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价值之二——公正

一、公正的概念及分类

博登海默在《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中写道，公正有着一张普罗修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现不同形状并具有极其不同的面貌。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和哲学家都提出了声称自己是绝对正确的“正义观”，通过不同学说的碰撞，我们也可以得出自己对公正的理解。不论是分析法学派代表人物奥斯丁认为“恶法亦法”的法规公正论，还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纯粹法学代表人物凯尔森认为的相对公正论，抑或是罗尔斯提出的“公正所保障的各种权利，不受政治交易或社会利益的考虑所左右”的社会公正论，我们都没有必要对这些“公正”的含义一一列举，因为正如古谚所言“法是善与公正的艺术”，法是实现公正的手段，法的价值在于实现公正。在这些情形下，公正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即赋予人的自由、平等和安全在最大程度上与共同福利相一致。

在讨论公正价值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几个关键名词进行必要的讨论，即公正、公平、正义。公正，是一个在哲学和社会学中应用都十分广泛的词语，它内在包含着诸如公平、公正、正义、平等等理念。在公正理念下诸多“小理念”相互依存，但是又绝对完全对等，具体分析后，又会发现有诸多不同之处，在这一意义上，公正应该说是兼顾了公平与正义两者的意义。至于公平与正义，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现代中国，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对这两个词语的讨论在璀璨的历史长河中，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卷帙浩繁。这些讨论大多数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来论述本学派的观点。但是不管是公正与公平，还是公正与正义，都在一定意义上存在相异之处。比如，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金融大鳄”索罗斯可以说遵循了证券市场“公平”的游戏规则。但是，毫无疑问，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索罗斯的所作所为，不管是从他的动机方面，还是就其行为的结果说起，都有悖于公正的要求。索罗斯正是通过所谓的“公平”的游戏规则而直接引发了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乃至波及世界的经济灾难，其结果就是直接损害了社会公正。这个事例说明，公正和公平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我们应着力构筑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公平保障体系，使公平正义具体体现在人们从事各项活动的起点、机会、过程和结果之中。

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有二：首先要有“良好的法律”，其次，这个“良好的法律”能被“普遍的服从”。所谓“良好的法律”，就是体现社会公正的法律；所谓“普遍的服从”，就是法律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都得到全面的实现。现代法治既是公平公正的重要载体，也是保障公正的重要机制。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为各类人才进入事业单位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对于广大的应聘人员而言，公平最重要的价值是保障考试面前人人平等和机会均等。避免歧视对待。政府人事行政部门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规则，并切实履行监管职能来保证应聘人员的机会公平，通过规范考试程序实现程序公平。但是一味强调公平也是不行的，因为个体是有差异的，规则以及程序上的公平，并不能保证结果上的公平，因此，还必须考虑公开招聘的公正性。政府人事行政部门要维护公正和中立，保障机会均等，如很多地方的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规定对城市低保家庭和农村特困家庭的应聘人员减免考试报考费，虽然减掉的只是一笔小小的报考费，但却给特困人员带来一个进入事业单位的机会，能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公正。

在事业单位考试实践中，从考试设计到考试实施、考试结果与处理、考试质量分析的各个环节，都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公平带有明显的“工具性”，它所强调的是衡量标准的“同一个尺度”，用以防止社会对待中的双重（或多重）标准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公平是效率的基础和条件，没有它，效率就会因公平的缺乏而降低或停滞。所以，公平是事业单位考试运行的重要价值导向。事业单位招聘制度与公务员公招制度，在某些方面是一样的。事业单位招聘关于公正价值的选择体现在考试运行中，应是以社会各阶层均享有竞争公务员职位的机会均等、公平竞争、受到平等的结果对待等方面。

公正是法律的灵魂，也是事业单位招聘考试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公正在事业单位招聘过程中，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第一即机会公平。在人事选拔和录用中，凡是符合任职条件的公民都有平等的机会应聘事业单位职位，不能因种族、民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制度缺陷而人为地加以限制。但是这种公正只是相对而言的，针对我国各地发展不平衡以及对特殊人群的支持等原因，我们应该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开展事业单位公招制度。第二是在考试程序中各主体实施的平等。为保证事业单位考试权的规范运行，必须有一整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和技术规范来保证考试的公正举行。第三是对违反国家事业单位公招规则的机关和个人处理的公正。在事业单位考试中不因其他因素对同种情节的组织和个人进行不同的处罚，以保证考试的公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明确提出增加规定组织考试作弊等犯罪，说明我国对于事业单位等国家级考试的公正问题越来越重视。

事业单位考试制度中对于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的支持，在制度层面上建立了一套公平公正的科学选人机制。这种机制从形成、发展到不断完善始终体现了公平竞争、唯才是举和平等公正的原则，同时，也为进一步实现公平竞争，促进社会公正提供了制度保障。从历史上看，自科举考试制度确立以来，考试权的运行解决了历代政治制度对社会开放的问题，在这样开放的社会流动过程中，社会各方利益主体达到均衡。直到近代人才观的转变，人们不再在科举官场这唯一的出路中倾轧。中国没有经过商品经济的养成过程，但高考制度的推行，显示了社会公正、公平、公开，从而在制度框架上培养了社会理性，实现着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威）与政治管理的合法性（高考制度的权威）的统一，并由老百姓的信仰所证明。在当代我国事业单位考试制度运行过程中，严格的考试程序所达成的共识是保证公平竞争、促进社会公正的必要条件，其基本的操作规程、解决冲突的方法，使公招考试运行在规范的制度化程序上，塑造了社会公正。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政策多变的历史时期，事业单位考试权唯有始终不渝地支持公平竞争的理念不动摇，才能使考生在参加考试的过程中，不但有平等社会地位的追求和实现，还有渗透到千家万户的对这种平等社会地位追求的信念。这种具有自发性、内生性的信念，比起在政治形态上塑造成权威要容易，也更易通过对这种社会公正的倡导和塑造，使民主法制建设更具基础而非流于制度层面。

事业单位考试权的良性运行，其价值目标是为了有效地把优秀人才录用到事业单位队伍中，而这一价值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事业单位考试质量的不断提高。因此，在对事业单位考试质量进行评估时，必须把公正的原则贯穿于全过程，不断提高考试的质量。

二、公正的重要意义

（一）化解阶层固化的有力手段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曾说过，我们应当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中国梦”，即只要是中国公民，只要努力向上，不论是偏远地区农民的子女还是城市居民的子女，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上升的空间，都可以凭借自身的才华和拼搏，改变命运。步入21世纪，我们发现在诸多社会领域的选拔和竞争过程中，总是会出现一些重视家庭背景与人脉关系的现象，所谓个人能力的重要性已经显得微乎其微。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强后，最终的恶果就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在阶层固化的社会，弱势群体无法进入社会中高层，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强势群体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丧失了最初的进取之心。因而，一个公正的公招考试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是解决社会阶层固化问题的一种手段。

（二）实现和谐社会的必要路径

就目前我国的现状而言，总的来说是和谐的，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存在的一些不和谐的因素。这些不和谐因素的原因有诸多方面，我们不一一赘述，但不能否认，社会不公现象是引起不和谐的重要原因之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切实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抓紧抓好。当今中国，社会深层次矛盾凸显，围绕着民生问题，如住房拆迁、环境污染等，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诸多挑战。所以，在公招中，我们必须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逐步做到保证社会成员都能接受教育，都能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参与社会生活，都能依靠法律和制度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三）稳定社会结构的重要方法

社会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占有一定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及其关系格局，包含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若干重要子结构，其中社会阶层结构是核心。广义地讲，“社会结构”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构成状况；狭义地讲，其在社会学中主要是指社会阶层构成情况。学术界普遍认为，一个相对理想、相对成熟的现代社会结构，应具有公正性、合理性、开放性等特征。随着我国公招制度的完善，公招程序愈发公正，加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作相对稳定，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稳定社会结构的作用。

三、事业单位公招的公正价值

在本书中，笔者将事业单位的公正价值定义为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结合，在程序上按照法律法规政策办事，过程全方面监督，最终的结果令各方均满意。

具体而言，事业单位在公招过程中，实现了形式上的公平，即能够做到在考试既定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就正义而言还有一定的差距。例如在当前的考试制度下，某些疾病虽然存在，但是并不会影响他人，但是普通社会大众对于该病存在疑虑，在此情况下，将其纳入体检标准是否合适，还有待考究。事业单位公招的前路漫漫，我们还需要很长的周期才能实现我们所期望的公招程序正义和实体公正。

四、如何维护好事业单位公招公正

（一）要有一个充分参与的制度保障

法治之本在立法，而良好的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意志的体现。近年来，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不断推进，与此同时，公众的法治意识不断加强，其结果就是我国公众参与立法的实践取得越来越大的进展。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一个现实，理论与实践并不总是协调发展的。目前我国法理学界对立法公众参与问题的研究尚显滞后，公众参与立法制度是否具有正当性、合理性和科学性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明。

（二）要有一个正确的舆论环境

对问题的评判、评价要公允，不能只站在某一方的立场上讲话。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公布的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数量已达到7.72亿人，普及率达到55.8%，超过全球平均水平（51.7%）4.1个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46.7%）9.1个百分点。其中，手机网民占比达97.5%，移动网络促进“万物互联”。网络监督和平面媒体监督是一把“双刃剑”，如何能剑指违规行为人的同时又不伤及无辜，是相关部门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网络监督可以通过报道、揭露等方式，形成较强的社会舆论，进而有效发挥监督作用，防止权力的滥用。但是这种舆论监督的开放性也必然会带来一个负面结果，即真伪信息鱼龙混杂，混淆人们的视听，影响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严重影响了网络舆论监督的发展和效力。因此，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建立一个正确的舆论监督环境对实现公招的正义价值都是有必要的。

（三）要有一个严格的外在监督机制

监督机制是指用同一把尺子监督参与主体的各方是否按照规定从事工作。外部监督是指除了行政机关以外的监督主体对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主要包括国家权力机关、政党组织、司法机关以及社会的监督，其中社会监督包括社会团体的监督、社会舆论和公民的监督等。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政治治理与公民参与，允许多个权力中心或服务中心并存，通过相互合作给予公民更好的服务和更多的选择权，避免“公地的悲剧”和“集体行动的困境”，扩展了治理的公共性。在这一理论的影响和指引下，可以引入“多元参与”的观点。从我国目前事业单位公招监督机制的现状来看，由于行政监督主体较多且基本上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责任范围，各个主体扯皮推诿、“踢足球”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视事业单位公招监督机制中的问题协调，要取长补短，发挥比较优势，综合运用多种监督方式，增强事业单位公招监督体系的全面性、系统性和严密性，确保监督落地落实、有力有序，才能保证公招的公平正义秩序真正得以实现。