小学和中学教育都十分注重个人价值实现、鼓励尝试创新和个性化发展。美国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已具备较强的成就动机、冒险精神等人格特征，也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进入大学后能做出人生选择，致力于有目的的学习和研究，提升创新能力，取得创新成果。

最后，创新人格教育在我国面临着现实困境。在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中国学生主要接受应试教育。应试教育的狭隘之处在于考试科目的有限性、评价指标的单一性和答案的标准化，抑制了学生创造力的发展。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正式提出素质教育的观念，但由于考试指挥棒没有得到根本扭转，素质教育仍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并没有成为现实。诚然，应试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吃苦耐劳、不畏艰难的人格品质，但很大程度上属于高压情境下的非自觉反应，导致其不具备稳定性和持久性。因此，中国学生创新人格塑造任务很大程度上落到高等教育阶段，在学习、生活相对自由的高等教育阶段，在中国教育部门不断推进大学通识教育和人格教育的努力下，中国学生的创新意识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但根据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由于中国学生在青少年阶段缺失了创新人格培养和创新意识教育，形成心理发展断层，导致民众的创新意识与美国存在着较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